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参加工作经验班
不论是以难民身份，还是以技术移民身份准备移民加拿大的新移民，在登陆之前都怀有梦想。加拿大的新生活应该更美好，事业上应该更上一城楼，至少不能比以前差。就拿我来说吧，我在80年代就读于国内一流大学，后又在科学院顶尖研究所取得硕士学位。毕业后陆续在大型国有企业和国际著名外企从事专业工作，技术扎实（有论文和专利发表），英语良好，收入不错，老婆孩子房子，小日子过得还算滋润。但从90年代起，几个西方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为解决其人口下降趋势向中国老百姓打开移民了大门, 允许有一定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的中国人移居这些国家。其条件就是给予登陆移民“绿卡”身份，即除了政治权利外，你享有当地国民一样的待遇，如，免费医疗，专业工作等等。简而言之，你和老外站在一条起跑线上。这项政策在海外华人迁移史上是一次突破，因而对很多大陆的专业技术人才有极大的吸引力。而且，移民费用也不高，自己申请，只要2万多人民币，找中介，多需要另外2万多元。那段时间里， 时不时就听到某某同事，或亲戚朋友成功收到移民通知书。正是在这股大潮涌动下，我的心也动了。虽然事业上发展不错，但对国内的环境污染日益恶化的趋势一直忧虑重重。上述几个国家不光经济发达，而且环境保护也做的很好，上网一查，真像世外桃源一样，能在这样的国家工作生活，还不象活在天堂一样。我尤其对加拿大感兴趣，认为其自然资源丰富，紧靠美国，科技发达，专业工作机会应该比较多。应此，我就和家人商量，决定移民加拿大。在花了2万多元人民币，等了二年时间，终于盼来了移民通知书。于是在2001年，38岁时，我做了人生最大的一次赌注，举家迁到了加拿大，翻开了人生的新的一页。
定居在加拿大第四大城市卡尔加里数月后，蜜月期的好奇感渐渐退去，随之而来的生活压力则愈来愈大。想想看，一家的吃喝拉撒，全靠带来的资金，就是金山银山已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发过几十份简历，只收到二次电话面试，然后就鸟无音讯。也试着找一些labour（体劳力）工，但也没有回音。后来逐渐了解到，加拿大的经济以自然资源为主，象森林采伐，石油挖掘，矿石开采等等。绝大部分科学研究分布在大学里，科技型的企业很少，科技型的工作也很少。不要说新移民找专业工作难，就连当地大学生研究生也不容易找到工作。实际上加拿大根本不需要这么多的技术移民，只需要普通工作的劳动力。但为了保证移民的整体素质，故意将移民的门槛提高，非要大学本科以上的才行。而真正所需的、国内拥有的大量的技术工人却只能望门兴叹，无缘进入加拿大。加拿大的制度比较完善，对大部分的职业都分们归类，系统管理。即使许多蓝领职业也有行业行规，如水暖工，电工，木工等。都需要一定的培训，取得证书后方能工作，工资相对也比较高。对那些不在这些范畴的工作，如快餐店帮工，工厂操作工，一般都是强度较大，工资较低。洋人对此多是不感兴趣，大都由新移民来做。另外，加拿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强调当地工作经验。如果没人帮你，如果你没有任何加拿大工作经验，即便这些底层次工作也不容易得到。
初次找工受挫后，我开始向“组织”求助。所谓“组织”就是一些半民间半官方的机构，通过提供专业工作实习机会，最终帮助新移民找到专业工作。这就是所称的“工作经验班”。在我定居的城市有两个这样的机构，“加拿大青年妇女协会”（YMCA）是其中之一。YWCA每年举行两次工作经验班，春秋各一次，每次约30名新移民学员。由于政府对该机构的资助与学员找到专业工作的成功率挂钩，YMC对学员的选拔也是比较严格，除了专业背景比较适合当地就业市场，英语要求也很高，特别是口语方面。经过两轮面试后，我成功被录取，参加了该机构的2002年春季的“工作经验班”。得知此消息，家人为我高兴，朋友也表示祝贺。想想看，每年近万新移民从全世界各地移居到卡尔加里，能进入该培训班的比例是很低的，值得骄傲。
培训计划包括两部分，课堂讲座和单位实习。课堂讲座并不是讲专业知识，而是介绍加拿大社会，社交礼仪，处世之道及面试技巧等等。在完成两个月的上课后，YWCA将帮助学员找到一家实习单位，安排两个月的实习。整个期间用人单位不付任何工钱，完全是志愿型的。如果用人单位有招聘意图，而且对实习学员比较满意，则期满后，就可能会聘用学员。如果由于种种原因学员没能留下，实习单位愿意提供推荐信，以便今后找工。总体看来，这个计划还是合情合理的。
学员中，近二十名是中国人，其他则来自东欧，中东及南美。教员共有五名，班主任Carol是一位白人老太，50多岁，精明能干，口若悬河。辅助教员有三个，一女二男，主要负责分组讨论。最后一位是年轻漂亮的Anna小姐，负责帮我们联系实习单位。Anna幼时随父母从捷克移居加拿大，所以对新移民的苦衷很理解，再加上捷克以前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对中国人比较友好，没有架子，我们都很喜欢她。由于中国人占多数，班上洋溢着中国式的特有气氛，一些中国人的自大心理也不失时机地表现出来。记得在一次全班即兴演讲上，一位上海来的小伙，30出头，年轻气盛，对着众人大赞上海多厉害多厉害，什么“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上海将是世界金融中心，等等；而加拿大却是科技落后，经济不发达，连工作机会都没有。和大上海的龙头相比，加拿大的卡尔加里简直就是小三子。他的发言着实带来一些不快，让一些老外，特别是教员感到尴尬。幸好一位中国学员出来打圆场，问道：上海那么好，还不赶紧回去，呆在这干嘛？大家听后哄堂大笑，尴尬气氛缓解了。
很有意思的是，中国人遵循的中庸之道，在国外社会里也是习以为常的。课堂上主讲老师花了很多时间讲述了如何和工作同事搞好关系。例如，在工间休息时，如果同事去喝咖啡，或是去散步，你最好也加入他们；下班时，如果大家都离开，你最好也走人。如果你总想表现出要为公司要为老板奉献一切，而忽略了其他人的感受，时间长了，大家肯定要说你的坏话的。试想，一个和同事不能和睦相处的员工怎么能赢得老板的亲睐呢？当然，教学中最重要的篇幅是有关“沟通交流” 问题（communication）。国内工作中也讲“沟通交流”，但一般都不会特别在意，因为语言文化上的相同性。别人说什么，你都能理解，沟通较容易。但是在一个新的国度里，除了文化习俗大不相同外，语言是一个主要障碍。由于传统上国内在英语教学上重语法和阅读，轻口语和听力，在与外国人面对面交流时中国新移民往往力不从心。应此，在工作中如何与同事和上司沟通好是面临新移民的一个主要挑战。当你的上司或同事给你安排工作时，你一定要理解他们的指导，清楚每一个步骤。如果没有听懂，不要紧，不耻下问，直到弄懂。不要不懂装懂，或以为自己了不起，不屑一顾。照他们说的去做，做错了不怪你。否则的话，一旦出了事，吃不了兜着走。
实际上，主讲老师苦口婆心地讲了这么多简单的道理，着实是为我们着想。因为我们找到工作时，多半是从初级职位开始的，而初级工的位置是不牢的。要保住职位，除了勤奋敬业外，还要里里外外搞好关系，最重要的是不能犯不该犯的错误。当时我虽然对这些老师都很敬重，也很领情他们的苦口婆心，但骨子自以为自己经历过风风雨雨，认为这些事情还不是小菜一碟，因此没有从根本上给予重视。在以后的工作和读书过程中，这些事情基本上都遇到了，我得到了教训，也得到了长进。
从开课起，Anna小姐就着手帮我们联系实习单位了。三十名学员，所学专业各不相同，有学会计的，有学城建的，有学工程的。学理科化学的除我之外还有两位，中国人，都是女士。王女士是90年代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后随在国外读博士后的丈夫定居在加拿大。张女士是80年代毕业于清华的硕士，后在湖南的一所大学教书，来加拿大前已是副教授。由于学员专业的多样性，Anna小姐也是上上下下，来来回回，忙得够呛。当时经济不景气，大部分公司都不需要人手，要找到一个实习单位实属不易。开始时，我还怀有幻想，希望能到一些当地比较大的石油公司实习。后来从ANNA小姐的找寻来看，这一想法实在是不现实。没有当地学历，没有当地经验，谁要你？于是，我也放下架子，表示只要能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任何单位都行。最后，ANNA小姐帮我们三个学化学的一起安排在当地一家分析化学实验室（Environmental Test Lab）实习。类似的实验室当地有好几个，有的是夏季忙冬季淡，有的是冬季忙夏季淡。在忙的时候，实验室会招很多临时工，不忙的时候，这部分人就会被辞退。个别极为出色的有可能留下，转成长期工。总体来说，这些实验室是比较小的，一般正式员工也就十几人，工资也不高，新员工的时薪11-12加元。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份专业工作。若能留下的话，虽然工资不高，但基本上能养家糊口了。若是不能留下，也能得到当地的专业工作经历，对今后找工也会有好处的。所以，对这次机会，我们三个人都很重视，决心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开始实习的那天，我们早早来到了实验室。一到所在地，吃了一惊，考，已有数十人在那里了等候了。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又来自长岭炼油厂的，有来自抚顺石化院的。有的人是第一次来这里干活，有的是连续三四次被招来做季节工的。坦白地说，我对这些招之即来的老季节工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不去找一个长期的工作呢？即便是体力工也行啊！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没搞明白。
不久，实验室经理领众人进了实验室，先到各个部门参观一下，再集中到会议室，讲解安全事项。随后，各个部门经理将指定的人员带走。王女士分在环境组，张女士去了无机组，我去了有机组。组长Joanna是位女的，从波兰移民过来的，英语口音很重。Joanna 毕业于本地的一所技术学校 （SAIT），在此实验室已工作数年。尽管文品不高，但比较泼辣能干，故被寄予重用。我们这个组有两部分，仪器分析和样品制备。分析仪器主要是气相色谱仪，由4-5个人操作,都是长工。其中一个是香港女孩，曼莉，毕业于卡尔加里大学化学系本科。这是我在加拿大第一次遇到的当地化学系的大学生，觉着她很了不起。后来慢慢了解，她的动手能力还是不行的，这是后话。样品制备部分有三个长工，还有十多个临时工，我是其中一员。长工中有一个韩国小伙，身材高大，很讲义气，第一天上班午饭时，他邀请我们几个新来的中国人去餐馆吃饭。要知道在加拿大有人掏腰包请你吃饭，极为少见。我印象中韩国科学和教育是比较发达的，而且小伙有韩国硕士学位，来加之前在韩国一家高科技公司工作。但是在加拿大也是找不到工作，无用武之地。最后通过类似的工作学习班才找到了这份工作，真是虎落平川啊！韩国小伙工作很卖力，认真，且言语不多，对此我很钦佩。另有一个中国人老王也在此做长工，南京人。早年国内公派到美国学习公共卫生学，后移民到加拿大。由于其英语不是很好，不能找到卫生部门的工作，所以才到这个实验室打工。此人有点小市民习气，能少做点就少做点，而且一有问题赶紧逃避责任。当然优点也有，就是比较善谈，随和。
和仪器分析相比，样品处理工作比较辛苦也比较脏。每天要处理上百个样品，要用到大量化学试剂，象甲醇，正己烷和二氯甲烷。工序包括萃取，分离和浓缩，最后还要处理化学废品。实验室硬件条件说句实话，比国内乡镇企业好不了多少。通风橱不够多，样品有时就在试验台上直接处理，而且人多拥挤。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吸入不少化学试剂，长期下去肯定对身体有害，而且没有任何补助，这一点比我国内的工作单位都差，毕竟国内化工企业都有化工津贴。
开始一段时间里，我干的还是挺顺利的，组长交给的活都能按照要求完成，应此她对我比较满意。从简历上她知道我对气相色谱比较有经验，有时就叫我到仪器部门去帮忙。我开始有些得意，对一些小事就放松了警惕。有时交给的活干完后，我不去找Joanna询问，而是从同事哪儿要点活做。老王特别喜欢把自己的活交给别人做，自己好轻松点。于是他就时不时给我分配点活，我呢也很乐意，我心想，Joanna若是知道我在帮助别人一定会在心里夸我，这样实习结束后留下的可能性就大了。但是事与愿违，一个多月后，老王在让我干活时没有讲清楚步骤，我也没当一回事，后来结果不太对，让Joanna知道了。她跑过来质问老王怎么回事，老王马上指着我说，是我做的，和他没关。我顿时气得鼻孔冒烟，但又不敢发作，毕竟和我有关。训完老王，Joanna又把我叫到办公室，斥责我不没有经她 的同意就去帮别人干活，警告我不要给实验室造成麻烦。我心里委屈极了，眼泪差点掉下来。奶奶的，好心没做成好事，还惹来麻烦，真晦气。训完后，Joanna告诉我有时间得话可以跟韩国小伙一起做。在随后的几天里，我也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生怕再犯类似错误。但是，在这里一旦你犯了错，别人对你的信任感就会降低，认为你还会制造新的麻烦。我明显感到Joanna对我工作的检查频率增加了，这可是个不好的征兆。不久又发生了一件小事件，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计划。我们的实验中有时会涉及到淤泥渗水量的测定，很简单，就是从样品容器中取出一大块淤泥，放到带有滤纸的漏斗上，底部有一量筒收集淤泥渗出来的水。有的淤泥样品比较干，不会渗出任何水，这样的样品比较好辨认。但按照规定，所有淤泥样品，不管湿的还是干的，都要执行此操作步骤测定。韩国小伙在教我做此实验时特意提到，对于肉眼能辨认出的较干的淤泥样品，可以不用做实验，直接记录结果为零。我觉着有道理，也就照他说的做。一天，Joanna过来检查我的工作。当她看到样品没有动而实验数据却为零，就厉声问我怎么回事。我赶紧给她解释这是一个比较干燥的样品，韩国小伙教我不需要测试，直接给数据就行了。韩国小伙边上听得是脸一阵红一阵白，紧张万分，大气不敢出。Joanna非常生气，但觉着中国人比韩国人更好欺，就拿我一人开刀，把我骂的是狗血喷头。还没骂完，又有一个老员工跑过来问我是不是把仓库里的样品标签贴错乱了。顿时，我的脑子瓮的一声，完了。这标签的事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怎么也往我头上栽。完了，我是彻底完了，大家现在都认为我是一个麻烦人，想要留下的梦想肯定泡汤了，这可怎么办呢？一家老小还指望着我呢。我脑子一片混乱，直到Joanna训完离开后，韩国小伙跑过来劝我，方才清醒过来。韩国小伙意识到我的结局是什么，安慰我不要难过，这个实验室不是什么好地方，不值得留恋，他很快也会辞去这里的工作。根据我对他的了解，我相信这是他的心里话。我对他安慰表示感谢，告诉他我会克服这个困难的，不要担心。这一天离我的实习结束还有两个多星期。
回到家里我把实情告诉了太太，她非常失望，也很生气。自参加这个工作经验班已经近4个月了，家里的唯一收入来自做晚班（临时）清洁工的太太。这点收入连我们基本温饱开销的一半都不到。本来一家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现在都付诸东流了，真气人。大吵之后，我们又平静下来，最后商定，去实验室实习已经没多大意思了，先找一份能填饱肚子的工作，这是最紧迫也是最现实的。第二天，我给YMCA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们，我决定退出工作经验班，自谋生路。这样，我的第一个专业梦就这么泡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