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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林娜递交辞呈的那个周末，请同事麦克，杰西卡和我一起去她家里吃饭。塞琳娜来自菲律宾，丈夫马丁是个胖胖的美国人，光头，经营房地产。杰西卡因为工作关系先是经常给马丁介绍房客，接着又把马丁的太太塞林娜介绍进康复中心工作，塞林娜就那样成了我们的同事。
一起共事的时候，我和塞林娜很少谈及私人生活，马丁有时开车来接她下班，带着他们三岁的小女儿。小女孩一来，塞林娜就唱着歌把她领进我办公室让我看她的宝贝，小姑娘调皮任性但是特别可爱，长得模样象妈妈，肤色象爸爸。她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只有一包口香糖。我小心地问塞林娜，“还不敢给她吃口香糖吧？”塞林娜坚决地摇摇头说，“不行。”后来我在办公桌里准备了一小袋棒棒糖，小姑娘却又不常来了。
去塞林娜家吃饭那天，我因为走错路晚到了十分钟。门一打开，一条大黑狗跟着塞林娜一起迎面扑来。我往后退了一步，塞林娜一手挡着那条狗，一手接过我带去的甜点和红酒，嘴里轻声叫道，“分币！安静！分币！” 麦克和杰西卡在客厅里笑着朝我招招手，那条叫分币的狗稍稍安静下来，绕着我转了一圈，然后被杰西卡拉了过去。
麦克和杰西卡在聊度假的经历，麦克刚去了一趟非洲，又通过律师资格考试不久，正春风得意，不过公司眼下预算紧张，也没给他涨薪水，心里有点小小的不满。在康复中心做人事主管之余，麦克还在一所大学里兼授一门课，零星接几个民事诉讼案，同时还参与县里的竞选。塞琳娜经常说，麦克是不需要睡眠的。
塞琳娜在客厅和厨房之间走来走去，餐厅的长桌上已经摆好了一盘春卷，一盘煎肉肠，一盘烤鸡胸，一大盆生菜色拉。屋子里有点乱，但看得出是整理过的。墙角堆着彩色拼字板，还有一辆粉色的儿童三轮车。我有点奇怪那辆儿童自行车为什么放在屋里而不是院子里。客厅的窗户很好看，窗台很宽，正对着后院的草坪和灌木，窗台上摆了一盆绿色植物,下午斜晒进来的阳光照在那盆植物上面，屋里盘绕着食物的香气。
“我能帮你干点什么？”我问。
“不用，都好了，”塞琳娜说，“你喝红酒还是啤酒？”
我看了一眼麦克和杰西卡，看见他们两人一人手里拿着一瓶啤酒，就说，“我也喝啤酒吧。”
“马丁不在家？”因为半天没见马丁露面，我忍不住问。
“他去罗德岛了，他妈妈病了，家里还有点其他的事，”塞琳娜把一条新烤好的面包小心地放进一块用白餐布垫着的竹篮里。
“你的小宝贝呢？怎么也不在家？”我问。
“送到朋友家玩儿去了。”塞林娜说。
麦克和杰西卡走过来，麦克问我，“我还没看到你的休假申请，今年不打算出去玩儿吗？”
“你好象比我还着急，你还要去哪儿？”我笑着问。
“去登山，”麦克说，“再不去就爬不上去了。”
“我想去个人少鱼多的地方，”我开玩笑说，“再不去也跑不动了。”
“在哪里？”杰西卡问。
“我还没找到呢，”我笑起来。
这时，楼上传来重物撞击地板的声音，塞琳娜脸色沉了一下，很快地说，“没关系，是马丁的儿子。他老是这样，我已经习惯了。”
“你还有个儿子？”我惊讶地问。
“是马丁和他前妻的孩子，十五岁了，精神有点问题，”塞琳娜说，“他经常在学校惹麻烦，有一次他用铅笔捅别的同学，被学校送了回来。他妈妈不管他，都是马丁一个人带着他，怕他惹事，走哪儿都盯着他。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都会把门锁死。”
大家都不再说什么，很安静地吃过了饭，闲聊了一些康复中心的各类小道消息。天擦黑时，塞琳娜站在车道尽头的信箱旁边目送我们一一离去。暮春三月的夜晚，路边都是斑驳的残雪，塞琳娜只穿了一件细线毛衣。车库上方的照明灯划出一个巨大的亮圈，圈里空空地明亮着，塞琳娜薄薄的身影迷蒙地映在远远的光圈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