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才子PK茅于轼：我也来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一）

茅于轼写了《把毛泽东还原成人》，我也写一篇，PK一下吧 。

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并不是一个单方面的命题，因为毛泽东所居的，不是一个坛，而是两个。一个是神坛，一个是魔坛，自然而然就有两派人聚在两个坛下，革命斗士和民主斗士最后都成了魔神坛斗士，为毛泽东究竟是神还是魔争论不休。

所以，在讨论“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这个话题之前，有必要就“讨论”这个话题首先讨论一番。我认为，最要紧的一点，是在讨论中一定要讲逻辑。

一是不能因人废言，要避开对历史人物个人品质的讨论，而重点看他提出的思想，坚持的路线，你不能说因为牛顿爱财，万有引力就不存在了；不能说因为居里夫人是荡妇，镭这种元素就不存在了。而现在一些人要批驳马克思列宁主义，连一页书都不愿意看，就去说马克思有私生子，列宁有梅毒，照此逻辑，因为伏尔泰是被包养的二爷，自由就是错的；卢梭是扔了五个孩子，民主就是错的；华盛顿家里养了一堆奴隶，独立就是错的。这就是不讲逻辑了。

二是要讲因果联系，而不能单就个别历史事件得出“后此谬误”。因为人文社科领域和自然科学研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不可能做到单一变量实验，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一定是多元的。如果一味鼓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就是把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混为一谈了，试想，决定因素居然不计其数，你又如何单纯从实践中分析各个因素的权重？最后的结果，一定只能夸大或者缩小某一个因素的影响，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

三是要把握历史大势，舍弃王侯将相、才子佳人等诸般历史细节。很多人抱怨史书不实，这是就王侯将相史来说的，比如说，毛泽东的儿子怎么死的？说不清楚。蒋介石的儿子的父亲是谁？说不清楚。但历史的大势是无比清晰的，1911年辛亥革命了，1949年国民党跑路了，这些都是掩盖不了的。而这些实际上比那么说不清楚的东西重要的多。

以下进入正题。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流到中国近现代史，有三个根本主题：个人自由、民族独立、国家现代化。而这三者的催化剂，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庚子赔款”。这个条约要求，中国赔偿11个国家白银本息9.8亿两，加上地方赔款，中国要掏出10亿两白银，相当于12年财政收入。而中国当时的财政收入，已经是在支付马关赔款和重整武装的情况下超负荷运行了。基本上来说，《辛丑条约》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竭泽而渔、焚林而猎、杀鸡取卵。最傻逼的国家有三个：一是俄国，与中国接壤，等于抱着一个提款机，随时可以来拿，根本不用伙同一拨外地人过来抢银行；二和三是英国、法国，经略中国多年，既得利益是相当清晰的，等于是叫人来砸自己的场子。把中国弄死了，对他们都没好处。但在当时的世界大势下，八国联军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英德要展开军备竞赛，争霸欧洲，没钱不行；法国要报仇雪恨，没钱不行；日本、意大利以列强自居，蓄势待发，没钱不行；俄国、奥匈帝国日落西山，矛盾丛生，没钱更不行。基本上是一群想钱想疯了的主，逼中国签了一个抢钱条约。只有一个明眼人，那就是美国，已经看透了《辛丑条约》一签，中国必然爆发革命，大清国必然灭亡，于是把自己份额不多的赔款用来开办学校，笼络人心，力争在革命洗牌后接手最大的一块蛋糕。未曾想到，这所学校果然在百年后成为中国的主宰，这是后话。

《辛丑条约》一签，中国的三个主题：个人自由、民族独立、国家现代化便完全显现出来了。

首先是在个人上，列强向中国索赔10亿两白银，而中国财政已无余钱，于是所有的赔款都是税收的增量，而满清的政治腐败程度远甚当下，征税效率极低，列强要10亿两，老百姓很可能就要交20—30亿两，因为中饱私囊是铁板钉钉的事情，清廷想的办法是把钱摊到各个省去，让他们看着办，这样一来，至少可以保证从省到中央这个环节不至于再有大的截留。世界列强的民主自由基本上都是征税征出来的，从英国到美国、法国，莫不如此，庚子赔款的巨税一征，官民矛盾必然激化，这种矛盾通过单纯的，旧式的改朝换代已经解决不了，因为这不是说某个皇帝好坏的问题，而是说皇帝这玩意儿本身就有问题。

其次是在民族层面上，一方面是满汉的民族矛盾开始激化，因为多民族国家就好比两口子过日子，有钱的时候，其乐融融什么都好说，一旦没钱了，吵架拌嘴马上就成了家常便饭，孙中山等革命势力与洪门天地会这些反清复明势力迅速合流，喊出“驱逐鞑虏”深得民心；另一方面，满清痛感军事无能已沦为列强ATM取款机， 表示很不甘心，提出了雄心勃勃的练兵计划，准备编练36个师（那时候叫“镇”）的新军，这支新军一旦练成，单就陆军而言，已经追英赶美了。

于是，就牵出了国家现代化的话题。无论是支付赔款还是编练新军，无不加重满清政府财政的负担，满清的财政崩溃已成必然。而如之前有篇文章曾经指出，一切行政行为归根到底都是财政行为，财政崩溃也就意味着政府崩溃，政权瓦解。清末新政带来的不是复兴，而是亡国。因为中国最大的矛盾已经暴露出来了：旧式的东方专制主义农业国家，特点在于人口庞大条件下的高产值、高消费、低积累。因为GDP构成上以农业为主，农业上又以口粮为主，经济剩余微乎其微，而这点微量的剩余，在接受西方列强的盘剥之后，是不可能用来支撑现代的军队的。

这样，中国历史就进入了一个死循环，因为没有现代化，就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及其强大的国防军，没有强大的国防军，就筹集不到启动现代化的原始积累，筹集不到启动现代化的原始积累，中国就要继续沦为列强ATM，中国继续沦为列强ATM，中国人民的负担便会与日俱增。顺着这样的轨迹，中国爆发革命，是时间问题，而最后产生的革命之子，便是这三种共同意志的代表。甚至于，我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只要不解决个人自由、民族独立、国家现代化这三个问题，革命就会继续发生。　　

辛亥革命一声枪响，爱新觉罗下台，但这是问题的开始。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照搬了美国的体制，各省享有巨大的自治权力，中央实行总统制，立法采取代议制，颇有蹒跚学步的感觉。而且，中国这个学生是个很好学的学生，学到的不仅仅是美国的体制，还有南北战争。南方革命省与北方北洋省的矛盾随着宋教仁的身死而彻底爆发，南方革命省兴师北伐，很快便被北洋军按倒。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当时已经建立了美式体制的雏形，若无二次革命，将走向民主共和。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是袁世凯的北方还是孙中山的南方，都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没有建立起对军队的制约。一般认为，民主要把政府装进笼子里，但实际上，第一步是要把军队装进笼子里。这里又提出了一个命题，革命之子必须解决好制约军队这个问题。

（未完待续）

注：本文作者系北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