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一段歌 -- 写在父亲节【上】

我在北京出生长大，而我的父母一直在东北教书。直到小学毕业那一年，父母调回北京，父亲才正式进入了我的生活。在那以前，我对父亲唯一的印象是，当我有什么事情没做好的时候，姥姥在训斥之余总是要加上一句：“和你的呆爸爸一样！”

可是爸爸回到北京以后，我却和他一件如故，立刻引为知己。在我的少女时代，父亲是我最好的朋友，和唯一的朋友。

父亲被发现患有晚期癌症时我刚上完大学一年级。三个月以后他带着懊悔和遗憾逝去。算起来，我们父女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还不到八年。

在父亲的追悼会上，他的学生从全国各地赶来，排着队为这个“他们所见过的最好的老师”送行 （这是一位学生写在父亲年前的“教师评语”上面的原话）。我手捧着遗像站在一边，心里想着，我会付出所有的努力，不要再重复我父亲的人生。

我不知道，父亲的人生，按照读者们的定义来说，算不算得上是个悲剧？二十年前，在八宝山向遗体告别的那间屋子里，我最后看一眼灵床上的父亲，看到他穿着他最好的衣服 – 一件蓝的卡布的中山装，想着父亲年轻时的才华和抱负，“悲剧”这两个字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底，一直涂抹不去。

父亲活着的时候是一个普通人，因此他的人生悲剧，写在纸上，似乎也普通的不值一读。可是我仍然要把它们写下来，因为再普通的生命也有值得记忆的片刻，也因为再普通的悲剧也有能引人思考的东西。


只是我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太短，那以后又有着二十年的光阴隔断，时间久远的我连做梦都很少会梦到他了。又因为这个悲剧的双方都是我全身心爱着的人，我从未，也永远不想，去弄清其中真正的原因。因此能写下来的只是我记忆中的零散片段，不仅未经证实，恐怕也难以拼凑成一幅完整的画面。

无论如何，既然我想要写下来，就让我从这里开始吧。



父亲的学生称父亲是他们此生见过的最好的老师，绝非虚言。我不幸花了半辈子的时间在学校里念各种学位，接触老师无数，没有遇到哪个老师能比得上我的父亲。父亲调回到北京以后，我上课就没再听过讲，每门课都等着拿回家和父亲讨论。比起老师在课堂上45分钟的灌输，父亲的三言两语生动到位，使知识变得极其的容易理解和记忆。我记得初二物理课中的“动量守恒”那部分很难懂，当时我们的物理老师是个刚毕业不久的小姑娘。我们班其他同学的物理是她教的，我的物理是我爸教的。期末物理全区统考，我考了九十多分，考第二名的同学拿了六十多分。

父亲的专业是理工科，可是他在文史方面也常有独到的见解。学《包身工》那篇课文的时候，我回来问父亲，不是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吗？夏衍为什么对包身工们的反抗视而不见？父亲告诉我，只有压迫，没有反抗，才是真正的悲剧。

上中学的时候，我对父亲非常的依赖，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不管是哪一门课的考试，只要父亲稍加指点，我立刻名列前茅。在那所市重点中学里，我一直是一个灰头土脸的女生，既没有漂亮衣服，又不会唱歌跳舞。因为成绩好，我的“十六岁的花季“才没有彻底地灰暗下去。当我把父亲带到老师和同学们的面前的时候，我是个非常骄傲的女儿 -- 我爸爸有着南方人特有的清秀的外貌和温文儒雅的风度，以及有文化的谈吐，就是比起其他同学那些高干高知的父母们也毫不逊色。


我曾经有一个让所有的同学都羡慕的爸爸。他永远都是温和的，从来不会像姥爷那样对我发脾气，更不会像我妈一样对我讽刺嘲笑。我将我所有的困惑，甚至于少女最隐秘的心事都告诉他，总是能从他那里得到理解和明确的建议指导。即使在我作了错事的时候，父亲也从不贬低我轻看我。父亲给予我的爱是一种尊重平等的爱，就像对待一个成年人一样。在敏感的少女时代，这种尊重非常的重要，它换来的是我对父亲的言听计从。我上高中的时候早恋，父亲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下坡路是很容易走的，”我立刻悬崖勒马，迷途知返。

父亲去世以后，我的心事再无人可以倾诉。我关闭了心门，凡事自作主张，青春的路走得歪七扭八。有时我想，如果父亲还活着，我也许不会作那些荒唐的事吧？可是，我又怎么把父亲的教诲忘得一干二净了呢？



我的爸爸出生在南方的一个小山村里。他的天份很高，他一边放牛一边断断续续地念书，在初中毕业之后就考上了当地的最高学府 --- 省矿业专科学校。在矿专毕业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父亲又因为优异的工作成绩而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来北京参加了轰动一时的第一届“全国文教群英会”。父亲在会上受到了伟大领袖的接见，还出席了周总理举办的国宴。这在当时是一项极高的荣誉，而对于来自小山村，只有二十出头的父亲来说，这段历史是父亲超群的天赋及能力的最好证明。

有趣的是，父亲后来跟我提起群英会的时候，从来没提过伟大领袖如何如何，却总是很失望地说起同会的大明星白杨，说她一点也不像银幕上那样漂亮，而是又矮又黑，是个黑胖老太太。


群英会大概两年之后，父亲参加高考，被北方一所重点大学录取，专修化学，立志要在矿物化学的研究方面做出成绩。父亲在大学里的成绩出类拔萃，他的心气也因此而越来越高。据母亲回忆，父亲当时念念不忘的是瑞典的诺贝尔奖。这固然是一个不合实际的人生目标，但从中也可看出父亲当时的精神状态 – 他就像是山沟里飞出来的一只大鹏鸟，鹏程万里，前途锦绣。


大学上到第三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的爷爷当时是一所山村小学的校长，因为受不了上面调查和下面揪斗的双重压力，悬梁自尽了。在那个年代，活着或许能等到问题澄清的那一天，一旦选择“自绝于人民”，就不但永无清白之日，阴影还会一直笼罩在子女的生命中。


爷爷的“罪行”彻底断送了父亲的科研梦。而这时父亲也已经和母亲恋爱，我妈妈的家庭出身居然也不好。


我的姥爷在解放前有一点自己的小生意，虽然一解放就上赶着公私合了营，连自家的几间大瓦房都上交了，和全家人一起响应政府号召，住到了南城的大杂院里，可是不知哪个环节没打点好，文革一开始，还是给定了个“资本家”出身。我姥爷一辈子连药都舍不得吃，他这个资本家当的真是冤透了。


带着这样的出身，我的父母在大学毕业时很自然地被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劳改一年以后，他们双双被分到辽宁省一个小城市，当起了中学老师。


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父亲本来有志于科研，可是我看他的天赋以及各方面的素质，他的口才文笔，性格兴趣，无不更适合教书育人。在这个位置上父亲干的风生水起。他的专业是化学，可是他不仅能教高中物理，数学，俄语，必要时还能兼上语文和历史课。在父亲担任教务主任的那所学校里，无论是哪一门课的老师临时有事来不了，父亲拿起课本就可以把一节课代下来。高考恢复以后，那所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校在那一年的高考中拔了辽宁省的头筹，而学校里所有的师生都承认，这个成绩是教务主任“一手抓出来的”。 父亲由此而声名大噪，还上了省报的头版。当时的省重点中学立即将他请去担任主管教学的校长，那一年父亲才四十岁刚出头。


在省重点中学校长的位子上，父亲力排众议提拔了好几位在当时有着各种历史和现行问题的中青年教师，父亲在位的两年里，那所学校的高考录取率一直高居辽宁省之冠。于是省教育局也看中了这个人才，视作重点培养对象，三室一厅的房子也批下来了。


直到那时，父亲的人生，虽有少许的坎坷，却还是一路向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