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所说的国军，泛指国民党领导的军队，仅限于 1949 年以前的记忆。 1948 年底，蒋委员长，或者说蒋总统，丢弃了广大老百姓，自己跑到了台湾宝岛，辜负了我们呼喊了无数遍的“万岁”。以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国民党的军队，早期叫做“党军”，我的家乡是北伐时打过仗的地方，儿时常听大人们说起“联军、党军”打仗的事，联军是指孙传芳的“五省联军”。以后，好象一直称为“中央军”。直到 1946 年交警总队进驻我们的小镇，人们才改口叫国军，但很长时间叫不惯。
我见过的军队很多，有日军、汪伪“和平军”、国军、新四军、解放军，以及多个自封司令、团长的“游击队”。国军又分别有省保安旅、交警总队、县保安队、区乡自卫队、正规军，其实他们的差别很大。
日寇刚打来的时候，小镇上驻防有江苏省保安第四旅的部队，营部或是团部就设在我家的斜对门，有电话线从很远地方拉过来，我看了很希奇。部队住在南边的关帝庙里，每天看他们出操、唱歌，还唱当时最流行的义勇军进行曲。看上去挺威风的一支军队，却完全没有战斗力，日寇快来时，他们筑工事、演习、打靶，日军真的来了，胡乱放了百十枪掉头就跑，估计根本就没有看到日本兵的影子。还卸了我家门板去做工事的，所以印象特别深。以后几年里是日本兵和“游击队”你来我去，再也没见过正式的中国军队，直到 1941 年新四军来攻打本镇上的日军据点。
抗战后期，家乡是新四军的游击区，日伪军也常常来扫荡，日本人一投降，当然成了解放区。大概在内战正式开打的前两三个月，突然来了一支国军，又叫做“交警总队”。一式的皮鞋、卡其布制服、卡宾枪，当兵的个个年轻、活跃，到处闲逛，好象满街都是当兵的。纪律实在太差，乒乒乓乓的随便开枪，弄得鸡飞狗跳的，我亲眼看到用卡宾枪打民房的屋脊，房主人还在屋子里，几梭子弹硬是打缺口了才罢手，这是他们的娱乐。不过倒没听说有什么强奸、抡劫等行为。这支队伍半个多月后就调走了。
大约有两个多月时间，县保安大队的一个中队（连），住在我家前面的空房子里。直接接触后才知道，他们的纪律很严格，对老百姓基本上没有骚扰。白天出操时间长，没有自由活动时间，夜里放哨用点线香来记时间，有次惩罚士兵，让士兵伏在地上，用扁担杖打屁股。
军官的食宿与士兵分开。这个中队的督导员（大概相当于解放军中的指导员），在我家堂屋中间搁床住了十几天。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斯文、和蔼，除晚上住宿外，白天到镇上什么地方去，却从来没有看到他在连队里做工作。有一天夜里，共产党游击队摸到镇上，将另一个保安中队的督导员捉去杀了，这位督导员随即搬离了我家。
至于区、乡的自卫队，真无法恭维。自卫队的成员，多是本地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也有些外地人，往往是昔日的和平军，是一些兵痞。这些人敲榨勒索、欺压百姓最是内行，邻居里有家染坊，家道厚实，就三天两头有人去找麻烦。又有位郭家大哥，聪明机灵，开百货店兴旺发达，抗战时当过基干民兵。有一天夜里来了一群武装人员，抄家、抓人，却抓走了他的堂哥。抓去先一顿死打后才知道错抓了个穷鬼，只好派民工用门板抬回来，从此我再也没见他站起来，过几年就死了。我家一贫如洗，总不会有损失吧！一天，保长和自卫队带着几个民工，到我家来，将码成堆的两垛砖头挑去修炮楼了。原来我家围墙塌了一段，母亲就将砖头拾起来码整齐，将来有钱时好把围墙补好，这一下完啦！
我到县城读书后，才真正与国军的正规军有了接触。当时如皋城驻了一个整编师，如皋师范对门的定慧寺里住了上千的军队，只见他们经常在出操和军训，在一年多时间里，从未见过军官或士兵到我们学校里来闲逛，这是很难能可贵的。有两三个月时间，我住的同一个大门里，也住着百多军人，与居民互不干扰。在大街上，也看不到有军人闲逛。
在如皋东西大街中段，有一座房子坐北朝南，站在门口就看到里面是个大客厅，墙上贴了些有文字的纸张，桌上放有报纸，有时有军人走进走出，我试着进去看看也没人管，以后我就常去那里看报，记得看龚德柏主办的报纸，他反对孙科，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火力猛开，热闹、有趣。还在墙报上看到怀念驻防台湾时歌舞升平的生活，大概这支部队是从台湾调过来的。这里可能是军队政工部门的俱乐部或活动室，见到的军人态度都很和蔼。
47 年秋季的某天，人们传说，当天在公园里放电影。我不但没看过电影，连幻灯也没有见过，这是难得的机会，也就赶去看。如皋公园是一片荒芜的空地，树木很少，任人进出。那天是驻军专门为老百姓放的露天电影，美国战争片，片名叫“南国佳人号”，是说一架取名“南国佳人”的美机，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英雄故事。
学校曾经请驻军的师长和政工处长来做报告，地点就在“中山堂”，里面没有桌椅，大家站着听演讲。我们都在军训课中接受过训练，每次演讲人提到“蒋总统”或“领袖”时，大家统统立正。政工处长是个知识分子，从他哪里，我第一次听到巴尔干这个名字。他说，巴尔干是个火药桶，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可能从哪里爆发，然后美军将从东西两路夹击。东路一定是从日本出发，通过我国东北，剑指西伯利亚，到那时，“苏俄被美国人打败，中共的问题自然解决了”。大概这时前方战况不妙，因而期盼三次大战之情溢于言表。
相比于普通中学，师范生有两个特点，一是年龄偏大，二是家里穷。在那个经济崩溃，民不聊生的日子里，饥饿像一头嗜人的猛兽，女学生嫁给军官，或许是自救的一种办法。如果发现某女生两天没来上课，到第三或第四天再来时烫了头发，必然是结婚了，而且一定是嫁给了军官，课后就有一大盒水果糖在全班分发，我曾吃到过三、四次。我以后离开了这所学校，也不知道这些女同学后来的命运如何？
女学生愿意嫁给军官，说明了彼时军队的生活条件，要比老百姓好得多。我看到他们的军服整洁，士兵的伙食也比我们学生好很多。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所描述的国军的一副惨象，那是抗战期间，到了内战时期，生活条件已大大改善了。
军队下乡扫荡，我知道的就有两次。
我有一位远房姨父，与他的两个女婿在如皋城里合租了一套房子做寓公。三个人都是乡下的中小地主，还都在乡、保组织里有一定职务或名份，现在回不了家，躲在城里的流亡生活，过得也很艰难。 47 年底，一次军队下去扫荡，有大批的地方人员跟随，岳丈和他的大女婿也跟着下去收租，不知道成果如何。三年以后，翁婿二人均以“还乡团反攻倒算”的罪名被处决了。二女婿其实是三人中田亩最多的地主，但为人低调，没有跟随军队下乡收租，得以在三十多年后寿终正寝。
到了 1948 年，广大农村已完全失去控制，区、乡机构在县城里形同虚设。年中时，又开展了一次大扫荡。组织了不少人跟随军队下乡。我们的同学中，也有些人跟随下去的，都带了绳子、布袋，“匪区”里的物资，不拿白不拿。这次行动几乎是半公开的，事前就有班上的同学来告诉我，建议我也参加，我一向胆小怕事没有去。组织青年学生下乡参与抢掠，可能是校方所为，也可能是三青团，但非强迫，倒是自愿参加。
我看到的国军正规军，在驻防期间，都是纪律严明，训练刻苦，军容整洁，军官们也都有良好的素养，给我留下了正面的印象。
中国人的自相残杀，血已经流得够多了，悟及此，我已经对内战的故事感到讨厌，好些年决心不看这些电影和电视片了。近日听到有人说“不要再分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让我感动了好久。中国的军人们，应该团结起来，枪口朝外，共同守护好祖宗留下来的这片残山剩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