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下午5时，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授予10位元帅军衔典礼，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与他们同一批授衔的，还有10名大将、55名上将、175名中将和800余名少将。
54年后的今天，回顾那段特殊的历史，我们发现，这个名单的出炉，既非纯粹的论资排辈，也非简单的论功行赏，而是综合平衡的结果。
“山头平衡”成重要因素
邓小平曾指出：“我军队历史上是由各个山头、五湖四海集中起来的。过去，有三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又是由好多山头结合起来的。”这些“山头”，虽不如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军队那么根深蒂固，但也真实存在，在经历了数次分化组合后，关系十分复杂。
毛泽东给罗荣桓授衔授勋
按当时中央规定：元帅是行政三级，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大将是行政四级，享受副总理待遇，自大将以上可算作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将是行政五级，享受国务院秘书长待遇；中将是行政六级，享受部长待遇，自中将以上都是高级将领，可配备警卫、秘书和保健医生、厨师、勤务员；少将行政七级，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不同级别之间，待遇、权力地位相差很多，因此，除了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在军队服务的经历及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外，还要适当照顾到各方面军干部的相对平衡。
朱德、彭德怀，因战功卓著排在了十大元帅的前两位；林彪是第四野战军的代表，十大元帅中他的战绩和指挥能力都堪称第一，是10人中除朱德以外唯一的政治局常委；刘伯承是二野代表；贺龙，借助南昌起义总指挥和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资历成为元帅；陈毅代表着南方3年游击战、新四军、第三野战军3个方面的力量；罗荣桓代表着政工在军中的地位，这是中国军队特有的中国特色；徐向前借助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身份成为元帅；聂荣臻是华北野战军的代表；叶剑英则一直是“中共军方在政坛上的代表”，除他之外，党内、军内再无他人有这种特殊地位了。
大将的评选，也同样考虑了“山头平衡”的因素和职务因素：粟裕的军事造诣和战绩在全军首屈一指，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总参谋长；徐海东是陕北方面的代表，是红二十五军幸存的指挥者，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之后任军团长；黄克诚是四野代表，虽然战绩、资历并非最优，但时任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是他获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陈赓是二野的代表；谭政时任总政治部主任；萧劲光是四野的又一代表，海军司令的职务是他获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张云逸的大将军衔几乎完全凭资历获得，十位大将军中他年事最高，也是唯一参加过护国讨袁的；罗瑞卿来自华北野战军；王树声曾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授衔时任国防部副部长；许光达则来自红二方面军。
几个重要时期的表现，也是影响因素。曾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的萧克，本来有资格入选大将，但他在长征中斗争张国焘时保持了沉默，成为毛泽东认为其“在历史上不正派”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上将中名列榜首，或许并没有表明其戎马生涯的真正价值。授衔前毛泽东曾亲自找他谈话，对他说，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别人就不好说什么了。
与萧克相对照的是林彪。林彪在十大元帅中资历排在倒数第二位，却名列十大元帅第三位，除了基于战功，他因为在关键时刻支持毛泽东而赢得毛泽东的欣赏和信任，也是原因之一。
高风让衔，比比皆是
对于给不给军衔、给怎样的军衔，大多数将帅并没有过多计较，而是表现得十分豁达。
在得知自己被评定为“大元帅”的消息后，毛泽东找到彭德怀和罗荣桓：“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毛泽东表态后，刘少奇、周恩来也纷纷表示，不参加评定军衔。在邓小平的坚持下，他成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12位中央军委委员中除毛泽东之外，另一个没有元帅军衔的人。
彭德怀也在闲谈中多次透露：“我并不需要这个牌牌，也够不上什么元帅，如果要评的话，也很难说评个什么‘将’是合适的。但这不是个人问题，倘不评一些元帅，就会使一些人难得依次评下去。”1959年6月，他又在同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谈话时强调：“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元帅，这是战争的结果，是学人家的，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
许光达在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消息后，还曾主动给毛泽东等军委领导写了一份“降衔申请书”：“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毛泽东拿到这封信后，激动极了。军委会议室里，他扬起信，走到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等军委领导人面前：“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彭德怀插话说，这样的报告许光达连写了三次。毛泽东听后点点头，越说越激动，起身离开座位：“不简单啊。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容易看出一个人，古来如此。”他随即大步走到窗下，双手用力推开窗户，用带着浓浓湖南乡音的语调低吟：“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虽然在正式授衔时，许光达仍被授予了大将军衔，但中央军委在慎重考虑了他的意见后，将他的行政级别定为五级，他也因此成为当时唯一被定为行政五级的大将。
类似的让衔、请求降衔、不争衔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按条件，他理应授衔上将，但当他得知上将名额需要减少时，便立即以自己“是主抓这次授衔工作的人，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为由申请降为中将。最终，他成为当时的兵团级干部中仅有的几名中将之一。
训练总监部军外训练部副部长孙毅，历来淡泊名利，心胸豁达。他对人说：“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在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足矣。”但组织上考虑到孙毅资深望重，最后仍授予他中将军衔。
白志文，红军时期就是师长。被评定为少将后，有人建议他去争取一下。他却说：“有什么好争的？多少人连命都没了。我们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牺牲时不到30岁。我们命大活下来了，评一个少将就该知足了！”
段苏权，红军时期黔东独立师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四野第八纵队司令员。授衔那天，他站在少将行列里。他的周围，是当年他亲自指挥的团长；前排的中将行列中，有几位当年在他手下当过师长；再前排的上将行列中，则站着曾与他同样担任纵队司令员的战友。有同事小声说：“老段，你该站前边去，向前走两排。”他却淡淡一笑：“组织上叫我站这里，我就站这里。”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时任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的宋任穷回忆说，授衔的初步方案公布后，大多数人对此都表示认可：但也有那么一小部分，对结果并不满意。有的人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不很舒服；有的人眼泪长流，两三天不吃饭；还有人跑到领导那里，说自己如何劳苦功高，点着名要高级军衔；更有一个红军时期的老干部，在听说自己将被授予少将军衔后，竟公开地说：“我要把那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毛泽东听到这些事，很不高兴，讽刺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欧阳青在《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全景式扫描》一文中描述，王必成和王近山都被评为中将。王必成觉得自己的军衔低，便找到老领导谭震林，希望他能帮自己向上面反映一下。谭震林还真去了，结果让上边一顿批评。王近山也喊过几嗓子，被邓小平严肃地批评了一顿，就算了。
钟伟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是师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中又任四野的十二纵队司令、四野四十九军军长。这次授衔时，和他平级的人大多被评上了中将，这让他觉得自己“被评低了”，火气上来，骂了人。这事传到林彪耳朵里，他气得将钟伟叫去狠狠批评了一番。事实上，关于钟伟的军衔评定过低，毛泽东心里十分清楚，所以评级后，钟伟的待遇一直是按中将甚至上将的标准定的，毛泽东甚至亲自点名，让他担任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可算是低衔高配的好例子。
将帅军衔评定从1950年开始筹划，在经历了5年的动态变化后，直到1954年9月28日，才出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名单，1955年9月27日才召开将帅授衔典礼。单从时间上，就能看出将帅人选的遴选是一个多么复杂的过程。而1955年的将帅授衔，也因此呈现出多面、多层次的立体状态，作为一个复杂而丰富的“重要现场”，被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
《环球人物》特约撰稿人 毅 军
(摘自《环球人物》2009年第1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