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始了，全国红卫兵开始了革命大串联，不花钱坐火车全国各地跑。当时的中国，坐过火车的人都不多，有这种机会当然是要争先恐后了。红卫兵最向往的地方自然是首都北京，更有一种要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强烈愿望。
我当时还是小学生，记得学校已经停课，我上学的东城府学胡同小学里住满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教室里腾空了铺上干草和席子，学生们都有国家发的新被子和新军大衣，吃饭也不要钱，可想而知人会多到什么程度，乱到什么程度。
红卫兵是一批一批的，呆几天就会动员他们回去，不然就太多住不下了。记得国庆节前夕，外地红卫兵都不肯走，等着参加国庆游行去见毛主席。天安门前正式的游行是不能让外地学生参加的，只能是正式庆祝游行后再组织他们走过天安门。
那个年代国庆节游行北京的学生都有机会参加。无论是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各自的任务。文革前每年能去参加庆祝活动都是很荣幸的事，因为是要挑好学生，练队需要占用上课时间，学习不好的学生基本没份儿。但文革开始以后，学校不上课了，在学校里折腾的就是出身比较好的红卫兵，所以庆祝任务自然就是这些红五类了（出身是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这五类）。1966年国庆节我参加了庆祝活动，虽然之前之后这类活动参加过几次，但这次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们的任务是在天安门广场组字，就是上万学生在纪念碑前正对着天安门那一大片组成有变化的字符。（现在的庆祝活动仍然有组字）经过一阵子练习以后，9月30号晚12点以前，我们最早进入天安门广场（场内队伍必须最先进入广场）。九月底的北京夜晚已经很冷了，我们的服装是白衬衣花裙子，记得我还被选中护旗，在组字队伍最前面是一排少先队队旗，旗手是一个高个的男孩。另外有两个小姑娘护旗。当时还挺得意的，因为我的服装是发的，白上衣和红色的背带裙，更重要的是站在前面可以见到毛主席又可以无遮挡地“检阅”游行队伍，那是多大的荣幸啊。那天晚上好像不让我们穿大衣，因为没地方放。我们这一群十来岁的小学生，在广场中央又冷又困，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冻得哆哆嗦嗦，真是难过。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了，凌晨更冷了，我们都挤作一团，什么都顾不上了，更可怜的是没吃没喝。记得我还不错，爸爸为我带了从“合义斋”买的肉包子，但天气太冷，冰冷冷的包子很硬，里面的油都凝住了，很难下咽。从天亮到9点庆祝活动开始真是很漫长，仿佛时间静止了，每一分钟都在煎熬中。
好不容易熬到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可我们的热情已经被这寒冷的夜晚淹没了。更难忍的是找不到厕所，就是找到了我们这些小孩儿也挤不进去，有的孩子实在憋不住就随便找个地儿方便了。真不知道那时候的国庆组委会是怎样组织安排的。
本来想的好事，可以在最前面看游行彩车，但一夜没睡觉饥寒交迫的我们早已没了这种心情。快到中午时又是烈日当头，广场上无遮无掩，快把我们晒干儿了，哪还顾得上组什么字，看什么热闹，都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睡觉。我想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一定会发现纪念碑前的组字队伍一片混乱，完全不听指挥没有秩序了。孩子们的头脑里没有什么政治内容，没办法，别人都睡了一宿，而我们这群孩子在这冻了一夜，已经累得拿不起个儿了。
中午12点，好容易盼到游行队伍过完了，谁承想后面还有大批全国串联来的红卫兵。也不知道毛主席他老人家是不是还在城楼上坚持着，反正我们是坚持不住了。迷迷糊糊地躺在地上。一直到下午三点串联队伍才过完，最后是场内队伍拥向天安门，我们这群残兵败将似的孩子，用尽全身最后一点力气互相拉着拽着往天安门前拥，广场上到处是垃圾，踩掉的鞋子，一片狼藉。
在一片混乱中了，我挣扎着离开了广场，可却没有力气走回家了。十一那天北京基本没有公共汽车，只能从天安门走回家。我家住在北京城北边离天安门8站地，我感觉自己已是半昏迷状态，包子也吃完了，走几步就得坐在马路牙子上歇一歇，就这样走走停停，一直到天黑才到了家，感觉是我童年记忆里最漫长最艰难的路程。
爸爸妈妈在家里等得非常着急，以为我走丢了。三点多散场，7点多才到家。到家后我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一头栽到床上一睡就睡到第二天下午，这是我生命中最长的一觉。这次经历使我幼小的心灵第一次感受到明白了什么是吃苦受累，什么是饥寒交迫，什么是不能睡觉的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