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有一次，我听招待所的徐阿姨告诉我，李副行长也住在我们这个家属区。我留了一个心眼，打听到了他家的门牌号码。
可是我怎么去谈呢？ 既然求助于他，空手肯定不行。于是，我想到了妈妈送给我的一条纯金项链。但是，万一他嫌项链太轻，不但不收反而拒绝我的请求，那我不是自取其辱，传出去还怎么做人？
那些日子的黄昏，我被“Do or not todo ”这个古老的问题搅得心烦意乱。
终于，一个月高云稀的夜晚，我鼓足勇气，走上了通往李副行长家的楼梯。站定之后，我举起手，轻叩了三下他家的绿色铁门。我只带了我自己，却两手空空。
李副行长的妻子为我开的门。李副行长本人正坐在椅子上洗脚。见到是我，他的脸上明显流露出诧异和茫然。我理解他的表情。单位那么大，我一介草民，他不认识我理所当然。我先表达冒昧之意，然后如实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最后，我恳请李行长为我开一张便条，我可以拿给人事处长吴仁爱，好让他给我出具单位证明。
李副行长沉默了片刻，只听他说了句“真不象话”，就起身拿来纸和笔，当场写下了几个字：“请务必为红花同志办理好赴美探亲的相关手续。特”下面是他的签名。
我拿着这张便条，快步如飞而去。事情进行得如此顺利，实在出乎我意料。晚上躺在床上，我把纸条拿出来反复读了又读，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这，这怎么可能呢？没费吹灰之力呀。
当我把李副行长的亲笔批示郑重放在吴仁爱的面前时，吴仁爱面无表情。他对我说：“你过几天再来。”又把我打发走了。我发现，这个家伙口头禅就是“过几天再来”。随便打发别人已经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没过几天，坐我对面的何萍问我：“红花，你和咱们行的李副行长是什么关系？你进银行是不是他给你联系的？背景挺硬的嘛，嘴还挺严。”
自从进这家银行，几乎所有人都以为我有什么后台背景。他们不相信我一个平头老百姓，一个外地人，就凭我自个儿就能和他们平起平坐在一起。
看着何萍好奇害死猫的表情，我故作玄虚地说：“关系嘛，有那么一点，现在不便透露。下回告诉你。”
何萍笑着嗔怪我：“死丫头，给你何大姐卖关子。”
我明显感觉到，便条事件之后，处里的人有事没事对我客气许多。呵呵，有后台撑腰的感觉真的不错。
果然，过了几天，吴仁爱打电话让我过去一趟。他告诉我，我的档案现在省委组织部，他太忙了没时间过去拿，让我自己去取一趟。于是，我骑车飞奔去北京西路，就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总统府。
找了好半天才找对地方，又等了好长时间，才从一位老同志手上接过我的档案袋。档案袋是黄色信封，很厚。
返回单位的途中，我实在无法抑制好奇心：这份厚厚的信封里，竟然装着所有关于我的历史记录，差不多是我的半条命哪。里面到底都写了些什么呢？他们是如何评价和概括我这个人的呢？我又仔细地捏了捏信封，实在不能相信一个真实的人，可以被装在一个信封里，被别人用文字评判着，且关乎着我的命运走向，未来发展。。。
档案袋的封口处轻轻糊了胶水，但是还没干透，我若用手指轻轻打开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我站在原地想了好久，终于，理智战胜了好奇。诚实是我为人的本分。我用力把胶水粘紧，快速飞奔回到单位，把档案袋交给了吴仁爱。
没过多久，我的护照办下来了。
(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