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残酷的战俘劳工岁月(续2)
二 地狱般的航行
据澳大利亚研究者披露，日军从新加坡押送英军战俘前往亚包的航行中，条件恶劣，战俘们像牲口一样，被赶入舱底，几乎密不透风，食物不足，淡水稀缺，几百人麋集一处，大小便也只有几只环绕在他们周围的木桶，恶臭难掩。就是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这些英军战俘度过了24天之久。[1]
实际上，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尤其是太平洋战争期间，其他盟国战俘的遭遇，也同样是中国战俘的遭遇。
据李维恂少校在前述1946年1月12日给交警第十八总队总队长郭履洲将军的函件里，提及在从上海船运亚包的整个航行中，只用“病死船上者几十名”寥寥几个字带过，根本没有提及船上的恶劣条件以及航行的残酷经历。但在2009年接受笔者访谈时，他却心有余悸地表示，1942年底的那次航行，可以用“地狱般的航行”来形容，是不堪回首的经历。下面就是李维恂先生对这段航行的回忆：
我们从南京出来的人，编为五个中队，被送往上海。在上海上船时，我们被分开，大约是100多人分乘一条船，当然，船上还有日军。我们100多人被赶下船的底舱，上面由日军住及装载一些(军用)物资。在民国50-60年代，曾经有一本叫《地狱船》的书，很流行，但我不敢看，因为那时我们的船上航行经历，实际上更惨！
当时我们在上海一上船，整个建制就乱了。日军往底舱扔下了一些糖果、烟之类的东西，大家就乱抢了，根本就什么也不顾。我当时是(一个队的)队长，立刻跳起来，命令排长和班长们站出来，将这些东西收拢起来，然后再慢慢分给大家。我过去读过一点点日文，就设法上去与日人交涉，谓我们是军人，不能如此戏弄我们。交涉显然有些效果。这样，秩序算是好了些。过了几天之后，就开始有人拉肚子了。这种情况继续恶化，难以言状。
走了一个多月，大约是快到达目的地的前一个星期吧，我们就分船了。分船的意思是，有些船要去其它地方，必须并船，即把我们赶下来，那些船载着日本兵和物资转向他处。这些船都是商船，大约三千顿左右一条，有四层，本身都装得满满的，即除了我们在底舱之外，其余的都是日本兵。而我们原先100多人一条船，现在要400人左右一条船。就是说，我们100多人与其它船的人汇合，挤在一起，只能坐，不能睡，有些只能站着。这种景象可想而知。
刚刚开始时，吃饭还正常。日本兵给我们20人一桶饭，半桶菜，但不给汤，不给水，还无法让人上去大小便，因为日本兵有四把刺刀守在舱门口。船舱里热得不行，无人穿衣服，当时的衣服能保存下来是不可想象的。当时叫骂声不断。可是，三天后，已无人哀叫了，也没有大小便了。刚开始时，日本兵刷牙的水流下来，我们接来喝，还可以喝自己的尿，最后什么也没有了。有人甚至想跳海一死了之，但日本人也怕我们跳海，防得很严。
可我们最后挺过来了。事情是这样：日本兵每天至少要我们派10个人去帮厨，这样这些人可以拿点水喝，也偷偷地用瓶子装水回来喝。有时候我们就派出这些帮厨的人去偷水，即演出“苦肉计”：如让一二个人故意做错事，吸引日本兵注意力，甚至挨上皮肉之苦，其余人就趁机去偷水。适当的时候我们也去日本军官那里交涉，这样可以得到少许的一点水。[2]
上述李维恂对押送往亚包期间海上航行的回忆，在同样也是来自南京战俘集中营的鞠巧生之回忆中，也有着相同的感受。他对当年日军像对待牲畜一样来对待装上运输船的中国战俘，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象：
1942年冬，一日突然紧急集合，被命令脱去棉衣裤，仅着单衫，又用麻绳将众俘首尾一串，关进铁皮棚车，象送牲口一样押上了日军运输舰，当时有两批战俘，南京与上海来各一批，共计一千四百多人。战俘被关在底舱，闷热不堪，日寇不给水喝，战俘们干渴即死，有的捧来一些敌人的淘米水解渴，体力十分衰弱，一些人昏死过去就被日寇丢进海洋，日寇仍令战俘在舰上进行战争演习，要去底舱扛炮弹放到舱面再放回(为在紧急情况时给日寇充当炮灰)，……。[3]
施方舟对于航行中遭受的虐待和屈辱遭遇以及日军对生命的漠然无视，也有着同样的回忆，他对记者所描述的经历同样让人震惊：
施方舟介绍，他们被转移到上海吴淞口的一艘船上，而他们就被塞进了只装牲口的舱底，不知道将去何方。……
施方舟回忆，由于船上的淡水很少，一些人因口渴难耐，只好喝自己的尿液。有一次，无法再忍受的施去向日本人讨要水喝，却亲眼见到惨绝人寰的一幕：一名劳工偷偷跑进厨房灌了一瓶淡水，被日本岗哨发现了，对方强逼着这名劳工站在甲板上，然后用刺刀将劳工挑下大海，葬身鱼腹。[4]
在50多年之后，最早向记者披露在亚包当战俘劳工悲惨经历的田际钿，对于1942年底到1943年初的那段海上航行，依然感受非常强烈，难以忘怀与他同行的战友，就是在酷热难耐的舱底被活活闷死的：
军舰共9层，我们被赶到最底层，不见天日，里面热死人，没有床，不少人晕船、拉肚子，有一个来自通城县的湖北老乡就热死在舰上。[5]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对待所有的劳工和战俘劳工都是一样的残酷和毫无人性。下面所引用的，是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军在华北掳掠赴日做苦工的幸存者的回忆，他们在赴日航行途中的遭遇，竟然和那些被押运到南太平洋岛国的同胞惊人地相似：
去日本的交通工具全部是运货船，象运输猪牛一样， 劳工们被赶进舱底，躺卧在矿石或压船用的碎石块上。遇到大风，船盖紧闭，舱里空气闷热，舱顶部的水蒸汽凝成的小水珠象雨点似地掉落。 加上缺少淡水和食物，又无随船医疗，有的劳工死在了船上，尸体被日人扔进茫茫大海，葬尸鱼腹。[6]
被日军强运到新不列颠岛的中国战俘幸存者能留下口述访谈记录的极少，我们无法找到更多的有关其在押运途中遭受虐待的控诉记录，因而也无法统计在从上海运送到亚包的航行途中，具体有多少中国战俘被虐待致死。李维恂在1946年的信函中所说的“病死船上者几十名”，也只是一个约数，而且还未说明这是仅指南京的那1000名战俘而言，抑或包括了全部1504名被俘中国官兵。但仅从上面的一些片段回忆，已经足以证实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而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
[1]Peter Leggett, Watom Island British POWs。
[2]李维恂先生访谈，2009年8月708日，台湾高雄。
[3]张学群、余菁，前揭文。
[4] 文峰、罗成康，前揭文。
[5]余玮、吴志菲，前揭文。
[6] 《一个华工在日本的悲惨遭遇——孟昭恩访谈录》，载何天义主编：《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第四卷：冤魂遍东瀛)，齐鲁书社，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