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方劫持人质
20世纪的20年代，由于军阀肆虐，山东人民倍受蹂躏，无以为生，纷纷“落草为寇”，与散兵游勇结伍，打家劫舍。山东临城地区抱犊崮山区的匪患尤其严重，其中以滕县人孙美珠为首的“山东建国自治军”势力最大。他们编军五路，不仅在抱犊崮驻有后方留守人马，而且在临沂、郯城、滕县、临城、济南、徐州、上海、南京、北京等地设有联络站。
北洋政府常常派出部队予以围剿。孙美珠在一次遭遇战中被官兵击毙，其弟孙美瑶接替其职，继续活动，竟把土匪队伍带得比以前更强大。政府遂命山东督军田中玉为剿匪总司令，对孙美瑶加紧围剿。到 1923年4月，孙美瑶部在官兵的穷追猛打及团团包围下，只能苦守抱犊崮，面临弹尽粮绝的危机。
为了报复官军，同时也为了自己的生计，孙美瑶想出一个铤而走险的办法……
由于津浦路临城站的一段铁轨事先已被孙美瑶的手下拆了，列车在5月6日凌晨抵达临城站时，自然就翻了车，车厢里的电灯也灭了。从睡梦中惊醒的旅客们摔得鼻青脸肿。人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车厢里大哭小叫，不知出了什么祸事。这时，一连串“劈啪”的枪声刺痛了人们的耳膜，无数手电筒闪着强光，向列车扫射而来。
“赶快下车!一个挨着一个钻出来，两手抱着脑袋，不准乱动，都到外面站好!谁敢乱动，就打死谁!”随着夜风，传来了阵阵吼声，但没有人敢下车。接着又是一声嘶喊：“火车要爆炸了，下不下来呀!”
一听这话，旅客们都争先恐后地下了车。孙美瑶领着荷枪实弹的1000余名土匪立刻蜂拥而上，将其团团包围起来，粗暴地逐个搜身抢劫，摸到钱物，当即就放进手提的麻袋里。土匪们还用手电筒仔细端详着每一位旅客。此时，大部分乘客已惊魂稍定，恍惚明白是碰上土匪了。
这时，又有人发出一声惊奇的呼叫：“洋鬼子!”只见一个洋人在顿足咆哮，叽哩呱啦地大发雷霆。一时间人声鼎沸，秩序大乱。
“有没有通洋话的人?”孙美瑶高声问道，“通洋话的人快来，告诉洋鬼子，别在这里撒野!”没有人应声。孙美瑶火了，“砰”的一枪，把那个咆哮的“洋人”击毙了。嘈杂的人群顿时鸦雀无声。
劫车会遇到“洋人”，这完全出乎孙美瑶的意料，他事先只知道“蓝钢皮”列车在这个时间通过，至于车上坐的什么人，他一点也不清楚。已经打死了一个“洋人”，剩下的该怎么办?
“统统打死算啦!免得和他们罗嗦!”
“洋鬼子可是最肥的‘肉票’，留活的!”
土匪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天马上就要亮了，不能再拖延时间了，不必再挑肥拣瘦了，先都弄进山里再说。”孙美瑶的话结束了土匪们的争执。于是所有旅客，不分男女老幼，也不分中国人外国人，都被土匪们像赶羊一样，向抱犊崮山区进发。
由于土匪们不是训练有素的部队，再加上事前没有周密的计划和准备，整个队伍非常零乱。有许多胆大心细的中国旅客，瞅着山路崎岖、峰峦起伏、路边多是巨石沟壑，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溜掉了。而“洋人”们对整个事件还在没头没脑中，且对中国农村的情况不熟悉，除了一个名叫露茜・奥尔德里奇的美国小姐因为跑不动而侥幸逃脱之外，其余人都在跟着大队跑。因此，土匪劫到山里的“肉票”最后为110人，其中有 71名中国人，39名外国人。
搜刮到这么多财物，又劫来这么多的洋人，生计问题解决了，报复官军的目的也达到了。但在孙美瑶简单的头脑中，却隐隐约约地觉得麻烦还未完全解决。因为进攻抱犊崮的官军们，不论是围攻东面和西面的，还是主攻正面的部队，还都在山区里，自己藏存被掳乘客的庙南峪对面的山上，就驻有不少官军。枪声疏疏落落不时地向这里射击，所以，他还得阻止官军的进攻。
想到那些当官的都怕“洋人”，孙美瑶觉着官军们对于“洋人”肯定会另眼相看，不妨派一个“洋人”到对面山上先要求官军停止攻击。找来找去，孙美瑶发现一个女“洋人”很老实，因为从被劫掳以后她连叫都没叫过一声。于是，孙美瑶便选她给官军送信，并另找了一个会说“洋话”的中国人做翻译，让他俩身披白布，向对面山上走去。
不料，两人还没走到一半的路程，官军的枪弹便雨点般地射过来，两人吓得又跑了回来。虽然没有达到目的，孙美瑶却很欣赏这个女“洋人”的“听话”，为了鼓励其他“肉票”也听话，便下令把她放了。这个被释放的女“洋人”名叫卡罗丽，意大利籍。她于5 月 8日凌晨到达北京后，立即跑到意大利公使馆诉说被劫的经过，并到北洋政府交通部做了详细的报告。
孙美瑶派“洋人”试图阻止官军的进攻失败后，就不再理会这件事，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办，就是“肉票”的勒赎。因为这次的情形与往常不同，以前绑架了乡村的土财主后，事主会自动地四处托人打听，然后卖宅子、卖地，甚至倾家荡产筹备款项来赎票；而今天的这些“肉票”都是从火车上劫来的，全国各省市都有，身份也有士农工商之分，又有外国人，真是复杂极了，不能坐等他们上门，必须迫使“肉票”写信通知他们远在外地的家属来赎。
不到两天时间，所有中国“肉票”在土匪们的威逼下都写好了“赎票”的家信，而对那些“洋人”，土匪们则显得力不从心。劫掳“洋人”是头一回，他们的穿着都差不多，无法从穿戴和相貌判定他们的身份，而“洋人”写的字又跟蝌蚪一样无法辨认。土匪们索性就先把“洋人”撂在了一边，反正他们跑不了，先等等看再说。
政府剿抚两难
一伙草寇居然敢绑架“洋人”，这还了得!临城劫车事件发生的当天，消息就传到了北京。7日，各国驻北京公使分别电告其本国，并由公使团领袖葡萄牙公使符礼德趋访国务院，谒见总理张绍曾，当面提出严重抗议。北洋政府当局自然不敢怠慢，立即命令田中玉派兵进剿，营救被掳旅客。田中玉一接到命令，便派出了何锋钰团围攻抱犊崮。
然而，每当土匪们抵挡不住的时候，孙美瑶就命人把外籍旅客推到阵前作掩护。这一招果然灵验，官军们立刻就偃旗息鼓了。就这样，土匪与官军打起了“持久战”。不过，与政府军长久地耗下去终究不是个办法，而且弄不好会人财两空，于是孙美瑶便让人带信给田中玉，声称：“如果能将围剿的部队撤回，我们就同意释放洋人人质；如果再行追击围剿，就立即撕票，绝不客气!”
这下可轮到北洋政府犯愁了。如果继续武力围剿，一味硬行抢救人质，恐怕会逼得孙美瑶杀洋人撕票，那势必要引起与外国的重大交涉，会使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假如安抚，只怕孙匪的气焰会更加嚣张，开列的条件也会愈来愈高，无法处理，为洋人、国人耻笑。
北洋政府陷入了剿抚两难的境地。为了暂时平息一下“洋大人”的雷霆之怒以及国人的不满情绪，大总统黎元洪遂发表了一通惩办有关人员的命令，将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秉琦交陆军、内务两部议处，并责成他们从速将被掳人质先行设法救回。
北洋政府耍的花枪，“洋大人”们自然不会满意。驻京各国公使继续向北洋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限期要3日内全数救出被掳外侨。慌了手脚的北洋政府急忙派交通总长吴毓麟驱车赶往济南，会同田中玉进驻枣庄，全权处理营救洋人事宜。
由于剿匪行动未得到洋人首肯，5月10日，吴、田二人到枣庄的当天，田中玉下的第一道命令便是进剿抱犊崮的官军立刻停止攻击，一律撤出山区待命，山区的各出入路口，由地方保卫团警戒。很快，整个抱犊崮山区又暂时恢复到官军进剿以前的态势了，堂堂一个北洋政府对一个土匪武力的剿捕就这样草草收场了。现在，他们只剩下与土匪谈判一招了。
吴毓麟与田中玉当然不敢冒险直接入山与孙美瑶谈判，而他们的手下也没人敢去。想来想去，吴、田二人想到了地方的乡绅们身上。他们二人从抵枣庄伊始，就马不停蹄，分头拜客，凡地方上稍有声望的乡绅，一一登门拜访，央请出面，协助官府与土匪交涉。
在地方人士的思想中，所谓“交涉”，就是“说票”；而“说票”就是“通匪”，与土匪有同罪之嫌，因此有身家地位的乡绅，谁都不敢承担这个任务。但是，经不起吴、田二人的苦苦央求，同时也为了地方上早日安静下来，经乡绅们共同商议，最后总算推举出党金元、李炳章二人。不过，他们又向吴毓麟、田中玉声明，这两人代表地方，只负责劝告土匪答应与官府交涉，至于如何交涉，仍请官府中人直接去办理，党、李二人不承担这个事情。走投无路的吴、田二人答应下来。5月12日凌晨，党金元和李炳章就进山去了。
党金元、李炳章入山后，孙美瑶立刻带着一帮小头目与他们进行了会晤。党、李二人首先以乡长的身份把孙美瑶众人责备一番，还煞有介事地说道：“外国军舰已在下关集中，洋兵就要登陆前来救洋人，洋兵能不能打进抱犊崮来暂且不说，地方上可就难免遭殃了。就是官军不顾一切集中兵力来打，抱犊崮又怎能防守住呢?请你们为地方上的乡亲们想想吧，不要为地方上多惹是非，到死后还留下个骂名。”
孙美瑶被二人的话说动了，沉默不语。党、李二人趁热打铁，劝孙美瑶立刻与官府谈判。这时， “军师”郭其才起身说道：“两位老爷子这样说，我们当然依从，不过也不能太便宜了官府，我们希望：1、官军们撤得远远的；2、给我们管个饷；3、收编我们为一个旅，先发给炮弹；4、田中玉、何锋钰这两个人最可恶，都得撤职。”
一听这话，党、李二人急忙答复道：“我们不是官府中人，也不是来‘说票’，只是看到你们办事没准头，恐怕将来无法收拾，指给你们个明路。你们可以再商议商议，推出代表，一切条件直接与官府去谈，保证官府不扣留你们的代表，官府派来的代表，你们也不能扣留与杀害。”
孙美瑶一伙齐声同意。党、李二人稍事休息后，便在当晚10点回到枣庄，向吴毓麟、田中玉汇报了详细情况，官匪交涉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一波三折的官匪交涉
5月13日，官方的正式代表----美国人安特生和江苏督军齐燮元的交涉员温世珍----果然上了抱犊崮。稍作洽谈后，官方代表即邀请孙美瑶派人与吴毓麟、田中玉会晤，进行正式谈判。由于听到党、李二人的责备和劝说，众人都隐隐约约地觉得事情做得有些鲁莽，后果可能不妙，因此大家都不愿去谈判。无奈，孙美瑶只好亲自出马，为了给自己壮胆，他约郭其才相陪，还带了几个自以为悍勇不怕死的土匪，以“单刀赴会”的气势，随同安特生、温世珍来到枣庄车站作为督军行辕的专车上。
负责接见孙美瑶一行的是田中玉。从未见过“大官”的孙美瑶，摆出大大咧咧的样子，他的手下则横眉竖眼，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田中玉并没有摆出自己平日里一贯的“威严”，而是开门见山地要求孙美瑶先行释放洋人；孙美瑶则表示人只能陆续释放，官军必须再退30里，还要先送一批席子、毯子、手巾、脸盆和“肉票”的口粮来，并要官府收编自己的队伍。
令孙美瑶有点意外的是，田中玉不仅没跟他讨价还价，而且喜不自胜地拍着孙美瑶的肩头说：“各位有这层弃暗投明的意思，那真是太好了!我跟吴总长负责向黎大总统、张总理说成，保证不出三天，定有佳音。”
当天下午，政府与各地公团便运来了接济被掳人员的物品，包括食物、用具、烟酒、饮料等，还雇用了大批民夫运送上山。一时间，从枣庄至抱犊崮的道路上，肩挑人抬，络绎不绝。土匪们对送来的东西----律照收不拒，除将少部分粗劣物品分给“肉票”外，其余大部分都被土匪们享用了。
正当枣庄的官匪们交涉之际，各国驻北京公使团给出的洋人脱险的限期已过，英、美、法、意等国公使迫不及待，于5月15日再次向北京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声称要以“无政府之国”对待中国，“直接与匪人谈判”。北洋政府只好继续向吴毓麟和田中玉施压。
上头逼得这么紧，吴、田二人只好进一步“屈尊降贵”，和土匪们站在对等的立场上，试图以“和平手段”、“权变之术”把洋人迅速救出来。然而，事实的发展恰好与他们的愿望相反。
以民间的经验来说，向土匪“赎票”切忌紧张慌乱，更不能过分地害怕土匪“撕票”，因为土匪绑票的目的是勒索，“撕票”并不是他们的目的。而吴、田二人一心想着如何赶快把洋人救出来，表现得相当急躁。孙美瑶、郭其才回山后，把交涉的经过以及田中玉的“爽快”向众小头目一说，众人惊奇地发现洋人们居然这么值钱，简直是“奇货”可居，于是产生了两点结论：1、军师提出的条件太低，有大批的“洋票”在手中，正好欲求欲取，何妨狮子大开口；2、官府恐怕未必有收编的诚意，如果“洋票”贸然地交出去，官军说不定会进行猛烈的攻击、残酷的报复。
因此，当田中玉派人拿着任命孙美瑶为招抚司令的委任状上山后，望眼欲穿的他不仅没有等到洋人被释的消息，反而是匪方毁弃口头协议、新立5项条件的“噩耗”。这5项条件是：1、所有围剿抱犊崮的部队一律回原防；2、滕、峄两县士绅担保事后不背盟； 3、指定东凫山为双方会议的地点；4、由收编成一个旅改为两个旅；5、改编后，邹县、尚村等5个地方，允许其自由行动。一见这5项条件，田中玉的心情顿时紧张起来，吴毓麟则急得要亲自入山当人质。
针对匪方提出的5项条件，田中玉于17日提出了两个答复条件：1、被掳者完全释放后，再由调解人赴山磋商；2、招抚改编，以原有人枪者为限。匪方见到这个答复，紧跟着又提出了比原来5项条件要求更高、更苛刻的条件：1、官方限22日中午止完全撤回原防；2、改编3个旅，先发军械；3、以上两条履行后，始放人票。
田中玉只好再行让步，提出解决问题的三个步骤：由田中玉委任孙美瑶为招抚司令，匪方交出人票的1／3，为第一步；上条实行以后，官军再行后撤，匪方再交出人票的1／3，为第二步；收编妥帖后，人票全放，为第三步。并声明这是最后的让步，匪方如不接受，即放弃和平手段，挥军进剿。
匪方对于田中玉最后让步的三个步骤，仍不肯接受，因为他们固守着一个绝不肯退让的要点，就是他们向官方提出的要求未实现前，绝不释放洋人。为了进一步为自己捞取资本，孙美瑶接受郭其才的提议，在与官方交涉期间派出了一个法国籍“洋票”贝路氏携带着他分致英、美、法、意四国公使的照会到北京，请求公使团压迫北京政府迅速撤兵。
正当田中玉手足无措的时候，5月20日，抱犊崮山区外突然有一股土匪潜图入山，经过官军阵地时与官军发生了交火。据说，这是抱犊崮的土匪联合苏、皖、鲁、豫四省土匪加入“山东建国自治军”，要求全数加入国军。田中玉深怕事情真如传说中所言，便下令官军于21日拂晓再度包围抱犊崮。土匪们深恐官军前来“夺票”，也于这天拂晓把所有“肉票”都赶到了抱犊崮峰顶。
事已至此，田中玉和吴毓麟只好各怀着无限懊恼与沮丧的心情，分别返回济南、北京，临行时指派帮办山东军务的郑士琦为剿匪总司令，对抱犊崮山区实行严密封锁，想使土匪坐以待毙；安特生、温世珍也分别回到了北京和江苏，官匪交涉宣告破裂。北洋政府遂通电直、鲁、豫、苏四省，各抽调军队开赴枣庄，以增强剿匪的军力；同时命令航空署组织飞机前往抱犊崮匪巢，为政府军助威。
劫案告终及其余波
谈判决裂后，官军便对抱犊崮实施了严密封锁，山区内外完全隔绝。土匪们开始有了彷徨无依之感，及至政府抽调四省军队要加紧进剿的消息传开后，连孙美瑶本人也有了畏惧感。于是，土匪们便于25日这天，央请被掳“洋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尔惠出山，向郑士琦要求重开和议。鲍尔惠带来了匪方的要求如下：1、先撤官军；2、将匪方改编两个混成旅；3、须英、美、法、意四国公使签字作证。
郑士琦的答复很简单：先放人票；招抚时，有枪者收编，无枪者解散。
鲍尔惠带着这个答非所问的答复回山去了。这时，虽然由四省抽调的军队还没到，航空署的飞，机却已赶到了。5月27日，两架侦察机飞临抱犊崮上空侦察，并撒了大量传单。这一并非武力进攻的行动却使僵持中的官匪态势急转直下，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土匪们过去态度之所以无比强硬，是以抱犊崮易守不能攻、万无一失的天险为其最大依恃的，现在有了飞机能从天上来，天险已不足恃，土匪们吓得不敢再僵持下去了。飞机撒传单的当天下午，孙美瑶便再次请鲍尔惠出山，与郑士琦接洽。这回，他们不再要求条件，只要求官方能邀请地方士绅出面参加，就可以重开和谈，甚至表示如果官方同意，他们愿意先释放两个洋人表示诚意。果然，5月30日，英国人史密斯和美国人亚伦被释放了。于是双方约定6月2日在山区内正式谈判。
针对土匪们请地方士绅出面的要求，郑士琦拟订了一份阵容“庞大”的名单，计地方士绅8人、北京商联会代表2人、上海商会代表1人、红十字会代表1人。由于田中玉对郑士琦的安排不满意，郑士琦又对名单做了大幅度的修正，并再度挽请当初开启交涉之门的党金元、李炳章二人出面参加，作为地方士绅的代表。与此同时，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公团，也已组成“全国公团枣庄临时联合会”，并推选出江经沅代表参加交涉。加上红十字代表会1人与直鲁豫巡抚阅使曹锟的代表安特生，以及郑士琦和徐海镇守使陈调元，整个士绅代表团共有7人。
和议的地点设在峨山口。匪方的代表是郭其才及孙美瑶手下另一员悍将刘守廷二人。这次和议没有了以往交换条件的争执，因为匪方竭力表示要把“面子”卖给地方父老，所以官匪双方很容易就达成了协议：匪方有枪者收编，不定人数，由官方入山点名；官方则表示同意先发军装2000套，每人先发两个月饷。
田中玉接到郑士琦的报告后，立即向北京当局请示办理善后的经费由何处开支。一个星期后，他得到了北京方面的答复：由山东省库支付。田中玉立刻派人专程到天津购置了2000套军装，运往枣庄；又拨发现大洋5万元，派陈调元、第二十旅旅长吴长植进山点名发饷。陈、吴二人6月11日进山，第二天洋人就被释放了，而孙美瑶的“山东建国自治军”则改为“山东新编旅”，在郭里集一带驻防，孙美瑶任旅长。
临城劫车案虽然结束了，然而余波激荡。外国列强为了在中国获得更多的利益，于8月10日由符礼德送交北洋政府一份16国赔偿通犊。通犊提出了劫车案中对外人损失的赔偿问题、外交团所认为必要的保障问题，以及中方官吏及铁路人员的惩办等三个问题。面对这些无理要求，将黎元洪赶下台的曹锟为了拉拢洋人支持自己当总统，竟然完全照办，并亲自劝说田中玉主动辞去上将军之衔，以向洋人交待。不仅如此，为了讨得洋人的欢心，在交通部之外，曹锟还下令增设路警督办一职以及有关机构，直接由国务院管辖，作为护路机关。
事情到此还未结束。匪性不改的孙美瑶等人以为已安然无事，便整日三五成群四处闲游，还屡屡与驻守枣庄市内的第五师士兵发生冲突。1923年12月，准备多时的郑士琦指使衮州镇守使张培荣，在枣庄中兴煤矿公司设宴诱杀了孙美瑶。孙美瑶的部下被杀的杀，关的关，剩下的人便带着手中的枪械一哄而散，重新逃回了抱犊崮。抱犊崮山区又回复到临城劫车案发生前的原状。翌年，张培荣不得不派兵对抱犊崮山区的土匪进行新的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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