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姑妈十八岁上山下乡去了新疆，这一去就是十几年。中间回来过一次生女儿，在娘家做完月子又回了新疆。大姑妈的女儿留在了上海，是祖母一手带大的。又过了几年，大姑妈跟着知青返城的大潮，才回到了上海。
我不记得祖父刑满释放是哪一年，只知道祖母带着年幼的外孙女(大姑妈的女儿)去安徽劳改农场看过祖父。已经六十开外的祖父回到上海，和祖母复了婚，一家人算是团圆了。
我记得祖父有象鲁迅画像中的花白头发，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也许听说我读书不错，祖父便考我一考，开口就问，“二十四乘以五等于几”？我一听这么容易，张口就答，“一百”。祖父笑笑，我可能隔了好久才反应过来自己答错了。
祖父没有工作，去领了个体户的营业执照，利用自家沿街的房子开了个小店，承接收音机、电视机的修理。祖父的技术不错，看他摆弄着万用表、电子零件，修好了不少东西，生意不错。有了点钱，祖父会去马路对面的熟食店买最爱的糖醋小排回来，分给我们几个小孩子吃。
祖父一直没有放弃就自己的历史问题写信上访，他认为自己是主动投诚，希望能获得平反。祖父用钢笔写的信，厚厚的，一封一封地寄出去，然后一天一天地等回应。
祖父至死没有等到他想要的回应。祖父病逝的时候不过六十七八岁，在追悼会上我作为长孙捧着祖父的遗像。父亲请好友撰写了贴在会场的长长的挽联，我只记得横幅上写着“一生坎坷”。处世一向谨慎的父亲认为挽联写得很确切，是的，祖父的壮年岁月竟然都是在劳改农场里度过的，在那样的年代里，无论是自身还是妻儿老小，命运根本不是可以自己把握的，再不甘心也无力改变，想起来让人唏嘘不已。
祖母在我上大学那年病逝。祖父母都很少提及他们的过往，无论是民国时期的战火纷飞，还是解放后的种种经历。现在想来他们的沉默也许算是对年幼的孙辈们的一种保护吧。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成长和生活在和平的年代里，能以这些文字表述对家族历史的一点理解和注释，那是我不想忘记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