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亲共”外交官谢伟思的风雨人生

在毛泽东接触过的美国人当中，最为人们熟悉的是以《西行漫记》蜚声世界的斯诺，而约翰·Ｓ·谢伟思，年轻的美国外交官，也应当是其中的一位。

　　１９４４年至１９４５年，谢伟思作为美军观察组成员派驻延安期间，毛泽东与他有过多次重要谈话，谈话的内容极其广泛，涉及到国共之间的矛盾、中共对美国的政策、战后中国的发展等重大问题。这些理应对中美两国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的讲话，谢伟思原原本本地向美国政府作了报告，并提出了与中共开展全面合作的建议，但并未得到美国最高决策层的重视。谢伟思本人反倒因为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良好关系，遭到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嫉恨，被排挤出中国。在其后的２０多年间，谢伟思一直受到美国反华势力的攻讦与陷害，经历十分坎坷，但他始终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真挚的感情，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致力于中美两国的友好交往。

　　谢伟思最先提出了向中共控制区派遣美国观察员的建议

　　谢伟思是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人。他的父亲是浸礼会传教士，１９０５年携妻来到中国成都创办基督教青年会。谢伟思是家中长子，１９０９年８月出生于成都，在成都和重庆度过了童年，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１１岁时随父母迁往上海，就读于那里的美国学校。全家返回美国后，谢伟思在国内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奥伯林学院。青年谢伟思立志从事外交，１９３３年通过国务院的资格考试，１９３６年被正式任命为外交官，先后供职于上海的领事馆和重庆的大使馆，成为活跃在外交舞台上的青年才俊。

　　１９４３年８月，谢伟思到史迪威将军任总司令的驻华美军总部工作。他利用自己兼具外交官和军方双重身份的有利条件，深入中国的乡村和边远地区，作广泛的社会考察，体验中国普通百姓的生存环境和状况，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还广泛建立社会关系，与著名爱国人士宋庆龄、冯玉祥和国民党的达官显贵、社会名流都有交往，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也保持着经常联系，是美国外交界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多年在中国的经历，令谢伟思痛感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对蒋介石的个人品行多有诟病。

　　与共产党人的直接接触，让谢伟思无法继续相信国民党宣传机器的陈词滥调，也激起了他强烈的好奇心。他意识到，为了真正了解和认识共产党，为了共同抗击日本的事业，美国人应当到那个偏僻的西北小城延安去。为此，他在１９４３年１月写给国务院的题为《国共形势》的报告中，最先提出了向中共控制区派遣美国观察员的建议。然而，这份报告却被国务院的远东事务高级顾问霍恩贝克批上“荒谬可笑”的字样而束之高阁。

　　半年后，谢伟思的同事、另一个“中国通”戴维斯再度提出了向延安派遣观察员的问题。１９４４年１月，戴维斯在给史迪威将军的报告中重申了派遣观察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史迪威对此表示支持，并把报告直接送达白宫。罗斯福总统于２月９日亲自致电蒋介石，正式提出向中共控制区派遣观察组的要求。最不愿意看到美国与中共建立官方关系的蒋介石，寻找各种借口搪塞和阻挠这一计划的实施。直到６月下旬华莱士副总统访华，当面向蒋介石提出要求，蒋介石才勉强表示同意。华莱士访华期间，谢伟思利用担任陪同的机会，进一步向华莱士说明了派遣观察组的理由。他说，一个美国使团可以减少美国完全依靠国民党的程度。由于美国的支持，共产党人或许能够起到把中国变成一个有生命力的亲美盟国的作用。华盛顿必须迅速表示，它愿意援助中国的任何决心抗日并答应与美国合作的集团。

　　毛泽东问谢伟思，美国是否可以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

　　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２日，谢伟思与观察组第一批成员共九人飞赴延安。谢伟思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是在７月２６日晚八路军总部为观察组举办的宴会上。毛泽东出席了晚宴，谢伟思就坐在他身边。席间，两人很自然地交谈起来。毛泽东对谢伟思参加观察组表示高兴，说他从周恩来和董必武那里知道谢伟思是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朋友。毛泽东问谢伟思，美国是否可以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谢伟思回答说，这有一些实际困难，首先是在这一地区的美国人太少了。毛泽东解释说，他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抗战一结束，观察组会立即撤离延安，那将是国民党打内战的最危险时刻。谢伟思不失时机地表示，他有许多问题想与毛泽东探讨。毛泽东听了之后笑了起来，答应以后会有充分的机会交换意见。观察组第二批人员抵延安后，《解放日报》于８月１５日正式公布了美军观察组全部到达的消息，并发表《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这篇社论是经毛泽东改定的，标题上的“战友们”几个字也是他特意加上去的。

　　７月２７日，谢伟思拜访了周恩来，两人进行了约三小时的谈话。当谢伟思询问在中国设立盟军最高统帅的可能性时，周恩来的答复是，时机尚未到来。谈到美军观察组扩大活动范围时，周恩来表示，为走向积极合作而实行的扩大，自然会受到共产党人的欢迎，但必定会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反对。现在门开了一条缝，只要遵循渐进的、谨慎的方针走下去，向着有限的合作前进还是有可能的。从８月３日起，谢伟思与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等听取中共军队领导人介绍敌后战场的情况。叶剑英参谋长从总体上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彭德怀分三次讲述了华北战场的情况。林彪、陈毅、聂荣臻、贺龙等也分别介绍了八路军一一五师、新四军和晋察冀、晋绥根据地的历史和概况，介绍了八路军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谢伟思是观察组中最忙碌的人。身体颀长的他，总是穿一身没有军衔的美国陆军军服，活跃在各种场合，在人群中格外醒目。谢伟思在延安的一个意外收获是，他结识了众多的四川籍“同乡”，每当谢伟思与朱德、吴玉章、陈毅、聂荣臻聚在一起时，大家就用四川话摆起“龙门阵”，乡情浓浓，分外亲切。性情豪爽的陈毅少年时曾在成都的基督教青年会念过书，每次见面，总是风趣地称谢伟思为“我老师的儿子”。８月２３日，在谢伟思对延安的情况有了初步认识后，毛泽东邀他正式谈话。谈话的地点是在枣园毛泽东住的窑洞里。毛泽东知道谢伟思最感兴趣的问题是什么，话题围绕如何避免国共之间的内战展开，内容十分广泛，不仅说到国共关系、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而且还谈到了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

　　对于美国与中共的关系，毛泽东说，我们以前不会提出美国承认中共的问题，时机还不成熟。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如果取得成功，就不会有内战的威胁。但是如果国民党不实行改造，那时就必须提出美国对共产党的政策这个问题……美国把武器给予一切抗日部队，包括共产党的军队在内，这样做不是干涉；美国只把武器给予国民党，其后果将会是干涉，因为它将使国民党能够继续反对中国人民的意愿。

　　当谈到双方的合作时，毛泽东指出：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愿意欢迎它。我们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美国无须害怕我们不愿意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得到美国援助。我们不能冒险与你们迎头相撞――不能冒险和你们发生任何冲突。在缭绕的烟雾里，两个人的兴致越来越高，不知不觉间谈了６个小时。

　　谢伟思明白谈话的重要性，他详细记录了谈话的内容，并于８月２７日发出有关这次谈话的报告，华盛顿在两个月后收到报告。正如戴维斯所说：“这次谈话……较诸罗斯福以及华莱士和蒋介石的所有谈话都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但是，“毛泽东为了和美国达成一项可行性安排而作出的非同小可的提议，被美国政府忽视了。且不说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们，连华盛顿也极少注意到毛的主动的表示。于是，中美关系中富有历史意义的瞬间就这样未受注意而被忽略过去了”。直到１９６９年中美两国为关系正常化开始秘密接触的时候，谢伟思关于毛泽东谈话的报告才首次被公开发表。

就在谢伟思致力于中共与美国关系时，罗斯福对蒋介石作出了让步

　　观察组成员向重庆美军总部和华盛顿发回大量报告，到９月２７日止，两个月中就发出各类报告１１２份。作为观察组的政治顾问，谢伟思撰写的政治性报告数量最多。

　　在８月３日的报告中，谢伟思认为中共执行坚持统一战线、避免内战的政策是真诚的。他个人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共产党人把他们对国民党的政策放在真诚希望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在民主制度下，经济可能有秩序地增长，通过私有企业阶段最终进到社会主义，而无需经过剧烈的社会动乱和革命。因此，中共的政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将不会违反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共产党应该尽可能受到美国的同情和友好对待。

　　在８月２９日和９月３日的报告中，谢伟思指出中共及其军队在对日作战中的重要作用，建议美国政府把军事援助扩大给予中共军队，并充分说明这样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好处。

　　在９月４日的报告中，谢伟思这样描述了对中共领导人集体的印象：“他们是由精力充沛的、成熟的和讲求实效的人们组成的一个统一的集体，这些人忘我地献身于崇高的原则，并且有杰出才干和坚毅的领导素质。”“把他们排列在现代中国任何一个团体之上，这是不足为奇的。”

　　然而，就在谢伟思充满激情地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时，一个不祥的消息传到延安：罗斯福已经有意对蒋介石作出让步，将在军事指挥权问题上与蒋介石僵持不下的史迪威将军调回美国。１０月２４日，罗斯福总统正式免除史迪威的职务，由魏德迈接任驻华美军总司令。高斯大使随后也辞职回国。

　　１０月底，谢伟思奉命回国汇报工作，并参加任何可能进行的对华政策讨论。在重庆，他与戴维斯交换了意见，他们都认为美国政府把自己同国民党绑在一起和屈服于蒋介石是犯了严重错误，美国的对华政策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回到华盛顿后，谢伟思得知赫尔利一直在谋求驻华大使一职，便直言不讳地对罗斯福总统的助手霍普金斯说，任命赫尔利继高斯出任大使，会是一场“灾难”。然而，白宫并未理会谢伟思的警告，应蒋介石的请求，对中国情况懵懂无知的赫尔利于１１月１７日被正式任命为驻华大使。

　　帮着蒋介石挤走了史迪威后，急于表现的赫尔利，把美国与蒋介石及其政府紧紧地绑在了一起。他在１９４５年１月３１日给国务院的电报中这样剖白自己的心迹：“在我与共产党的所有谈判中，我都坚持，美国不愿将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或反对国民政府的叛乱者而向它提供物资供应或给予其他援助。美国对共产党的任何援助都必须通过中国国民政府给予该党。”甚至还在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期间，赫尔利便让蒋放心，“等到对日战争结束，你那些装备精良的师、团，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共军了”。

　　赫尔利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政策，遭到了大多数美国驻华人员的质疑。刚愎自用的赫尔利，把国共和谈未能取得进展的原因归咎于与其意见相左的美国在华人员特别是延安观察组成员，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排斥和打击，戴维斯和包瑞德相继离开了观察组，包瑞德眼看到手的准将军衔也被赫尔利一手搅黄。

　　赫尔利采取一系列严厉措施，加强对美国在华人员的控制和对延安的封锁。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６日，赫尔利向使馆工作人员宣布，美国人呆在中国是为了确保一切军事和政治派别都团结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他说，今后美国的政策由他说了算，而他的原则是不准发送任何有损美国政策的函电。除非经过他签字，否则任何材料不得上报。也就是说，此后任何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不利的报告都不得发往华盛顿。

　　谢伟思再次来到延安，准备考察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

　　１９４５年初，谢伟思被重新派回中国。赫尔利的专横跋扈激起了美国驻华人员的愤慨，在他与魏德迈回国述职期间，发生了“２月２８日长电事件”。在华的外交官和军方人员认为，赫尔利没有把中国的情况如实地报告给国务院，对美国最高层的决策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主持使馆工作的代办艾奇逊提议，草拟一封关于中国形势的电报，实事求是地反映大多数驻华外交和军事人员的意见。谢伟思是电报的主要起草人。

　　电报几经传递，赫尔利在国务院看到后暴跳如雷，先是埋怨远东司不该收下这份电报，接着破口大骂：“我知道是谁起草的，是谢伟思！我豁出命来也要干掉这个狗娘养的！”与远东司官员激烈争论一番后，赫尔利与魏德迈两次造访白宫，在两个问题上得到罗斯福总统的支持：努力维持和改造蒋介石政府；除非经蒋介石认可，不给共产党援助。４月２日，赫尔利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美国政府只支持国民党政权，不承认也不援助其他的政府或政治势力。赫尔利回到中国后，对驻华人员进行了清洗，凡是与“２月２８日长电事件”有关的官员都被调离岗位。

　　１９４５年３月８日，谢伟思经魏德迈批准再一次来到延安，准备考察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中共领导人对这位观察组中最重要的成员重回延安感到高兴。３月１３日，毛泽东再次约谢伟思作长时间谈话。毛泽东先是询问了谢伟思最近美国之行的情况，并对美国官方和美国舆论对远东战争，对中国的总的情况，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表示兴趣。

　　毛泽东认为，战后中美合作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他指出，中国战后最大的需要是发展经济，但它缺少单独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资本主义基础。美国和中国在经济上可以互相补充，他们将不会发生竞争。美国不仅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唯一最合适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唯一国家。由于这些原因，在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决不应有也不会有任何冲突、隔阂或误解。

　　毛泽东向谢伟思表示，不明白为什么美国的政策在有了良好开端之后又摇摆了。蒋介石如果不是得到美国的支援，他或者早已崩溃，或者已经被迫改变政策。现在唯一能够挽救形势的一件事，就是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希望美国运用自己的影响帮助实现它。

　　两天之后，毛泽东把自己亲笔签名的照片赠给谢伟思留念。

　　３月３０日，谢伟思突然接到要他尽快回国的命令，中共领导人以为这可能是美国决策层重新研究中国问题的迹象。４月１日下午，毛泽东与谢伟思进行了告别谈话，周恩来、朱德也在场。谈话在毛泽东的主导下进行。毛泽东特别强调，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４月１日的谈话，是毛泽东与谢伟思的最后一面。事后证实，谢伟思回国是赫尔利在背后捣鬼的结果，他向国务院告状说谢伟思去延安是把美军在中国登陆的秘密计划交给中共，迫使国务院下令召回了谢伟思。４月４日，谢伟思离开延安。谢伟思的离去，切断了美国与中共之间仅剩下的一点联系。

谢伟思没有想到，回国后等待他的将是一场灾难

　　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０日，谢伟思返回美国。谢伟思结束在中国的任务后，魏德迈在给国务卿的信中这样评价：“他精通汉语，对中国的风俗习惯了如指掌，因而能同毛泽东、朱德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建立并保持融洽的关系。在他长时间居留延安的过程中，他写了有关共产党控制地区军事、经济和政治状况的大量报告，而在这方面，美国政府以前是几乎根本得不到可靠情报的。他写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政治形势分析，因为政治形势影响着中国政府的作战潜力，连带地也影响着在中国的美国部队的作战潜力。”然而，谢伟思没有想到，回国后等待他的将是一场灾难，也就是６月发生的“《美亚》杂志事件”。

　　《美亚》杂志是创刊于１９３７年的一份双周刊，主要刊登有关远东特别是中国问题的文章。杂志的主编和所有人菲利普·贾菲曾与拉铁摩尔等于１９３７年访问过延安。１９４５年１月２６日的那一期《美亚》杂志中，刊载了一篇有关泰国局势的文章，内容与战略情报局的一份机密报告有相似之处。３月１１日，杂志在纽约的办事处受到战略情报局官员的查抄，一些与杂志有关的人也被调查和监视。正在国务院等待新的工作安排的谢伟思，曾应贾菲之邀与他见过几次面，并把自己在中国写的几个报告的副本借给了他。６月６日，谢伟思与贾菲等六人一起遭到联邦调查局的逮捕。联邦调查局搜查了谢伟思在国务院的办公室，没收了他的全部文件。８月１０日，谢伟思被大陪审团宣布无罪。此后，谢伟思被派往东京，在麦克阿瑟的占领军总部外事处工作。

　　９月下旬，赫尔利返回美国。眼见中国的形势陷入僵局，心灰意冷的赫尔利在１１月提出辞职。杜鲁门总统立即批准并任命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处国共矛盾。赫尔利在辞职信中危言耸听地说：“职业外事官员与中国共产主义武装政党和帝国主义国家集团站在一起，后者的政策是要保持中国分裂以便来反对它。”在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赫尔利对谢伟思、艾奇逊、戴维斯、埃默深等人进行指责和攻击。从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４８年，国务院对谢伟思作过四次调查，每次都证明他并没有过失。

　　马歇尔将军的使命同样没有取得成功。随着蒋介石在内战中的彻底失败和新中国的建立，在美国国内发生了一场“谁丢掉了中国”的争论。

　　１９５０年初，以参议员麦卡锡为代表的右翼势力掀起了迫害在华外交官的恶浪。谢伟思被指控为“众所周知的共产党同伙与合作者”。被派往美国驻印度大使馆担任参赞的谢伟思，赴任途中在海上接到召他即刻返回华盛顿接受国务院忠诚审查委员会讯问的电报。麦卡锡得到消息，得意洋洋地嚷道：“他们把谢伟思召回来了，这一下我可把他们和他都逮住了！”

　　美国著名外交家乔治·凯南负责审查谢伟思１９４２年５月到１９４５年５月所写的１２６份报告。他写道：“我没有发现什么迹象足以说明这些报告带有出自任何不良动机，或联系或产生于任何冲动的性质，要说有什么冲动，那不过是提出报告的官员愿意国务院知道他所看到的事实以及他所作的阐释罢了。我没有发现什么迹象足以表明这些报告所报告的不是他向国务院直率阐述的最明智的判断。恰好相反，报告到处表现出深思熟虑，才思敏捷。在我看来，它不可能是一个心地狭隘或怀有偏见的人的手笔。”

　　谢伟思当年的上司高斯大使在国务院忠诚委员会为谢伟思作证时称赞说：他是杰出的。在我整整３９年的工作中，我不知道有任何官员给我的印象比约翰·谢伟思更好……他是真正的美国人，不偏不倚。他对我们所遇到的所有政治问题的态度是客观的。

　　忠诚审查委员会据此作出对谢伟思有利的裁决。

　　１９５１年秋，谢伟思又一次收到忠诚审查委员会的传票。１２月１４日，由宾厄姆任主席的这个委员会给谢伟思增加了一项新罪名，作出“对他的忠诚是有理由表示怀疑的”的结论。几小时后，谢伟思被开除出国务院。

　　为了谋生，谢伟思不得不到一家制造阀门的公司工作。善于钻研的谢伟思甚至设计出一项新产品并取得了专利。但他从未停止过对自己所受不公平待遇的申诉。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７日，最高法院作出对谢伟思有利的判决。７月３日，谢伟思恢复１９５１年被开除的职位。９月，谢伟思重新回到国务院工作，不过再也没受重用。

　　时隔２６年后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

　　１９６２年５月，５３岁的谢伟思决定提前退休，回到伯克利定居。１９６４年谢伟思取得文学硕士学位，接着进修哲学博士的课程。不久，他受聘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图书馆馆长。１９６９年春，研究中心决定把谢伟思提升为正式专家，著名中国学家费正清教授亲自写了推荐书。“我想向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推荐，但是我料想你会要他呆在伯克利。我私下却把他列入全国性的坐标与文化上的英勇战士的一级。”谢伟思如愿得到提升，他欣慰地对朋友说：“用中国话来说，我是得到了一点面子。”

　　１９７１年的金秋时节，谢伟思夫妇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问中国。９月２６日，谢伟思抵达北京，在时隔２６年后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在六个半星期的行程中，谢伟思先后访问了南京、上海、杭州、广州、重庆等城市。当然，最能勾起这位老人回忆的是对出生地成都和延安的访问。他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包括当年曾为之输血的乔冠华副外长，并且会见了第二次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结束访问的前一天，谢伟思受到周恩来的单独接见。周恩来对谢伟思所经历的艰难表示关切，并问起他们共同的老朋友包瑞德、戴维斯、埃默深、文森特等人的情况。周恩来还对谢伟思说，如果蒋介石愿意放弃在台湾的政府，北京将乐意在它的政府里给他安排一个光荣体面的位置。或许是担心给主人增添不必要的麻烦，谢伟思没有提出会见毛泽东的请求，这也留下了谢伟思此行的最大遗憾。

　　１９７２年２月，尼克松总统对中国作历史性访问的前一周，谢伟思应邀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聚会上发表演讲。谢伟思感慨良深地说：“我最近对中国的访问证明——至少对我本人来说是这样——中国今天的许多情况能够从我们于１９４４年和１９４５年在延安的中共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及我们从那里发回的报告中找到根源。我以为，我们在越南的卷入，我们坚持有必要遏制中国，以防止我们所认为的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乃基于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缺乏对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以及对他们的领导人的意图的真正了解。我们‘确信’他们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然而，我却认为他们向来没有向外侵略的传统。因此，我想我们之所以陷入越南泥沼，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我们这种对中国的误解和庸人自扰的恐惧。”

　　一位研究中美关系的美国学者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如果华盛顿的决策者哪怕仅仅是认识到国民党的致命弱点，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还在成长的力量和她明显希望在战后避免同美国发生冲突，那么，中美敌对的年代就可能避免了。不是尼克松１９７２年去北京，而是早在２０年之前，艾森豪威尔可能就到那里去了，而不是去朝鲜。”

　　１９７３年１月３０日，美国外交协会举办了盛大的午餐会，专门宴请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在华的外交官。会场选在国务院大厦最高层八楼，富丽典雅的富兰克林大厅里人声鼎沸，国务院的高官和社会名流２５０多人齐聚一堂，外面还有６００余人通过闭路电视观看这一盛况。谢伟思当年的同事柯乐布、埃默深、林沃尔特，还有文森特的遗孀，都出席了午餐会。当谢伟思被介绍给大家时，受到了长时间的起立欢呼。在这一瞬间，这位老人似乎感受到，几十年来所受的坎坷和屈辱得到了最终的补偿。《纽约时报》专门为这次午餐会发表的社论说：“这实际上是为‘老中国通们’平反洗雪的最后一个步骤，这些‘老中国通们’的前程之所以被断送或被玷污，都只因为他们准确无误地预言了中国共产党人将会战胜蒋介石无能的国民党政府。”

　　１９８４年，谢伟思再度访华，受到胡耀邦总书记和李先念主席的接见。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１日，谢伟思在接受中国学者采访时，用这样一段话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感：“我出生在中国。我把中国当成第二故乡。我爱中国和她的人民。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幸福，他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１９９９年２月４日，９０岁高龄的谢伟思在家中安然辞世，结束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