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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毛泽东“指鹿为马”的故事
在步入正文之前，先向读者提一个问题，毛泽东是共产党员吗？面对这个问题，读者必定认为我是个疯子，毛泽东是共产党的领袖，是党的创始人之一，统治共产党四十一年，怎能不是共产党员呢？请注意以下事实。
中共元老，党的一大选出的负责人之一李达，曾于1963年在中共湖北省委党校的一次讲话中披露，开一大时，是他叫毛泽东与何叔衡代表湖南方面出席一大会议。见面时，李达询问毛与何的身份时，他们均说是C·Y（即共青团之意）而非C·P（共产党）。李说，既然来了，就参加会议算了。不料李的这一讲话在文革中被恶意的歹徒捅出，遂置李达于死地。
除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等少数几个人为第三国际及苏共所钦点之外，其余党员都有入党介绍人。时至今日人们仍然不知道毛的入党介绍人是谁？这恐怕是中共党史中的头号疑案。
据利瓦伊民（军科院原军史研究部副部长）在2009年《炎黄春秋》第二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年份及早期组织》中揭露：1956年“八大”审查代表资格，毛泽东亲自填写入党时间是1920年。当事人问他入党介绍人或证明人时他回答：没有。该文还介绍1920年湖南成立第一个共青团小组，刘少奇就是这个团小组的团员，也可以证明毛泽东也不是团员。因为当时毛已坐上党的第一把交椅，谁也不敢进一步追问。党龄一年之差对毛泽东非常关键，既然是“一大”前入党，就可以鱼目混珠成为党的缔造者、创始人、第一代领导人了。
中共为了把毛泽东打扮成党的创始人，把7月1日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1920年就已经诞生了。张太雷在1921年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中国最初的中共支部，是1920年5月组织成立的。”整个中共就是国际的一个支部。
有个智者说了句令人深思的话：“如果一个政党对自己的历史不能说真话，叫我们怎样能相信它呢。”
党究竟是在1921年，还是在1920年诞生的？这个问题当然是首先要明确的。现在苏联档案解密了，苏共通过共产国际培养的这个党，他早期的情况已经真相大白。（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力量把这个浩大的档案翻译过来了，1997年开始出版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从档案1920——1925卷中（第一集31页），我们可以看到维经斯基在1920年8月12日从上海写回去的汇报，开始即说：“我在这儿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中共革命局（和朝鲜局并列），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3个部，即出版部、宣传部、组织部。”当时已明确5位领导核心，书记为陈独秀，出版部长为汪原放，宣传部长李达，组织部长张国焘，维经斯基是国际的当然代表。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李达说：“这儿实际上已经是全国包括国外中国共产组织的一个核心。”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新青年》成为党刊。还办了党刊《共产党》，公开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这一年，在上海渔阳里办了党校，对外名为“外国语学校”。
【附：建国后李达作为武汉大学校长，犯了所谓三大错误：一、他透露了毛泽东到达一大时还不是党员，还是个CY（团员）；我说“既然来了，就参加吧。回去以后再参加CP（中共）”。二、他说在政治上要拥护毛主席，但在思想理论上可以和他讨论；三、大跃进启动时，他对毛说：“头脑不可发热。你发热，中国人民可要受难了。”“文革”中武汉掀起批判、斗争李达的狂潮，最终停医、停药而逝。】
“六大”前毛泽东没有进政治局，既不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更谈不上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
1997年去世的99岁湖南老党员易礼容证实说:1921年7月“一大”召开前，湖南还没有建立共产党小组，我和毛泽东都是“一大”之后，参加共产党的。
陈振中先生在《党史需要正本清源去伪存真》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千秋功罪，能不能与毛泽东的罪恶划清界限，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只有重新评价毛泽东，把他复辟封建专制制度账与欠中国人民的血泪账、经济账向人民讲清楚，从根本上揭穿毛泽东伟大马克思主义的画皮，改革派才有话语权。”
小时候听老师讲“指鹿为马”的故事，总觉得趙高此人以势欺人，愚弄朝臣，确实可笑、可恨、可气。马就是马，鹿就是鹿，小时候不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大人受趙高戯弄，觉得稀奇古怪。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浩劫洗礼的我们，终于发现在政治生活中“指鹿为马”的邪恶事，实在是太平常了。
1959年的庐山会议据说原是个反左倾的会议，后来毛泽东决定反右倾，就变成了反右倾的会议了。说明政治上的“指鹿为马”，只要有权，不仅可以办到，甚至“指鹿为马”或“指马为鹿”，还可以朝令夕改的。现在大家都知道彭德怀、周小舟等人右倾机会主义的案子是个冤案。也就是说，是个“指鹿为马”的典型案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案子是个冤案，“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自然也是“指鹿为马”的典型案例了。比起毛泽东和四人邦的“指鹿为马”案例来说，趙高的伎俩只能算是简单的、低级的、下等的和幼稚的。因为，无论从方法手段上、规模范围上、影响深度上、死亡人数上，都不能和毛同日而语。文革中，报章杂志对海瑞罢官的围剿足可以使吴唅家破人亡，加上机枪大炮还可以叫无辜人民死亡二千万。叶剑英元帅说：“文革”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血染全国山河一片红；经济也被他折腾的到了崩溃的边缘。确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反文明的大浩劫。文革中湖南道县借故将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属老小尽数惨杀在双牌水库内，弄得尸满水库，闸道堵塞，不能放水发电⑴。法西斯蒂如果泉下有知，也只能自叹不如。区区趙高，豈能企及。《炎黄春秋》今年第11期刊载一篇《道县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处理经过》，揭示1967年该县发生的群众性地、大规模地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子女4519人，并扩及其他10县，造成全区被杀和被逼自杀共9323人的惨剧，其中包括四类分子的子女和未成年人近5千人！当时当地的领导干部声称杀人“事先不要请示，事后不要报告，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杀了就杀了。”杀人凶手事后还扬言：“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凶手杀人杀得理直气壮、有持无恐，因为有毛泽东在支持他们，“好人打坏人活该”，“⋯⋯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
毛泽东的“指鹿为马”绝非文革始。“指鹿为马”是毛泽东炫耀自己的权力，对付知识分子的一贯手段。试看，建国初，从批判胡适、俞平伯，批判电影《武训传》，到肃反及胡风一案。再到整风反右、拔白旗、三面红旗大跃进、反右傾、三年大饥荒，直至文革。是他一种屡用屡灵，屡建奇效的方法。不妨举几例来说明。
1951年5月20日他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文章以最高权威的语气，以中共中央机关报社论的名义发表出来，全国人民，特别是文化界人士，被惊得目瞪口呆。党内小道消息也在迅速传播：“这篇社论是毛主席亲自写的。”又由党内传到社会上，更增加了人们神秘莫测的惊恐。这是毛泽东在取得政权后第一篇指鹿为马的文章。目的在于取消其他政治局常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发言权，确立自己的话语权。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起大规模“文字狱”，数以千计的人被打成“胡风分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刑、劳改、管制、抄家，被逼疯致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其中不少人是极有才华的作家学者），酿出无数令人潸然泪下的人间悲剧。该案是毛泽东钦定的，平反之难是可以想像的，最终还是得以平反，实践证明这是个指鹿为马的典型案例。
又如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1958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建校60周年大会上，理论打手陈伯达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突然点名说：“马老要做检讨。”定调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从此开始了对马寅初的围攻。1959至1960年对马寅初的持续批判从北大扩展到了社会，从北京扩展到全国。但马寅初没有屈服，他表示：“我虽年近八旬，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迎战，直到战死为止。”
整风反右中毛泽东提出的《章罗同盟》原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一个参加地下党出生入死赤胆忠心忠贞的共产党员葛偑琦，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说他要杀共产党人。储安平当年提出“党天下”，实在失之偏颇。反右至文革的历史证明了“党天下”并不是毛泽东的目标，“朕天下”、“家天下”才是他的目的。早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就写出“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风骚；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一尽人皆知的豪迈词句，彻头彻尾地暴露了他要当封建帝王的心声。全国刚解放，五零年就公然自称“万岁”，文革中更说自己就是“嘉靖皇帝”。整风反右期间，北大学生刘奇第就提出，胡风不是反革命。在那个时候，除了给刘奇第扣上右派帽子外，又能有谁给刘奇第作出正确的回答呢？不去深刻检查党没有为整风作好体制上、理论上和法律上的充分准备，而利用人民对党对毛泽东本人信任和爱戴的情感，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揪斗所谓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是更省力吗！更何况民主党派与资产阶级自党的七大以来就是既定的革命对象。早在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曾致电斯大林说，“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这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
章乃器有个儿子叫章立凡的，花了很多精力去考证毛泽东是某月某日决定反右的，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其实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比起毛泽东来，真是太天真、太学究气了。“万岁圣旨口”，他既有权指鹿为马，当然也有权把阴谋叫做“阳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该讲话已点了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的名字，做了引蛇出洞、后发制人的战略部署。毛在会议上的讲话时间是在57年1月18日，该文并未公开发表，后来5月14日和5月16日的反击右派的指示也没有公开发表，可是5月14日之后还在继续开座谈会，不仅开会，而且还要求某些人一定要发言，5月17日还发表社论，“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可见，对于民主党派与党外人士来说，那就是阴谋，而不是“阳谋”。“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是阳谋，是立牌坊；阴谋是“引蛇出洞”，是当婊子。
7月1日，毛泽东亲笔撰写了《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得意之余，公开泄露了开展反右派运动乃蓄谋已久的天机：“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从而聚积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这就是公然对人民行骗术施阴谋的铁证，全国上下人人皆知，白纸黑字无可抵赖。
小时候老师给我们讲“五四”运动时说，学生运动总是天然地代表着时代进步的方向。至今老师的话总在我的耳边回响，因为这句话说的是真理。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五七年北大校园的学生运动被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六四”天安门反腐败的学生运动受到国人强烈反感的残酷镇压呢？什么时候能把这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我们拭目以待。我常想，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的年代里，他们要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共产党也要镇压学生运动，且其规模之宏大、手段之残暴有过之而无不及呢？这是因为无论北洋军阀、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严重的封建专制色彩，他们都只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封建专制和军阀主义的理论，都还不是民主和法制的履行者。其实，枪杆子和军队是用来保护国家，抵御外来侵略的，或者在遇到自然灾害时，参与抢险救灾等工作的。在一个民主和法制的国家里，军队的指挥权应属于国家，而不应属于某个党派，更不应该成为镇压学生、镇压老百姓的工具。人民内部的矛盾应通过、也只能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解决。
大跃进饿死四千多万人!本来这是整党、整风的最好时机。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又来个“指鹿为马” ：把风调雨顺的三年硬说成是“三年特大的自然灾害”。市场上常有人大声疾呼“打假”，又有谁认真地在政治上打过假呢？“六四”天安门事件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个叫袁木的人（他当然也是逢旨的）居然说“广场上没死一人”，公然欺骗中国人民，践踏世界舆论。掌权的人尚且弄虚作假，又怎能杜绝社会上一切“造假”行为呢？难怪中国著名现实主义诗人熊鉴在农民诗人金定强《糊涂轩集》序言中指出：“从‘反右’、‘大跃进’到‘文革’，接连二十年左右的大灾难，哪一件不是人为的？但至今一说到‘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巨大灾难就诿过于‘自然’，人犯了罪赖天，良心何在？人性何在”。难怪林彪在总结了毛泽东的经验后，在文革中说：“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事”。希特勒的宣传部部长戈培尔曾经说过，“谎言重复千次就会变成真理。”原来毛泽东与希特勒的手段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两样。诚如哈维尔所说：极权主义靠暴力和谎言维持其统治。
诗人熊鉴还指出：“离‘左祸’还只二十多年，很多年轻人对二十多年前国家民族历史茫然无所知，偶尔听到也只当‘天方夜谭’。是哪一双罪恶的手捂住亿万人之眼，惟恐暴露历史真情，其用心何在？亲受左祸之累的人们，人民用血汗哺养的知识分子，对人民二十年的灾难，有的守口如瓶，有的装聋作哑；还有少数丧心病狂者，为了一已之利，随意窜改历史：将盗贼頌成圣人，将恶政頌为德政，跟着当权者‘指鹿为马’，千方百计蒙蔽当世，欺骗后人。”
有道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解放战争消灭蒋介石军队号称八百万，我想应该包括起义人员和战俘，不会是死亡人数(经查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死亡171万，共产党军队死亡150万)。谁能想像就是这个“大救星”，功成之后就成了大灾星，会带给人民更大的灾难呢！毛泽东的二十多年专制暴政，造成无辜人民死亡达七八千万之众(有资料披露中共上井冈山以来，死于中共屠刀和暴政之下的中共党员、中国人民估计达1亿之多)。就是这个自称“万岁”的人，生前死后，头上还戴上了许多光环：“万岁”，“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等。万岁最初是他自封的，后来就演变成“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万岁的封建性质前面己说明，如指自然寿命那是不可能的。四个伟大是林彪、陈伯达封的，姑且不说。平心而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称呼“伟大的领袖”还是适当的。一个万岁爷，一个专制君王如何能担当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任呢？一个并不懂得资本主义、更不懂得现代资本主义的人，一个甚至并不懂得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人，怎么可以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呢？这也许可以叫做另一类“指鹿为马”吧。造成这一类“指鹿为马”的原因有多方面，比如林彪、陈伯达是别有用心的，普通的老百姓则是受毛泽东的宣传蒙蔽的；有的政界人物也有可能与普通百姓一样，一时认识不清，有的政客则是完全出卖灵魂的，他们靠奉承拍马、阿谀造假往上爬的。
也许有人批评我，说毛泽东不懂现代资本主义，不懂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不免言过其实。那么就请注意：解放前，中国的资产阶级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痛苦地向前挣扎，所以他们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同路人。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发展得太多，而是太少了。可是五六、五七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反右，没收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民主党派这些革命的同路人搞倒、搞臭。一个稍有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知识的人，能做出这种蠢事吗！现在我们又把国营企业转卖给私人，这一来一去，中国的文明发展被推迟了五十多年。文革则是针对党内的资产阶级的，因为我们的万岁爷指出：“走资派就在党内”。文革是要把党内有革命资本的同志斩尽杀绝，“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毛泽东熟读有关封建帝王统治经验的典籍，用心圈点批注，翻云复雨，运用自如 (如一本《资治通鉴》就读了一十七遍)。但对马克思主义最经典的著作《资本论》则未必通读过（有资料披露，毛选五卷没有多少篇是他自己写的，连《实践论》、《矛盾论》都不是他写的）。对现代资本主义没有考察、没有体验、更没有研究，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更是不屑一顧。请问，这样一个背负上亿无辜中国人民生命罪债的封建君王竟会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赫鲁晓夫未必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他说的一句话却被历史记载了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苏联是土豆烧牛肉。”如果说，毛泽东在中国也搞过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那只不过是一个封建专制的空想社会主义或空想共产主义而已。这里举两个查有确据的例子：一方面规划进入共产主义，如一九五八年八月河北徐水县委就订出规划，要在一九六三年进入共产主义；一方面却是大跃进人祸对“三农”的严重破坏，以致“人亡政息”，如王泓先生下放担任河南叶县旧县公社书记，到他摸底时为至，大致死亡人数占全公社30%，全社死绝户占7%。⑵
中国共产党原本是一个受到全国人民爱戴和拥护的党。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伙同其法定接班人林彪，搞起了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养忠字猪等活动。把一个好端端的党，糟塌成活像一个邪教组织。这里需要告诉大家的是，早请示、晚汇报也像“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一样，是毛亲自要求推广的。1967年11月13日，毛主席的警卫部队8341部队向毛主席报送《关于北京市针织总厂支工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第一次提到了“上班前向毛主席请示”、“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等做法。15日，毛泽东批示：“看过，很好”。17日，中共中央转发。除了毛主席势力范围之外鞭长莫及的港澳台地区之外，全国实行。有时，还会强要外宾也来这套“请示”“汇报”。有人不解，军代表回答说，毛主席是世界领袖。
我曾记得毛泽东说过，我们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诚如前面所述，解放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只不过打死蒋介石军队区区百余万，坐上“万岁”宝座之后，倒把七八千万无辜百姓从肉体上消灭，而把国家推向经济崩溃的边缘。一句冠冕堂皇的话，“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愚化政策，继而把国家的困难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造成这种后果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毛泽东革命与建设的动机是为了夺取皇位，巩固皇位；妄图把党天下变为毛氏家天下。现在还是有人利用写革命回忆录，拍摄革命战争年代为题材的电视剧或电影来给毛泽东涂脂抹粉，完全是虚妄徒劳的，只会延缓历史前进的车轮。
毛泽东假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的空想封建专制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苦难的根源。上有毛泽东的指鹿为马领唱，下有普通黎民百姓的恐惧、撒谎和唱，构成全社会的“雄伟”悲歌。
“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之一，是造就了两个被剥削阶级。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造就了“新社会”的农奴阶级；政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反右派运动，则使数以百万计的右派分子及其亲属子女沦为贱民，并与“地富反坏”构成为一个新的阶级。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人人有产、已经消灭了阶级差别的平等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两个占全国人口多数的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呢？对这个问题，也可以从相反的方向提出：既然社会上还存在着占全国人口多数的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这样的社会还能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吗？
历史的讽刺是如此地诡异，阶级斗争理论本来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反抗压迫和剥削的理论武器，现在却被压迫者剥削者用来对付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如果马克思在天之灵有知，恐怕也只能无奈苦笑了。
杨继绳在《墓碑》中写道：在耕地面积比六十年代减少、人口增加两亿以后的八九十年代，中国粮食竟然多了起来，年轻人不知何为饥饿，农民还面临‘卖粮难’的问题。这仅仅是因为中国农村制度发生了变化：联产承包制代替了人民公社制度。可见制度对于饥荒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以研究饥荒而著称、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写道：“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饥馑，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还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中国1958年至1961年大跃进失败后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饥馑。在这个规律面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外。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
的确，造成中国几千万人饿死的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当然，我不是说极权制度必然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死亡，而是说极权制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误，一旦出现重大政策失误又很难纠正。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垄断了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源，出现灾难以后，普通百姓没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毙。
极权制度造就恐惧和谎言，恐惧和谎言又是这个制度赖以运行的基本条件，恐惧产生谎言。政府有着处罚一切和剥夺一切的权力，处罚和剥夺产生恐惧，拥有得越多的人恐惧就越严重。一旦遭到处罚，他们的地位落差更大。官员和知识分子比普通百姓拥有得多，因而比百姓更加恐惧，因而对这个制度更加“忠诚”。为了迎合和自保，他们都拼命比赛说谎，都装作相信谎言。官员的讲话，社会科学，文艺，新闻，教育，连满布墙头路边的标语口号，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制造谎言和传播谎言。都在时时刻刻地欺骗民众和奴化民众。
《墓碑》中有这样一个令人哀叹的例子：由于反右倾，干部们都不敢说真话。信阳专署机关党委书记李文耀，其妻姓文，回老家看到煮人肉吃，她没有吃，带给孩子吃。李文耀的父亲饿得走不动了，饿死在街头。但李文耀还是说形势大好，还积极批判张树藩、余德鸿。余德鸿说：“你老婆吃过人肉，你爹饿死了，你还批我，你有人性没有？”
在中国，政治上不说假话，就会遭难，甚至有生命的危险。谢韬新作《在历史的天平上》(为丁弘大作〈陈独秀和毛泽东〉作的序言)中说：“陈（独秀）领导了‘五四运动’，要求发扬民主与科学精神，让人民大声说话，保卫人民自己的权利和独立的人格尊严；毛是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下，造成全民说假话，只有说假话才能取得生存，才能取得生存权，使社会道德败坏，使人人成为双重人格、言行分裂者。”
胡恕在《不信东风唤不回——读「在历史的天平上」》中说：总体而言，毛泽东时代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是无边的痛苦和灾难：民生凋敝、生灵涂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哀鸣遍野的惨状为人类历史所仅见。
据统计，在中国有史可查的二千余年中，死于自然灾害的人数为二千余万人。而我们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便夺去了四千余万人的生命。最不能容忍的是，时至如今，仍有多数传媒，沿用丧尽天良的说法，继续对老天爷栽赃陷害，是可忍，孰不可忍？
可怜的刘少奇就是因为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食人要上书的”的部分真话，便注定了必死无疑的下场。
土改、镇反中未依法处决的人是多少？至今仍是黑洞，也不让人染指这些领域。据一位亲历其境的南下老兵告诉我，仅刘文辉家族被枪决的便有36人之多。“风马牛不相及”，罪名“莫须有”的胡风反革命集团，55万被引蛇出洞的右派分子，昭示了执政者的虚伪和无耻！毛泽东这个“天才”，什么花招想不出来！开国元勋刘少奇、彭德怀、贺龙死于非命，优秀儿女遇罗克、林昭、张志新，饮弹刑场，便是封建法西斯专政的铁证！
据载，林昭死后，还派警察去向他家人索取了子弹费。张志新在押赴刑场前被刽子手割断了喉管，据载这个刽子手一共割了47人的喉管。学者郭罗基（时任北大党办主任）于1979年在光明日报上，以“谁之罪”深究张志新遇难的制度根源，最后极其雄辩地指出：“18世纪法国的革命者米拉波在监狱里锻炼成了著名的演说家，而20世纪中国的革命者张志新在监狱里却被割断了喉管，这就证明：20世纪中国的水平低于18世纪法国的水平。”这一篇振振有词的迟到的辩护，使他被驱逐出北京。
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实录》中指出：“以意识形态的名义和革命的名义，把人类的一部分宣布为必须消灭的‘敌人’，通过一系列预先设计的所谓‘政治运动’，一个政权把社会中的一个群体，不是一个两个人，也不是几十个或几百个人，而是一个极其巨大的人数——人口中的一个百分比，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地予以打击和消灭，这就是毛泽东对顾文选他们和亿万中国人所作的。这一系列的大规模的迫害与屠杀，是毛泽东的‘革命’实体的最主要的一部分。同时，这些严厉残酷的行为也保证了无人能够反抗他的革命。这是文革提供的教训之一：一个政权，越是残忍，越是能所向无敌，能消灭一切反抗，平安无恙。斯大林虽然杀害政治局委员，但是并没有像毛泽东那样让全国的学校都停课三至六年，让学生参与‘揪刘’和对刘少奇的‘革命大批判’。毛泽东为其打倒刘少奇的事业而让老百姓付出巨大经济和道德代价的做法，是古代皇帝和斯大林都望尘莫及的。”还指出：“司马迁记载了汉代的第二个皇帝孝文帝关于废除肉刑以及只惩治犯罪之人而不连坐家属的谈话。（《史记：孝文本纪》）。再看在文革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红卫兵的行动，如毒打刘澍华和剃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阴阳头’，放在漫长的历史背景上来看，这是把文明倒退了不止两千年。”
“长期以来，由于强势的文革宣传，由于长期的思想禁锢，很多文革的经历者，直到今天也没有意识到，1966年发生的红卫兵暴行，由年轻学生来侮辱、殴打和杀害老师、同学以及校外和平居民，在纵向的历史和横向的世界文明范围内，都是不曾有过的。这是严重的反文明、反人道的暴行。这是极大的罪恶和丑闻。另外，各地都会有一些想通过‘挖掘阶级敌人’来立功的人，拚命想找出这种‘恶攻’的话和证据，来把一些人圈进‘反革命’的范围。而被‘恶攻’绳子套上脖颈的人，如果他们神志还清楚，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只有拚命声明自己没有这样说过或者想过这些话，却不能质疑这一定罪原则。直到1979年春天，在北京高层的‘务虚会’上，有专家指出，他们查找资料，发现希特勒时代的规定，是‘侮辱元首者，拘留两星期’，终于质疑了文革时代的判罪标准。文革时代，远未到‘侮辱’程度，就可能被枪毙，远远超过了希特勒。”
“在1952年出版的一本《新名词辞典》（上海春明出版社）说明了‘知识份子’一词在当时怎么被使用。这部辞典介绍了当时的‘新名词’。而这些新名词无疑能说明一个建立一个与前不同的社会的时候使用的一套新观念。在这部辞典的‘社会部’中有‘社会成分’一类。这些‘社会成分’是：
劳动人民，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工人，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工农知识分子，干部，职员，人民勤务员，群众，领袖，社会活动家，积极分子，爱国民主分子，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英雄人物，革命军人，革命家，职业革命家，革命烈士，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手工工人，小手工业者，中农，富裕中农，贫农，雇农，平民，小土地出租者，开明士绅，自由职业者，宗教职业者，手工业资本家，小商和小贩，商业资本家和商人，富农，半地主式的富农，反动富农，地主，二地主，破产地主，地主成分的改变，高利贷者，管公堂，反动人物，反革命分子，叛徒，蜕化分子，坐探，工头、工贼，工人贵族，游民，二流子，狗腿子，恶霸。
这就是新当权者对社会组成的划分，也是进行“阶级斗争”的依据。通过这部《新名词辞典》可以了解到“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被用来指一种“社会成分”，而且，从一开始“知识分子”就被当作一个需要通过“运动”来“改造”的社会成分。把他们划为一个阶级成分，理由就是他们拥有“知识”。这和把拥有土地和工厂来划分地主和资产阶级有类似之处。
后来，在最高当权者们的讲话中，还出现了“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样的说法。“成堆”这样的说法刚出现的时候，听的人一定是很不习惯的，因为这里已经含有蔑视的成分在内。知识分子被强迫接受批判并且检讨，称作“洗澡”，明显的意思是说他们在精神上肮脏不干净。不过还有更难听的说法是“知识分子”要“脱了裤子割尾巴”。直到现在，人们也好象装作不知道这种说法的侮辱性和下流。在中国出版的书籍中，从来没有人哪怕从语文的角度来批评这种说法。在一个有漫长文学传统和讲究文字的国家，这种麻木令人惊讶。
1952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说：“根据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经验，在这次运动中，可以而且应该让60－70％的教师，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检讨以后迅速过关；12－25％的教师，是要经过适当批评以后再行过关；13％左右的教师，是要经过反复的批评检讨以后始予过关，只有2％左右是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处理。这样的比例大体上是合适的。”这个文件明确体现了定好比例数字来整人的做法。应该注意到，这种做法，在人类历史上，在别的地方和别的时间，都是不曾有过的。往前追溯，在1950年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毛泽东制订了农村杀1‰的人，在城市杀0.5‰的人的比例（关于这一点，在《顾文选》中有比较详细的说明）。按比例杀人的做法，显然足以值得“思想改造运动”的按比例检讨过关变得相对份量轻了。而杀人的威慑力，也足以使得无人敢于反抗后起的“思想改造运动”。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全国的知识份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人人必须“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学校停课搞“运动”。教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把过去的思想和学术彻底否定。有的人还得多次检讨，才能“过关”。除了检讨自己，还须“揭发批判”别人。同时，按照地位高低和是否运动的重点对象，各种人在不同大小的范围和场合当众检讨。潘光旦的长篇检讨《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曾经发表在报纸上。这份检讨有近万字长，把他的父母、师长、同学、早年所受的学校教育以及他自己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统统都陈列出来并且逐个加以否定。‘检讨’到了这样糟塌一切的程度。据说潘光旦一共‘自我检讨’了十二次才获通过。一次一次检讨，不被通过，检讨了十二次以后，才予过关。”
在回答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时，王友琴说：“托洛茨基曾经说，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不劳者不得食’这个古老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哈耶克在《走向奴役之路》第九章引用了托洛茨基的这段话）。在1952年的大学里也是一样，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不检讨者不得食’、 ‘不交代者不得食’、‘不服从分配者不得食’。在对个人的控制方面，1950年代初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严密程度。”
王友琴也对无辜的受难者表示同情：“我为她(沈宝兴的女儿)对她父亲的死的解释而震动。受迫害者太忍耐了，被迫害而死，却总还在想自己一方的错处：想到自己亲人的种种弱点和不是。我在访问受难者家属的时候，多次听到，他们想的是受难者文化低，受难者脾气不好，不懂如何回答红卫兵的问题，他们也责备自己不够机灵，没有能保护自己的亲人逃开。而作为对比的是，另一方，作恶者们，却厚颜无耻，不但不向受害者道歉，还拒绝说出事实。不但他们不说，还禁止别人说出。这样的情况，什么时候才能改变？”
王友琴上面提到按比例整人的事，在共产党高级领导中胡耀邦觉悟最彻底，他曾说，每次运动都说只打击5%，团结其余95%；一次次下来，终于发现95%都成了打击对象(大意)。
因为这个制度既然不能保证5%的安全，当然也保证不了95%的安全。从中共中央主席、总书记到普通老百姓，概莫能外。比如，刘少奇在打倒王明、高岗、彭德怀、彭真后，最后也打倒了他自己。
在1958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公然说全国十分之一的人口，当时的六千万人为不赞成社会主义的，其中一千二百万人为阶级敌人斗争的对象！执政27年竟发起各种政治运动多达五十多起，党内党外大批无辜者受害，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冤狱重重遍布神州！
面对以上惨绝人寰的事实，如果你还执迷不悟或洋装糊涂的话，只能说明你的灵魂早已无救，而通向地狱的大门正在向你招手！
历史无情地记下，当毛泽东怀着“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万丈豪情去见阎王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已经走到崩溃的边沿。
雷一宁女士感慨地指出，新中国的第一个30年，毛泽东以斯大林式的独裁专制，搞得民穷财尽，人民沦为只说假话的机器人；新中国的第二个30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资本主义之实挽救了社会主义之名，人民才获得一点点言说的权利；现在，新中国的60年大庆已轰轰烈烈地举行过了，后面的路该怎么走啊？咱们的孩子何时才能毫无顾虑地对那赤身裸体的皇帝喊：“呀！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啊！
二、 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
对于中国人民在解放后所受苦难的原因，有不同的说法。有人抱着宿命论观点，有人归咎于中国的文化，对于以上说法我不敢苟同。毛泽东说过，“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革命原本就是对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种反动，农民革命的阶级局限性和毛泽东的封建专制统治观才是造成这些悲剧的原因。毛泽东有一首给郭沫若的七律：“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犹存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郭沫若著有《十批判书》）。历史前进了二千多年，毛泽东还要实行“秦政制”，争当秦始皇，这难道不是对辛亥革命的反动？！世界上农民革命，没有能改变政权性质的，都是夺取政权后，改朝换代自己当皇帝过瘾，毛泽东就是典型代表。过去，我们一直把反封建的革命仅仅理解为推翻皇帝或封建統治者，因而也就把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称之为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但是，事实证明，农民推翻皇帝的革命，只造成了中国历史的封闭循环圈和专制主义的长命百岁。而真正的反独裁革命，必须是对以专制主义为代表的整个社会（所有的人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的革命。這个革命不仅要打倒皇帝，更要消灭皇权賴以生存和维持的小农文明：专制與小农的生存方式是一个有机整体。现代化就是要从生存方式上消灭农业文明，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任何企图推翻专制主义的革命都将失败。
农民潜在的封建意识是客观存在的。据杨继绳先生《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中说，我之所以真诚地支持“大跃进”，除了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以外，还因为无知。我的家乡是一个偏僻的小村，远离公路。信息十分闭塞，农民不知道大山以外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一次，我听到一位老农民对我父亲说：有人看到宣统了，有可能重新出来做皇帝。他们不知道溥仪在天津和东北这一段经历，也不知道溥仪当时已经当作汉奸被关押。农民怀念皇帝。1949年10月1日北京发生的大事他们也不知道。村干部黄元中是知道的，那天他到乡里开了会。第二天，他儿子（小名赖子）对我说：“毛主席坐殿了。”我问：“什么叫坐殿？”赖子说：“就是当皇帝。”他说这是他父亲告诉的。
毛泽东在他的名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初稿(发表于湖南省委机关报《战士》)中，不加掩饰地写道∶“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这就明白地证明，这个农民运动是流氓、地痞在起重要作用。此类痞子、恶棍、油杂分子，总称社会渣滓，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流氓无产阶级，认为他们卷入革命会腐蚀队伍，并加快社会道德的总体沦丧。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腐化的部份，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毛泽东的看法与此相反：“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由于毛泽东在痞子恶行之上抛给了一只革命的合法外壳，也就把此类人的地位作了质的提升，要利用的正是其“破坏性”，于是执政党增加了暴烈，国家民族加深了灾难。正是被毛泽东赞扬过的“痞子运动”，造就了“新中国”的主力军，后来也不知又培养出多少痞子以及近似痞子的东西，影响之广之大，更不知涉及了多少人的命运，仿佛中国人命中注定了似的。正是这类痞子成为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反右运动最积极的打手。所有反人权的行径都需要而且也只能调动起社会渣滓们的积极性来奉行。掌权的小人必须号召和收买不掌权小人的盲从，这是当代史上一切灾难的酿成原因。这里有个要点值得注意：为了使势单力薄的痞子恶棍的行径得逞，必须为他们排除作恶的阻力，办法就是运动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故意把斗争对象的标尺以及定罪量刑标准弄得极其模糊，伸缩性极大，使人民震慑于它的“不可预测性”。为避免被划进斗争对象的圈子，善良的人们必然自发地退缩到一个自我划定的“相对安全区”，这个区域有时比运动指挥者划的还要小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每次运动一来，大多数人都露出一副“宁左勿右”的势利脸孔，而且逐级逐层主动加码以求自保，因而没有一次运动不是“扩大化”。运动越往下就越残忍，造成全社会恐怖，这正是极权专制所需要的效果。
有文章指出：在青年革命者毛泽东的思想里，流氓无产阶级的倾向是颇为明显的。他当过兵，作过游学先生，他个人性格中∶好斗，天不怕，地不怕，无法无天，不受任何拘束，言而无信，不择手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崇尚权术，矫情伪饰，毫不讲任何政治道德，了解他的人直指他是一个政治流氓。他自称是“绿林大学”毕业，自命为“红色的山大王”。从他的诗作里，鲁迅敏锐地闻到了山大王的气息。27年毅然上井冈山，然后火并王佐、袁文才，活脱脱重现了一幕梁山好汉的场景。这一切都具流氓无产者风格。中共党史上历次运动中不绝于史的盲动左倾、暴烈无人性的行为，无疑是与毛个人的性格与爱好相关联的。
李劼先生在《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指出：“毛泽东与其说是马克思的信徒，不如说是秦始皇加朱元璋、或者《三国演义》加《水浒传》的现代汉语版。但在下意识里，大家全都心照不宣，尤其是一些草莽气十足的红军将领，更是把这样的选择看作是天经地义。说到底，党内尤其是红军将领当中，有几个人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有谁在内心深处真把马克思的学说当回事？就像当年跟着洪秀全起义的太平天国将士，没有人深究过天父天国是怎么回事。从井冈山走向延安的及其红军，根本没有功夫细想毛泽东跟马克思之间的关系。
有人指出：在集体无意识里，马克思的学说与洪秀全当年的拜上帝教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异同，都不过是用来打江山的一种符号性的说法罢了。而毛泽东的最大成功就是用现代白话汉语将马列主义学说神不知鬼不觉地转换成了一套现代“三国”和“水浒”话语。毛泽东正是用他的这套话语先征服了他的党，然后率领着这个党征服了被《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熏陶得浑浑噩噩的中国民众。
毛泽东继承的所谓中国文化“传统”，既不是法家，当然也不是儒家，而是自宋、明演义小说里的那套流氓哲学和痞子文化。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要么征服，要么被人征服，没有调和或者妥协之类的中间道路，因为妥协通常是在双方平等基础上、经由和谈达成的。毛泽东的词典里没有平等二字，即便是和谈，也是暴力解决的另一种手段，叫做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毛泽东的狡黠在于，他其实知道中国民众喜欢听的是《水浒传》的“造反有理”，但他故意将此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从而借助马克思的亡灵唬一唬他的“山党”和他所治下的中国民众。
毛泽东在延安时就信口雌黄地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是把读《水浒传》的心得体会都强加在马克思的身上。请看，恩格斯是如何说的。他在“马克思的墓前演说”这篇光辉短文中，对其战友是这样高度评价的：创立了唯物史观并发现了剩余价值，哪有什么不三不四的造反有理的屁话？甚至没有提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也没有提到共产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是很值得后人深思吗？!
据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中记载：『……1959年11月XX日，晏湾小队社员晏家心，因欠队里款未还，遭到毒打，5天后死亡。晏的妻子黄秀英在家里炒麦子吃，被干部抓住，以偷粮的罪名开群众斗争大会。然后将黄捆绑，用冷水淋冻，不久死亡。家中5个小孩，除14岁的大女儿逃到亲戚家外，其余4个全都饿死；河南打人的情况如此严重，是因为从中央到省里制止不力。早在1958年，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有一封群众来信送到了毛泽东手里。信中反映，该社的社队干部打人骂人现象十分严重，被打的不仅有普通群众，还有党、团员和队干部，许多人偷跑在外。没有打人的干部被扣上了斗争性不强的大帽子。1958年11月29日，毛泽东将这封信批给吴芝圃。在批语中，毛泽东虽然提出要处理，但态度极不坚决。怎样处理呢？他写道：“要分析原因，讲清道理，不要以使人害怕的态度去公布和处理。处理要细致，否则犯错误者，主要是那些犯了较轻微错误的同志们，会感到恐慌。”他这里说的‘犯了错误的同志们’就是打人凶手。毛泽东怕这些人恐慌，不怕老百姓恐慌。因为毛泽东的统治依靠这号人。正如信阳一些老干部向本书作者回忆说：“你不打人，别人就打你。那年头，打人是一种勇敢行为。打人打得越狠，就越证明你立场坚定，对共产党忠诚。不打人不是好人。不打人你就是右倾分子，马上就有人打你。
历次运动无一例外地扩大化，都源于毛泽东的痞子政治。我们都清楚的记得，每当人们追问扩大化的原因和责任时，得到的回答无不是“不要打击群众的积极性”，“不要给群众运动泼冷水”。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如卞仲耘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打死的女校长，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室和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都派有干部来到校中“了解情况”。他们跟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谈话，告诉他，“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实际意思是说，不准抗议，不准表示不满，不准追查事情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痞子政治大表演，在这个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活剧，给他的政治生涯做了最好的注释。他绕过宪法、法律、政府机关，借用红卫兵的手揪出并杀害了像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一大批曾经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扫除由“党天下”向“家天下”转变的一切障碍，而使自己摆脱需要承担的所有罪责。由此可见，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从来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农民革命坏头头，一个利用农民造反起家的痞子王。
有文章指出：封建专制或农民的社会主义并不代表进步的生产力，因此，虽然可以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但最终还是不能不从狂暴的幻想退回到现实所能允许的范围来，老老实实补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这一课。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流行的是“打江山，坐江山”，“胜者王侯败者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最后所导致的就是以暴易暴，新的专制代替旧的专制，换汤不换药，普通百姓仍然没有任何权利可言。
就是现在也还有相当多的老干部还抱着“打天下，坐天下”的农民皇权思想，把人民要求民主自由看成是跟他们争天下的“反革命暴乱”，斥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极力阻扰民主改革。他们就不想想，如果新中国的天下不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那他们当年到底是为谁打天下呢？人民凭什么要肯定他们的开国功劳呢？！
何家栋先生指出：中国的统治者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谁打天下，谁就坐天下，天经地义，他人不得染指。中国共产主义制度“是作为地方主义和群雄割据时代的反驳而诞生的”（基辛格），其代替物就是高度集中的政教合一的一党专制主义。真理（教）与权力（政）掌握在一个“英明领袖”手中。出现错误，只有一错到底，无法自我否定，若由他人纠正，那就意味着权力的转移，一场严重的生死斗争。共产国家每次权力更迭，都伴随着残酷的清洗，皆源于这种灾难性模式。
稍有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在工人运动中自发地产生，当然更不可能在农民革命中自发地产生。在革命年代，毛泽东为了自己能在党内取得领袖地位，不得不钻研马克思主义(实际是列宁斯大林主义)或窃取别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毛泽东选集中许多文章不是他自己写的。199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央书记处提出了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根据该报告披露：《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毛钻研马列主义的目的，只是为了取胜王明、张闻天等人，夺取党内领导权而已。
正如胡恕指出的：首先，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基本不通。这是由许多原因所造成的，当然也包括毛泽东思维能力的局限性在内。从毛选五卷的注释引文可见，大量的均系中国的古籍，马、恩著作几乎未见，倒是有一些列宁的有关策略和政策方面的东西，意在起‘立竿见影’的作用。
何以中国人在歌颂了大救星之后，迎来的却是大灾星？
胡恕指明了毛泽东的局限性：“1948年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踌躇满志地向世人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同年，在赴北京准备登基的车上，他和周恩来兴致勃勃，谈笑风生，说这次进京赶考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然而，无情的现实是：赶考失败！在破坏一个旧世界的过程中，毛泽东身上确有许多亮点。至少他领导的那场空前的农民战争，业已取得改朝换代的成功，建立了一个新政权。究其原因，历史教科书也总结了好几条，自然还有一些不便道出的奥秘。当面对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难题时，毛泽东一开始便处于捉襟见肘、力不胜任的窘境，继之黔驴技穷，乱挥板斧，招致天怒人怨，朝野悲歌。这些都是偶然的吗？是苍天对毛泽东不公吗？何以中国人在歌颂了大救星之后，迎来的却是大灾星？
答案还是在恩格斯那里。他认为，每一个人都要受到三种条件的制约：时代的局限性；知识的局限性；思维能力的局限性。李锐在一次讲话中还加了一条品德的局限性，信哉，斯言。上述几种局限性在毛泽东身上泾、渭分明，显得异常突出。对时代的局限性容易了解，他是生活在一个腐败、落后、离现代文明极远的一个国度，作为一个农家子弟，从小他只所学了一些粗浅的旧文化知识；及长，他在这方面的兴趣甚浓，毛泽东终其一生在知识上有着巨大的局限性。以此为切入点去认识毛泽东的人尚不多见。……
无怪毛泽东在文革中坦言：‘我党懂得马列的甚少。’自然‘甚少’之中是不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其次，毛泽东对自然科学更是一窍不通。据身边人透露，他从未看过一次科技展览。从他学生时代的表现来看，他自然科学的成绩极差，终其一生都未达到一个普通初中生的水平。要这样的人去当‘英明领袖’也是太勉为其难了。
最后，毛泽东还是一个十足的法盲。他在讨论人治还是法治时，竟信口胡言：‘宪法这么多条，谁能记得住？’谁要求把宪法的每一条文都记住呢？须知，毛泽东的用意是，有我的‘一句顶一万句’，宪法还有何用？尔等不是有意要用它来限制我的胡作非为吗？
显示毛泽东思维能力局限的一个最好的例证是，作家叶永烈在《陈伯达其人》一书中提供的一个重要事实，大概是1965年一月份在《自然辩证法》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作用》的文章，毛泽东看了之后大感兴趣。也许是要显示自己是什么家之类的身份吧，他召集了陈伯达等诸位秀才讨论该文，毛发表高见如下：‘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就没有充足理由律，每个阶级有每个阶级的理由，哪个阶级有充足的理由？’这分明是用政治流氓的思维来代替科学思维的经典案例。不知二千多年前的亚历斯多德在获知了发生在中国的这条爆炸性新闻之后，有何反应，他得到的结论一定是：二千年后某些中国人的思维能力，大大低于二千年前希腊人所达到的水平。就凭这一点，毛泽东怎么配当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呢？
显示毛知识局限性的例子可以举很多很多。
如：把经验主义也叫做修正主义。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两者都是修正主义，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这样，经验主义就包括在修正主义之内了。
又如：把按劳分配说成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1974年12月，毛发表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
再如：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谈了他对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的看法，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57页。）如果投降也叫修正主义，就是说明修正主义在中国古代早就有了，岂不荒唐吗？!
又再如他说：“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又说：“梁山泊宋江等人英明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容于现时社会，遂至失败。”由此可见，他的“无产阶级”概念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大不相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的主要特征是它直接构成当代先进生产力，亲身经历科学与民主，富有团队精神等优秀品质。而毛泽东却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
对于众所周知的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其荒唐程度也是显而易见的。蒋介石要求抗日，难道我们就要投降日本？怪不得蒋介石至死也没有同意蒙古独立，毛却在1934年就把蒙古划到中国版图之外了。你蒋介石要当抗日民族英雄，我毛泽东就要选择当汉奸、卖国贼。
又如，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是完全无知的。但他敢于这么自吹自擂，大言不惭，也确实需要有足够的“勇气”！诸如“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的胡话，不胜枚举。可怜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跟着这样的“伟大领袖”，怎能不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罪呢。
然而，如果我们据此便认为毛泽东是不学无术之辈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无意贬低毛泽东，更不愿诋毁和诽谤他。因为我们毕竟还当过他的子民，也曾经喊过万岁及万寿无疆的话，总不至于‘人一走，茶就凉吧！’客观地说，毛泽东在旧文化方面还是有一定根基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有独特的见解和高深的造诣。至少他算是一个书法家，一个诗人。他谢绝了由郭沫若领唱的无耻文人的吹捧（认为毛泽东堪比李、杜、苏、辛，甚至过之）仅认为自己的词还可以，七律则没有一首是满意的，这是毛泽东少有的一次谦虚。也说明毛泽东在诗词领域内堪称内行。
毛泽东从小读了《三国演义》，便知道造反才是‘硬道理’。（深知自己有猴气）读了《水浒传 》便找到了上梁山的途径。读了《三国演义》受到争霸天下的启迪，大有‘舍我其谁’之感。他一生爱不释手的《资治通鉴》，据说读了十七遍，那部书画满了毛泽东所做的记号、批注。那些封建王朝宫廷斗争的权术，浸透了毛泽东的每一条神经，使他在政治斗争中无往不胜，把群臣玩弄于股掌之中，置百姓于覆巢之下。他还熟读《孙子兵法》深谙兵不厌诈的玄机，指挥作战也颇有心得。美国社科精英之一，丹尼尔．贝尔将毛泽东定为常规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专家，这是毛在学术上所获得的最高褒奖。毛泽东所具有的上述旧文化知识，足以使他在破坏一个旧世界的战场上成为乱世英雄。”
新中国成立后，独断专权，以“嘉靖皇帝”自居、以“秦始皇”自居，把所有的精力用于“保权”“争权”上，只能以其封建专制的统治观来自行其是。中国自称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但中国革命的错误，哪一件不是农民革命固有的封建专制性造成的，哪一件不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其中包括马克思从没有说过的：“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不是伯恩施坦“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施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
反右、三年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这类事件除了在封建独裁统治的前苏联或北朝鲜可以找到影子外，在任何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都是不可想象的，更何况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柏林墙推倒了，苏联革命失败了，历史反复证明马克思、恩格斯是正确的，十九世纪的他们就已经懂得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并且与时俱进地扬弃了暴力革命，代之以社会民主主义的和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斯大林的专制统治被推翻了，苏联社会朝着正常的道路发展了。毛泽东死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再“夜郎自大，闭关锁国”了，中国得到了发展。现在，朝鲜人民生活仍很艰难，因为他们还没有摆脱农民革命的封建桎梏，变成一个金日成家族世袭的专制国家。这一切充分说明，社会发展规律是不以某个个人或某个政党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可谓明智之举。
谁要是被毛泽东选中作“接班人”，谁就准定要倒霉，刘少奇、林彪无不如此。因为毛泽东从来没想把权利真正交给接班人。毛要求接班人和他的关系必须是“人身依附关系”。如果用当年在“七大”时张闻天的话来说，刘少奇与毛是“两个人变成一个人”。总之，毛泽东是绝对不允许他的接班人享有进行独立思考、维护自己独立人格尊严的权利。毛泽东的这个要求，不仅适用于他的接班人，而且也适用于所有高层领导干部。当江青发现，刘少奇在1954年９月在第一届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里，“先后四五次引用毛泽东的话，但是已经不提毛泽东思想了。”当中共八大批判“个人崇拜”时，当七千人大会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时，就注定刘少奇被打倒的命运。
打接班人的牌，选辅政大臣，以革命的名义，完成家天下的布局，这是打开文化大革命这个黑匣子的密码。文革浩劫，毛泽东只不过要把共产党的天下，变成了毛泽东的天下。即以毛泽东、江青夫妇为核心的家天下，取代了共产党的党天下（以林彪为例，毛泽东的交班部署，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林彪那个接班人，是个摆设，是震慑刘邓集团和老干部的，实际上最高决策权在毛手中，最高执行权在江青监督下的周恩来手中，林彪什么权也没抓到。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悄悄地在向江青手中转移）。临终前，也像每个封建专制统治者一样，权利也只能交给自己的家庭成员手中。如长子华国锋、侄儿毛远新等手中。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当年华国锋出示的毛的条幅是“你办事，我放心。”在审判江青时，才由江青揭秘是“你办事，我放心。有问题，找江青”。毛泽东临死前几个月，曾当江青毛远新汪东兴和张玉凤等人面，圈定江青当党中央主席，毛远新张玉凤进中央政治局常委。……从张玉凤提供的材料看，毛身后的领导班子中，毛的妻妾占两席（江青、张玉凤），毛的长子一席（华国锋），侄子一席（毛远新），大内侍卫汪东兴占一席。如果党中央常委由五人组成，那么清一色的毛家班子。即使加上陈锡联、纪登奎组成七人常委班子，也占绝大多数。明里大造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舆论，暗中却成了封建王朝复辟。更令人味玩的是，毛泽东最后的遗言竟是：“你们要好好帮助江青”(见何家栋遗稿)，说明毛最终所信任与衷情的是江青。文化大革命十年，毛泽东与全党博弈，眼看完成了家天下的布局，但功亏一篑，最后他输了，并且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死了。
“九”字在中国人的眼里是一个非常吉利、常被人提起的数字，毛泽东在九月九日那天死了，毛祸终于结束了。无数中国人感谢有个九月九日，“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正是毛泽东的死亡，历时二十年、造成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空前绝后灾难的反右、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毛祸才得以结束。双九，应该不是偶然，因为二九一十八，毛泽东是因为他的罪过而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可以看作他对中国人民的谢罪吧。说明天主尽管任凭了毛泽东的无法无天，最终还是眷顾了中国人民。有人建议9月9日为“中国人民解放日”，我看叫做“中国人民心灵解放日”还真合适!因为在毛泽东统治之下，中国人民不仅身体受奴役，心灵也受奴役。
毛泽东也最怕中国出一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因为自己干了许多“指鹿为马”、伤天害理的事，惟恐泄露历史真情，被人揭露。中国的绝大多数冤假错案无不与毛泽东有关。人们有理由怀念胡耀邦，因为他推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讨论，顶住了“两个凡是”的干扰，平反了冤假错案，奠定了改革开放的政治基礎，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
我在看了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晚会的电视转播后曾写过以下一段文字，并作为两会的提案寄给了党中央：
〖总的感觉是个继续造神的晚会，“毛泽东热”还在继续。
有人朗诵毛泽东的诗词：“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风骚；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可惜完全不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诗词，气魄虽大，倒真像是封建帝王的自白。
“万岁”是封建社会的臣民对皇帝的称谓。中国早在一九一一年就推翻了满清王朝，把“皇帝”与“万岁”丢进了历史的拉圾堆。毛泽东竟自称“毛主席万岁”，也可算是圆了他未了的皇帝梦吧!
有人高唱东方红，“他是人民大救星”，可我记得国际歌唱词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孰是孰非，谁人能与评说。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没有毛泽东的激励和支持，江青哪有自称“红都女皇”的勇气呢!没有毛泽东挂帅，“四人帮”又怎会成气候呢!
无可否认，毛泽东是个伟人。可谁又能否认，毛泽东不是罪人呢!？“大跃进”饿死四千万人，“文化大革命”整死了二千万人，历次运动被迫害致死几百万人。和平时期冤死了这么多无辜的国民，还不罪孽深重吗？还不算史无前例吗？夠迪尼斯世界记录吧!？难道还不算古今中外第一罪人吗!？马克思如果泉下有知，会认为毛泽东愧对十三亿国民，把毛泽东像从天安门城楼上摘下来吧!〗
至今还把这个辜负了全国人民的敬仰与爱戴的独裁者的遗像挂在革命圣地天安门城楼上，是对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戏弄，是对中国传统革命精神的亵渎，早该把这封建独裁者的遗像从天安门城楼上摘下来了。让孙中山守护天安门广场，让中国真正回到孙中山倡导的民主共和国体，这会更有利于发扬民主和台湾的回归同一国体下的和平统一。
著名作家巴金曾提议创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这是个很好的建议。我倒觉得不如建立一个“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综合博物馆”。这个综合博物馆的理想馆址应选在《毛泽东纪念堂》（当然得重新整顿布置），这也许是对毛泽东的最好纪念，也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史的最有意义的贡献。
国防大学辛子陵教授在《千秋功罪》最后一章《毛死江囚》中，语重心长地写下这段话：“一时胜负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人民既已觉醒，继续把毛泽东的肖像悬挂在天安门，继续把毛泽东的遗体作为神物供奉在纪念堂，就有些落后于群众了，应作妥善处理，使我们的国家彻底从毛泽东的阴影中走出来。”
辛子陵教授还指出：中国人用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牺牲最多的惨痛代价，证明“共产主义”行不通，这个实验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坐标，这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在世界、在人类文明史上彻底失败的坐标。这个坐标的正面意义就是，让后世那些憧憬大同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是共产主义）的中外仁人志士们到此骇然止步！让世界不再发生由于道路选择的错误几百万、几千万饿死人的事情。
辛子陵教授在“记住恩格斯说的93个字”一文中指出，恩格斯说：“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又指出：到1886年2月，1892年1月和7月，恩格斯用大致相同的语言三次明确：共产主义理论可以谈论，但绝对不能实践，谁要是真干，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可惜许多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真想弄懂马克思主义，而只是为他们的夺权、保权或复辟专制制度而各取所需而已。
毛泽东从一九七六年已走下神壇，为什么屡屡有人要把他请回神壇，其目的是什么，难道不值得深思吗！我不反对纪念毛泽东，但我们纪念的应该是作为人的毛泽东，而不是神化的毛泽东，也就不能无视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更不应该把那些专制性的糟粕也当作珍宝。纪念毛泽东就要总结并珍惜用上亿中国人民生命换来的历史教训。
在党的十六大期间，我因看到报载大礼堂二楼和三楼的眺台上挂着“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字样的巨型横幅，而提出过以下意见：
〖我认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个横幅恐有不妥。不错，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但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的勤务员，不要老是以‘伟大、光荣、正确’自居。远的不说，就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认为是‘一场大浩劫’，它不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吗!？有什么伟大、光荣、正确可言呢!？我们还是鞠躬尽瘁地把中国人民的事情办好，把三个代表的事情办好为是，不要去空喊这种无谓的，而又让人感到有点虚假的口号。
回顾解放后的历史，我们党犯的错误的确不少，其中和三个代表最为对立的就是两件大事。第一件是五六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把私营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可实践证明这个政策是错误的，所以现在又把很多国营企业转买给私人。光这项政策错误，就把中国的历史向后倒退了至少五十年。第二件是大跃进......。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把叛国者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入党章，这已成为历史的笑话。
历史在前进，我们的反腐败取得了空前的成果。但总还不如人意，根本原因就是缺少一个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如果我们能够在政治生活中也引入竞争机制，有两个党相互监督，相互竞争，不是更好吗？毛泽东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勇气公开成立这样的两个党呢？在我看来，外界是不可能产生另外一个党的，另外一个党也只能从中国共产党内部产生。
我写这封信，不知今后会有什么后果。但我是属于中国人民的，在党的十六大之际，提出这一提案，也算向党交心吧。说的不当之处，希望能得到批评指正。〗
我当时说：“在我看来，外界是不可能产生另外一个党的，另外一个党也只能从中国共产党内部产生。”是基于这种考虑，如果外界有人成立一个反对党，很快就会被政府所取缔。由中国共产党内部分裂出来的党，不会使共产党产生亡党亡国的心理危机，便于实现政治改革。另外也吸取了国外的经验，美国建国之初也只有民主共和党一党执政，后来为了监督、竞争的需要才由民主共和党一分为二，产生民主党、共和党。现在看来还有一种途径，就是赋予现有民主党派更大的权利，甚至执政的权利，因为民主党派很多重要成员本身也是共产党员。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不排除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共政的可能。
我非常高兴地观察到，从十六大至今再没有什么重要的场合中出现“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样的标语了。说明党已经认真考虑了我的意见，并且确确实实地付诸实施了。
令我遗憾的是，共产党还是一党专政。毛泽东握有绝对的权利，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上的腐败，毛泽东的错误愈犯愈严重，得不到任何监督和制裁。周恩来、邓小平在他面前也只能说说违心的话而已。死后也有三十多年了，还有人给他文过饰非，请回神壇。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没有一个反对党。当然，成立一个反对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过我相信，党会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办事的。在政治上引进竞争机制，成立一个反对党，才有可能实现政治上打假，澈底铲除专制余毒，完成反腐败的历史使命。
我赞同十六大提出，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不应空谈三个代表的意义及其重要性。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不是“三个代表”好不好，对不对，而是你代表得了代表不了，有没有代表的资格，有没有代表的诚意。“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过，一党专政总是带有一些封建专制色彩。在封建专制社会里，只允许一个“皇帝”党存在，决不会允许其他的党公开存在的。有人会说中国不是有很多民主党派吗？不错，不过这些民主党派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只能参政议政，不许执政。它们和中国共产党不是平等竞争的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民主党派的干部任命要由中国共产党统战部批准。从经济上，是靠共产党用国家财政拨款养活的。所以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一些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根本算不上什么政党。希望有一天，三个代表思想会这样表述：“执政党必须力争始终代表......”。
“三个代表思想”(共产党要当得起三个代表，希望不再是毛泽东式的谎言政治，首先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否则就成空话、谎话)应该比“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更为真理、更为永恒。多党轮流执政是走向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我把共产党改为执政党。我所以加了力争两字，是因为无论什么政党也不可能“始终代表”。五六年的三大改造、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大跃进和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共产党不都走到三个代表的反面了吗？这难道不是历史的铁证！这也历史地证明了一党专政不可能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思想”。
按目前的形势看来，有许多做法与所谓“三个代表”非常矛盾的。“三个代表”自称共产党“总是……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但它的职能部门中央宣传部却不遗余力地剿灭真正的先进文化（如禁止对历史的回忆，认定‘往事微痕’等刊物是非法出版物，封锁网络，取缔与执政党不同观点的出版物等），继续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这是当代最荒唐、最悖谬的文化现象。
这个共产党太让它的忠心党员失望了，辛子陵先生无奈只能在香港发表他的《放言救党论国是》。可怜李锐、赵紫阳甚至李鹏这些党内要人的著作也要拿到香港来发表。他们已经为这个自吹是什么“先进代表”的党感到耻辱。它既不如“殖民地时代”的香港，也不如被这些共产党员所打倒的国民党，更比英国落后300年、比日本落后140年。
应当撤消舆论导向，取消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文化检查官职能，废除限制文化自由的部门法规，制定保证公民权利的《新闻法》、《出版法》、《文化事业法》，以落实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迄今为止，指导思想上恐怕连文化自由的影子也没有。相反，他们把自由化看做是中外敌对势力的鼓噪和破坏。这难道不足以说明“没有在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吗？那么，共产党何以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呢？
多党执政的时代一定会到来。到那时，哪一个政党违背了“三个代表思想”，将会被另一个政党所取代。这时，中国人民是有福的。
我还注意到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谈到党的指导思想时，总忘不了背诵“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这一类套语，使人感到这些领导似乎深怕得罪某种政治势力。我觉得只要坚持“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就足够了。因为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适用于今日中国国情的正确部分，必然是符合“三个代表”思想的。而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都有错误，面面俱到，反而会对老百姓造成误导。如果用“和谐社会”代替阶级斗争，用“企业家（新兴的资产阶级）”代替五六年被改造的资产阶级，毛泽东如果泉下有知是决不会答应的。这样还算坚持毛泽东思想，不也有说假话和愚弄百姓的嫌疑吗？！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当今社会说的最多的政治用语之一。有人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或者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也有人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加封建专制主义。有民谚：“模模糊糊的社会主义，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实实在在的封建主义。”可说是一针见血。总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现在，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太多了，连卡扎菲甚至希特勒都说自己建设社会主义。我以为中央有必要首先对“社会主义”加以明确的定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错误之一是他根本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在搞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定义之前，奢谈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能把人引入迷津。只有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才可坦然断言目前的社会性质。为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饿死了四千多万人，为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而奋斗，在和平建设时期已经牺牲了七八千万无辜人民的生命。人民的生命财产、人民的幸福生活应是每个政党所要维护和争取的最高目的，千万不能为坚持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为坚持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已为毛泽东的罪孽所亵渎，要洁净它们谈何容易。
当然也应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出明确的定义（不过，我个人以为不宜以个人的名字命名什么思想呀、理论啦。关于以毛泽东个人的名字命名“毛泽东思想”给目前党的理论工作造成的困难，上文已简单提到；至于邓小平，在生前他就说过他自己没有什么理论，我真不明白“邓小平理论”是怎么被鼓吹出来的）。以免“以階级斗争为纲”、“階级斗争，一抓就灵”、“階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仇恨入心要发芽”、“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搞得是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以上这些观点如果又冒出来充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上推波助澜，甚至又会有人用坦克、机枪对准参加学生运动的青年学生。如果这些照例被当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那么社会就会处在不断地动荡反复之中。政治上的“指鹿为马”、伤天害理造假的事情就得不到制止，死亡数千万人的历史惨剧还会重演，那么还会有什么和谐社会呢？那怕是对邓小平所说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搞得是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的肯定，也会造成对现今的企业家……新生的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的剥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就要进行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的动乱也就在所难免了。在新时期，我们可以对新生资产阶级有新的政策，但不能否认其存在。2004年的宪法仍明确宣布：“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有趣的是，我国宪法竟完全无视私营经济与新生资产阶级存在的事实，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已在1956年资本主义改造中消灭。不错，旧的资产阶级是在1956年被消灭了，改革开放后请回来的资产阶级就不算资产阶级了吗？新的资产阶级与官僚权贵资产阶级就不是剥削阶级了？这种白纸黑字由宪法记录着的、“睁着两眼说瞎话”的政治笑话、政治谎言大概也只有中国才可能产生和存在。也可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吧。
与其非要说什么“邓小平理论”，我倒主张提倡“刘少奇正论”。比如，1951年5月7日他在中南海春耦斋给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课时说：
“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新民主主义阶段将是很长的，大概在十五年到二十年之间。
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要把中国工业化。
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将各得其所，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之后，应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轻工业及必要的军事工业；然后建立和发展重工业。只有先发展农业、轻工业，安排好人民的生活，积累资金，然后才有可能集中最大的资金和力量去建设重工业的一切基础。
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实行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要触动私有制。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私有权在今天中国的条件下，一般地还不能废除，并对提高社会生产力还有其一定的积极性。在农村对私有制又动又不动是不对的。太岁头上动土。你去动摇一下，削弱一下，结果猪牛羊杀掉，是对生产力的破坏。”
刘少奇一贯主张巩固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秩序，历史证明，“刘少奇正论”才是新民主主义的正统。不过，还是那句话，我反对用任何个人名字命名什么思想、理论之类的，至于说“刘少奇正论”也只是戏话。回到新民主主义的正统路上来，发展资本主义，继而转向民主社会主义，走马恩晚年指明的道路，彻底批判与摒弃毛泽东的暴力封建空想社会主义和借社会主义之名行封建专制复辟之实，实行政治改革，走民主化道路，党才有可能对历史、对人民有个负责任的交待。
階级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自然而又必然形成的。在历史上，每一个阶级都有一个诞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以某个个人、某个党派或某个利益集团的意志为转移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是历史的产物，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它们都曾推动过历史的发展，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作为阶级，它们没有任何罪过。恩格斯说：“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40页）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废除私有制”的问题时说：“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并且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因为，消灭了资产阶级，就永远达不到那个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一定阶段。资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是个不能消灭的阶级，消灭了还得请回来。这是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留给后世的最根本的教训。毛泽东在中国生产力极其落后的条件下，为了夺取政权而去消灭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和发展政权而去消灭资产阶级，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总结出来的毛泽东思想，能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吗？为什么解放后，会给中国带来那么多苦难呢？值得我们去坚持吗？!坚持下去就不会给中国带来更多苦难吗！阶级斗争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愈发展，阶级斗争也愈激烈。因此，割舍了阶级斗争，还成其为毛泽东思想吗？“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没完没了的斗下去，怎么能创建和谐的公民社会呢？!
有著作指出：毛泽东生前大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指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事实上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臆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且不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不再存在，全社会的成员都已经成为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无产者，即使是毛泽东所说的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也不存在什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有的只是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斗争。
毛泽东的“阶级分析”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把知识分子列入反革命阶级。居然说“一般小知识分子和小店员、小职员都是资产阶级的附属物，是半反革命的。”在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四期原文中还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看作是“极端的反革命”和“半反革命”，甚至在部分北伐军中提出了“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其实知识分子并非什么阶级，它是劳动群体的一部份。它和工人一样，都是出卖劳动力。和工人不同的是出卖智力和脑力，是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不过多读点书，对不合理的事敢于评头品足。毛泽东恨的也就在这里。他要搞愚民政策，曾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他要全党全民成为唯唯诺诺驯服工具，不允许任何人在他面前说三道四。他指鹿为马，别人也要随声唯唯，这就是他要达到的目的。
建立和谐的公民社会，需要的是“阶级妥协”、“阶级友爱”、“阶级合作”、“阶级协商”“阶级双赢”，而决不是毛泽东式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阶级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执政党与政府的任务也在乎不使矛盾激化到对抗的程度，使矛盾始终控制在法律所能允许和解决的范围之内。
“江山如此多嬌，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帝王将相们，逐鹿中原的目的是为了做皇帝。共产党打天下，只能是为了老百姓的美好生活。打完天下，就要“安定团结”，建设国家。可我们的万岁爷五七年冬，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会议上说，打核大战，中国六亿人死一半还有三亿，准备以一半人口的生命做炮灰来争夺世界霸权。死几亿人，对毛泽东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因为中国皇帝的宝座远不能满足胃口，他还要做比帝王更显赫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建政之初毛常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当时迷惑了不少人，原来他早瞄准国际共运宝座。建国之初以疲惫之师投入朝鲜战场，以人海战术换得的胜利提升了头上的光环。自吹“打败了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一切敌人都不过是纸老虎。”世界形势已是“东风压倒西风”。1953年斯大林死后，国际共运领袖舍我其谁？
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举行家宴庆祝73周岁生日，毛泽东举杯祝愿说：“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随后推出了进一步的动乱措施，煽动全国叛乱。所以，毛泽东不仅不顾忌人民的死活，还犯有煽动全国叛乱罪。文化大革命，搞得中国到处一片狼藉和混乱，对政治、经济、文化和各族人民都是一场浩劫。在文革中，惨死两千万人，整了上亿人，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大灾难。这种浩劫和灾难是怎样造成的？其根本原因，就是毛泽东煽动起来的全国全面内战。毫无疑问，毛泽东犯有煽动全国叛乱罪。
为了一已的绝对皇权，完全可以置全国人民的死活于不顾。当中国经济每每稍有发展，毛泽东就敏感到对其专制宝座的威胁，总会找出各种借口进行折腾，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斗群众、搞运动，直到把发展起来的经济搞垮为至。大家都知道溥仪是中国的末代皇帝，然而在我看来，毛泽东名义上是共和国的主席，实际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而且是权力最大的皇帝。据悉，在延安时代，毛泽东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用政治学的知识回答了一二三，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其实都是一样的！”法国大作家兼哲学家安德烈．马尔罗曾在1972年向身为美国总统的尼克松介绍毛泽东：“有一次我问他是否把自己看作是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的继承人。毛说，当然我是他们的继承人。”1950年，在新中国第一个五一劳动节颁发节日口号时，毛泽东在送给他审定的口号稿件上，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一条。“毛主席万岁！”这个几亿人呼喊了几十年的口号竟然是毛泽东自己要别人喊的（李锐著：《如何看待毛泽东》）。这一切都证明毛泽东也把自己当皇帝。毛泽东实际是现代中国的皇帝，但他比秦始皇和历代皇帝更加强大，统治更加严密。溥仪无论在辛亥革命前后或是在伪满时期，都不曾有号令全国的能力。而毛泽东则不同，这个自称“比秦始皇还秦始皇”的人，不仅欠下中国人民的垒垒血债。还用他的王权干了许多非常愚蠢可笑的事：“全国打麻雀运动”就是其中一个小例子。全国的麻雀是打光了，生态平衡也被破坏了，后来只好从邻国引进麻雀。
必竟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了，明目张胆地张罗三宫六院肯定要遭党内人士的反对的，特别是彭德怀的反对，性生活的糜烂，也成了人所共知的事实⑶。人格之低下，实在叫人难以启齿，恐要见笑于历代君王了。
陈振中先生指出：“毛泽东一生追求的是权力，地位，女人。为了达到目的，巩固终身制独裁统治，不择手段，搞阴谋，设陷阱，借刀杀人，无所不用其极。千百万优秀党员，知识分子精英，没有死在对敌斗争战场，却死于毛泽东的暴政。
毛泽东生活糜烂，道德败坏，喜新厌旧，移情别恋，未婚先孕，晚年喜欢‘老牛吃嫩草’，被他‘宠幸’过的少女，都是他孙女、曾孙女辈的，缺少起码做人的道德底线。”
另据郑义先生《毛泽东与邓楠的那一夜》,甚至连邓小平的女儿邓楠也没放过。
普通老百姓也知道，“四人邦”原是毛泽东的伟大创造。江青是在忠实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正如她自己所说：“我是毛泽东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咬谁。”如今只追究走狗的责任，不追究那个发指令的人的责任，显然有失公道。中国有句俗话：“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可打倒“四人帮”，却没打毛泽东；批判“四人帮”，也没有批判毛泽东。可见，这只是一场“舍车保帅”的政治游戏。但也告诉人们，反专制的历史任务对于中国人民仍然是任重道远。毛泽东的专制统治观，一天不彻底批判，中国就难以实现彻底的民主改革。
胡恕在《不信东风唤不回——读「在历史的天平上」》一文中写道：“更应补充一点的是，毛泽东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无赖。始终关注社会、关怀人生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以其锐利的目光看出：天才暴君的继承者都是无赖，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规律。亦即暴君必然是无赖，但仅凭无赖何以能当上暴君。不法刁民和无耻文人均属无赖之列。很难给无赖下一个定义，因为它的内涵极其丰富，给我们的表述增加了难度。这似乎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词。
谢韬在为丁弘先生大作《陈独秀和毛泽东》一书所写的序言《在历史的天平上》文中写道：“他精于权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好话说尽，坏事干尽，阴谋阳谋交替使用。”所有这些都是无赖之表现。然而尚不止于此，可以想得出来的还有：毛还集贪婪、凶残、冷酷、猜疑、报复等诸种劣等品质于一身。
在文革中天天背“老三篇”的人都知道，他号召人们学白求恩，而此时的全中国，却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独领稿费，据说其稿费已达一亿七千余万的天文数字。这是一桩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有稿费制度以来的极其恶劣的先例，至今仍然依据“家丑不可外扬”的祖传秘方，不准曝光！
某要人在回忆录中提到，张闻天在延安时曾对他说过，毛泽东什么旁门左道都会，即无赖的本事很多。
陈毅和肖克因为在井冈山引起毛的不满，遂终生受到冷落及不公待遇。前者因当选前委书记，后者因未投毛的票，使毛怀恨在心。
解放初期，各大行政区主席均由野战司令员兼任，唯华东例外，毛派饶漱石去监视陈毅。
肖克无论论资论才，均应获授大将军衔，但却在许多不如他的人之后，仅授上将。
吴冷西曾经指出，毛还有说话不认账的特点。他深知，普天之下会有谁与他对簿公堂。据毛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毛曾对他说过，想和江青离婚，但不知道去何处告？这究竟是疯话还是鬼话，真令国人啼笑皆非。
夏衍根据自己的亲身見闻，说毛主席有时判断和决策失误，卻常诿过予人。譬如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至十六日，毛主席本是向蔣介石连续发出三封措词强硬的电报和文章，但斯大林派特使來延安发指示后，毛主席立即改变态度，於八月二十五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即「和平民主新阶段」。重慶谈判簽订双十协定时，他被当时的形势吓破了胆，竟当众高呼「蔣介石万岁！」使在场的民主党派的头头们大吃一惊。章士釗才忙向毛主席遞交了那张「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纸条。
但后來毛主席卻把搞「和平民主新阶段」「想到国民政府去当大官」等等罪名推到刘少奇身上，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又如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讲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一九四九年夏衍和许滌新等从香港到北京，为接管上海，向毛主席请示，毛又一再讲要让上海的资本主义有一段发展的时期，还讲一定要把榮毅仁、刘鸿生留下來，因為他们比我们懂得管工厂。少奇同志也讲了同样的话，声明是中央的决策。可是到一九五一年，毛主席就讲过渡时期要消滅资产阶级，让资本主义断子绝孙。这也就是「兴无灭资」的祖本。后來还批判刘少奇讲「剥削有功」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毛、刘裂痕日显，会上常有争论出现，这在民主国家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可在有“红太阳”存在的黑暗的角落里这却成为了大逆不道的行为了，并有众多奴才劝刘负荆请罪。毛有一次公然雷霆大怒，指着刘少奇的鼻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只要动一根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难道这种表演还达不到超一流的暴君和无赖的水平吗？
果然，若干年后刘少奇惨死开封，令人目不忍睹。开国功臣，捧毛有功，追随毛三十多年的中共二号人物，其死时的身份竟是“无业游民”。人们自然要问：刘少奇究竟要流窜到开封去干什么？
最令人气愤的是，千方百计地使用卑劣的手段，让周恩来、朱德死在自己的前面，以使自己死后无后顾之忧。(见钟波《毛泽东的假象与真相》)
建国以来，我们不是经常听到或看到有人在报章杂志上鼓吹“有权就有一切”，“无权的痛苦，有权的幸福”吗？文革中，《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看的是（夺）权，想的是（夺）权”，倒是十分形象地道出了他们的心态。心中只有权力，惟独没有人民，没有党的事业。这些都是权力至上主义者和专制独裁主义者的自白，由这种人掌权，中国人民和中国的知识分子能有好日子过吗!他们把权力作为压迫他人、诬陷他人和杀害他人的工具。为此，他们辩解说：“政权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这样的大人物都成为这种权力的牺牲品，何况普通的老百姓和普通的知识分子呢。谁都知道，阶级斗争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的无辜致死，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吗！？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吗！？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吗！？难怪有人责问哪个“阶级敌人”能使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这样一批革命家，惨死于中共的监牢中呢？谁能使千万个优秀爱国人士陷于永世不得翻身的绝境呢？又有谁能在并无特大自然灾害(实际上是风调雨顺)的三年中，在新中国土地上，使四千多万人民饿死，而无人承担罪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