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语 德语 差异 zt

语言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口头或书面符号系统，这种符号系统　自古以来就为一个民族代代传承。一种　
语言以其结构、象征及词汇，将了解这种语言的人真正结合为一。语言是群体　自我定义之所系，通过一种　
语言，一个人类群体才得以凝聚成民族。换言之，民族，即是一个以确定方式构成语言的人类群体。人们　
在语言中可以更生动地感觉到，遥远的过去仍与现在的感情相维系，因为语言深深地渗透着历代先人的经　
验感受，保留着先人的气息。母语能够用一种突如其来的魅力愉悦回乡者的听觉，而当他身处异邦时，会　
撩动他的恋乡之情。每当我们听到母语的声音时，就好像感觉到了我们自身的存在。所以，语言无时无刻　
不表现为民族的形式。一个民族的精神特质和语言形式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极为密切，不论我们从哪个方　
面人手，都可以推导出另一个方面。这是由于思想和感觉的形式与语言的形式必须相互适合。故而，德国　
著名语言学家威廉　・冯　・洪堡说道：“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同一的程　
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像。”０正如个体之间语言风格的不同，是彼此个性差异使然；人类语言的字形、语　
音、语法结构乃至行文风格之所以会千差万别，各个民族的精神特质的互不相同是其至关重要的因素。语　
言是民族精神不由自主地流露，它通过一个民族的思维一感觉方式而获得色彩和个性。因此，了解一种语　
言，比了解任何别的东西更能深入到该民族的精神世界中去。


１９世纪法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德　・斯塔尔夫人曾经指出：“莱茵河这道永恒的屏障，划分出了两个精神　
上的范围，二者如同这两片土地一样，是互为异域的。”④发源于阿尔卑斯山的莱茵河，正巧从法、德两个民　
族之间穿流而过　，它不仅成为两个国度的自然分界，同时也成为两个民族区别的标识。法、德两个民族的　
精神特质适成对照，他们不仅在言谈举止上各有不同，而且在观察、感受事物的方式上也迥然有别。法兰　
西人外向热情，善言好交；而德意志人则偏于内省，阴郁寡言，喜爱沉思默想。这种民族性差异的形成，部　
分源　自自然环境的作用，部分则由于社会制度和风尚使然。　
首先，土地和气候等自然条件的不同造成了法、德两个民族性格的差异。由于德意志民族来自高纬度　
的北欧，贫瘠硗薄的土地、寒冷阴沉的天气造就了他们偏于忧郁的气质，生存条件的艰辛和生活乐趣的缺　
乏使得萦怀于心的不是逸乐而是痛苦，是对命运的怨艾。久之，便养成深居简出、沉思默想的性情，这种性　
情极大地促进了德意志民族想像力和抽象力的发展。因此，没有哪个民族比德国人更适于从事哲学的研　
究了（尤其在康德之后，哲学几乎成了民族的事业），以至于斯塔尔夫人将德国称为“思维的故乡”。相反，　
由于法兰西民族生活于低纬度的地中海沿岸，土地的相对肥沃，气候的温暖湿润，赐予他们充足的享受，因　
而造就了他们耽于欢乐的特质。这种特质使他们喜爱与人交流，易于产生丰富细腻的浪漫情感以及风趣　
优雅的审美趣味，在富于旋律感的音乐和充满逗趣性的喜剧方面，无人堪与法国人比肩，但在哲学方面却　
要远逊于德国人。因为耽于安逸的人们，大多富于情感而懒于思考。基于自然条件的不同所产生的法、德　
民族间的差异是这样的对比鲜明：“一种思想是在社交的相互砥砺中造就，另一种头脑则是在孤独之中发　
展起来 ……一方面是外来的感受，另一方面是灵魂的沉思默想；一方面是同人的交际接触，另一方面是对　
抽象观念的深人钻研。二者所产生的结果就截然相反了。两个民族的文学艺术、哲理宗教，都证明了这种　
区别的存在。”⑤伏尔泰将最出色的社交精神化为诗句，而歌德却用精炼的手法在读者心中唤起孤独深沉　
的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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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德民法典文风差异的文化诠释— — 兼谈未来我国民法典文风的确立　
尤其应予强调的是，法、德两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制度和风尚，对于两个民族的精神特质的形成，也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先来看法国的情况。１６世纪，自法兰西斯一世（１４９４—１５４７）始，法国进入君主专制时期，王权及　
于王国全境。从亨利四世（１５９４—１６１０）到路易十四时代（１６４３—１７１５），君主制逐渐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国王事实上享有无限权力，诸侯们渐次沦为 “宫中侍从”，专以争宠求媚于一人为能事。由于王权的强大，　
首都巴黎成为精英荟萃的政治文化中心，并逐渐形成统一的社会风尚。这种风尚便是注重仪表和风度，崇　
尚典雅和趣味。此风尚的形成是由君主与贵族之间相互依存的微妙关系决定的。　
由于法国君主的权力是依赖贵族的默契得以巩固的，因此，君主必须关照他的朝臣，并对贵族采取适　
当的奉承，以便加强　自己的权威。他必须把权力建立在个人意志的基础上，但又要让其政令的达成显得像　
是纯系“公众的同意 ”。与此相对应，贵族为了更快的升官晋爵，必须对君主表示最忠诚的顺从。但又为了　
体面起见，往往会给　自己的盾牌贴上“为王国而战”这种充满骑士精神的标签，好让人觉得他效忠于君主并　
非迫不得已，而是出于自愿。当时的法国，赏罚的依据不是法律的条文，而是君主的好恶。他用恭维奖励　
人、用贬低惩罚人。取得赏罚的真正原因，在于你是取悦于人，还是惹人讨厌。贵族为了升官晋爵，固然需　
要邀宠于君主；而君主要依赖贵族的支持，又何尝不需要去取悦贵族？君主与贵族间相互依赖的微妙关　
系，要求彼此相处时要有无比精细的分寸感，既要讨好对方，又要不失尊严。通过怎样的方式才能较好地　
体现这种分寸感呢？在上流社会，举止粗俗和言谈乏味是要遭致嘲笑和奚落的，而雅致的举止与风趣的谈　
吐则会得到追捧和赞赏。因此，为了争相追慕虚荣，攀比风度，作为一种必要的策略，君主和贵族都需要典　
雅和趣味，以便取悦他人和炫耀　自己。所以在君主制的法国，不是以行动而是以风度来赢得声誉。一个人　
倘要在名利方面得到好处，他就必须在典雅方面具有魅力。一句俏皮话，一个优雅的姿态，常常可以使你　
一
步登天。这就把所有才智之士引向消遣活动，引向对欢乐的追求，引向社交场所。因为要想显示风度、　
施展才情，以博取权贵们的青睐，没有比社交界更理想的场所了。　
１７世纪的路易十四王室，极力赞助和奖掖科学和艺术，这一方面使学者文人获得崇高的地位，受到社　
会的尊重，成为“有声望的公民”；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各界精英的物质基础和充分闲暇，也就为发展机智和　
谈吐提供了机会，从而给社交生活创造了条件。一时之间，法国的各种沙龙成为达官显贵、才智之士竞相　
角逐的战场。以至于在当时的法国，几乎所有的大事都发生在沙龙里，所有的才智都通过言谈来表现。沙　
龙既是政治、经济、学术和艺术的中心，也是引导新思想、新风尚的活跃场所。权贵们　目眩神迷于豪华场　
中，不复关心国家的大事，君主也就　自以为可以安然稳坐于王位之上了。在君主制国家里，宫廷对国民精　
神产生很大影响，因为人们通常总愿意模仿最高阶层的与众不同之处，所谓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典雅　
和趣味遂由宫廷流入文人的笔端，乃至成为市民普遍仿效的时尚。把社交视为人生旨趣之所在，并把社交　
变成一门艺术，这种法国式的“沙龙文化”自１７世纪中叶始，经路易十四的鼓励提倡逐渐形成，由此造成法　
国文学化、浪漫化的精神气质。此后，欧洲列国，大到政事的施设，小到服饰和饮食的品味、宫廷起居的格　
式，莫不以路易十四的嗜好为时尚。数百年来，巴黎既是服饰和香水之都，又是文学和艺术之城，成为 “风　
雅”的象征，至今仍为世人倾慕神往。可见，“所谓法国人的机智，法国人的典雅不过是百年来法国君主政　
体的设施制度和习俗风尚的直接和必然的产物罢了”。＠　
优雅的风度和机智的谈吐是社交参与者竭力追求的目标。举止毕竟是外在浅表的，而谈吐则能把知　
识学问、情感趣味、气质涵养和盘托出。能平添风度而令人艳羡的谈吐，自然是清晰流畅、风趣优雅的谈吐　
了，谈话的艺术因此成为法国“沙龙文化”的精髓。在法国，语言首先是说来听，而非写来读的。既如是，简　
洁清晰当属首要条件，唯此才能一听便懂。若是优雅风趣　自然更能赢得钦羡。因此，法语特别适合于交　
谈，它 “不过是一种形式语言，适合于表现礼貌、文雅与机智，唯以效果为尚”。⑦在此社交风习的长期浸淫　
之下，法语成为斯文和品味的语言，廷臣和上流社会的语言。久而久之，上流社会说话的方式自然演变为　
作家行文的风格。法国比其他国家远为重视文风之美也就顺理成章了。在法国，“简洁”、“清晰”被标举为　
文风的最高境界。“因为当法国人上午阅读的时候，要紧的是不能有诘屈聱牙之感　，要抓住那些晚上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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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商
研　究　
２００５年第　５期　（总第　１０９期）　
时足以自我炫耀的东西。”⑤笛卡儿、伏尔泰、盂德斯鸠、卢梭、狄德罗诸位贤哲皆为贵族沙龙的常客，他们　
的作品大多先在沙龙宣读，博取显贵们的赏识，以便让　自己出名。由于讨人欢心、怕人奚落是法国君主制　
下人们的言行准则，因此，在法国时尚左右着读者，而读者支配着作家。到了　１８世纪，对文学艺术的爱好　
成为举国的时尚，以致哲学的面包倘若不抹上文学的奶酪，法国人就咽不下去。于是启蒙大师都变成了作　
家，他们的哲学和政治著作实实在在体现出清晰流畅的文风，至于卢梭的激情和伏尔泰的优雅风趣更是时　
常见诸笔端。　
与法国的情况不同，中世纪的德国一直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公元　９６２年，奥托一世获罗马教皇加冕，　
自称恺撒后裔，德国遂取得 “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称号。但直到　１９世纪初叶，它始终空有其名。尤其　自　
１１世纪德王亨利四世与教皇格里哥利七世争权失利后，使王权大为削弱。诸侯趁势愈加猖獗，整个德意　
志诸侯称雄、邦国林立，僧俗贵族成了拥有半主权的“邦君 ”，国王不过徒具虚名而已。由于德国长期处于　
分疆裂土局面，无以形成像巴黎那样使一切学术和文化得以荟萃的中心，无以形成占主导地位的舆论，也　
就不能形成统一的社会风尚和固定的趣味标准。这反倒使文人学者可以无须以迎合来取悦，而只承认灵　
魂的感受为法则，只承认自己的才华是权威，也就能够特立独行地去追求富于个性的思想与表达。所以，　
在法国是读者指挥作家，而在德国则是作家引导读者。又由于各邦政府不但不为学者文人提供施展抱负、　
博取功名的机会，相反还鄙薄和嘲弄知识分子。⑨于是，文人学者不关心公共事务，也无心参与消遣娱乐，　
趋避上流社会，远离社交生活，把精力和兴趣转向对　自然界的冥想，转向对　自身的内心省察。既然他们的　
智慧得不到统治者的赏识和褒奖，既然他们的思想对社会产生不了任何影响，他们只有去从事系统的思维　
活动，听任思想去纵横驰骋，向苍天寻找他们的命运在狭窄的地面没能满足的空间，在沉思默想中消磨他　
们的光阴。在德国，有识之士活着只是为了研究，他们沉湎于理想当中，因为现实生活中没有多少事情合　
其意、遂其愿。他们为求真理而求真理，不考虑能否从中谋取利益，也不管所研究的学问是否有益于社会。　
德国知识分子没有一个政治上的祖国，于是他们便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文学和学术的祖国。正是在这种背　
景下才产生了精美的诗歌、瑰丽的戏剧和深刻的古典哲学。德国人民也正是通过这些学者文人的精神产　
品找到了民族认同感。正如斯塔尔夫人所说：“日耳曼古代史留下的遗迹不多了；而近代史反映了四分五　
裂混乱的局面，不可能由此产生民众的感情；德国人只有在　自己的内心才能找到真正爱国诗歌的源泉。”＠　
与法国人重社交、善言辞的风习相反，德国人则是好独处、喜冥想。由于社交生活的极为缺乏，一般德　
国人不善于在谈话中发挥才智，甚而很少有人习惯于相互问答，致使德语呈现一种死板的色彩。如果说法　
语适于交谈，那么德语只适于阅读。加上政治的昏暗使得有识之士的才智在尘世无以施展，遂更把眼光投　
向内心和天空，终日沉溺于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领域，热衷于建造概念的摩天大厦，构筑体系的空中花园，　
使德语逐渐具有逻辑性、思辨性的特征。这种抽象的研究要求语言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要求语言能够对复　
杂细微的思想有一个完整而精准的把握。久之，便形成了一种框形结构的复合句式。与法语时时闪现灵　
机一动的解颐妙语不同，德语固然能够表达思想的一切精微奥妙之处，但由于结构的复杂、句式的冗长，渎　
来倍觉晦涩繁琐、单调沉闷，以致令人浑然欲睡。更有甚者，与法国人以 “清晰”为文风的最高标准恰成对　
照，“晦涩 ”竟至成为德国学者文人争相追求的嗜好。一本书只要没有新鲜深刻的思想，便立即遭到鄙夷。　
由于过分倚重思想，以致浅显清晰的文风也受贬斥，仿佛只有晦涩古奥的笔调才能与深刻玄妙的思想相匹　
配。哲学家们“害怕如果用轻松愉快迎合口味的笔调来叙述这门科学（哲学），会有损于这门科学的尊严　
…
…
于是，在德国人中间产生了谁写好文章，他就不是哲学家的迷信。”　 ‘他们对一般平庸见解深恶痛绝，　
而当他们不得不复述此类见解时总要镀上抽象的纯哲理色彩，使人误以为是什么新鲜思想，直到识破之　日　
为止。”＠尤其康德的著作面世以后，晦涩之风影响尤甚，流风所及已然涵盖所有研究领域（法学界也自不　
能免），以致当时小说家笔下的人物也一律仿着哲人的口吻说话。诗人海涅对康德“拙劣僵硬”的文体造成　
的影响颇为不满，他不无调侃地说：“康德哲学由于它那抽象的枯燥性曾给文学和艺术带来了很大损失。　
幸而康德哲学还没有混入烹饪术中去。”＠德国学者这种语体迟滞、文字晦涩的通病，最终由黑格尔推向极　
致。与法国文学化、浪漫化的精神气质相对应，德国逐渐形成哲学型、逻辑型的精神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