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帕帕斯博士， 翻译：守道翁
1872年八月他们三人同时到达中国天津。他们很快发现中国已被内部纷争和混乱的政治秩序撕裂。尽管自1860年以后中国实施了“自强运动”，进行了许多改革，但是叛乱此起彼伏。中国引进了现代化农耕技术；开始了税收改革；建立了新式学堂和图书馆；开始采矿和纺织工业；建造了新的码头和船只；重组了军队；用铁路和电话网将帝国大部分统一起来。 由于积重难反，这些小小的改革相对于现代化的进程，收效甚微，不足以维持持续性的发展。政府内部的少数实力派被非孔子价值体系吓呆，从而进一步阻碍改革。天花，白喉，伤寒，霍乱流行，帝国在领土完整的分化下，摇摇欲坠。干旱，瘟疫，和洪水在乡下肆虐。整个社会在太平天国的破坏影响下，举步维艰。 1870年天津大屠杀中，一群暴徒捣毁孤儿院，烧毁天主教教堂，杀死十几位尼姑和主教，并且杀死和肢解了几位法国居民。。。然而在某个方面，对于西方来说这又是个进入中国的难得机会。 1858年>的签署，以及1860年 >的补充条约签署，大大地提升了外国人在中国的地位。它让西方列强在中国内陆地区不断扩涨，外国的外交官也可以被指定为满族法庭的官员，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的首次创举。十一个新口岸对外国人开放，这其中包括主要的港口天津港，离北京近在咫尺；上海港，中国以及长江流域的主要进出口港口。外国人被允许在这些门口开放的地区旅行。这些条约从物质上大大地保证了西方日益增长的传教活动。正象新财富由工业革命来创造出来的一样，它为西方建立和支持海外传教提供了物质基础。罗马天主教(拿破仑战争以后)和基督教新教(19世纪早期福音派运动)又一次大复兴。同时它也为各种基督信仰提供了一付兴奋剂：将福音传遍全球！
明恩浦新婚的妻子爱玛
这些条约大大地促进了福音事工在中国的开展，除了以上提到的贸易，政治协商条款之外，中国提出了对所有基督教在帝国开展的全面性让步政策。无论你是西方传教士或者中国信众，不加任何限制。外国传教士昼夜之间可以自由在中国旅游，布道，购买房产，建立家园。无用质疑，新教和天主教事工利用这种优势，在1860年以后，将福音工作扩展到中国几乎每一个省份。明恩浦1872年到达中国时，总共只有几百位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但是到了1890年，人数达到1300人。这些主要来自大英帝国，其次来自美国。基督教新教聚会人数稳步上升，从1869年的大约5700人信徒，发展到1893年的5万5千人。
明恩浦和波特儿加入了天津一个传教组织。那时的外国租界里有伦敦差传会，美国公理会，卫理新会，以及美国卫理会组成。传教工作相互交错，“就象一只手上的4个手指头，有一堵墙将各自分开”。 尽管传教士也试图用统一的传教方法去宣讲主的话语，比如布道，个人探访，分发印刷小册子等，但是传教士之间的合作却很罕见。正如明恩浦写的：“每个人独来独往，很少得到其他人的认知”。福音工场一般包括一间儿童学校，一个药品分发站，一座西式住宅，和供西方传教士家属用的花园。每个差传会又有自己的教会，或街头教堂， 分布在天津的城郊。教堂一般由几条板凳，架起的护栏，一个黑板，上面写着当天的布道内容，桌子上摆满圣经和小册子。这些教堂大多位于拥挤狭窄的集市旁，对所有人开放，卖米的商人，音乐人，牛车等塞满集市。要饭的，农民，鸡狗在教堂里进进出出。正如明恩浦所记叙的“三教九流涌入教堂：苦力进来，歇歇脚；闲散的衙门官员，流浪汉被打开的大门和室内的舒适的板凳所吸引。。。”尽管由于教义上的不同，而使按立和差传有所不同，但是对于基督教新教来说，有两点最重要： 一，中国是一个异教国家，迫切需要神的拯救和公义；二，传教士的神圣职责就是重建中国的道德体系。明恩浦写道：“中国缺少的不是聪明智力，中国缺少的是品性，和做人的基本品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