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劫后余生(续6)
三 胜利庆典(续)
组织胜利庆典
关于1945年10月亚包中国军人举行的国庆纪念及庆祝盟军和联合国胜利的盛大活动，幸好澳大利亚的档案中有一组照片留存下来，从而可以让我们领略到当时那场活动的场面和气势，尤其是那些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官兵，在应邀前来参加这场活动的当地驻军澳军第11师师长伊德(K.W. Eather)少将等澳军官兵以及其他军民面前，表演了阅兵分列式，接受了检阅。显然是出于对中国官兵的这次活动的极大兴趣与赞赏，澳大利亚的记者亦给予了简短的报导。[1]但令人遗憾的是，除了上述简短的报导，目前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档案以及亚包幸存的中国官兵所留下的访谈记录，皆未有这次盛大活动的片语描述，因而我们难以看到这些中国官兵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组织安排这些活动的内幕与细节。
2009年8月在台湾拜会李维恂少校时，曾经专门就这个国庆活动一事问过他。当时的想法是，在1945年亚包光复后，李维恂曾是亚包整个中国官兵营地的副总管。有鉴于此，这么大的一个活动，他显然应该参与了其中的组织策划与筹备等项事宜，因而有可能为此提供一些内幕情况及活动组织安排等细节。但我得到的回答却与上述期望相距甚远。据他告之，他当时并不赞成举办这么大的活动，尤其是搞阅兵分列式。他认为，这些不同背景的部队刚刚集中起来，相互之间都还不了解，而且又多年未曾训练，要在二三个星期这么短的时间内，组织和训练起这些官兵，显然是极其困难的。但吴棪坚持要这样做，他也没有办法。
看起来，李维恂对这个活动仍然保留着一定的反对态度。从其议论这个活动的口气中，他显然也并不愿意多谈这个问题。一般说来，李维恂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没有道理，当时的实际情况也确如他所说，尤其是那些从南京来的中国战俘，大多为地方民众武装团队和游击队成员，他们原先并未曾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而且，在亚包做苦工期间，饱受摧残，身心疲惫，体力赢弱。因此，要胜任这一活动，困难确实很大。
但就当时的形势和环境而言，吴棪中校坚持将这个活动搞起来，亦是势之所趋，且事在人为。
虽然李维恂少校并不愿意多谈此事，但他仍然确认了此事，同时也提供了一个信息，即吴棪中校等人在中国官兵向卡拉维雅湾新营区集中的过程中，显然就在精心策划这次活动。据此，举行上述活动的动机，也就只能根据结果以及当时的背景，来作一个大致的推测。
从当时亚包中国战俘解救之后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政治形势来看，隆重举行中国国庆纪念活动，有其必然性。当中国官兵被解救并逐渐集中起来之时，不久即到中华民国双十节的国庆日。对于远离祖国近三年之久的这些中国官兵来说，1945年的双十节绝对是个难以忘怀的大日子。首先，这是他们被日军强运到亚包三年之后，第一次可以庆祝自己祖国国庆；同时，也是庆祝他们自己获得解放和自由。而对于四行孤军的幸存官兵来说，其意义则更进一步，因为这是他们自1937年11月撤退进入上海租界失去自由近8年之后，首次能与自己的袍泽和同胞自由地庆祝自己国家国庆的一个日子。其次，此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全面胜利，普天同庆之时。再者，该年又是联合国成立之年，并且是联合国宪章将于同年10月正式生效的大日子。此外，举行这样的庆祝活动，不仅可以加深来自不同背景的中国官兵之间的相互沟通与了解，展示精神风貌，亦可由此增强与当地华人侨民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可藉纪念盟国胜利暨中国国庆日这样的活动，盛邀接收亚包的澳国驻军高层及其官兵代表参加盛会，以表达对解救他们的澳洲军队之感激之情，增进联谊。
具体到如何组织这样的活动，尤其是阅兵式，也许吴棪中校还有另外的考虑。吴棪虽然不是来自正规军主力部队，但以他为首从衢州战役中被俘的那些中国官兵却都是中央军的部队。自作为战俘劳工来到亚包之后，吴棪也都基本上是和他们在一起，相互之间有一定的了解。从地域的角度来说，战时，吴棪是属于浙江省兰嘉师管区的军官，任务是在其管辖区域征收新兵并给予最初的训练，然后输送到正规军中。而在浙赣会战中坚守衢州的中央军第86军，是在浙江组建的，从归属关系上讲，其组建后补充士兵的来源也大体上以浙江省为主。很有可能，该部那些浙江籍士兵，其中就有通过兰嘉师管区所输送者。再者，吴棪所直接管辖下的待遣返官兵暂编第二大队，建制上比较统一，大体上都是来自相同的师或团。显然，这样的队伍指挥起来相对地比较容易。如果说，在举行大型活动中，要使用这支部队，比如参加阅兵式，只要稍加训练，应能达到较好的效果，毕竟他们原来就经过了一定的正规军事训练，较之那些原先属于地方团队和游击队的官兵来说，更具有军人素质。更重要的是，通过阅兵式，客观上来看，这不仅能提高整个部队士气及强化军纪，而且也显然能增强吴棪中校在整个待遣返中国部队中之个人威信。
虽然这些都是推测，但根据澳大利亚人当时对吴棪的评价来判断，上述推测或许有一定的合理性。1946年之后，澳军撤离亚包，当地的军事防务交由澳大利亚军部所设的第8地方军区具体负责。在1947年初吴棪和部分官兵(大部分显然是暂编第二大队的官兵)回国之后，该军区司令官鄂文(R.G.H. Irving)准将曾经向澳大利亚军部抱怨说，留下来仍待遣返的中国官兵难以沟通和管理，军纪极差；而在吴棪时期，他与中国官兵的沟通则相对容易，主要在于吴棪可以有效地控制整个部队。[2]就是说，如果吴棪在这支部队中没有威信，要想有效地控制这支由各种成份及其复杂的背景而组成的部队并维持军纪，显然是很难想象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中国官兵于亚包等待遣返期间，吴棪中校已经有效地控制了这支部队。组织筹划这个大型庆祝纪念活动，也许是吴棪实现这种控制与管理的一个途径。
如前所述，事在人为。尽管时间上比较仓促，只有短短的二至三个星期时间的准备，在此期间，还要为从亚包附近逐渐集中起来的官兵建设好新的营区，但中国官兵们还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中国国庆与联合国胜利庆祝纪念活动的组织与筹备中，使之能如期按计划举行。
虽然没有其它的文字记载可资借鉴，但仅仅根据澳大利亚档案馆中所藏的这次活动的照片及其简要介绍，仍然可以扼要地说明那些在亚包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官兵，是如何在他们刚刚集中起来的新营区，通过举行庆祝祖国的国庆以及对联合国胜利的纪念活动，来表达他们对祖国未来的向往，以及对中国的繁荣强盛与世界和平的期望。
1945年10月10日，亚包卡拉维雅湾中国军营凯旋门。(照片来源：AWM 097898)
[1]Happy Chinese in Rabaul did not want swing music, The Argus, 12 October 1945, p. 15。
[2]Repatriation of Chinese from Rabaul, A6059, 23/44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