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获得印度扣留有中国人的消息来自印度报纸的报道。2000年8月1日，《印度快报》在这个不寻常的日子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国，战俘们的遥远回忆》。这篇文章在印度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也吸引了我的注意，报纸上刊登的中国老人照片让我十分震惊。我立刻向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汇报此事，大使馆也注意到了这则消息，并通报给了国内有关部门。国内得知这一情况后，要求大使馆尽快核实两人身份，争取早日接他们回国。
作为驻新德里的记者，我决定去兰契市中央精神病院了解两位中国老人的情况。去中央精神病院采访需要得到政府部门的批准，我向印度外交部外事司等有关部门递交了采访申请，多次向主管领导表达我的采访愿望，对方的答复永远是“正在研究”。虽然我是印度新闻局批准的驻印度记者，我担心自己过多介入可能带来外交上的麻烦，或者会使事件变得更加复杂，无助于问题早日解决，于是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方式。当我得知中印双方已经就此事开始协商后，我就一直关注印度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和进展。
没过几天，《印度快报》刊登了《比哈尔邦向中央政府送交中国战俘的报告》一文。该文章称，中国战俘事件让比哈尔邦政府和印度政府十分难堪。印度国防部和陆军司令部都没有关于这两个人的任何记录。中央内政部负责调查此事的人说，印度外交部和内政部的外国人管理局也没有这两个人的任何资料。内政部让比哈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并解释为什么中国战俘一直囚禁在精神病院里。兰契市副专员率领的调查组向中央政府提交了调查报告。印度内政部有消息说，这个报告将有助于印度与中国外交部门进行磋商。在确认了他们的身份后，立刻释放他们。
印度方面扣留中国战俘的消息也引起了国际传媒的关注。法新社在2000年8月20日对此进行了深入报道：当两位中国人被关押在兰契市中央精神病院后，他们都慢慢患上精神病。印度军方情报人员似乎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存在。当新闻媒体披露这一事件后，一些印度党派和人士纷纷督促政府早日释放这两位中国人。兰契市的官员们说，印度政府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官僚机构，他们并非故意拖延。由于办事效率极低，这使得失踪中国人的自由之日遥遥无期。兰契市警察局局长也表示，“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也应该早日释放他们。这样脱离家庭和社会的生活真令人悲哀。”
2001年以后，中国高层领导人先后访问印度，使得中印关系有所升温。也就在这个时候，一直负责交涉中国失踪人员的周刚大使离任，新任驻印度大使华君铎来到新德里后，很快就争取中国失踪人员尽早回国问题在大使馆里作了指示，“一定要把中国老人接回去，即使与印方谈判一百五十次也要把他们接回去。我们要让老人知道，祖国没有忘记他们。”华大使和中国外交官利用各种机会向印度官员提到中国老人的处境。印度官员得知本国依然关押着中国失踪人员后，感到十分尴尬，并允诺催促有关部门尽早拿出处理意见。大使馆人员也主动约见印度官员。在第九次商谈中，印方终于同意释放两位中国老人。2003年7月4日，印度方面正式通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表示可以派人去兰契市把中国老人接走。大使馆指定外交官黄先生和霍先生马上行动。第二天，两位外交官坐最早的航班就赶到了兰契市。印度内政部也派出了副处长阿南德一同前往。
中国外交官赶到精神病院后立刻向院长了解了两位老人的生活、病情和治疗情况。院长介绍说，马胜龙患有比较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杨家仑的病情较轻，服药后可以进行正常思维，只是在情绪低落时容易犯病，其症状是自言自语。为了保证两位老人的情绪安定，院方提供了两个星期的药物，主要是安神镇静药、降血压药和维生素片。在印方人员陪同下，两位中国外交官见到了中国老人，他们把从使馆带来的两件T恤衫交给了老人。两位老人抚摩T恤衫上的“龙”字。
第二天下午两点半，双方开始办理交接手续。交接文件上写着：中央精神病院于2003年7月6日下午，把两位中国公民杨家仑和马胜龙移交给了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人员。印度内政部副处长阿南德为交接见证人。双方交接人员都在上面签字后，各保存一份。随后，双方一起去接老人。两位老人已经换上了印方提供的旁遮普袍，静静地等待在病房里。这种长袍质地薄，透气性好。中国外交人员发现，两位老人都贴身穿上了他们带来的T恤衫，T恤衫上的“龙”字清晰地从旁遮普袍上透了出来。印度医生和护士一直把老人护送到了兰契市的机场。在中国外交官和印度官员的陪同下，两位老人乘坐IC810班机飞回了新德里。
《印度快报》在7月18日以《在兰契四十年后，中国战俘获得自由》为标题报道了这一消息：印度中央精神病治疗所里的克兰帕林病区的第一号房间今天空了。它的主人杨家仑（61岁）和马胜龙（65岁）在这里期盼了四十年后，终于获得了释放。兰契市副专员普拉迪普·库尔玛说，“他们终于获得自由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说，“由于需要核对和确认他们的身份记录与其他资料，竟然耗费了如此漫长时间。实在令人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