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人没别的毛病，唯一一点就是不够谦虚。
比如说，现在，我这个“无文章无朋友无住地无年龄”的网客，就要和“有文章有朋友有住地有年龄”的网客们，论一论。看看谁，能对辛亥革命及风云人物评出点新意来。
我今天，就先来说说国父孙博士中山先生。
谈论一个人时候，人们常有的思维很容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没办法，这是难免的。但是，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确是一个值得推崇的方式方法。
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当个事后诸葛亮，很容易“站着说话不腰疼”。避免这种善意误会的有效方法之一，是先放弃时间距离，在现有环境下，思考同样的问题。
中山先生经历过的，我大概也经历过。有东方生活的阅历，有西方生活的阅历；对民主与独裁，佛祖与耶稣；等，都不生疏。
那么，
1）国父为什么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呢？
按照我的狭小思维，很容易想到：美国的体制那么好，照搬不就很不错了吗？您别以为我这种思维是无中生有，现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有多少天才的华人，思维还就停留在“照搬美国，富国强民”的境界上。对于体制的思考，我们是有可能达不到孙博士那个深度。因为那是他的专业，他的饭碗，他的身家性命。我们现在如果有人，能真将自己的生死荣辱与这个话题联系起来，思考的深度也肯定会不同的。
孙先生当时制定这样的政策，是在知道美国华盛顿建国理念的基础上，做出来的。他理所当然，应该整一个最好的，没有必要有好的不用，而整一个二好的吧？还有一个问题，他当时是不是身不由己呢？根据他老人家的脾气，可能性不大，因为换成我老人家，也不会在这等大是大非的事情上委曲求全。
那么，“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可不可以说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呢？跨过时间隧道，现在事过境迁变了多少？
2）国父为什么不当上帝的仆人？
到西方的华人，很多人把接受主耶稣当成一种时尚，其实很多事情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所以然。还没有到西方的华人，也有为了某种时髦，接受主耶稣，比如说蒋大总统介石先生。
但是，国父不是一个基督教徒。
十二岁时，他离乡远赴檀香山，『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在檀香山五年时光，大部分时间是在基督教学校读书，亲身攻读集体会欧洲和美国的科学﹑民主，以及宗教等知识和思想。
然而，国父不是一个基督教徒。
国母宋庆龄对基督教的认识也在国父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1966年，《纽约时报》记者包德福竭力想要宋庆龄承认自己还是一个宗教信仰者时，宋庆龄为了澄清事实而致函友人爱泼斯坦，十分明确“孙中山明确地告诉我，他从来不信什么上帝，他也不相信传教士（说他们不是“伪善者”就是“受了误导”）。
由此看来，国父是一个能独立思考的人。
百年过后，我们的思维还达不到国父的深度高度，原因何在？是与儒家文化的腐朽有关呢，还是与文化大革命教育失败有关？希望在思考与讨论中得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