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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今天，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女明星嫁豪门的新闻背后，总有几分谴责她们嫌贫爱富的意味。因为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尤其某些男人，其实挺见不得女人不去苦守寒窑，以泪洗面，而居然过上了香车宝马、奢侈淫逸的幸福生活。于是板砖与唾沫齐飞，恨不能把这些狐狸精钉到舆论的耻辱柱上，游街示众。
可是中国从古至今最爱攀附豪门的不是女人，而是男人。从前女人的婚嫁没有自决权，她们是被动的一群，而男人就不同了，很多人把婚姻当成政治出路来经营。比如东汉时代，朝廷采取察举和征辟制度，所以士人的乡党清议，即社会舆论和评价，成了做官的基本条件。可是由于地方舆论常常被左右当地政治的豪族控制，因此门第越高的人，声望就越容易建立，越有机会被推荐做官。可是有幸生在豪门巨族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士人出身寒素，为了得到被揄扬的机会，就必须攀附豪门，因此和大族联姻成了跻身仕途的捷径。
东汉末年有两个成功案例：刘表和诸葛亮。刘表年轻时曾参加了洛阳太学生反对宦官专权的活动，交游甚广，名列“八俊”，在士林中颇有影响。他到荆州当州牧时，除了名气外，一无所有。当时荆州地区的豪强有蒯家、习家、马家、黄家、庞家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襄阳蔡家。蔡讽的妹妹嫁给了三公之一的太尉张温，长女嫁给了南阳名士黄承彦，小女儿嫁给了刘表做继室。由于蔡家实际掌控着荆州的经济、军事命脉，而且和当地其他的大族均连络有亲，所以这门婚事带给刘表的不仅是一位嫁妆丰厚的继室妻子，而且是整个荆州的士族姻亲网。从此刘表得到了荆州世家大族的鼎力支持，以至骁勇如孙坚，也始终没能从他手中夺走荆州一寸土地。
身高八尺的绝色帅哥诸葛亮娶丑妻的故事就更有名了，这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好德不好色的巅峰表现。当然他的太太是黄承彦的女儿，这门婚事一结，他立刻从一个由山东流亡到荆州的普通干部子弟，变成了荆州实权派蔡家的姻亲。蔡瑁成了他的舅舅，刘表成了他的姨父，一步迈入了“权二代”和“富二代”的圈子里。太太长得难看，这不要紧，男人是可以娶妾的，在他后来的文章里，提到了“妾无副服”，意思说他勤俭节约到小老婆没有换洗衣服的地步。这种境界实在该让今天花纳税人钱取悦情人、二奶的贪官们看了脸红！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混乱后，中国社会进入了门阀时代。唐朝的时候，男人的最高理想除了金榜题名、出将入相外，还增加了娶大姓女。所谓大姓指的是南北朝时代保留了汉族文化的中原世家，最著名的有“韦”、“杨”等家族。这些家族在政治、军事、学术方面都极有势力，能娶到这些家族的女孩子，等于拿到了跻身朝廷的入场券，所以唐朝男人削尖了脑袋也想和这些豪门联姻。根据市场供需原则，当时豪门少女变得奇货可居，想娶她们要交一大笔礼金，男人们还是趋之若鹜。著名的唐传奇里就写到霍小玉的情人李益为娶大姓女而离弃了这个温柔痴情的美丽女子。
唐朝的女权发达，很多男人索性也不走婚姻这种持久性交易，直接靠和有权有势的女人一夜情上位。除了武则天公开养面首，太平公主、韦皇后、上官婉儿、虢国夫人等都接受过男人的有偿陪侍，当然她们的赏赐是官位，这些男人的报酬比“天上人间”的小姐要高得多。不是所有的男人想献身就有机会的，多才而缺德的宋之问同学主动上书给武则天，要求上床表达忠心，可是武后回绝了他，说他虽然脸蛋清秀、文采焕然，可是有口臭这一重大生理缺陷，达不到当女皇性服务生的标准。当然献身的男子也不见得是坏人，伟大诗人王维、李商隐都因得到过公主们的赏识而成名，他们的文学史地位最终靠作品而不是绯闻确立。
唐代以后，中国的门阀社会就结束了。男人们再也不用低三下四地去求娶大姓女了，而且发明了裹小脚的美容技术和讲贞节的思想方法，把女人从精神到肉体，彻底奴役了。男人们气势越来越盛，可是攀附豪门的心一点儿也没减少。《琵琶记》、《秦香莲》等一系列优秀的民间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男性知识分子一有机会就想甩掉黄脸婆，勾搭相府千金乃至公主的美好愿望。他们嘴上也跟着谴责，但内心深处到底渴望有这样的美事，毕竟这世上没那么多赵五娘、包公来戳穿或惩罚这些负心人的。
非知识分子男人没有科举仕进的可能，于是他们就靠民间故事来满足自己的豪门幻想。织女，白蛇，田螺姑娘，都是既掌握了先进技术，又有家族背景的神仙或妖怪，她们不去诱惑帝王将相，专捡孤苦伶仃的放牛娃、小伙计和农民哥哥下手，非要给他们生儿育女，帮他们脱贫致富不可。这可是娶人间的豪门女子都带不来的幸福呀！
到了当代社会，为了招工、上学、升官、发财的种种目的，不少男人还是在寻找可以攀附的大小“豪门”，这其实是无数的“凤凰男”故事的核心。然而社会舆论对他们是宽容的，在论及这些男人时，重视的是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志气和眼光。
在婚姻问题上，现代女人终于有了“父母之命“以外的选择自由，可是一旦流露出有对美好物质生活的渴望，等待她们的往往是“虚荣”、“轻薄”、“肤浅”这样的标签。想嫁入豪门的，更是要接受舆论的口诛笔伐，仿佛追求个人幸福与物质享受，是女人不可饶恕的原罪。
由此可见，在男女问题上，中国社会依然深刻地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