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舅父，一个中国早期摄影记者的故事

小时候，经常听我妈妈说起她的四哥，黄英的故事。妈妈说到四舅父在南京国民党的中央工作，一年才回家几次。每次回家，都会在家中的花园放电影，他还把家人都摄进他的新闻片中。舅父从南京回广州的老家，会给家中的每个亲人送上一点小礼物。有一次他把我妈妈的礼物忘了。妈妈的保姆，林婆觉得黄英忽视了她的小主人，就去对黄英说他忘了十小姐的礼物。黄英就马上出去买了一个十个大洋的进口洋娃娃给我妈妈，还向我妈妈道歉。

妈妈说到黄英是中国纪录片制作的先驱者之一，只是可惜他英年早逝，不然，他会为抗日战争留下更多的纪录片。黄英四十岁就逝世了。他是在南京病逝的，当时由几个国民党的高官帮他扶灵回广州的老家。他的追悼会是在家里的花园举行的。黄英走时，我的外祖父还在世，但外公患白内障，当时已经双目失明。家里人都瞒着外公，不让他知道黄英病逝的消息。我的另一个舅父在晚年的时候说起，其实外公是知道黄英已经离世的消息的，但为了不让其他的家人更难过，就装着不知道。

这些年来，我对黄英的事迹很好奇。但因为他离世已久，很难找到关于他的史料。前几年，借google的威力，我终于在中国摄影博物馆的网页找到了黄英的小传。

黄英的小传如下：

国际新闻摄影社社长黄英，广州人，出身于富裕人家。在学生时代，16岁那年因参加革命党的秘密活动，被官厅拘捕，险些遇难。后来，他开了一家洋行，自己做大班，把生意交给一个外国人管理，因经营不善，两年就倒闭了，他把行里卖不出去的摄影机扛回家去。虽然做生意赔了本，但从那个外国人那里学会了照相和拍电影，为后来从事新闻摄影工作创造了条件。当时有人请他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拍新闻记录电影，因为他有“开末拉”。于是选择了一个晴朗的日子，在军校门口拍了蒋介石从里边走出来的镜头，回去冲出来一看只有16英尺，不能放映。这是他对新闻摄影的第一次尝试。黄英爱好戏剧，有表演才能，他自己组织了一个剧团，到黄埔军校演出时，校方认为剧情很富于革命精神，受到器重，被留在学校里工作。1926年参加北伐，当时他是军校“血花剧社”的演员，一面沿途为民众演出革命戏剧，一面随军拍摄战事影片。他摄取的汀泗桥战役一组照片，引起《良友画报》编辑的重视，认为类似这样好的新闻照片是“稀少可贵”的。他随军活动，沿途摄影，拍了几百幅照片，这些照片后来被收入《北伐画史》，是我国现代史上一部有价值的新闻图片集。在国民党中央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到广州家里，他不愿过养尊处优的清闲生活，一心想做新闻摄影工作，于是跑到香港，做了摄影通讯员，租借一家汽车公司停车房的一角作为栖身之地。后来他曾对友人说，在香港“那几个月纯粹新闻记者生活，是一生最穷亦最乐的一段。”以后，他到了上海，继续从事新闻摄影活动。在沪不久，又到南京中央宣传委员会任职，负责电影工作，1933年10月创办国际新闻摄影社，翌年筹建中央摄影厂，对中国新闻摄影做了不少工作。1934年10月24日逝世。

看到这个小传后，我有点惊讶。之前，我还不知道黄英在少年时曾参加过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革命活动。我和我住在香港的表哥说起这件事。他说，他以前听他的父亲，我的另一个舅父说过黄英参加反清革命的事。他说，黄英被清庭被捕以后，我的外公几乎要登报和他断绝父子关系，因为那时候反清可是要株连家族的，而我的外公还是清朝的官员，应该是属于保皇党的。后来，可能是外公暗中通过关系，保住了黄英的生命。但他们父子之间始终是持不同的政见的，所以，黄英曾参加革命的事就不会在家里提起了。

今年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我也借此来悼念那些为建立民国即使连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的先人们，

黄英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