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从头至尾，只有一个贯穿全程的旋律，就是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太祖爷的杀手锏。 从起家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始（注1），太祖爷就认定，要取胜，就要找多数做朋友，把少数敌人打败。于是阶级斗争就成为太祖爷取胜的不二法宝。成为太祖爷的法宝，需要咱们大家配合，结果真的配合良好，于是就有了文革之前太祖爷的感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注2）。
如果找个对历史一无所知的语文老师解释一下“阶级斗争”的意思，正确的答案就是分拨打群假。打群架不但伤感情，而且是大规模伤感情。所以恨是阶级斗争的基本组成部分。太祖爷把阶级斗争用的出神入化，就是先把仇恨挑了起来。第一步很简单，把人分成好坏。文革的一号公敌国家主席刘少奇刘大人，在被打倒的时候有三个身分“叛徒，内奸，工贼”。叛徒肯定是坏人，当时虽不知道有“三姓家奴”之名的吕布或是献关迎敌的吴三桂这些古代叛徒，可是投降日本鬼子的大叛徒汪精卫都听说过。再形象化一点儿，还有样板戏“红灯记”里的叛徒王连举，小说“红岩”里的叛徒甫志高。有了叛徒之名，刘大人立马就和汪精卫，王连举，甫志高为伍。“内奸”，“工贼 ”其实有没有已经关系不大，一个“叛徒”身份足够，刘大人是个大坏蛋。
有了坏人的身份，仇恨的问题易如反掌。汪精卫叛变给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抗战中杀了几千万中国人，汪精卫当然罪大恶极。王连举叛变投敌，让李玉和一家三死其二。甫志高叛变，造成咱党的地下工作者许云峰和江姐被捕并壮烈牺牲。这都是“血海深仇”。即然是叛徒，刘大人当然是同等可恨，不由得人不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于是就有“阶级仇，民族恨”，这种仇当然是“不共戴天”。
有了仇恨，惩罚起来就什么手段都不过分了。先是语言上的。文革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还算文明的，“油煎，炮轰，火烧”也就不在话下。语言是可以调动人体内激素的，有了语言暴力，肾上腺素一分泌，刘大人被“批斗”时大受各种皮肉之苦也就无可避免。刘大人当时已经是年届70的白发老人，红卫兵小将们真打得下去手？当然没问题，小将们打得是“大叛徒”，是“坏人”。“坏人”受任何惩罚都是罪有应得。这也是咱们文化的一种传承。若是单从惨烈程度算，刘大人受的罪，在历史上都上不了刻度。
咱们的历史不乏惨烈的例子。明朝末年，上有昏帝，下有庸官，人心离散，强敌来犯。朝廷的一号骁将，袁崇焕袁大帅，几乎独木撑天，率些许人马，把剽悍的满清八旗兵给憋在关外望墙兴叹。满清先祖努尔哈赤抑郁身亡，他儿子皇太极屡战不胜。如此的一条好汉，被清军一个反间计，借明帝崇祯之手给除掉了。袁大帅不是被一般的处死。崇祯帝要找出个把恶人来，让社会同仇敌忾，以拉抬自己的声望。袁大帅于是被最后一用，被判碎刀凌迟。皇上说袁大帅是叛徒，大家就信，然后就恨。在菜市口被公开凌迟的袁大帅身上割下来血淋淋的肉，咱北京的先民们就当场下咽，以显示对皇上的拥戴，对朝廷叛徒的仇恨。这种让恨就恨，一恨到底的文化，是有悠久历史的。这些历史文化，太祖爷当然知道。
不过崇祯那两下子只是雕虫小技。太祖爷早就超越了靠一两个恶人凝聚人心的层次。太祖爷的利器是阶级斗争。在全国范围内挑出一类“坏人”来，让所有的人都能就近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坏人”可恨，这凝聚力就非同一般了。太祖爷是阶级斗争的行家里手。从刚出山的“打土豪，分田地”，到减租减息，再到后来的土改（注3），太祖爷的天下就是靠阶级斗争凝聚多数民心拿下来的。文革中再来一遍阶级斗争当然是轻车熟路。可操作上有点问题。打天下时的“坏人阶级”是有地有粮的地主们，人按财产分类，很好操作。可刘大人是太祖爷的副手，而中国社会经过太祖爷十几年揉搓，除了农村和城市的巨大差别之外，文革时已没什么类别可分阶级了，全都是高呼太祖爷万岁的臣民们。这点儿小麻烦难不住太祖爷，靠着特有的洞察力和创造力，就有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新阶级。当然，在执行的时候，再加上“及其走狗”，这个“坏人”阶级的规模就说得过去了。文革时所有被修理一遍的人，上到邓小平邓大人，下到掏大粪的时传祥，都是因为和刘少奇同属这个阶级而获罪的。太祖爷熟练的运用了咱们历史悠久的让恨就恨文化传承，加上阶级，把局部的仇恨给做成了仇恨连锁店。
时传祥时大爷的故事很是滑稽。时大爷是一位掏大粪的清洁工。因为热爱自己的工作而当了劳动模范。（任何行业都该有职业道德，敬业是对的，可太祖爷把人教育的能“热爱”掏大粪工作，着实有些缺德。如同把人训练成可欣赏“粪便”风味的“香水”一样荒谬。）为了鼓励热爱掏大粪这种精神，刘少奇刘大人在文革前一个接见劳动模范的场合，曾告诉时大爷“你我只是分工不同，可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刘大人还送给时大爷一支金笔，鼓励他学文化。时大爷学了几个月后用此金笔给刘大人写过一封信，表示感激之意。靠着这个联系，文革中，时大爷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位“走狗”。具体的罪名是“粪霸”。即恰如其份又哭笑不得。时大爷被批被斗，然后被从北京踢了出去，赶回山东老家，不许他再热爱掏大粪这个工作了。
为了太祖爷，能仇恨一个热爱掏大粪的憨人，还有什么人不能恨？笔者之一文革开始时是一个毛孩子。因为被“经风雨”的关系（注4），借住在一个机关大院里。因瘦弱寡援，拳击和摔跤比赛常输给别的孩子。时有大院中被揪出来的“黑帮分子”在劳动改造，其中一位老伯很是仗义，见笔者常成为拳击练习沙包，路见不平喝斥别的孩子不可以强凌弱。当时笔者的反应是受了奇耻大辱。被别的孩子欺负事小，受“黑帮分子”保护不就成了黑帮一边的人了吗？皮肉之痛虽不舒服，可和做“小黑帮”的恐惧无法相比。于是不但不感谢保护，还对该老伯反击，“你是坏人，我不用你管”。阶级斗争的威力，可见一斑。如果只有刘大人个人没有阶级斗争，这种效果不会出来。从小经历了这些真实历史剧，要咱们不入此套也难。划条线。好和坏。 黑和白。这些直线的思维方法，就是咱们是非观的基础。咱们嫉恶如仇，咱们爱憎分明。“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注5）。咱们可以为了“社会正义”的原因而仇视被划到线那一边的父兄，亲人。咱们相信了以“天下乌鸦一般黑”来描述所有的地主没有一个好人。咱们接受了所有“坏人”从一生出来就是“坏人”的故事。咱们同意对“坏人”不应该有任何 恻隐之心。咱们练就了随时投入阶级斗争的真功夫。
文革成为历史，阶级斗争这个名字现在是臭了街了。可让恨就恨，一恨到底的文化并没被触动。现在有一个社会现象叫做“愤青”。具体定义就不说了。这种把一群人单列出来，给一个贬义的名字，再大骂一顿的做法其实不好，根子上就是阶级斗争的套路。所以这个词我们不再用了。可是这种莫名的仇恨现象，还是要搞清楚。
最典型的例子可以从台湾歌手阿妹（张惠妹）说起。对阿妹的歌，由于时代不同的关系，笔者们实在是不感兴趣。可阿妹的歌是让中国一大群少男少女们着迷的。一段时间内，大概算得上是位天后巨星。可是好景不长，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中华民国的总统。就职仪式上，阿妹受邀演唱中华民国国歌。这一唱唱出了问题。海峡这边的部分同胞的让恨就恨，一恨到底的文化被逗了出来。一时间，从阿妹的歌迷到各类音乐迷，从音乐迷到乐盲们，杀声四起。坚决要求抵制阿妹的歌。道理很简单，陈水扁是台独，阿妹给他唱国歌，就同属台独阶级，台独阶级的歌手，没有权力在大陆唱歌。鉴于这种压力，阿妹有的音乐会取消了，有的地方唱盘下架了，偶尔过来一次，还有抗议者如影相随。阿妹大概到现在还不懂什么是阶级斗争，可是当了阶级斗争的牺牲品。
阿妹为陈水扁受牵连，其实比文革中时大爷沾刘大人的霉气还要冤枉。时大爷毕竟接受了刘大人的一个私人礼物，而后来给刘大人的信也有报恩的意思，算是有点私交，这两件事也被广为报道。阿妹在陈水扁的仪式上唱歌，是一个歌手给一个政治人物提供专业服务，跟送外卖比萨饼的伙计到你家送货没什么不同。既然欢迎台湾同胞过海峡这边来串门，在台湾唱过中华民国国歌应该不是问题，因为“同胞”们大概没有一个没唱过的。包括后来大受欢迎的国民党主席连战连大人，肯定在正式场合以中华民国副总统和行政院长的身份唱过国歌。连大人来的时候，没见到有一个人去抗议。就算陈水扁在大陆是过街老鼠，人人可恨之，阿妹也不该受株连。只是用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阶级斗争标准，稍加改进成“凡是敌人用过的我们就要反对”，阿妹就在劫难逃了。尽管冤枉，可滥杀无辜是阶级斗争的特点之一。
仇恨不加控制，膨胀起来极其容易。抵制就罢了，网络上的攻击就丑恶了。从“坚决打倒！！！”。到“台独分子，还有人捧场，贱！”。甚至“阿妹死贱小婊子一个，祝她全家早日死光光”都有。距离文革的语言已经很近了。
恨和爱总是连体的。这种一扇就起的仇恨，其实是强烈的自我欣赏。食袁大帅之肉的北京先人们，自认是在捍卫崇祯皇帝的尊严。通过对袁大帅的仇恨显示出了自己的价值，我为我皇食你之肉，放出了仇恨然后自我感觉良好，恨并快乐着。恨的后果并不在思维范围之内，而后果大多达不到仇恨者的目的。袁大帅被剐不久，京城沦陷，靠袁大帅凝聚人气的崇祯无处可逃，于是北京景山里哪棵歪脖树就出名了（注6），而北京爷们也开始梳辫子了。批斗时大爷的红卫兵们，自认是在捍卫太祖爷的江山，多踢时大爷一脚，刘大人就不可能“篡夺”太祖爷的政权。捍卫太祖爷的江山是何等伟大之事，对时大爷之恨换回了自我感觉良好。至于掏大粪如何帮助刘大人篡夺太祖爷政权的细节就忽略不计了。同理，咱们如果成功抵制阿妹的歌，今后没人给陈水扁唱歌了，他的台独气焰必然收敛，通过对阿妹的仇恨，捍卫了祖国的领土完整，自我感就良好。至于陈水扁为了台独，最恨孙中山孙大人制定的中华民国国歌这种枝节问题，并不影响咱们通过发泄仇恨带来的快乐。
仇恨当然有存在的道理。中日之战，日本鬼子占了东北夺华北，夺了华北屠南京。把我堂堂中国的首都，来了个满城抄斩。如若那时对日的仇恨还不出来，那我们的文化就真该消亡了。就是孔老贤人再世，在南京大屠杀之后也会放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条，而同意对日本鬼子怒而杀之。 所要防范的是被别人挑起来的无名之恨，从一时的情绪宣泄中获得满足，一步陷进去，就会深深的自恋而浑然不知。让恨就恨，一恨到底，是谁“让”你恨的？为什么“让”你恨？谁能从仇恨中得利？
太祖爷一辈子不离阶级斗争是出于政治家的本色。政治家要有权，没权了，政治家就成政治评论家了。权力依靠多数，民主的权力要票多，强人的权力要枪多。可是枪多的维持还得靠多数民心，就是咱们的“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意思。不然皇帝的枪总是最多的，历史上经常改朝换代，说明强人全然不管民心也不行。有了最多的枪之后，作为政治家的太祖爷，还需要多数人支持，阶级斗争就成为他得多数民心的利器。至于挑起仇恨有什么后果，政治家未必会负责任。咱们的一大传统就是把政治家当超人看，其实政治家里小人多。
文革不是太祖爷第一次挑起社会仇恨。得天下后太祖爷大搞土改。地主和富农被分出来作为阶级斗争的对象。地主和富农被挑出来做坏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他们拥有什么。 这就不公平 。 地主和富农中肯定有为富不仁的不肖之徒， 其拥有的财产是靠强取豪夺而来。对这些人，政权在手的太祖也完全可以合法合理的予以制裁。而对没有非法欺人的地主和富农，就是要把耕地从他们手中拿掉，国家也完全可以有补偿性的将耕地收购上来。退一步说，就算罪在拥有财产，土改后一文不名的原地主和富农就失去了所犯之罪。还把他们另列成一个阶级而加以专政，更是蛮不讲理。 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可以有个“坏人阶级”做靶子来打，以便于维持阶级斗争的力道，巩固手中的权力。用强制的暴力手段把地主和富农干掉的土改，可以说是太祖爷为权力而挑起仇恨的典型例子。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太祖爷是会抓，可如此有效，也是咱们配合的完美才会灵的。文革死了许多人，破碎了无数的家庭，伤了所有人的感情，把整个古老的民族快弄疯了。太祖爷知不知道挑起仇恨可以死人，可以破碎家庭，可以伤感情，可以让所有人疯狂？太祖爷又不是傻子，当然会知道。可是政治家为了不当政治评论家，就需要权力。权力需要多数，政治家为了权力挑起仇恨太祖爷应该不是头一位。重要的是，应该也不是最后一位。再次引用咱们唯一的哲学，太祖爷哲学，“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文革之中，太祖爷是个外因，他利用了咱们的诸多特征，也是社会的内因，来达到他的个人目的。包括咱们让恨就恨，一恨到底的毛病。太祖爷这种外因现在没有，也许短时间内也不会有（文革的反作用力）。可是为了一己私利，挑起社会矛盾的人总是会冒出来的。避免下一个文革再祸害中国社会，关键是把那些让文革出现的内因逐渐拿掉，平等待人，减少仇恨。同理，对在海外挑起对咱党的绝对仇恨的行为，也要小心观察。如果以打倒咱党为目的，以仇恨咱党为手段，这只是新的一种阶级斗争而已，成败与否都是中华民族的灾难。阶级斗争没有好处，无论谁是斗争的，谁是被斗的。民主要争，人权要护，可是靠仇恨不会达到目的。
看到日前北京的各位爱狗大侠，为了狗的生存权利，走上街头争狗权，很是感叹。真希望文革时中国会像现在的世界潮流一样，不但强调人性，还将爱心波及动物，如果那时大家都爱狗，有动物保护法，不可虐待和欺负狗，那情况就会好一些。就是 “黑五类”的子弟被当作“狗崽子”也没关系，有狗权了。“痛打一切落水狗”成为非法行为，“狗崽子”们无处可去时，可以躲到河里游泳去。大家心平气和，谁想把咱们的火搓起来，从中借力使力，就不那么容易了。
注1：指毛泽东写于1926年的一篇文章，确定其革命要从阶级出发的基调。
注2：1963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听起来像是从“大跃进”的挫折感中走出来，雄心再现的宣言。
注3：打土豪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造反时的口号。减租减息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条件下有节制的阶级斗争。土改是得天下后放开手脚的大砍大杀。
注4：出自毛泽东“经风雨，见世面”之说，意即要有斗争经验。
注5：出自毛泽东1939年的一次答记者问，说得是对已经投日的汪精卫的态度，一定得和汪有所区别。
注6：指北京景山（原名煤山、万寿山）崇祯上吊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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