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善收藏 海内名家
---记清朝最后藏书大家徐坊的藏书与散失
潘 坤
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是宣统元年（1909）筹建，由当时学部奏准，派翰林院编修缪荃孙任监督，国子丞祭酒徐坊任副监督。这也就是国家图书馆最早的正副馆长。因此缪、徐二人可称为我国近代图书馆的创始人。
当时还未建专门的馆址，暂借北城广化寺为办公地点。虽然是初创阶段，但因为馆在京师，是儒林冠冕，人文辐辏之地，故建馆开始就颇具规模。因过去办馆经验不多，，基础也较薄弱，故创建伊始繁难，任务较重，诸如机构设置，人事安排，书籍收集，分别部类，筹商计划，建立制度，制定章程等等，都由缪、徐二人亲自动手，研究办理，共同探讨。至于藏书目录、借书手续、分类上架、造册编号等细节，也在逐步完善之中。缪荃孙（1844-1919）字筱珊，是目录版本大家。曾参加过创办江南图书馆（规模较小，远不如京师图书馆）。徐坊是著名藏书家，对版本目录也具有专长，兼任礼部礼学馆顾问官。二人本是好友，合作办事，相得益彰。他们就任后，为今后办馆奠定了较好基础。
徐坊（1864-1916），山东临清人，字士言，又字梧生，号矩庵，34岁（光绪二十三年，1897）后号蒿庵，后二年又号别画渔师、止园居士、楼亭樵客，其藏书楼名“归朴堂”，盖取返朴归真之意。藏书雄富，多罕见珍本。缪荃孙《艺风藏书记 藏书缘起》中说“……迩时谈收藏者，潘吴县师、翁常熟师、张南皮师……盛伯羲、王廉生两祭酒，……王卿、徐梧生两户部，……互出所藏，以相考订”。徐坊当时任户部江南司主事，故称。缪荃孙这里是把徐梧生与潘祖荫滂喜斋、翁同和、张之洞、盛昱意园相提并论的，可见徐坊的藏书水平。（见徐坊与鹿氏夫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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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坊与夫人鹿氏合影摄于河北定兴鹿家花园园林
（照片由徐坊嫡孙徐汝沅提供）
傅增湘在《双鉴楼善本书目序》中曾提到，“历观近代胜流，若盛意园，端 斋，徐梧生诸公，当其盛时，家富万签，名声显赫，与南瞿北杨齐驱方驾。”盛昱字伯义，端 斋端方，字午桥，都是清末民初著名藏书家。傅增湘这里甚至认为徐坊可与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聊城杨氏海源阁并驾齐驱，则徐坊不可不谓藏书大家了，在近代藏书史上应是屈指可数的人物。
惜徐坊父延旭（字晓山，《清史稿》卷245有传），曾因中法战争论罪，后墑配新疆，未出京即逝世。徐坊以纯孝著称，为此他耿耿于怀，心情抑郁，闷闷寡欢，意有不平，故终日隐迹少出，深自韬晦。后以藏书考证为寄，就连对他宝爱珍藏的书籍，也不愿多所示人，也很少在书上盖藏书印章，对书籍版本之考证题跋，又吝于笔墨，留也之言不多，日以购书读书为事，故世人知者甚少。嗜书成癖，沉浸书堆，独自鉴赏，竞日与书为伍，纵有秘笈珍本，从不愿多所展示，盖忧伤凄苦，谨言慎行，心怀隐痛，有不得已之苦衷。因此傅增湘曾在《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卷一中说“监丞（指徐坊，曾任国子监丞）藏书夙富，然严扃（jiong）深秘不示人，同时嗜书如缪艺风，穷经如柯风荪，与监丞号为石交，亦未得寓目。”他所以“严扃深，秘不示人”者，实有其内心隐痛，有所韬晦之故。看他自己用的别号，也反映他内心的悲仲、闷懑、烦怨的思想和性格，所以柯劭（shao）忞(min)为他写的墓志铭中说“衣布蔬食，言者零涕。”他不但自己布衣蔬食，平日教告家中老少，亦皆布衣蔬食，不许动用丝帛鱼肉，以示警痛。
徐坊之藏书，约在其父去世之后，以为心情所寄。当他居住山东潍县时，藏书家邹道沂在光绪十七年（1891），因徐坊曾借钱为邹葬 父，后邹乃以所藏四库馆写本《春秋会义》赠谢。赠书跋文述明愿委，中有“梧生农部，雅善收藏，为海内名家，以书归之”的话。时距徐父逝世已约七八年，可知其时徐坊不但已有藏书，而且已是“海内名家”了。
徐坊藏书数量多，质量高，抄本善本。宋元刻版之书很多。大都价值连城，可称无价之宝。他还注意抄书，他自己刻印有归朴堂的专用稿纸，每遇罕见珍本或先哲先贤手稿，不能到手，季为录副,他藏的旧抄本、手抄本亦复不少。可惜他生前似乎未曾全面整理过自己的藏书，也未见过他的藏书目录，他考证出的内容很少在书上题跋，也很少录出结集，因此究竟这位大藏书家藏过多少书，藏过什么书，现在已很难全面了解。
仅从某些记载中的片断叙述，略可窥见其藏书之精美，从张元济的信中可知道一些。《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中，得知1926年1月傅增湘曾到徐坊家里看书，时徐坊已故，夫人鹿氏（定兴鹿传霖之女。鹿传霖，谥文端，《清史稿》卷225有传）尚在。傅增湘看过书后，给张元济的信中说：今日往徐梧生宅，看得宋本《周易》单疏（大板，十五行）、《唐文粹》（大板、十五行）、《楼攻 集》120卷、《三苏文粹》（小板细字，精极。瞿氏有七十卷，行二十六字）、《荀子》（袖珍本）、百衲《史记》（宋元合）、中统《史记》、宋本（残）《左传》、《通鉴纲目》（大字）。闻有《文选》、《仪礼》、《韩文举要》（孤本），尚未见。前五种极精，尚未开价。
从傅氏这次信中说所看到的及听到的十几种书来看，即已可见其藏书的品味极高，确是稀世卓绝精品。
据山东大学图书馆特藏部沙嘉孙考查，徐坊藏书计有：“经部24种，史部36种，子部 27种，集部98种，丛书3部322种，时代不明者尚有18种，共525种，以集部书数量最多。这些书以今天的标准来看，都可定为善书，其中宋刊本16 种，元刊本9种，宋刊元修本2种，宋元本共27种。另三朝版1种，日本活字印本2种，其他明清刻本31种，多为明刊，清刊本极少。”
从以上记载，对徐坊藏书可见一斑。
张元济在听说徐坊藏书将散出的时候，曾拟汇集学人，发起组织古书保存会，倡议集体筹资收购，以保存古籍，因恐罕见之本失之交臂或竞流出海外。其时张元济正在辑印《四部丛刊》，广搜宋元精本，故积极提出此倡议。徐氏遗书竞引起社会上、学术界如此重视，甚至要组织古书保存会，亦可蒧（dian）概知其藏书之富、藏书之精了。
徐坊病故后，其子钟蒧（字圣与）年少，鹿氏夫人懦弱，不了解社会情况。徐家珍藏善本有名，久为宵小窥伺，有人有非分之想，有人有所希图。而徐氏至亲好友中，亦有群小觊觎（ji yu），坊肆书贾亦设方使计，包围诈骗，里应外合，十数载中，旷世珍藏，散尽无遗，秘舆奇籍，佚亡殆尽。昔日严炯深，转眼成过往云烟。兴亡衰盛，存失收散，瞬息变幻，徒使国宝级典籍，流落佚失，令人深深感叹！
徐坊藏书存在北京和定兴两处。据王绍曾、沙嘉孙《山东藏书家史略》中说：民国十九年（1930）鹿氏去世，京寓藏书分别为其子徐钟蒧及长女胥史吉甫所得。京寓善本遂陆续散出。时翰文斋以诡诈手段所得为多。……徐坊存定兴藏书十五年（1926）经徐坊弟徐埴以八万金为文友堂、文奎堂、保文堂、晋华书局及待求书庄合股收购。运至北京，名噪全市，群相争购。
从这段记载，便可得知徐坊藏书失散的情况。私人藏书，仅其中定兴的一部分运至北京，竟能名噪全市，其藏书的全部文化价值，则不问可知了。徐坊只知藏书读书，闭锁深藏，又不多与友朋交往切磋，对他珍藏的书籍，身后如何保存藏放未做考虑，毫无遗言，一旦撒手西去，使他辛苦半生搜集的珍贵典籍星散，实值得深思反省。
注：本文摘自刘乃和教授《藏书最好的归宿---陈垣书的捐献与徐坊书的散失》一文中有关徐坊章节，该文发表在《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3期。刘乃和是徐坊外孙女，我国著名学者、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本文题目由编者根据内容拙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