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记述了邓小平在留欧期间入党的经过：他是在1924年7月13日当选为旅歐共產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會负责人而自动转为党员的，同时当选上的还有周唯真, 余增生，李卓然，徐树屏等四人，组成党支部, 周唯真为书记（下图后排右3邓小平，右4徐树屏)。此书中多处提及邓小平和徐树屏在一起的活动。最后一次是1925年12月8日，莫斯科召邓小平，傅钟，徐树屏等5人盡可能的速度動身前往苏联学习。但1926年1月7日与邓同行赴苏的21人名单中并无徐树屏，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中共早期人物中，徐树屏是一个活跃的，又是神秘的人物。他是第一个完成西方正规大学学业的中共党员，又是唯一参加领导过最多次重要起义的红军将领，但却又极少有人知道他。
徐树屏，1899年出生于广东海阳（今潮安）县浮洋徐陇村。1920年6月赴法国勤工俭学。8月4日抵马赛，8月5日晚到巴黎，8月7日和二十多名中国留学生一起到巴黎东北70多公里的沙多居己（Thateau-Thierry)公学修读中学课程。当时这些留学生都是半公费，假日都要打工维持生计，读大学更无经济来源。就在第二年，传来一个好消息：比利时政府有意效法美国，将庚子赔款退回,改为资助中国留学生，在沙洛瓦工业大学（Universite du Travail, Charleroi)设立基金会, 免学费，建宿舍。于是徐树屏等二十多人便在1921年底前往沙洛瓦，考取并进入了预备班，成绩合格后于1922年秋季正式入学修大学课程,学制3年,加实习期1年便可获工程师证书,他主修电机机械。留学生们把这所大学叫做比利时劳动大学。沙洛瓦在布鲁塞尔南四十多公里，是工业重镇和铁路交通枢纽。工业大学的管理很严，课程较深，有一些同学知难而退，也有一些同学（如《带镣长街行》绝命诗作者刘伯坚，及聂荣臻）因从事革命活动而半途退学。但“又红又专”的也不少，如熊味根（聂荣臻的入团介绍人，回国后参与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顺直省委书记彭述之的托派活动被开除出党），江克明（赴苏后改名江泽民），乔丕成，樊润山等。也有“又黑又专”的，如方棣棠（参加国民党，国共分裂后右转）。徐树屏是铁杆前者。
接到莫斯科11月18日来信时已是年底。我估计：当时只再过半年就可完成学业的徐树屏很舍不得放弃6年寒窗的努力成果，毕竟这些青年学子赴欧的初衷是学科学知识，因此他直到1926年7月毕业并取得工程师证书后才和直隶（今河北）籍的同学乔丕成一起动身经柏林赴莫斯科。乔丕成留在苏联数年后被派到越南（当时为法国殖民地）。因国内北伐形势发展迅猛，徐树屏很快被派遣回国，改名徐光英(百色起义时期的文献误作徐冠英),在第四军任中校参谋。
北伐军接近上海时，中共策划举行第三次工人起义。周恩来考虑到需要懂军事的人才去训练工人队伍，因此秘密召徐光英和侯镜如潜进上海。据《侯镜如回忆录》在记述了他如何潜入上海市区取得联系后说：“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动指挥部由周恩来、赵世炎负责领导，再加上徐光英（后下落不明）顾顺章(后叛变)和我共五人组成。”实际在后来的4.12政变混乱中徐光英不是下落不明,而是率领了一支一百多人的工人纠察队抵抗了几个钟头，在当时还算是表现突出的, 然后如鸟兽散。这大概是徐树屏的最早军事领导经历，他取得了胜利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此逐渐成长为暴动专家。
这里暂时离题一下。赴法勤工俭学的学子们中有不少日后成为中共的高级领导人，包括政治家，理论家，党务，经济，行政管理，宣传等方面，但军事人才却是空白。尽管出了一位军委书记，一位军委主席，两个元帅，但打仗都不行。反是毛林粟刘徐（向前）这些土包子成事。徐树屏也许是可雕之材，唯终未能成正果，可惜也！迄今为止，有关徐树屏在欧洲的早年求学资料都说他是在马德里陆军学校获军事博士学位,对此我有坚料敢断然否认。老朽也许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知道此事来龙去脉的了，乘着还未患老年痴呆症，先说了吧。
徐光英逃到武汉，随即被任命为11军24师参谋长（师长叶挺）。这支队伍参加了南昌起义,是起义军的头号主力（贺龙的20军是毫无战斗力的散兵游勇）。起义军南下汕头进城当日，徐光英被委任为汕头市公安局长，负责维持城内秩序。时正值两军交替的无政府状态，有些城市贫民和流氓乘机抢劫店铺和公物，徐光英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手下的士兵逮捕了三个抢劫者，据说都是城市贫民，并下令将他们当众就地枪毙。
这一行动轰动了汕头市，乘乱打劫分子受到震慑，应该说对维持市内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是在当时那个贫苦人纷纷起来革命造反的时代，这种进城不先抓反动派而先拿阿Q式的贫民开刀的行动，无疑也会产生不良影响。汕头市内的一些工人听到这一消息感到很失望，认为共产党不支持穷苦人起来造反。中共中央得知后，也对此大为不满，在随后总结南昌起义经验教训的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特地决定给徐光英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同时的处分还有: 开除谭平山党籍；开除张国焘中央委员和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南昌起义之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全体予以警告；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全体予以警告；开除毛泽东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鄂北特别委员会全体警告，开除特委书记陆沉中央委员等。
徐光英是个有才干的人，在党内一再受处分却一再被重用。南昌起义后他避居香港并受到处分和指责，广州起义中还用他当了参谋长,制订了暴动行动方案。他的部下徐向前（广州起义时任参谋）就在回忆录中称赞他非常能干。只维持了3天的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在妓院里躲了一个月，又再跑到香港，和他的老搭裆叶挺一起混日子。后省委决定将他开除党籍（陆定一作为巡视员写的批评性报告起了决定性作用），不久又恢复了党籍。比起他的老战友邓小平的“三起三落”，他的经历更加坎坷。只不过他的“落”比“起”要多了一次，而且是主动的“落”，这决定了他在今天的史书上几乎销声匿迹。
恢复了党籍的徐光英从香港潜回家乡后又担任广东省饶平县委书记。1928年3月上旬，竟然率领农民军跑到福建省参加平和起义，并身先士卒攻破西门立了头功，尽显暴动发烧友本色。
1929年徐光英化名徐开先，被派到广西筹划百色起义。当时和共产党合作反蒋的广西省主席俞作柏在南宁军校开办由徐开先、张云逸兼任正副主任的广西教导总队；秘密地把中央和广东省委派来的数十名党员安插到俞作柏、李明瑞军政机关任职，组建部队秘密党支部，开展士兵运动。这是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军事力量的基础。1929年10月13日 俞作豫(俞作柏胞弟,共产党员)率广西教导总队第五大队1500多人，从南宁向龙州进发，俞作柏、李明瑞率特务营一同前往。20日，进驻龙州县城。同时成立中共左江军委,书记徐开先，委员俞作豫、宛旦平等。在11月底第五大队副大队长蒙志仁叛变后，宛旦平、何世昌、邓小平先后担任军委书记。1930年2月1日龙州 起义时何世昌担任军委书记兼任红八军政治部主任，俞作豫为军长，宛旦平任参谋长，徐开先已不见踪影。
徐树屏应该就是在蒙志仁叛变后，龙州起义前，即1929年12月-1930年1月这两个月期间跑到越南的。《龚楚将军回忆录》说他去越南是公干，因护照问题回不来。去越公干可能是徐的幌子。百色起义时红七军前委的通报在谴责了史书元后，又说“徐开先（原文注：即徐冠英）亦在工作紧张时赴越工作，也不大努力，应加警告，并着他回龙工作。”的确，红八军成立时，施政纲领主要内容和红七军的相同，但添加了“与安南（越南）革命群众及革命政党取得亲密联系，帮助安南民族革命运动”的条文,这是龙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条件所决定的。但他在那种关键时刻长期滞留越南不归,从此再没回到共产党内，显然是脱党。
很奇怪，为什么一个历史上那么醉心于暴力革命的狂热分子会在手握军权，又最能表现才干的暴动前夕逃避？也许他凭丰富的经验预感到失败，也许他象后来的龚楚一样对残酷的党内斗争产生厌倦，今天我们只能猜测了。有一段历史大概可作我们胡猜的参考：据中新网《周士第反省出走南洋之举 被捕后宋庆龄两度营救》叙述这段经历。-------“尽管身在海外，周士第内心依旧心向革命。当他得知邓演达在组织反蒋的第三党时，立即启程回国。途经香港时，他遇到了聂荣臻。当时，聂荣臻已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周士第告诉他，我对党的现行路线是不同意的，但我决不反党，我要尽可能地帮助党。此话你如不信，以后看事实证明。1928年冬天，周士第到达上海，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黄埔革命同学会。1930年春天，周士第和徐光英、詹仲明等3人奉邓演达之命去陕西西安，在杨虎城的掩护下建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陕西省省委。”徐树屏是不是与老朋友叶挺,周士第一样也“对党的现行路线是不同意的，但决不反党”,志同道合的他们才一起参加第三党？
叶,聂，周，徐是南昌起义的战友，聂徐的交往更可追溯到1921年在沙洛瓦同窗及同志时期。Part time革命的徐被选为旅欧少共支部委员时，full time革命的聂也被选为候补委员。《聂荣臻回忆录》中全不提到徐树屏，好象从来没过这位战友。以聂历来极小气的为人来推测，应是徐的叛变使聂觉得耻以为友吧。
1930年春天，徐树屏回国，参加邓演达、谭平山、章伯钧等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农工民主党前身），到西安组建该组织的陕西省委，任书记。由于蒋介石对“第三党”极其戒备，逮捕了多位领导人。其国内的组织活动也几乎停止。从此时到抗战爆发，徐树屏的历史顿成空白。我在这里客串一下中央组织部义务助理部长,怀疑他可能被捕并采取和国民党合作态度，因其军事才能再被重用，但没任何证据，瞎猜而已。若有网友提供线索，不胜感激。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树屏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高级参议，中央军校南宁分校少将政治主任教官。1941年春起任军统局机要室秘书，军统局驻南宁办事处处长。1944年任南宁市少将警备司令，广西绥署第三别动纵队指挥官。1946年春任军需署少将军需监。期间，皖南事变中老战友叶挺被捕，他曾多次探监并设法营救。1947年徐树屏移居香港.赴港前回家乡建了一座民房，请国民党元老李济深为其题匾“念慈园”。1950年，在土改运动中徐家的成份定为“官僚地主”，念慈园及其他财产也被没收，妻彭碧妗、子徐邦彦被赶到牛栅般的破屋栖身，行动无自由，彭碧妗作为“地主分子”多年被管制，受尽各种侮辱。徐邦彦也得不到应有的教育，由于阶级成份而受歧视，只读到初中一年级，便辍学务农。
1984年徐树屏因病在香港逝世，终年8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