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漫漫遣返路(续)
一 中方四处乞求的遣返交涉(续)
2、与澳大利亚政府最初的遣返交涉
尽管如此，吴棪中校此次澳大利亚之行，因向各方提供了亚包被释中国军民第一手的资料，对中国驻澳机构随后为中国官兵遣返之事展开的交涉，多少有些推动。
从中国外交部于10月2日致电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及军政部报告澳军从日本人手中解救出来中国战俘的日期来判断，中国驻澳公使馆在9月份就应该从澳军部或者外交部渠道获知了上述消息，再经核实综合之后，向中国外交部报告，并请示“应遣送何处”。[1]这表明，中国驻澳机构此时就已经意识到，要将这些中国官兵尽快地遣送回去。但因公使馆并非决策机构，而是一个具体政策或措施的协调执行部门，故上述请示显然只是将矛盾上交，以便“遵办”。
军政部及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最初的反应，是不相信在远离中国万里之遥的地方，居然还会有“在日军服务”的中国官兵。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电复外交部，由其责成驻澳公使馆，先将中国官兵人数及所隶属之部队番号调查清楚，再由当地使领馆转送回国。[2]
从主管部门得到具体意见之后，外交部才于10月24日，即联合国日的当天，指示驻澳公使馆将被释中国官兵之“人数及所属部队番号分别查明电复”。[3]显然，此时的外交部尚处于处理此事的查证阶段，还没有将后续具体应对措施告知。不过，此时吴棪中校正好已经来到了澳大利亚，及时地将有关情况全盘相告，也使驻澳公使馆了解了亚包被释中国官兵以及其他中国侨民的内情。10月30日，驻澳公使郑亦同便将亚包中国官兵详情电告外交部，并以“情形迫切”，请示具体应对遣返措施。因为在接到中国政府具体指示之前，驻澳公使馆无权与澳大利亚有关部门交涉此事。郑亦同公使的这一电文，是在与吴棪长谈并商讨了相关细节之后才发出的。按照吴棪中校的理解，此时显然已经下情上达。因此，在他结束澳大利亚之行，返回亚包时，利用途中停留新几内亚岛莱城的机会，向驻防此地的澳军第1军军长司徒狄(Sturdee)中将作了详细的汇报。回到亚包之后，他也将此行“成功”的结果告知了澳军第11师师长伊德少将。随后，吴棪致信澳军战俘管理处处长马克弘(McCahon)上校，对他提供的协助表示感谢。从信中乐观积极的语气看，似乎中国官兵遣返回国已经为期不远了。[4]
但是，现实却未能如吴棪和亚包的其他中国官兵所愿。在中国外交部接获郑亦同公使的电文之后，因这些军人属于军政部管辖，随即便将如何遣返中国官兵之事商请军政部处置。
就当时滞留在亚包的各盟国被释战俘而言，英国与荷兰政府都比较重视，并且很快便派遣军舰或其它运输舰只，在1945年的12月以前，将属于他们的那些被释战俘和平民分批载运回印度、新加坡及雅加达等地。但从现有档案资料里，在最初往返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冗长电文公牍中，却无法找到任何一项有关中国政府考虑自派舰船接载本国被释军民返国的提议。这显然与中国当时作为战胜国的地位不相符，却也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即战时中国海军已经全军覆没，根本没有了舰艇。虽然战后中国政府在中国战区接收了日军支那方面舰队的舰艇，但因战时日军早已将大型舰艇抽调南洋与盟军作战并损失殆尽，此时连一艘像样的驱逐舰都没有留下，只剩下一些小型不堪使用的浅海船舰，根本没有远洋航行的能力。[5]当时的中国驻澳武官王致光海军上校，是曾跟随中国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将军多年的老资格海军军官，经验丰富，显然深知这其中之内幕。因此，他在吴棪往访驻澳武官署获知亚包中国官兵详情之后，并且也可能已获得中国军政部门授权，在11月初左右，曾经与澳军部及海运部接洽过，希望能由澳大利亚派遣运输船只，协助将新不列颠岛之被释中国官兵运送回国。但澳大利亚以船只缺乏为由，婉拒了中国方面的要求。[6]
澳大利亚政府之所以拒绝中国的请求，实际上也有苦衷。如前所述，澳大利亚的复员遣返计划于1945年10月开始实施，在第一期计划时间里(到1946年1月止)，复员近25万军人；第二期(1946年2-6月)，则复员20万人。战后，仅聚集在西南太平洋战区的澳大利亚官兵就达22.4万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需要运送如此大量的官兵回国，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军部，确实也面临着巨大困难与压力。
3、遣返皮球踢到了英国
但是，澳大利亚人也可能了解到中国无船可派的难处，也可能是想腾出船只来运送自己仍在海外的大批军人回国，如果能将这个皮球踢给别人接手，岂不两全其美？遂向中国方面建议，商请英国派太平洋舰队的运输舰将那些中国官兵运送回国。于是，在与驻澳武官署几经沟通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亦深感无可奈何，遂于11月24日正式将此情况电告外交部，请求他们循外交途径与英方协商，希望早日促成此事。[7]
1945年12月1日，中国外交部电饬驻英大使，将澳大利亚无力协助遣返在亚包的中国官兵情由告知，希望他们商请英方派英太平洋运输舰代运，并商订具体办法。[8]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是著名外交家，向以办事干练著称，接电后即迳去英国海运部商谈此事。但英国人向来圆滑，做事推诿。12月7日，英方以“地属MacArthur将军管辖，且遣送被释官兵为军事运输，皆由各区总司令部洽办，该部无权代运”为由，让顾维钧无法继续接洽此事。不过，英国人还是滑头，并没有把球直接踢回给中国，而是往旁边轻轻一带， 将它踢给了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将军，谓“此事似可就近与美军部接洽较为简捷”。[9]
中国驻澳武官署此前因获知已交由中国驻英大使馆去与英国方面洽商此事，也许是对商谈结果过于乐观，也许是为了安抚澳军急于将中国官兵遣返之心情，在尚不知道结果的情形下，于12月12日把中国正在与英国商谈之事转告了澳大利亚军部，同时商请澳军方面提供从亚包至香港或上海的轮船票价以及海上航行所需天数等信息。[10]显然，在刚刚开始交涉拨船运送中国官兵时，中国驻澳武官署对能尽快将他们遣返回中国是抱有乐观态度的。可能也是由于这个缘故，直到1946年1月18日，澳大利亚外交部因尚未从中国驻澳公使馆得到任何消息，而询问澳军部是否知道中国与英国交涉太平洋舰队协助运输一事之结果。由此可见，澳大利亚人对英国也报有很大的希望。[11]
[1] 《外交部电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关于被日军强掳至澳国服务的1397名华人遣送事》(民国34年10月2日)。
[2] 《军政部电外交部被日军强征至澳国服务的华人应先行调查再由当地领事馆遣送回国》(民国34年10月9日)；及《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电复外交部被日军强征至澳国服务的华人应先行调查再予遣送回国》(民国34年10月19日)。
[3] 《外交部电饬驻澳公使馆查明留澳军民人数及所属部队》(民国34年10月24日)。
[4] Repatriation of Chinese from Rabaul, A6059, 23/441/28。
[5] 张晓言：《美国海军与国民政府中央海军训练团》。另见中国军舰博物馆：《接收日本在中国战区投降的舰艇》。
[8] 《外交部电饬驻英大使馆商请英方代运我国被日军强征在澳国官兵748人回国》(民国34年12月1日)。
[9] 《驻英大使顾维钧电复外交部请与美军总部洽商代运我国留澳官兵回国》(民国34年12月7日)。
[10] Repatriation of Chinese from Rabaul, A6059, 23/441/28。
[11]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