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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一期的《南方周末》头版的标题是“历史深处的来信—四十四年后，终于有红卫兵公开道歉了”。文章报道了一群当年殴打老师的红卫兵向当年被打的老师道歉。几位被打的女老师现在都80多岁高龄了，当年的学生都60岁了。再不道歉，当年的被迫害者与做恶者就都要太老了。据官方数据统计，仅在北京市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就达1772人，民间的数据要高出几倍。这几位老师在暴力狂潮中侥幸逃得性命，而她们的一些同事则进入了死亡名单。 | |||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1/5/24 12:30:56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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缇萦1 于 2011/5/24 10:00:3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四十四年后，终于有红卫兵公开道歉了。
现在，曾经的红卫兵们要向多年前被自己或“战友们”扇过耳光吐过唾沫的老师们道歉。一封道歉信，“带了一个好头”。
有道歉者把致歉行为归结于个人道德层面：“心里有罪，不会安宁。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水准”。
这样的故事并非孤例，但致歉的发生在当下仍异常罕见。道歉与和解迟到了44年，所幸一切都还不太晚。
1968年，上海，某高校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大会。（杨秀云/FOTOE/图）
再不道歉，当年的被迫害者与做恶者就都要太老了。
和解与道歉发生在这样一群老人之间：程璧，北京外国语学校退休教师，86岁；关秋兰，北大附中退休教师，81岁；李煌果，北京矿业附中退休教师，79岁。在他们的对面是当年的学生，申小珂，胡滨和郭灿辉（化名），他们都已超过了60岁。
这份名单还可以列的更长。在1966年，文革初肇，以中学生为主力的红卫兵暴力迅速席卷整个中国。在程璧们所在的北京，据官方数据统计，仅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即达1772人。程璧、关秋兰和李煌果于暴力狂潮中逃得性命，而他们的一些同事则被计入了死亡数字；申小珂、胡滨与郭灿辉都是当年的红卫兵暴力组成部分。
现在，曾经的红卫兵们要向多年前被自己或“战友们”扇过耳光吐过唾沫的老师们道歉。
10月21日，南方周末刊登了申小珂和胡滨写给程璧老师的道歉信，在信中，退休工人申小珂向程璧请求：“请您宽恕我们”，他说，一个同学在电话里向他回忆起曾经踹过一位老师一脚的时候，不禁嚎啕大哭。而程璧则回信说，“你们带了个好头”。
在信件往来中，申小珂将程璧比作自己的妈妈，程璧则对超过60岁的申小珂说“你们都是好学生”。老人们的语气，一如几十年前的孩子与老师。
坚硬的历史正在反思之盐的催动下溶解。发生在程璧与申小珂和胡滨之间的事情，也同样发生在另外一些老师与学生之间。在本报记者寻找的范围内，这样的故事并非孤例，尽管在历史的真相全部抵达之前，致歉的发生在当下仍异常罕见。道歉与和解迟到了44年，但所幸一切都还不太晚。
殴打过老师的学生，能对老师说些什么呢？
返校的校友人数超出预料，9月18日，原北京外国语学校的50周年的校庆选在了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昔日的老书记程璧已经86岁了，曾在“文革”中饱受批斗的她在校庆文集的题记中写道：我爱这所学校，它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在最初的构想中，庆典中将会加入一段默哀，以献给那些在“文革”中死去的校长和老师们。不过很多人反对这一点。她认为这与当天的和谐场景不太相衬。最终祭奠体现在主持人的对白中：很遗憾老校长莫平等人未能到会。
莫平已经死了。他在1966年遭到毒打，在1968年“文革”高峰中，“自杀”身亡。
这已经不是当年的红卫兵们第一次向他们迫害过的老师表达情感。庆典前，一批昔日学生开始给程璧写道歉信。甚至庆典当天，还有学生在幽暗中走到第一排，亲口对程璧说对不起。
在本报发出道歉信的申小珂在几年前退休了，另一位道歉者胡滨人在国外。1968年离校下乡到内蒙三年，1971年回城后申小珂便扎根湖北，最终在十堰市的二汽退休。
身为一个技术工人的申小珂关注历史喜欢读书。“为什么会有文化大革命呢？必然性何在？老师们都是那么好的人，太冤枉了。”他说。
申小珂发道歉信是为了消解内心的一些东西。他写过一篇叫做《仇人之子》的小说，发表在1986年的《人民文学》上。故事并不复杂：曾经饱受酷刑A逃出后，放火烧了敌人B的家，并且带走了敌人之子。多年之后当A叫B领走自己的儿子时，B选择跳崖而死。“B见到自己的儿子，能说什么呢？”申小珂认为这同样不可能发生在现实当中：一个殴打过自己老师的学生，能对老师说些什么呢？
但今年初夏，63岁的申小珂终于将那封道歉信发出。他首先通过email发给了北京的同学。虽然被视为一个有思想的、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人，但他并非没有压力，反复叮嘱不要张扬。夏初拜会老书记程璧时，由同学代转的打印出来的道歉信一出现，不仅程璧本人，连在场同学们都惊呆了，“怎么会有这样一出？”
此前没人向程璧道过歉。一片惊诧中有人拍照，有人把信一字一字念给老人听。程璧一时反应不过来：“我不记得申小珂打过我啊。他是好孩子啊。”
虽未对老师施暴，但在校时他也曾戴着红袖章高喊“打倒”，对象是自己的老师。为此他无法原谅自己：“我用各种流行的观点攻击过老师们，包括程璧老师”。申小珂回忆说，他是含着眼泪把道歉信打完的。
而在历史的另一端，程璧说，她只哭过两次，一次在批斗大会上被划为走资派的她跟着喊“毛泽东万岁”，有人打她，问：你怎么也跟着喊呢？另一次是在劳改中她穿了双解放鞋，红卫兵却觉得她不配。
郭灿辉是1965年北京矿业附中四班的班长。他向老师李煌果道歉是在2009年7月11日下午4点。在六七个同学的陪同下，原本不善言辞的他，面对李煌果和她的家人，用了5分钟，明确复述了自己当年的过错。
实际上，他和李煌果老师早在1970年代就已经达成和解。1974年从云南插队回京时他就已经拜会过李煌果老师。当时李煌果跟他开玩笑，你还真有本事啊，当年把我揪起来，跟中央部委的领导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一起被批斗。1980年代末的一次聚会中，有同学目睹他跟李老师相邻坐着谈笑风生。
但在同学张大中他们看来，和老师邻座、“谈笑风生”是一回事，正式而庄重地向老师道歉，是另外一回事。尤其是在这些往日的红卫兵自己有了儿孙之后。他们开始酝酿道歉行动。
张大中等学生们在聚会中谈及老师的现状异常难过，当年的红卫兵中当中有人打过老师，有人没有，但他们逐渐接受了一个共识：“哪怕下跪磕头，也要承认错误。”
2009年的那一天，复述完自己的过错后，郭灿辉分别两次向李煌果老师及其家人三次深鞠躬。老师坐在那里，脸上没有表情。2001年，70岁的李煌果被确诊为抑郁症，伴随着严重的幻觉，对着明亮窗户叫喊着“窗户里进来人了。要斗我”。
近几年来的老年痴呆症尤其明显，不能吃饭不能说话，意识也陷入混乱。他是否知道有人谢罪，一时无法求证。到了晚上，有人去探望她，李煌果能偶尔叫出其中一两个的名字。她的意识好像清醒些了。她的爱人单忠健在身边告诉她，下午你的学生来看你们了，来道歉了。李煌果点了点头。
不能因为当年的社会环境，就否认自己的过错
或许因为记忆广阔，老人们的视线不仅仅停留在忏悔的个人层面上。关秋兰说，账不能算在孩子们头上，道歉固然好，不道歉也应有所反思，“我相信孩子们的良知，这也符合儒家伦常”。
1996年，时值“文革”三十年，一批学生到关秀兰家探望，买菜吃饭。席间一个穿着军装的学生，毕恭毕敬把关秋兰从客厅请到卧室，扶她坐下。这位军官学生承认曾打过她，以一个笔直的军礼道歉。关很诧异，她记得当时的回答是：“我记不得了。”
回到客厅她对同学们说：“你们也是受害者。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在她的心目中，做饭吃饭本身就意味着友好。抹去风尘人心如镜，客厅里充满了静默。
关秋兰已经81岁了，耳背，说话声音很大。跟所有的老人一样，这位昔日北大附中的老师不愿意提及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批斗，只是淡淡地说：“十年啊，根本没有安稳过”。
“文革”中留下的“怕”，几乎不再是一种内心感受，而是作为一种生理症候在幸存者的后来的日子里潜伏了下来。同为“文革”中被批斗女老师的李煌果表现不同。恐怖记忆并没有从她的记忆中抹去，反而令它们愈加清晰。几年之前她的身体每况愈下，言语和意识正逐渐远离她的身体。病中也或在梦中，她会被带到过去，紧跟着一阵“不要打我”的尖叫声猛醒。
李煌果的孩子不在国内，昔日的学生张大中和王凤慧也参与到了照顾李煌果老师的行列当中。几年之前，已是耄耋之年的李老师突然发烧，被送到了北医三院的急诊室。王凤慧接到电话后，迅速赶到了老人的身边。CT检查之后，老人被送到了旁边精神科医院——北医六院。王凤慧看到，老人激烈地反抗，始终不愿意住在窗户上有栏杆和门上有锁的精神科病房中。
郭灿辉的忏悔无法改变李煌果老人的痴呆，但对李的爱人单忠健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天，让他非常欣慰。“终于等来了这一天，李在“文革”中受到了很深的伤害”。单忠健把这次道歉看成是一个班级的反思和社会的进步。
进屋道歉之时，单忠健甚至劝阻了郭灿辉，一些同学也拦着。但郭仍然坚持当面道歉：“不能因为年龄小或者社会环境，就否认自己过去的过错。错了就是错了。”
他甚至第一次对本报记者提及当年对李煌果老师全部两次伤害的细节：剃头，从家里揪出来跪10厘米宽的板凳并殴打。这些事情他从未对家人和朋友提及。“这是地道的耻辱”，在北京魏公村的一家咖啡馆，他终于敞开心扉。
作为一个老红卫兵，郭灿辉1966年底声明脱离红卫兵组织，至今未加入过任何组织。他会想起“文革”还未开始时，经历过反右并被开除党籍的李煌果老师，曾经单独找他谈话，建议他不要狂热。
11月3日的郭灿辉懊悔不已：“如果当时听了李老师的，就不会犯那么多的错。”
“孩子们写得多好啊”
10月31日晚，程璧拿着放大镜在沙发上一遍遍地看着申小珂他们的来信：“孩子们写得多好啊。”
道歉信被发到校友网上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纷纷回帖。学生们也会把它们打印出来，送到不会上网的程璧老师手上。秋冬之际的晚上，程璧一边手拿放大镜反复朗诵它们，一边慨叹：“向那个年代所有死于迫害的人鞠躬致哀，向所有不放弃追求坚强地熬过整治迫害的前辈鞠躬致敬。”读到这样的字句，她会放下放大镜舒缓情绪，像在批改初中生的作文：
小学三年五班，男：小珂和胡滨大哥的信代表了我们的心声。希望程书记能看到我们愧疚，也幻想莫校长的在天之灵能理解我们的忏悔。我们不想把责任推给别人，只想在自己的心灵净化过程中找到一点民族的良知。
小四三班的一个后来也成为老师的同学写道：在我当了老师以后，我才明白当师长的含义……小珂学长的道歉信是我们一代人心里的隐痛。
初一一班的一个女生这样写：你们信中的话语触动了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每个人都需要认真反思。这一页历史不可能就这样不清不楚地翻过去了。
初一二班一个男生身在美国。他打算迅速行动：“争取回北京参加纪念活动，一定当面向校领导和老师们道歉。”
接到自己学生的道歉信后，程璧非常感动，“应该让孩子们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不到一周之后。她写了回信。在信中，她写道：“我认为，你们也是受害者。那时不懂事的孩子跟着起哄；懂事的孩子也有压力，怕跟不上形势，怕犯错误。”
现在回头看看，当初被红色洪流裹挟了整个理性和情感的，“想跟上形势”的，不只是申小珂他们这些“红小兵”。当年同样遭受迫害的关秋兰老师，在劳改期间恰逢毛主席像章发行的第一天，一个初一的孩子坚持不卖给她。关很恼火地说，你如果不卖给我，我就把像章扎到肉里。而后一个高三孩子卖给了她。
但人性和良知仍然在那个喧嚣的年代，保存于民间。收到道歉信后，程璧跟申小珂一起吃过两次饭。申小珂告诉程璧老师，当年他之所以不打老师的原因在于，他家就住在北京服装厂旁边，夜半的哭喊声经常惊醒他的母亲田绿萍。因为他母亲告诉他，绝对不能打人。
同样温暖人心的片段，也发生在关秋兰的“文革”历程里。1970年代，关的一个已上大学的学生冒着生命危险，晚上偷偷回来看她。在她没有完全“解放”之前，一位女同学找到她，向她道歉说，“我爸妈跟我说，你绝对不是一个坏人”。
晚上偷偷约会没有“解放”的“反动分子”，这在当时是有巨大风险的。关秋兰一直内疚于一件事，当时学校一个叫李洁的教务员在日军占领北平时，曾和一日本商人结婚。因为怕李洁的“问题”会连累他们，所以一直不敢和李洁说话。
当年的北大附中的主体为军队、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的子弟，关秋兰班上工农子弟不足10人。同样的情形也在程璧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校，周总理批示“从小培养，打好基础”后，1965年，五千多人报名者中仅招录四百多。近半个世纪过去，两位老师仍沿用“孩子”二字而今直呼已年逾六十的学生们，“孩子们都很优秀。”
在过去痛苦的煎熬中，关秋兰开始寻求内心的解脱。“我是怎么想通的？”她会这样反问我们：“我是华侨，没有为新中国出过力，回归即已在祖国的温暖怀抱中，从高中到大学到工作。比起当初的革命者，我算老几啊。”她说自己这样就想通了。
郭灿辉的一位女同学总结说：“都是不明真相的历史参与者，一个人能承担多大的历史责任呢？”她把道歉归结为个人的道德而非其他层面：“心里有罪，不会安宁。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水准。也是为了后代负责。六十岁左右的人都活着呢。”
她援引那句“哀而动人”的口号来评价身边的致歉：从前做牛马，现在要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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缇萦1 于 2011/5/24 9:57:16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1966年11月，上海工艺美术学校和上海戏剧学院的红卫兵在“斗争”他们的老师和学校领导。 （王友琴 /图）
最近我看到一些信，有关44年前的事情。一些1966年的红卫兵中学生，向那时被他们“斗争”的老师道歉。在我这个研究历史的人看来，这应该写出来告诉大家。
故事的一方是程璧老师。她今年86岁，“文革”开始时是北京外国语学校的负责人。和许多教育工作者一样，程璧老师先被撤销了职务，后来被关押在校中。她遭到侮辱和毒打，头发被剃去半边，成了所谓“阴阳头”。
我做过调查。1966年8月，北京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在学校礼堂里，用木枪、皮带和自来水管把幼儿园女工刘桂兰活活打死。“牛鬼蛇神”（那时对被迫害的人的总称呼）被强迫抬尸体。程璧老师和教导主任姚淑禧，一人抬刘桂兰的一只脚。姚淑禧也多次遭到毒打。有一个夜晚有五拨红卫兵来打过她。姚淑禧在女厕所里，把绳子挂在下水道拐脖上“自杀”了。
故事的另一方，是1966年时北京外国语学校的8名红卫兵学生。44年前他们十几岁，现在都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他们向程璧老师道歉，也在通信中忏悔了当年参与暴力迫害的行为。
1966年8月，从北京到全国，发生了大规模的红卫兵暴力。在北京，红卫兵打死了1772人（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受难者之多及手段之野蛮，史无前例。1979年前后，暴力迫害的受难者得到了平反，每位死者的家人得到了420元钱的“补偿”。暴力迫害的施行者一方，当年那些红卫兵现在在想什么呢？他们认错了吗？他们是否愿意向受害者道歉呢？他们能忏悔吗？很多人还一直心存疑问。
我没做过普查，无从得知这8名道歉者，在红卫兵总人口中有多大比例的代表性。然而我知道，这肯定是应该赞扬的好举动。
第一封道歉信是申小珂写的：
程老师：
您好！
我是1966年高二（二）班学阿拉伯语的学生，我叫申小珂。我现在住在湖北省十堰市。我已经退休。
在学校时我和您直接接触只有两回，都是在“文革”中。一次是我们班的几个男同学把您叫到我们宿舍，问您为什么不执行毛主席关于“文革”的指示。还有一回是“复课闹革命”时期，我和您在我们教室（南边是梨园）有一次谈话。谈话内容，现在我都忘了。可能还是我用“极左”思想教训了您一顿。
现在回想起来，只有羞愧。但是我没有打过您，没有折磨过您。1968年春天把您和其他校领导关在男生宿舍一楼时，管你们的“典狱长”，就是我。
前些日子，一个在宁夏的同学给我来电话，说起当年在打姚淑禧教导主任的时候，他在旁边踹了她一脚。这个同学在电话里嚎啕大哭，十分后悔。
想起这些往事，我就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腔的愤怒，我们这些所谓红卫兵小将是被利用被愚弄了。今天我给您写这封道歉信，相信是可以代表咱们学校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的校友，请您宽恕我们。
1966年咱们学校正处在鼎盛时期，蓬勃向上、秩序井然的美好校园被“文革”打乱了。我们的好校长莫平、教导主任姚淑禧就惨死在那场浩劫之中。记得还有一个女工叫刘桂兰的，因为出身不好，也被活活打死了。
在这场浩劫中，咱们学校的很多同学也深受其害，很多人的家里受到巨大冲击，有的父母被迫害致死，有的因为热爱毛主席，和家庭划清界限，悔恨、羞愧终生挥之不去，受伤的心灵至今不能平复。
程书记，您今年86岁，我妈妈83岁。我像希望我妈妈长寿一样希望您长寿。您对我有教导之恩，我妈妈对我有养育之恩。对您们在“文革”中受的苦难，我是耿耿于怀的，所以不揣冒昧，给您写这信。如果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请您指出来。我永远是您的学生。
真诚地祝愿您健康、快乐！
申小珂
还有一封信来自胡滨：
程老师：
申小珂同学的道歉信也引起我对1966年“文革”初期的一些回忆，不知为什么，这些话直到“文革”后1982年我们又一次聚首相见在北京西便门小区的住宅楼时也没有再和您谈起过。对于这28年的迟钝和延误，我深感内疚。我记得在您丧失自由，被关牛棚的日子里，我们曾经有过一次谈话。我虽然没有对您动粗，但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里，我对您说过的错话，一定深深伤害了您。您还记得吗？我曾当着您的面指责过您执行了错误路线，成了此次运动的绊脚石和革命对象，并且勒令您写出认罪书。如果小珂说他那时是您的典狱长，那么我作为外语学校“文革”小组组长，负责领导学校运动，可以说是所有同学过火行为的直接罪魁祸首了。除了我们之间那次仅有的谈话，我曾经和几个高三同学在运动初期最早贴出了点名批判您和莫平校长的大字报；我也在革委会里带头同意接受群众要求，对您实行隔离审查，让您失去了自由。
在今天这个大雨纷飞的北国六月里，您当年那纤弱的身体和倍受屈辱的阴阳头仍旧是那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记忆中，让我的心情格外沉重，羞愧难奈。在这里我首先要诚恳响应并附和申小珂同学致您的道歉信，小柯的道歉信，字字句句，情真意切，道出了我们大家共同的心声：我们愿做您永远的学生，永远不忘您在逆境时的告诫和教诲。另外，我也再次把这些当年和您做邻居时都没有向您启齿的心里话说给您听，对“文革”初期同学们对所有老师以及包括您本人在内的所有校领导所说的任何斥责和错话，做的任何武斗、体罚和过火行为表示深深的内疚和歉意，郑重地说一声对不起。对于那些在浩劫中已经离我们而去的师长、同学，我们也会永远记住他们，永远给予我们的思念，为他们烧香祈福！
高三三班 胡 滨
其他人的通信，因为篇幅限制不一一引用。上引两信都写得清楚明白，无需注释。但我还是想要指出这些信在道德上的意义。道歉还是不道歉，对这两个写信人来说完全是自由的选择。外界没有给他们压力要他们道歉，而且由于很多红卫兵至今不道歉，反而会给这些道歉的人造成相反方向的压力。他们二人也都不住在北京，远离当年受到迫害的老师，连人们常说的“人情债”都可以不必担心。他们写信，也全无获得名利好处的可能性存在，因为他们已经退休。申小珂和胡滨两位是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自觉自愿地写了这些信的。只有在自由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我们才能用纯道德标准来衡量以及赞扬。他们在自由的情况下作了道歉和忏悔的选择，正因如此，这是很道德的行为。
我还想指出的是，他们对道歉有很理性的认识。从他们和老师同学交流中可以看出，他们的道歉不是仅仅出于一时感情冲动，也不对别人煽情。申小珂另一封信中讲到他为什么写了道歉信。他说：“只有犯错不大的人，才好写这信——压力轻些。”（指他当过“典狱长”，但没有动手打过人）“这种信只有我这样人写最合适。”（解释了为什么他首先出面道歉）他说明为什么他比动手打了人的红卫兵容易忏悔，同时也不因为后者未曾道歉而自己也不做。只有这样做了，我们才有真的自由了，我们才真的轻松了，我们才和程璧、莫平、雷力（也是该校负责人之一，1968年被迫害致死）、姚淑禧、刘桂兰——有了真切的关系。”道歉还是不道歉，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怎么设定道歉的内涵意义，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他对道歉有很深的理解。
程璧老师给他们回信说：
小珂、胡滨同学：
前几天，苏平平、曹雪寒、初玉玲、郁小培、舒杭丽、黄禾同学来看我，带来申小珂和胡滨的信。你们不会想到，看到你们的信，我是多么的感激，多么的感动。你们给我的印象都是好学生。
我曾在高二（二）班呆过一个多星期，不知是在什么形势下把我放在了这个班。我与杜宝莹同学同桌。他对我很好。申小珂、宋威威是班干部，很能干。当时我还没有“解放”，还是小心翼翼，不敢和同学说话，但却在这个班的同学中感到平安。你们提到那时你们问过我什么话，我说过什么，我早已记不得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一场灾难。那时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被定为走资派。但是谁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大家都蒙在鼓里。
你们的信，有些同学看后，有的说：“你们带了个好头。”有些同学为“文革”时的懵懂行为自责。还是小四班、小五班、初中的同学，那时他们年龄那么小，懂得什么呢？有些同学在“文革”中说了错话，做了错事，那是当时形势所致，我很理解。我认为，你们也是受害者。那时不懂事的孩子跟着起哄；懂事的孩子也有压力，怕跟不上形势，怕犯错误。小珂、胡滨的信，已代表了同学们的心声。同学们对我的赞誉，我真有些担当不起。
看到同学们上学时的照片，一张张可爱的笑脸，我真喜欢。有很多同学向我问好，向我祝福，串串美好的话语，我非常感动、欣慰和幸福。谢谢你们，谢谢同学们。
程璧
2010年6月14日
程璧老师已经高龄，依然耳聪目明，神思灵敏。我们见面的时候，她给我看她写的追念莫平校长的文章。莫平在1966年也遭到毒打。在1968年“文革”的第二迫害高峰中，莫平“自杀”了。这个学校三个校级负责人，“文革”中有两个被迫害致死。程璧老师的文章写得清晰动人。我还注意到她的钢笔字迹也端正秀丽，和文字风格显示出一致的认真态度。
程璧老师还介绍我访问了她的同事和朋友林瑾。林瑾老师在“文革”开始时是北京第十一中学的负责人。我到达林老师家的时候，她已经写好了一份名单，字迹端正，排列整齐，写着1966年这所中学8名被迫害致死的人的名字，以及他们是怎么死的。我告诉林老师，我读韦君宜的《思痛录》，最感动我的一章，是作为出版社社长，她把出版社在“文革”中被迫害死的8个人都一一写了出来。而您也正是这样做的。44年了，您没有忘记他们，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
程璧老师和林瑾老师，我都是刚刚认识。她们对我亲切和蔼，我们的采访谈话进行顺利。为什么呢？首先，一定是对受难者的同情和记忆，给我们建立了互相理解的共同基础。其次，我能感受到的她们在持守道德原则方面的自我要求。这两点，也是外国语学校8名红卫兵学生道歉的思想来源。正如程璧老师信中所说，他们“带了个好头”。我写文介绍这些素不相识的道歉者，也祝愿这些道德绿洲常青。
防火防盗防文革。。。天指独裁，地指生产资料被垄断。
从无止静，无从消停，旧仇未平，新恨又添，罪過 罪過 阿门 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