原题：真的“人言可畏”吗？——阮玲玉的真假遗书
1935年3月8日，曾有"中国的嘉宝"之称的阮玲玉，服毒自杀了。这个事件，在当时引起极大的震撼。而阮玲玉留有两封遗书，其一是《告社会书》，这么说："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是（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样有对他不住的地方，别的姑且勿论，就拿我和他临别脱离同居的时候，还每月给他一百元。这不是空口说的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宽（怨）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了又想，唯有以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这"人言可畏"，引发人们对当时不负责任的报纸的谴责。连当时处于沉疴的鲁迅，都激于义愤，写了《论"人言可畏"》一文，直指："她的自杀，和新闻记者有关，也是真的。"一时之间，这些小报记者成为众矢之的。
这两封遗书发表于1935年4月1日联华影业公司出版的《联华画报》上，长久以来被大家所引用及谈论。但其实在二十几天后的4月 26日出版的《思明商学报》，却登载了阮玲玉的另外两封遗书。只是《思明商学报》是30年代出版的一张内部发行的机关小报，发行仅一千五百份，外面的读者是看不到的。不仅当时的读者看不到，就连以后研究电影史的学者也没有人发觉，事实的真相就这样尘封半个多世纪。直到1993年3月，暨南大学
真正的遗书这么写着：
达民：
我已被你迫死的，哪个人肯相信呢？你不想想我和你分离后，每月又贴你一百元吗？你真无良心，现在我死了，你大概心满意足啊！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误（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但是，太迟了！不必哭啊！我不会活了，也不用悔改，因为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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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珊：
没有你迷恋××（按：指歌舞明星梁赛珍），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吧！
我死之后，将来一定会有人说你是玩弄女性的恶魔，更加要说我是没有灵魂的女性，但，那时，我不在人世了，你自己去受吧！
过去的织云（按：即张织云，唐季珊玩弄过的女影星），今加的我，明日是谁，我想你自己知道了就是。
我死了，我并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妈妈和小囡囡，还有联华欠我的人工二千零五十元，请作抚养她们的费用，还请你细心看顾她们，因为她们唯有你可以靠了！
没有我，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了，我很快乐。
玲玉绝笔
当时《思明商学报》在发表这两封遗书的同时，又刊登一篇《真相大白唐季珊伪造遗书》的文章，文中说："阮玲玉自杀当晚，确写遗书二封，是唐季珊指使梁赛珍的妹妹梁赛珊写的，梁赛珊后为良心所责，说出真情，并将原遗书交出。原遗书极短，文字不甚流畅，而且涂改多处……"
阮玲玉自杀后，唐季珊迫于社会压力，乃指使梁赛珊代笔，伪造了遗书，除将死因归于"人言可畏"外，还将矛头改指向张达民，为自己脱罪。我们看经他修改后所公布的联华版遗书：
季珊：
我真做梦也想不到这样快，就和你死别，但是不要悲哀，因为天下无不散的宴席，请你千万节哀为要。我很对不住令你为我受罪。现在他虽这样百般的诬害你我，但终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看他又怎样活着。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死而有灵，将永永远远保护你的。我死之后，请代拿我之余资，来养活我母亲和囡囡，如果不够的话，那就请你费力罢！而且刻刻提防，免她老人家步我后尘，那是我所至望你的。你如果真的爱我，那就请你千万不要负我之所望才好。好了，有缘来生再会！另有公司欠我之人工，请向之收回，用来供养阿妈和囡囡，共二千零五十元，至要至要。另有一封信（按：指《告社会书》），如果外界知我自杀，即登报发表，如不知请即不宣为要。
阮玲玉绝笔
（民国）廿四，3月7日午夜
就此遗书观之，作伪的地方太为明显了。上海茶商、花花公子唐季珊和从少女时代就霸占阮玲玉的张达民一样，都是迫害她的元凶，唐季珊还曾在街上当众打她，逼得她几次自杀，而遗书中却有"我很对不住""令你为我受罪""你如果真的爱我"，如此"深情款款"的字句，此时此地恐非阮玲玉说得出口，这也未免写得太假了！加上阮玲玉文化程度不高，平日又忙于拍戏，甚少提笔写作，但观遗书，却文思缜密，文辞修饰有加，这在一个在悲愤交迫的人，是无法从容地写出如此通达流畅的文字。因此后来梁赛珍声明，是她将"遗书"交给《联华画报》发表的。而梁赛珊也声明，是她参考了唐季珊交给她的阮玲玉真正的遗书，按照唐季珊的意思起草了两封假遗书，说出"人言可畏"等话语，以减轻唐季珊的责任。那潦草的字迹也是她模仿的，而这一点，当时张达民就曾指出，他曾对记者说"遗书已见报载，唯详细查其字迹，与阮之笔迹不对，但尚不能确定……"，云云。梁赛珊也说真的遗书她并没有交还给唐季珊，而是交给了《思明商学报》的记者。
而近日阮玲玉所工作过的联华影业公司的领导人黎民伟的日记及文章发表了，更让我们看清这事件的真相，也印证了阮玲玉对爱情的破灭。我们据这些文献，可重建她生命最后三天的历史现场：
3月5日下午，
3月7日的晚上，我在舍间设宴招待一位美籍技师和几位香港来的同事，与宴者一共两桌人。
而据说阮玲玉当晚离开黎宅之后，又到扬子江饭店与唐季珊等人一起跳舞。他们回到新闸路沁园村9号家里时，已是3月8日凌晨1点。他们是一路争吵着回到家的。到家时，阮玲玉吩咐女佣给她准备一些点心，一边上楼进了卧室。她对唐季珊说："很晚了，你先睡，我记好零用账就来睡。"谁也不知道一个行将远去的苦命女子心里到底想些什么，但表面上她还是镇定而从容的。而后来当被发现时，现场有她吃剩的点心和三个装安眠药的瓶子。
黎民伟3月8日的日记这么记载着："早6时忽接唐季珊来电话云：阮染疾病，请即代觅医生来卡尔登戏院旁之邹岭文医生家。伟即漱口，牙盐盅盖坠地粉碎，予心知不佳，即找陈继尧医生、陈达明医生往救，无进步。闻她自宴罢归家，曾请其母煲面与她食，其时擅服安眠药，并写下遗书两封，乃摇醒季珊，问他是否当她为妻，并叫唐给她最后一吻，唐始觉诧异，遂雇车送她往四川路福民医院，唯该院夜深无医生（阮前曾服安眠药亦送福民医院救活，故此次其母亦命车送她到福民也），遂转送邹岭文处救治，各医见无进步，乃于午间送入中西医院，至晚6时半与世长辞矣……"
阮玲玉的自杀，是起因于情爱的纠纷。阮玲玉，广东人，父亲早逝，家境清贫，靠母亲为人帮佣过活。1925年初，母亲为雇主辞退，生活陷于窘迫，这时张达民慨然予以资助，故阮玲玉乃以终身大事相许，不久两人在北四川路鸿庆坊同居。后来阮玲玉发现张达民游手好闲、坐吃山空、嗜赌成癖，很快将其父的遗产挥霍殆尽，屡屡劝之，但张达民却依然故我。而此时阮玲玉因主演电影《挂名夫妻》名气越来越大，张达民一次次地向阮玲玉伸手要钱，用于赌、玩女人，不给就跑到摄影棚去闹。阮玲玉因张达民有恩于她，曾苦口婆心去劝张浪子回头，但张达民并不为所动。这使阮玲玉陷入绝望的境地，她曾服毒自杀未遂。 1932年，因阮玲玉之荐，张达民到香港瑞安轮船公司工作，后因贪污公款被公司开除，后来还是因阮玲玉的关系，才在福建找到一个税务所长的空缺。
而在上海的交际场中，性喜玩弄女明星的唐季珊对她垂涎已久。在唐季珊的甜言蜜语及银弹攻势下，1933年3月，阮玲玉带着母亲何阿英及养女小玉，开始与唐季珊同居。4月9日，张达民从福建到南京出差，经过上海，回到家里发现人去楼空，方知"妻子"竟然和唐季珊共筑爱巢，怒不可遏，扬言要对簿公堂。就阮玲玉、唐季珊方面而言，以阮玲玉、张达民两人从未举行婚礼，名分未正，自无法律责任可言；但张达民以所爱被夺，心有不甘，因此委请律师致函唐季珊，指其侵占衣饰，窃取财物。而唐季珊也反控张达民虚构事实，妨害名誉。张达民一气之下，再控唐季珊与阮玲玉通奸，妨害家庭。双方告来告去，受伤最大的还是阮玲玉。各报连篇累牍地报道阮玲玉和两个男人的风流韵事，绘声绘影，诬蔑、攻击、谩骂接踵而至。就在此时，由阮玲玉主演的电影《新女性》中有无耻记者利用舆论逼死女主角的情节，影片对黄色小报记者的下流心态和以造谣为能事的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因而引起某些记者的强烈不满，于是乘机对阮玲玉落井下石，刻毒讽骂。于是正如鲁迅所说："……不过无拳无勇如阮玲玉，可就正做了吃苦的材料，她被额外的画上了一脸花，没法洗刷。"
在阮玲玉短暂的二十五载的岁月年华中，她主演了二十九部电影，其中《三个摩登女性》《城市之夜》《神女》《新女性》等影片，被认为是中国早期电影的经典之作。她以朴实、细腻而传神的表演，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灵，但在自身的感情上她却无法征服自己。她曾痛心地感觉到："张达民把我当作摇钱树，唐季珊把我当作专利品，他们谁也不懂得什么是爱情……"是的，从真正的遗书观之，张达民的无理纠缠，唐季珊的把她玩弄于股掌之间，甚至还另结新欢梁赛珍，都是她"心中永远的痛"。也因此在泪枯心碎之际，她不得不走入生命的绝境。至于所谓的"人言可畏"，那是唐季珊编出的脱罪之辞，并非阮玲玉自杀的主因。
摘自：《民国的身影——重寻遗落的文人往事》 蔡登山/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