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无数人抱怨中国人的精神文明，但总有无数乐观者安慰道：只要经济搞上去了，精神文明是自然而然的事。但现在中国在短短的不到半个世纪经济已经一跃成为名列前茅的经济大国，中国的精神文明如何呢？中国人是否开始有精神追求了？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中国人有钱之后，还有一个非常乐此不彼，永无尽头的“后物质主义追求”：“攀比”，或者“摆显”。中国人挣来的钱，决不会用到知识，道德，慈善等投资方面，而是用到如何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上面。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在“物质丰富”之后，整个就是一片物欲横流的状态。
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多西方国家的分析家会把这个现象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我认为没有太多道理（在本文稍后我会对此加以解释）。我以为，中国现在的物质主义的泛滥，其实上是和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中的功利主义关系最大。而这个功利主义，由于中国文化的单一性，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中国的文化主流，几千年不变，主宰着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思想。
先看什么是文化的单一性。文化的单一性是和多元性相对而言的。文化的多元性，是指在一个文化中，多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等并存的现象。只有在多元化的文化中，人的创造力，不管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才会得到最大的发挥。而文化的单一性，则是刚好相反：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上的同一，人的创造也极度单一和贫乏。
国外很多人都在把中国目前的状态和英国工业时期相比。我个人认为其可比性非常低。为什么呢？因为英国（或者欧美）的工业革命时期，虽然在表面上和中国当前的情况有诸多共同点，比如GDP的直线上升，无数暴发户的产生，贫富分化凑然加剧等等，但却有着深刻的内在之不同。这个内在之不同，首先是欧美经济崛起的原因和中国不同，其次就是欧美文化中和当时的经济腾飞并存的文化多元性。
首先看欧美工业革命的内在原因。欧洲的工业革命，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历史时期之一，因为它使人类从持续了一万多年的农业文明进化到工业文明。这个工业革命的产生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有着长达两千多年的欧洲多元文化的积累作基础的。正是有无数吃饱了撑的不服从单一的主流意识（基督教）的科学家和冒险家，才导致了文艺复兴的产生及其之后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崛起，并最后使工业革命成为可能。所以，欧美的工业革命，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是人类创造发明的结果，是西方文明从思想上层建筑到社会中下层多元化的必然。相比之之下，中国目前的经济崛起，一切都是“借来的”和“现存的”：引进技术，开发企业，外商投资，等等。所以，中国的经济崛起和欧洲的工业革命的产生是完全不可相提并论的两种不同的历史现象。
再看和欧美工业革命时期同期的文化环境。欧美国家，从来是一个由多元文化作背景的人文环境（除中世纪以外），所以欧美的文化中总是不缺持不同思想的人（这当然和欧洲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关系很大，因为欧洲人所处的地理环境就是一直是一个容易产生相互侵略，版图变化，并导致频繁的文化冲击和混合的地方）。所以即使英国工业革命的高峰时期，除了很多头脑发热的为人类的创造力大为惊叹的人以外，也丝毫不缺为之大唱反调的人，比如狄更斯，马克思，恩格斯，爱默生，索罗等等（还有很多）。正因为这样，欧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就很少被某一种意识形态所垄断，从文化到经济等各方面都可以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中，从而不会在某一条路上走向极端。
反观中国当今的现象，不但政治制度的单一，文化，尤其在思想领域也是单一的。更令人担忧的，还不是今天的短暂的文化单一，而是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文化单一，导致中国人对社会中极端的功利态度见惯不惊。
有人可能会听惯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这样的高调，殊不知中国的文化史，最“出名”的就是其单一性。而这个单一性的内在特性，就是功利二字。这里我们来分析一下“功利”的定义。功利，并不一定都指金钱，而是指一种明确的现实利益。这个现实利益可能是金钱，也可能是地位，总之一定都是现世的，短暂的和实际的（相对于“来世的”，“永恒的”和“理想的”）。所以功利主义，是和正义，理想以及道德等等精神文明的内涵毫无关系的一种人生观。
明确了“功利”的概念，让我们来看看两个对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影响对大的哲学体系：儒家与道家是如何和“功利主义”相联系的。这两家学说的中心，虽然在表面上有着很精神的内容，比如“孝”，比如“无为而无不为”，但其实都围绕在人的现实生活领域：儒家是关于治国平天下；道家是为了养生（包括“养心”，但养心的目的是为了“养身”）。儒家和道家这两种观念，几乎就是中国古代思想遗产和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全部内容。虽然从印度传来的佛教似乎比中国的本土文化更具备精神因素，但后来也很大程度上道教化了，或者说中国化了。
当然，道家和儒家思想都没有教人贪婪，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两者都暗含一个观念，即：任何对与现实利益无关的东西的追求，都是毫无意义的。 因为不管是在儒家倡导的“顺从”的理念中，还是在道家强调的“出世”（对现实的回避）理念中，都不鼓励，甚至反对人的纯理性追求，或者说，对客观真理 （在此我更倾向于用“真实”二字代替“真理”，因为“理”总带有主观色彩）的追求。然而我们中国人却不知道，正是这种“无用”的追求， 比如希腊的理性精神，比如基督教的“神性”“超越”等概念，才导致了西方文化的崛起。
儒家思想中自然也存在着很多“道德”教训。但这些教训的内涵仍然是功利的。为什么呢？因为儒家的道德核心“孝道”，绝非是公平的道德观，而是朝向长辈一边倒的主观的人为“道德”。从历史上看，孝道是家长制的产物，而家长制又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在农业文明初期，这个家长制无疑是起了非常积极作用的，因为它使人口稳定在固定的地理区域。而这个稳定，在人类的采集和狩猎时代之后，是生产力和社会文化得到迅速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然而，虽然适当的家长制可以促进当时的文明进化，而长期的过分的家长制，却能最终对社会有害无益。当孝道，这个朝向家长一边倒的观念成为道德权威时，其功利目的就暴露无遗了。这个功利的目的就是：抹杀人的个性激情，从而使人能够毫无抵抗地服从权威（或者家长，或者统治者），以达到“平天下”（自然是属于少数统治者和文化精英的天下）的目的。所以儒家思想并非严肃的哲学思想（对现实和人生的客观的思考），而是一种为现实目的服务的伦理体系。这就是儒家思想的功利内涵 。
再看道家。道家的本质是完全反功利的。它可以被理解成一种非常积极的人生观，比如如何顺应我们的天性，以使我们的的生活更加和谐，更加具备创造力，等等，但道家的这一面却并不是广大中国人对道家的理解。在一般的中国人中，道家更是一种在思想上反理性的宗教（道教），在现实中实用的养身学。中国历史上能从超越世俗的角度去理解道家的基本上局限在少数人的范围，如艺术家诗人等等，而在一般人中，道家的影响是迷信的和功利的，比如养生术，比如长生不老等等，导致很多人只知道在肉体上如和自我保存。而道家的反理性主义态度，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放纵了中国人的思想懒惰，导致中国思想界的单一化。所以从整体上，我认为道家对中国人的影响仍然是极度消极的，它甚至鼓励了一般中国人在物欲方面的自私。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在中国人的精神领域中，几乎没有太多的精神因素。中国传统中没有“上帝”的概念，因为中国人根本不关心这个世界的由来问题。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更没有“真理”观，科学观，公正观，因为所有的这些，都是和功利主义观念相悖的。中国人只关心一个问题，如何“活”的更好（而我之所以给这个“活”字打引号，是因为这个“活”的概念只包含了人的现实需要的一面。换句话说，中国人只关心自己的肉体的安稳，而不在乎精神的需要）。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国门再度打开时（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198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大门被“踢”开），中国社会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拥抱了资本主义中的金钱观，而被传统的道德教条半遮掩着的物质主义终于由此而彻底“释放”，成为了赤裸裸地物欲主义。所以虽然中国仍然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却仍然能吸收与之如此对立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因为它其实更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品味”。所以中国虽然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但为了生存发展，中国社会可以“拿来”和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却又在意识形态深处，继续保留着封建主义和共产主义相结合的一党专制。
关于共产主义，其实它非但并不鼓励物质主义，同时它还曾经极大地鼓励了一翻中国人几乎是前所未有的“精神文明”，和封建意识大唱反调。比如在50年代，中国人几乎就经历着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中的“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极端的物质贫穷，狂热的精神热情（当然，那样的洗脑带来是更大的愚昧，因为它是建立在统治者对国民的欺骗的基础上的）。
所以，回过头再来看，中国人的物欲还是怪不到共产主义／共产党哪里。如果有一点关系，那就是中国在80年代改革开放前的极度贫穷。然而，中国人对贫穷其实从来不陌生。普遍的贫穷并非只出现在当代，而是一个历来就存在的历史现象。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民起义，每一次改朝换代，几乎都和“饭碗”有关。但在起义成功，江山太平之后，中国却从来没有迎来过多元化的文化状态（除了在中国被统一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而即使是在哪个时候，中国的文化思想仍然是比较苍白的）。
所以我认为，中国目前的物欲泛滥的真正罪魁祸首，恰恰是看似精深的古文化：一个没有任何多元的精神追求的单一的功利主义传统。所以，如果有人乐观地展望中国的未来，认为现在对中国的物欲横流的状况是暂时的话，那么我希望抱这个观点的人反思一下中国这几千年的文化单一性和中国人的现状之间的关系，并由此认识到，只要这个意识形态的传统不改变，中国人的物欲主义人生态度就不会得到制止。
当然，我们也可以再追究的深一些，那就是人的贪婪的本性。然而，虽然这个本性存在于人类所有的人种之中，但却能够在多元的文化环境下得到适当控制。因为即使西方国家也有贪婪的人，但西方国家却同时有不贪婪的人的大量存在，导致贪婪之风永远不会在社会中唱主流。而中国也不是没有善人，但文化主流中的功利主义观念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的人生观，以至于为贪婪而犯罪似乎已经成为可以为大多数人理解的“人性之自然”。
所以，我认为当今中国的物欲横流状态，病根不完全在于制度，而更在于功利主义的文化传统之中。中国的文化单一结构一天不得破坏和重建（“破坏”是“重建”的前提），中国的现状，包括制度和社会道德，就一天不可能根本得到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