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泰山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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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48）罚税款 
我和储忠（1985年，泰山）
高薪，是引来告状的主要原因，也是这次 “ 清理整顿 ” 的主要内容。这个问题好解决，虽然我们说得理直气壮，但在心理上，应该顾及左邻右舍。四通暂时把大家的报酬砍掉了百分之四十。这件事，对公司将来的发展影响不大。也有个别人因此离开，离开就离开，这样的人早晚会离开，早离开比晚离开好。
其它四个方面的问题：税收、物价、外汇、信贷，对我们而言，却是伤筋动骨的四把刀，而且刀刀见血。
据说， “ 上面 ” 有人问调查组：四通去年赚了多少？
答：一百多万。
“ 上面 ” ：罚他们一百万，把他们罚光！
在调查组里，同情和支持我们的大有人在，他们也看不惯 “ 上面 ” 的蛮横和无理。在处理相关问题时，他们悄悄向我们透露了 “ 上面 ” 的旨意。
罚款需要理由，第一招，就是查税。当时所有的公司都要缴一种税：营业税。税率是营业额的 3% ，我们一分钱也不会少。 1984 年，在中关村一条街上，惟独四通还要缴另一种税：所得税，因为我们是乡镇社队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很高， 55% ，因为四季青当年蔬菜任务完成得好，政府给予减税 20% 的优惠，所以四通要按利润的 35% 缴纳所得税。
将近 30 万元营业税，我们缴了；将近 50 万元所得税，我们缴了。我当时还对大家说，不要怕贡献大，这是花钱买安心，花钱买安全。应该说，在照章纳税这一点上，四通做得无可挑剔。
但遇到存心要整你的主儿，鸡蛋里也能挑出骨头来。
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四通自己没有外汇，为了做成生意，要找有外汇额度的单位合作。合作的潜规则是，每使用对方一美元外汇额度，要以 “ 利润分成 ” 的名义给对方一元人民币。
问题就出在 “ 利润分成 ” 这个名义上了。
1984 年，我们使用了中国银行信托投资公司 123.2 万美元的外汇额度。按合作协议，我们给对方转账了 123.2 万元人民币。理所当然，这 123.2 万元人民币，对我们来说，是经营成本。
调查组却说我们不该把这 123.2 万人民币摊入成本，因此漏税 36.96 万元，必须补缴。
我们争辩：要纳税，那也是中国银行信托投资公司的事情。谁得利，谁纳税，天经地义。
他们 “ 歪理 ” 十足：中国银行信托投资公司是国家单位，罚他们，是把钱从国家的一个口袋里，转到另一个口袋里，那有什么意义？！只有罚你们，才能增加国家收入！
我咨询万老。他说：当时协议上没有说清楚利润分成是税前或税后，现在他们要按税后分成来处理，我们就没有办法。于是我们只好认罚，补交了 36.96 万元的税款。
这种一次性的罚款，算花钱买教训，不至于影响我们的长远发展。
但 “ 上面 ” 要再罚我们一百万，于是，他们又从物价着手，找我们的麻烦。这一回合，非常凶险，如果这一次认了罚，就是断了我们今后发展的活路，把自己往死路上逼。
事情是这样的，调查组在报告中认为： “ 四个公司普遍存在擅自定价违反物价政策的问题。商品一般加价 20% 至 60% ，有的加价还高些。如四通公司去年进口 1300 台 M-2024 打印机，每台 500 美元，加上关税等费用每台成本合人民币 1800 余元，自定销售价格每台 4100 至 6900 元，已销出 986 台，盈利 171 万元。”
和我谈物价问题的，是北京市物价局的一位年轻官员。他说：你们在 M-2024 打印机的销售中违反了国家物价政策，要罚你们一百万。
我说：同样的机器，为什么四机部（即后来的电子工业部）的公司卖 9000 元是合法；而我们卖 不到一半的价钱 却是非法？更何况，其中还有我们开发的软件，难道软件不值钱？
物价局官员：因为他们是部级单位，自己有定价权，所以他们卖多少都是合法的。而你们没有定价权，商品定价必须由我们北京市物价局来规定。
我：那你们的规定又是什么？
官员：按照国家一、二级批发站的规定，加费率不能超过 10% 。 M-20 24 打印机的成本是 1800 元人民币，合法加价不能超过 180 元人民币。超过部分，即是非法收入，应予罚款没收。
我：我们每销售一台打印机，给提供外汇的合作者就要分成 500 元人民币，加价却不许超过 180 元，这 500 元还不许摊入成本。而且，我们钱是借来的，房子是租来的，贷款要付利息，房子要付租金。就算我们不吃不喝，做得越多，赔得越多，这让我们如何生存？
官员：这就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了。
我：如果国家要我们作贡献，我们可以把赚到的钱都捐给国家；但是非要说我们是非法收入，是罚款，我们绝不同意。我们不能花钱买不光彩。
这位年轻官员动了恻隐之心：万先生这么讲，我们就不好意思啦。然后悄悄和我说：罚你们 100 万，是 “ 上面 ” 的意思，我们只是 ……
他递过来罚款单，我拒绝签字。
在物价问题上，我们不能轻易妥协，因为一旦同意他那个 10% 的加费率，把我们罚得倾家荡产是小事，还意味着今后根本就没法做生意。明摆着，这是逼你关门。
就这样僵持着。一直到 1985 年 9 月 25 日上午，我和王安时最后一次去北京市物价局，才谈成了妥协方案：今后的物价，由我们自己根据市场情况定价后报备北京市物价局，物价局不提出异议，即为合法。但我们要上缴 50 万元，作为以前没有及时向物价局报备的罚款。这就给我们今后的发展留了一条生路。
据说， “ 上面 ” 对物价局的处理结果大怒： “ 让你们罚 100 万，为什么只罚 50 万？ ” 物价局拒绝再找我们的麻烦。于是， “ 上面 ” 找到外汇管理局，要他们来再罚我们 50 万元。
本来，我们不是涉外单位，外管局管不着我们。而且，我们已经按税后利润分成补缴了税款。如果要罚，也应该罚那些不当使用外汇的单位。更何况当时的政策是允许留成外汇这样使用的，后来的政策不允许了，也不应该用现在的政策去规范以前的做法。他们的理由同样荒谬：你们是民营企业，不罚你们罚谁？是的，在政府眼里，国营单位是亲儿子，民营企业是野孩子。亲儿子和野孩子一起犯了错，当然要责罚野孩子。
问题是，无论是亲儿子还是野孩子，当时我们并没有错。老沈陪我去应对外管局，他们悄悄告诉老沈，这是 “ 上面 ” 的意思，他们也没办法。
很无奈，我们又缴了 50 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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