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劫后余生(续13)
六 讨还正义
1、亚包审判
血债是要用血来偿的。但在民主国家，一切都要遵循程序，要以事实说话，要重证据。法律是战争结束后对发动战争进行屠杀以及虐待战俘等行为申张正义的一个途径。早在二战爆发前，国际上就已形成了公认的习惯法，特别是1929年签订的《日内瓦公约》，日本和盟国当时都是签约国，其中就有关对待战俘的条约有很好的规定，为此，所有签约国都有义务遵守条约。日本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是对国际法和习惯法的公然违反，因此，他的许多高级军官甚至普通士兵都犯有战争罪；不仅如此，在战争中，日本军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后来在南洋地区，对战俘和非武装平民施加的罄竹难书的虐杀战俘、屠杀平民的行为，以及其它种种难以形容的不可计数的非人性罪行，是大大小小的日本战犯触犯战争罪的有力证据。
日军于1942年1月底占领亚包，到1945年8月投降，三年半多的时间里，这里及其周围半岛地区竟然麋集了11万人的军队，大批盟军战俘被强运到此，百般凌辱虐待，甚至屠杀；当地华人也被关进了集中营，同样被迫做苦工，服劳役；同时，为了满足11万日军的性需求，日军在这里开有7家慰安妇妓院，强迫2000多名来自日本、韩国、台湾和中国的妓女，甚至也可能包括本地华人，日夜服务。而在各不同的集中营里，日军对妇女的性侵犯更是多不胜数。[1]太平洋战争时期，在新不列颠岛，尤其是亚包地区，日本军队犯下了无数的罪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盟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对日本战争罪行审判的一个组成部分，澳大利亚负责对西南太平洋战区中日本军队的战争罪行进行审判。为此，澳大利亚在战区中的6个地方组织战争罪行军事审判法庭，先后进行了260场审判，共有850名战争罪行犯被提交审讯。其中，1945年12月3日至1946年1月31日，在英属马来亚(现马来西亚)的纳闽(Labuan)进行了16场审讯，被指证的战争罪行犯共145名；1945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在澳属新几内亚的维瓦克(Wewak)进行了2场审讯，被指证的战争罪行犯共2名；1945年11月29日至1946年2月28日，在荷属东印度(现印度尼西亚)的莫罗泰 (Morotai) 岛进行了25场审讯，被指证的战争罪行犯共148名；1946年3月1日至4月29日，在澳大利亚北领地的达尔文进行了3场审讯，被指证的战争罪行犯共22名；1950年6月5日至1951年4月9日，在澳属新几内亚的马努斯岛(Manus)进行了26场审讯，被指证的战争罪行犯共113名。但实际上，以在亚包进行的审判规模最大，战犯最多，审讯时间也最长。从1945年12月12日至1947年8月6日，在亚包共进行了188场审讯，共有390名被指证的日军战争罪行犯受到了审讯，其中266人被确认有罪。他们当中，84人被处以绞刑，3人被处以枪决，8人被判终身监禁，2人被判25年监禁，49人被判11-24年不等监禁，22人10年监禁，另外98人被判10年以下不等徒刑。[2]
2、指认战争罪行犯
在这一过程中，在亚包的原中国战俘也积极参与了对日军战争罪行的指证和审讯作证。中国官兵获得解救后，一边集中恢复并整训，等待回国的安排；一边就根据战争罪行军事审判法庭的要求，要在对日本战犯的辨认和审讯中，提供证据，让日本侵略者得到应有的惩罚。
根据报道，1945年11月24日，亚包驻军就开始组织盟军原战俘营官兵指证日军中的战争罪行犯。由于中国官兵缺乏翻译，导致至少有120名有嫌疑的战争罪行犯无法得以指证，澳军只得将他们羁押起来，以便中国官兵能继续指证。[3]实际上，不仅仅是因为缺乏翻译，导致了中国官兵难以在战争罪行犯指证方面获得较好的表现，还因许多中国官兵尽管饱受日本人欺凌奴役，甚至亲身经历或目睹了日军对中国战俘的屠杀和其它暴行，也因不知道这些日军的姓名及番号而难以举证。澳军因愤于日军对他们的被俘官兵的虐待和屠杀，对于中国官兵所遇到的困难也极为同情，对他们说，不要紧，我们将他们带到你们面前，让你们面对面地指证，不让他们这些罪犯逃脱应有的审判。[4]为此，中国官兵得以积极参与，指证了许多战时穷凶极恶的日本战争罪行犯。
下面是一组澳大利亚档案馆所藏的历史照片，反映1945年11月30日，由澳军具体组织和安排，在亚包的卡拉维雅湾中国军营进行的日本战争罪行犯指证活动。在这场活动中，中国官兵积极参与，行使正义之权利，指证战犯，将那些曾残酷虐待和屠杀中国战俘的日本人(包括充当日本兵的台湾人)送上战争罪行审判法庭。
(照片来源：AWM 099179)
1945年11月30日，中国官兵在卡拉维雅湾营区内列队等候，准备指认那些虐待战俘的日本战犯。
(照片来源：AWM 099180)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这些中国官兵都是日本战争罪行的受害者或见证人，他们在严肃地等待澳军把日军战争罪行嫌疑犯押送过来，以便现场辨认指证。
(照片来源：AWM 099177)
当天上午，澳军便将那些有嫌疑的日本战争罪行犯带到中国军营内，让他们列队等候。先由澳洲与中国军人负责登记这些日本兵的身份，然后再一一将他们带过去，让中国官兵指认。
(照片来源：AWM 099178)
这是一位被指认的日本战犯，在完成指证被确定为战争罪行嫌疑犯之后，由澳军在日军警卫人员的协助下被押送下去羁押。等待他的，将是即将到来的战争罪行军事审判法庭的正义审判。为此，澳军特地在第11师司令部附近搭建一个战争罪行嫌疑犯拘押所，关押这些战犯。
(照片来源：AWM 099181)
即使是在战争中负了伤，只要曾经对占领地的盟军战俘与平民实施过非人性的战争暴行，也一样逃脱不了法律的审判。这位断腿的日军官佐，此时就拄着双拐，与其他战争罪行嫌疑犯一起，在中国军营内列队，等候中国官兵的指认。
(照片来源：AWM 099182)
为使在中国军营的指证活动顺利进行，澳、中两国军官组成临时的战犯嫌疑指证指导委员会，围坐在军营的一张办公桌边，通力合作，认真处理日本战争罪行嫌疑犯的问题，并对每一次的指证予以核实确认，尽可能地不使一个战争罪行犯漏网。
(照片来源：AWM 099183)
为确保指证活动的顺利进行，澳军特派第11师第13旅所属的第28步兵营，担任现场警备以及作为押送日本战犯的警卫部队。
3、出庭作证
1945年12月12日，筹备已久的亚包战争罪行军事审判组织就绪。当天，由米立勤少校(E. C. Millikin)担任主席的审判团，包括审判团法官庄士敦上尉(E. F. Johnston)、柯力亚上尉(E. A. F. Collyer)、汤普森中尉(G. J. Thompson)、以及担任检察长的艾世瑞上尉(Asprey)，在当地驻军澳军第11师司令部组成审判庭，由来自悉尼的芮励(B. B. Riley) 上尉出任公诉人，以及为显示公平正义，由同样是来自悉尼的席克森(R. R. R. Hickson)上尉及来自日本东京的关山(Sekiyama)大尉，担任被起诉的日军战争罪行嫌疑犯的辩护律师，从而开始了长达18个月起诉日军战犯的亚包审判。[5]
(照片来源：AWM 099394)
1945年12月12日，亚包审判开始的第一天，在澳军第11师司令部外面，5名日军战犯正在等候传召，进入战争罪行军事审判法庭接受审判。
(照片来源：AWM 099396)
在澳军第11师司令部里，上述五位审判团法官起立宣誓，宣布根据澳大利亚战争罪行法组成的特别军事审判庭开庭，并履行他们审判日军所犯之战争罪行的职责。
(照片来源：AWM 099397)
在第一天的亚包审讯中，澳大利亚特别军事法庭的辩护律师席克森上尉，在来自日本的辩护律师关山大尉及一名日语翻译的协助下，在法庭上为二位被起诉的日军宪兵军曹作无罪辩护。这二位日本宪兵被控于1943年残酷虐待一名华人妇女和她的5名子女。
在涉及虐待和屠杀中国战俘的审讯场合，中国官兵都尽可能地根据审判庭的要求与安排，出庭作证，为许多日本人在亚包疯狂屠杀及残酷虐待中国战俘的惨案和事件提供确凿的证据，使那些犯下严重的了非人性罪的凶残日本兵，得到了法律的制裁，伸张了正义。
比如，经中国官兵提供的有力证据，日军一等兵田岛和一名台湾军夫，被证实于1943年4月枪杀4名中国战俘，而被判处绞刑，他们二人的队长田坂三越中尉则被判处终身监禁。[6]又如，1943年在科科坡斩首中国战俘的日军中尉，亦被证实有罪，判处绞刑。[7]再如，在审判日军第8方面军第26兵站司令官广田明少将的几场审讯里，中国官兵包括吴棪中校、陈国樑少校、李维恂少校、李伟宝上尉、李其荣上尉、丁小松上等兵等，都向法庭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8]虽然广田明不顾事实，在法庭上百般抵赖，并将责任推到下级军官身上，[9]但因法官仍然考虑到在1943年初至1945年期间，他对其部下屠杀和虐待中国战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终审判庭判决他7年监禁。[10]尽管这位日军高级将领逃脱了严厉的惩罚，但他的部下相泽治索军曹和台湾日本兵志村勇三则受到了严厉的判决，被处以死刑，成了广田明少将在亚包犯下的反人性罪的替死鬼。[11]
可以说，中国官兵几乎参与了整个亚包战争罪行审判期间涉及虐待和屠杀中国战俘的审讯，为审判庭留下了许多日本战争罪行犯无可抵赖的证词，将那些疯狂屠杀和虐待战俘的罪大恶极日本战犯以及台湾日本兵帮凶，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伸张了正义。
[1] 参阅：Hank Nelson, The Consolation Unit: Comfort Women at Rabaul, Th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Vol. 43, No.1 (2008), pp. 1-21。另见：Peter Cahill, Chinese in Rabaul - 1921 to 1942: Normal Practices, or Containing the Yellow Peril? Th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Vol. 31, No. 1 (Jun., 1996), pp. 72-91。
[2] D.C.S. Sissons, The Australian War Crimes Trials and Investigations (1942-51), p. 19。
[3] War criminals identified at Rabaul, The Argus, 24 November 1945, p. 3。
[4] 李维恂先生访谈，2009年8月7-8日，台湾高雄。
[5] H. A. Standish, War trials at Rabaul,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13 December 1945, p. 3。
[6] Death penalties for execution of war prisoners, The Canberra Times, 24 April 1946, p. 1。另见：[War Crimes and Trials - Summary of Proceedings:] Trial by Military Court AWC 2915 Lt Tasaka Mitsuo; 2916 L/Cpl Tajima Moriji; 2682 Civilian Yoneda Susume, charged with the murder of five Chinese at Talili, 1943, AWM 54, 1010/6/49。
[7] [War Crimes and Trials - Summary of Proceedings:] Trial by military court of AWC 2614 Lt Uetoge Konosuke, for the murder of Chinese at Kokopo - To suffer death by hanging, July 1946, AWM 54, 1010/2/29. Also see: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HIROTA Akira (Major-General) AWC 2120: Unit - 8th Army Group, Japanese Forces : Place and date of Tribunal - Rabaul, 19-21, 24-29 and 31 March, 3 April 1947], A471 81653 Part A。
[8] War trial today: four accused at Rabaul,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19 March 1947, p. 5；Jap commander faces atrocity trial against Chinese at Rabaul, The Canberra Times, 21 March 1947, p. 2；Evidence against Japs for cruelty toward Chinese in Rabaul, The Canberra Times, 22 March 1947, p. 3；Japanese plans to poison all prisoners,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22 March 1947, p. 1；Dramatic development in trial of Japanese general at Rabaul, The Canberra Times, 28 March 1947, p. 3；General takes blame for Japanese accused,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29 March 1947, p. 4。另见：[War Crimes and Trials - Transcripts of Evidence:] Transcripts of evidence - Court No 114 - Accused Ayizawa Harumoto, shooting of Chinese at Rabaul, AWM 54, 1010/3/15；[War Crimes and Trials - Affidavits and Sworn Statements:] Treatment of Chinese Prisoners of War - statements by Lt Col Woo Yien of Chinese Army - Major Chen Kwok Leong and Chinese Civilians, 1946, AWM 54, 1010/4/153。
[9] Jap general denies war crimes,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25 March 1947, p. 4；Hirota declares lies told by subordinates, The Canberra Times, 25 March 1947, p. 1。
[10] Jap general sentenced gaol for seven years,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4 April 1947, p. 4。
[11] Prosecution ended of Jap commander, The Canberra Times, 25 March 1947, p.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