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世界周刊”１４３６期 “苛政酷吏”使甘肃穷县饿死十几万人一文，极之
愤怒的情怀，使人久久不能平复。饿死那么多人，还要人唱红歌去歌功颂德，感恩
戴德，
岂不滑天下之大稽！天理何在！功理何在！
有关的研究显示，在毛泽东时代，受害最深重，人数最多的群体，是贫下中农。当
然，地富反坏，在农村中是最凄惨的一群。但从人口比例来说，毕竟是少数。号称
翻身做了主人，在每次政治运动中被毛泽东列入百分之九十五团结依靠对象的广大
贫下中农，所得到的只有饥饿和贫困。土改初期，部分贫农分得地主浮财，住上地
主房屋，只获得短暂欣快。但土改造成了生产力的破坏。紧接着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把农民在土改中分得的土地全部充公，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失去了生产积极
性。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
农村生态环境和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广大农民（当然是贫下中农为主体）陷入极度
贫困。
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赵紫阳在五十，六十年代任广东省委书记时公开承认，三分
之一的农民吃不饱（这些吃不饱的人大部分是贫下中农）。周恩来七十年代初访问
延安时，也感概地说，解放前的延安农民生活也没有现在那么苦啊！
大跃进造成的三年大灾荒，饿死几千万农民，死者当中当然大部分是贫下中农了。
右派分子下放农村，还有平反回城的日子，还有微薄的工资苟延残喘。但广大贫下
中农被户口政策强力限制，永世不可能进城享受城市居民的小小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