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毛泽东时代奠定了改革开放的基础

记者 方烨 实习生 张晓芳
2009年10月12日 来源：《经济参考报》


　　胡鞍钢简介

　　胡鞍钢，现任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53年生于辽宁鞍山，1978至1988年先后在唐山工学院、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学自动化所获工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1年赴美国耶鲁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1993年在美国MurraystateUniversity经济系做访问学者，同年回国。1997年在美国MIT人文学院做客座研究员﹔199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做客座研究员﹔2000年任日本庆应义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访问教授﹔200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做访问教授﹔2003年初在法国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中国研究中心做访问研究员。现为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国情分析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国土与环境专家委员会委员，正式出版国情研究系列专著和合着共十六部。主要研究领域：国情研究与公共政策。

　　获奖：1991年被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学者”。1995年初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1995年经美国华盛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评选，获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资助”。1995年以来，连续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多项奖励﹔2000年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选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特优项目。2001年获第九届(2000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预言，共产党政府不一定能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将来还是需要进口美国的粮食。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彭斯对当今中国的评价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独一无二。

　　●中国应该是继欧盟、美国、日本之后，第四大创新中心。

　　●未来30年，中国将真正向着未来的超级大国转型，而且中国在经济上超过美国指日可待。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9月26日再次召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作了题为“中国经济发展60年”的主题演讲。胡鞍钢在演讲中表示，新中国通过60年的经济发展，完成了从贫困大国到世界强国的历史转变。他说，60年前，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文盲充斥、东亚病夫、生态赤字的人口大国﹔60年后，中国成为了世界人力资源大国、科技实力大国、经济实力大国和综合国力强国﹔几十年之后，中国还将成为世界人力资本强国，科技实力强国，经济实力强国，可以说是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绿色家园。

　　1949年前“东亚病夫”名副其实

　　胡鞍钢说，要讲中国60年来的经济变化，就需要先看看60年前到底中国是个什么样。对此，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著名的马歇尔将军，他在1948年2月实际上是美国的国务卿。他当时认为美国倾入大量的援助也无法挽救中国的经济危机，并且认为中国缺乏原料资源和工业资源，难以成为一流的强国。

　　1949年8月，接替马歇尔担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也曾经讲到关于中国最难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这是中国历朝历代的政府必然碰到的一个问题。他认为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政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他也预言，共产党的政府也不一定能解决，将来在某种意义上还是需要进口美国的粮食。

　　1959年周恩来曾经讲到，1949年中国是一个经济极端落后的国家。他举了一些数据，尽管中国的人口是世界第一，但是当时中国在世界各国中钢产量占世界第26位，发电量占世界的第25位，煤产量高一些，也不过是第9位。就是比较发达的棉纺业，棉纱产量也只占世界的第5位。全国的产业工人，当时只有300万人，不足全国人口的千分之六。老大的中国号称以农业立国，但是在解放以前的几十年间，小麦、大米、棉花每年都需要从外国进口。

　　1949年中国经济增长和西方国家差距巨大，还可以从几个方面说明：

　　一个是发展工业的时间晚，大约比西方工业化滞后了100年—200年。其实在1949年，如果我们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基本上还没有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门坎，至少要接近当时日本的人均收入水平，它才有可能进入现代经济。然而，1950年中国人均GDP不到50美金，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人均GNP按照1965年的美元价格，是75美元。

　　从经济结构角度来看，1949年我们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当时的经济水平，从劳动力的情况来看，英国当时的农业劳动比例是30%多，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达到。

　　此外，还包括工业基础。从固定资产的角度来看，如果从19世纪70、80年代算，有现代工业的因素，到1949年或者1950年，洋务运动有100年了，按照1952年的人民币价格，工业部门大约积累了近100多亿元人民币。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交通基础设施等等，估计可能有200多亿元的原始积累。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均的工业资本存量水平极其低下。按胡鞍钢测算，当时中国人均的固定资产，按照1952年的价格，大约是40元左右。

　　再看基础设施建设。以铁路为代表，中国铁路在19世纪末期才开始建设，印度则因为在英国统治之下，它的基础设施发展很快，特别是铁路。在1890年，中国只有10公里的时候它已经达到2.6万公里。到了1950年，中国也只有2.2万公里，比印度1890年还要低得多。同时也不如当时的日本，日本已经达到2.7万公里。而这2.2万公里，绝大部分还是在东北地区，是在日本侵占时期大规模修建的。当然更不如美国，美国当时已经达到40万公里。

　　再说人力资本。尽管中国人口多，但是当时中国的人力资本是极其缺乏的。据计算，从有现代大学以来，累计到1949年受过大学教育的只有18.5万人，相当于我们总人口的万分之三点四，全国平均受教育年限算下来大约是1年。中国当时的文盲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80%。这和同年代发达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差距是很大的。不仅如此，当时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是真正意义上的东亚病夫。在1950年，全世界的平均预期寿命是49岁，中国人是35岁。

　　当时中国还面临一个长期的问题———资源短缺。历史上中国的耕地一直在扩大，到1949年其实已经达到极限了，只不过我们又进一步动员开垦，直到1957年达到中国历史最高峰，而后就持续下降。这与1949年的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可以不断地开垦更多的荒地，保持总的耕地面积不断扩大。

　　这些都对我们发展工业化起着长期的制约。

60年巨变真正“换了人间”

　　然而现在建国已经60周年了，再看当时艾奇逊预言，却是没有应验。据胡鞍钢介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彭斯对中国的评价讲了这样一段话，他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称为独一无二。他讲到，虽然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或者也曾经历过高速且持续的经济增长，但是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在一段长时间内如此强劲的增长。怎么解释这个话呢？如果从1978年算起到今天已经30年了，GDP年均保持了9.8%的增长，如果从大国的角度来看，在世界的经济史中，基本上已经打破历史记录了。因为在我们之前只有一个国家是有这个历史记录的，就是日本，从1950年到1973年，一共是23年时间，保持了年均9.3%的增长。

　　斯彭斯还讲到，中国发展的规模和重要性之大，影响人口之多，也都是空前的。这就更是如此了。不管我们是用1978年的人口数据还是用1949年的人口数据来看，中国实际上1950年之后就经济起飞了。为什么这么讲？因为1870年美国经济起飞的时候是4200万人。到1913年长达43年的时间，它曾经保持在4%的经济增长率，可以说是美国的空前繁荣时代。最终它的人口达到了将近9800万人。日本在1950年经济起飞的时候，人口规模是8000多万。从现在来看，尽管我们现在世界上有206个国家和经济体，实际上上亿人口的国家只有11个，中国十几亿人口，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口大国，而是一个人口巨国。因此，从人口规模的角度来看，中国也是空前的。

　　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胡鞍钢认为，主要是中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共产党。而且，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继承了过去的历史条件，但是选择了不同的国家模式，包括发展模式。克服了不具备的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物质条件，包括人力资本条件的困难。

　　中国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包括多党合作等很多制度安排，实际上具备了一些进入现代经济增长和进行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有利条件，简单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文明基础，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而且文化统一的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生存延续力是我们这个国家走向民族复兴、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文化根基。

　　第二，从政治条件来看，它已经具备了发动工业化的政治前提条件。因为各国的工业化实践都已经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不是一个独力的主权国家，或者不是一个统一的并且长期保持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国家，这个国家是很难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因此，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说1949年是一个里程碑。

　　第三个方面，作为后发国家，现代化需要一些必要的政治前提条件，需要利用各种资源，团结各方面力量，建立良好的经济社会秩序，制定更加明确的现代化目标、蓝图，这些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实施。毛泽东不仅认识到这个问题，还能够非常理性地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他在1949年的9月30号，在政协的第一次会议上就明确提出，解放以后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其它各种组织之中，结束中国长期以来一盘散沙的状况。因此，你可以看到，1949年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它使一个一盘散沙的中国，经过共产党的领导，形成了两个特有的可能是其它发展中国家都不具备的模式，就是组织优势和政治资源优势，来从事现代化的建设。

　　举个例子，从国家财政汲取能力来看，1949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近16%。到了1953年这一数字更是迅速超过了30%。由于国家有了这么强有力的汲取财政能力，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才能强制性地启动工业化、现代化。


　毛泽东时代奠定了改革开放的基础

　　胡鞍钢说，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当时的选择是一个历史性的选择，也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我们应该承认历史选择的合理性、进步性。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一些我们走过的弯路，像大跃进、文革，以至后来我们必须要改革。从这个初始条件，我个人看，有必要对毛泽东时代做一点定量评估。

　　毛泽东时代，我们把它称为是中国现代化的初步成长期，这个时期的特征就是强制性发动现代化，为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奠定基础。同时它也是中国社会大规模的变革和经济迅速成长的历史时期，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政治、物质、人力资本基础以及对外开放的基础。

　　首先，他奠定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基础，实现了工业化的初级目标。初级目标是什么？根据1953年到1956年周恩来、刘少奇的几个重要报告，以及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在1980年前后，建立一个比较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个目标基本上达到了。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新兴工业化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依靠外援。但是中国在“一五”时期一直到1960年，虽然也确实争取到苏联的外援，但是相对我们基本建设的总投资比，是相当低的，主要还是靠国内资本，主要是靠国有资本。由于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使得一个落后国的工业资本，包括全社会的资本持续高增长，年均达到了10%以上。

　　从社会进步来看，毛泽东时代取得的成绩更加显著。不管是与当时中国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相比，还是与比我们高的收入水平国家相比。虽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但是在很多重要的社会指标上却并不差。这主要的基础还是来源于毛泽东时代。包括人口转型，特别是从传统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长率，低死亡率，然后再到比较低的出生率、死亡率以及自然增长率。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走的比较快的。

　　从就业模式来看，我们明显地看出来，总人口中的就业比重迅速提高。特别是女性，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同样，人力资本也发生了变化。据有关计算，中国在1950年人均受教育程度是1.6年，但是到了1973年就达到了4年，增长率非常之快。

　　再一个这是毛泽东对后人的贡献了，特别是解决了和美国的关系，从而恢复了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地位，成为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当然我们也走过了一些弯路，胡鞍钢认为有4个方面。

　　第一，我们忽视了中国的自然国情。1949年我们的森林覆盖率只有8.9%，是历史最低点。但是我们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就拼命地学习苏联，砍木头。结果从建国初期到1973—1976年间，中国的森林量减少了24%。第二个方面，就是人口，失误两次，导致了生育高峰。这样的人口结构和规模，会影响我们很长的时间。第三，就是大跃进。第四，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是个务实主义者，他提出了三步走的设想，特别是第一步和第二步﹔同时他又提出到2050年，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党的17大提出，中国到2020年人均GDP要比2001年翻两番，就是人均4000美元。可以说这个目标提前实现了。
30年改革开放超过美国指日可待

　　最后，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做一个评价。很显然，改革开放最大的勇气就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现代化的路线图，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就是小康社会，同时我们也实现了前两步走，迎来了一个空前的经济建设时代。这30年也成为中国最开放的时代，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

　　至于未来，邓小平20多年前留下一个很重要的名言，就是后面的人要比我们(老一代)还要聪明。他实际上是相信人民，特别是相信后代。我们来看看未来30年。未来30年，中国将真正向着未来的超级大国转型，而且中国在经济上超过美国指日可待。但是中国不能光是在经济上超过美国，在其它方面也应有所作为。除了经济外，第一个就是在科技上，要成为世界最大的创新型国家。中国应该是继欧盟、美国、日本之后，第四大创新中心。

　　中国还应该建成世界最大的绿色家园。邓小平提出的目标在2020年前后就可以实现了。但是我们今天面对气候变化，需要构想新的现代化，我们称之为绿色现代化。也就是说，我们将来要做到，用科学技术使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要使碳排放下降，甚至脱钩。

　　结论就是，未来仍然是中国乃至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但同样也是我们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的时代。(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现场答问]

　　问：中国要想成为像美国一样的世界人才中心，创新中心，现在在本国户籍制度方面的改革是否应该加快？

　　答：我想户籍制度实际上是在不断改革的进程中，它的方向一定是要改革的，当然改革过程可能采取一个相对渐进主义的过程。我们事实上算了一下，中国的流动人口，包括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现在已经达到1.5亿人，而且增长率非常之快，既超过城市人口增长率也超过总人口增长率，更超过农村人口增长率，因为农村人口增长率实际上是负增长。所以说户籍制度改革当前是处于不断推动的过程之中。

　　现在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应该是我们怎么样来吸引国际人才。我们希望成为美国那样最开放的社会，几乎让所有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到中国来，即使可能只是短期的。这种局面在唐朝就出现过，现在再出现也是必然的。

　　问：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非常出色的经济成长大国。在可预知的未来，印度的人口肯定会超过中国。那么在未来，印度会像中国超过发达国家一样超过中国吗？

　　答：首先我们得评估一下1980年到2005年，中国、印度、美国、日本、俄罗斯5大国在全球的地位，我们用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的比重来计算的话，可以发现，只有这两个国家在全世界的比重是提高的。这是第一个结论。

　　第二个结论也比较清楚。2005年印度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的比重相当于我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情况。因此他追赶中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然中国也不会放慢脚步，就像印度学者说的一样。至于从人口的角度来看，印度会在2035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会超过中国，但是我想在那时，它的受高等教育人口是不可能超过中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的高等教育人口已经突破8400万，印度只有1000多万人，这已经不是一个数量级了。按照教育中长期规划，我国在2020年受高等教育人口基本上达到1亿8千万，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放开这个市场的话，可以达到2亿。我想这一点一旦中国成为人力资本或者说人才的强国，中国一定是最强的国家。

　　问：中国未来要使文化大繁荣，应该有一个内在价值的基础，您认为是哪些？

　　答：刚才你说到文化复兴的问题，十七大报告讲得比较清楚，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际上中国在文化建设上是非常强调核心价值观念的。事实上，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某种程度上我也把它定义为主流文化，或者说公共产品，指全体人民能够接受的，全国共有价值观。它基本上是通过教育的方式，潜移默化来实现的。这是非常之必要的。当然这是一个逐渐建立的过程，期望某一天就能够实现是不大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