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1942年冬春之际，在中共战时首府延安，随即在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开始了一幕延续多年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整风运动，由于这场运动是以延安为中心，又以在延安开展的运动最为典型，史称「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共历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全党范围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是和毛泽束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场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包括诸多方面内容的党内整肃和重建的运动，它包含：
党内上层的斗争与党的中央权力机构的改组；
全党的思想改造；
审查干部的历史和「肃反」；
新制度的创设。
在上述几个方面中，党内上层的斗争和领导机构的改组始终处于中心地位。
延安整风运动发端于1942年初，但是它的真正起步却在1942年以前的很长时间就已经开始。它最初表现为1935年遵义会议后至1937年间，毛泽东运用其在中共领导层中所获得的相对优势地位对中共政策及领导机构作出的局部调整，这种局部调整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迅速转变为毛泽东对中共政治路线、组织机构、精神气质等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变。1938年秋在延安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于毛泽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次会议，将毛泽东于1935年后在军权、党权方面的权力扩张予以合法化，使毛泽东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得到极大的加强。从1938年未至1941年秋，是毛泽东操纵局势演变、并使其党内对手日益虚弱的权力再扩张的重要阶段。这个过程在 1941年 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达到高潮，以毛泽东当面向王明发起挑战，并获得全胜而告结束。
在多年精心准备的基础上，延安整风的大幕终于在1942年初拉开。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运用其政治优势，彻底改组中共上层机构，重建以毛为绝对主宰的上层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同时，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毛泽东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彻底转换中共的「俄化」气质，将中共改造成为毛泽东的中共的过程。
毛泽东在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沉重打击了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和对苏俄盲目崇拜的气氛，不仅完成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工程，而且还建立起一整套烙有毛泽东鲜明个人印记的中共新传统，其一系列概念与范式相沿成习，在1949年后改变了几亿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
经过多年的斗争，毛泽东改变了他原先在中共领导层内孤立的处境，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政治结合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在刘少奇的全力支持下，毛泽东使中共核心层完全接受了他的主张和他的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造成历史上毛泽东一度「孤立」的原因，是他的有别于莫斯科正统理论之「异端」想法和他个人的专断性格，经过实践证明。毛泽东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异端」主张，大大有利于中共实力的扩展，这种结果，迫使中共党内的亲莫斯科派向毛泽东输诚，同时，也将中共高级军事将领重新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毛泽东的专断性格最早暴露于1930—1931年由他亲自参与领导的「肃 AB团」大镇压，此事件曾造成江西红色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和中共力量的削弱。1935年后，面对复杂多变的严峻形势，毛泽东暂时收敛了他的专断个性，但是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控制力的不断加强。其专断个性在1941年后又再度复苏，而此时，中共高层已再无可能对毛泽东的专断行为予以有效的约束。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有意放纵其专断的个性，使之有机地配合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上层，毛泽东以我划线，创造并利用一切机会打击异己；在延安和各根据地，毛泽东策动整肃全党干部的「抢救运动」，放任恐怖政治。由毛泽东植入中共肌体的极左的审干、肃反政策，经过整风运动，演化为党的性格的一部分，对1949年后的中国带来长期不良的影响。
延安整风为毛泽东显现其复杂诡奇的政治谋略提供了舞台。毛泽东敢于突破中共历史上的常规，其手法深沉老辣，对其对手心境之揣摩和制敌谋略的运用，均达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毛泽东的谋略既来之于他对中国古代政治术的熟练运用，又源之于他对俄共「格伯乌」手段的深刻体会。在毛泽东的强力驱动下，通过1945年中共七大，毛将中共所有权力都集中于自己手中。毛泽东的公共关系形象在整风前后也得到充分展现，伴随日益升温的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气氛，毛泽东有意识地在全党和国人面前显现自己的领袖姿态。在公众场合和他与各方人士的会晤中，毛泽东常常扮演礼贤下士、虚怀若谷的「明主」角色，接人待物诚恳、得体，从而赢得中共广大党员和国统区社会各界人士对他个人的普遍好感。但在党内高层，毛泽东放纵其刚愎自负、桀傲不驯的个性，对昔日政敌睚眦必报，对党内同僚峭刻嘲讽，由于毛泽东随时调换他的两副面孔，致使外界对他长期缺乏深切的了解。
发生在1942─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虽然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但是在传统意识形态术语的演绎不，其全貌至今尚混沌不明。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对主流话语系统中有关整风运动的论断展开辩驳，而是试图通过对远近各种有关延安整风运动史料的辨析和梳理。对延安整风运动进行新的研究，拂去历史的尘埃，将延安整风运动的真貌显现出来，在官修的历史之外，提供另一种历史叙述和解释，斯是吾愿，是否达到这个目标。还有待读者评判吧！
重印自序
拙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连动的来龙去脉》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3月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两年来，我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来信，对于他们的鼓励和支持，我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延安整风运动是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但学界的相关研究却较为薄弱，我在本书中尝试性对其作出研究和分忻，自是一家之言，欢迎读者随时赐正为祷。
此次拙著重印，特别要感谢一些学界前辈的指教。杨振宁、王元化、陈方正、吴敬链、韦政通，张灏、林毓生、张玉法、董健、魏良等先生以不同的方式与我探讨拙著中涉及的若干重要问题，并对我的研究给予了宝贵的鼓励和嘉许。金观涛、刘青峰、熊景明、吕芳上、陈永发、刘小枫、许纪霖、萧功秦、朱学勤、何清涟、陈彦、丁学良、徐友渔、黄英哲、唐少杰、钱文忠、钱永祥、梁侃、毛丹、李杨、张文中、钱钢、吴东峰等先生还就我所从事研究的如何深人发展提出了积极的建议，他们的看法使我受惠甚多。
本书初版时，由于电脑转换简繁体字的功能不尽完善，虽然对文稿做了多达七次的校核，仍留下若干文字的错误。此次重印仅限于文字错讹处的更正。近两年来，围绕延安整风运动，又有若干新的史料问世，日后，当拙著出增订本时，我将对其内容做全面的修正和补充。
在这里，我要对殷毅、马沛文、尉天纵先生和薛遴教授表示诚挚的谢意。拙著甫出版，殷毅、马沛文先生就来信、他们不仅就拙著的内容和写作与我进行了深人的讨论，还特别指正了书中的文字错误。尉天纵先生也来信指正了书中一误值的地名的错谬。薛遴教授是南京大学的语言学专家，她的语言学方面的知识对本书的修订有重要的启发。
本书的修订，由我的研究生黄骏协助做了电脑文字处理工作，特此致谢。
高华
2002年5月12日于南京龙江寓所
上编：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第一章 毛泽东与原中共中央历史上分歧的由来
一 「农民党」、「军党」和毛泽东的「书记独裁」问题
发端于1942年春的延安整风运动，在一定意义上是毛泽东长久以来对原中共中央不满的一个总爆发。整风运动的起步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它的近期的准备和酝酿，虽然可从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和部署中寻找到踪迹，但其根源则可追溯到苏维埃运动时期。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最高层之间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恩怨，双方既有过合作，但更多的却是互相猜疑和防范。在毛与原中共中央的矛盾中，政见分歧占突出地位，但其它因素──由毛的个性和工作作风而引起的对毛的反感和排斥也占据一定的比重。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中共中央对于毛泽东，一直是欲用不能、欲弃不舍。
毛泽东之在中国成为远近闻名的人物，始自于1927年秋率众上了井冈山，最先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从此成为中共武装革命的著名领导人。在国民党方面，毛固然为其心腹大患的「朱毛赤匪」的首领；而在中共及莫斯科方面，毛则是创建了可使中共赖以生存的红色苏区的头等功臣。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毛却因其思想、行为中的「异端」色彩不大见容于莫斯科及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异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与表现。1927—1930年，是毛「异端」萌生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莫斯科和中共中央密切注视着毛泽东在江西的活动，尽管对毛的部分观点存在疑虑。对江西共产党区域的政策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总的说来，对毛泽东的意见和毛在红军、根据地内的领导地位是承认和尊重的。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看到了毛泽东对中共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这就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最严重的形势下，毛以极大的勇气和智能开辟了一块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发展了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军队，使中共在国民党统治的汪洋大海中有了可以立足、并实现其政纲的地盘。1928年6月，在毛泽东未出席的情况下，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仍选毛为中央委员。在处理毛泽东与其它重要军政领导人的关系问题上，中共中央也极为谨慎，一般都以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为重。1929年9月，周恩来指导起草的著名的「九月来信」，在毛泽东与朱德间就红四军中前委与军委的权限关系而发生的争论中，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帮助恢复了毛对红四军的领导。[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 169。以下称《周恩来年谱》。 ]
1927—1930年毛泽东主要以军事领导人闻名于中共，其活动基本上也是围绕军事武装问题而展开，理论活动只是其军事活动的一个侧面。中共中央认为毛的理论观点仍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路线的框架之内，毛并没有要求中共中央修正以城市为中心的总路线。
这一时期，毛泽东在江西苏维埃区域和红军中享有实际的最高权威，中共中央对江西根据地的指示基本是通过毛泽东来贯彻和实行的。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毛根据现实和自己的需要加以灵活的解释，因而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和上海的中共中央对毛并不构成直接和具体的约东。毛所领导的红四军是维系根据地军队、党、苏维埃政权生存的唯一重要的柱石，而毛所担任的前委书记一职是红四军的最高职务。江西苏维埃区域各级党、政机构的多数负责人，和主力红军的各级领导人中的大部分，都是跟随毛上井冈山，或较早参加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斗争的老同志。这些人虽然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充满尊敬，但其中的大部分人，在情感和知识背景等方面却和共产国际及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存在着隔膜，他们对共产国际的尊崇和服从是以尊崇、服从毛泽东来实现的，因此，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只有通过毛泽东才能具体影响江西苏维埃区域，而这种影响大体也处在毛的控制之下。
但是随着1930年后中共中央对江西苏维埃区域的日益重视，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逐渐向江西倾斜，从莫斯科学习归来的干部陆续被派往江西以加强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关系渐渐微妙起来。
中共中央原先为了中共的发展和红军力量的加强，一度隐忍了对毛泽东某些「异端」观点和行为的不满，现在，从江西苏区不断传来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中共中央对毛逐渐形成了某些消极性看法。
一、「农民党」的问题
「农民党」的问题是由中共湖南省委派往湘赣边界巡视的杨克敏于1929年2月25日在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提出来的。杨克敏就中共在边界地区的组织状况写道：「因为根本是个农民区域，所以农民党的色彩很浓厚」[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 136。]。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谈到类似的情况：「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页82。]「农民党」问题的严重性首先表现为江西共产党区域的各级基层组织的成员绝大部分都是农民。
其次，参加中共党组织的农民中还包含许多「帮会」分子。据杨克敏的报告，酃县中共党员三、四百人，「且多洪会中人」。[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34。]
第三，地方党组织的家族化。由于根据地只能存在于偏僻的乡村，而湘赣边界的山地又基本上处于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环境下，家族──宗族组织就成为维系当地百姓社会生活的唯一重要纽带，中共在乡村的组织不可避免与这种家族──宗族结合在一起。一姓一族的成员组成党支部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
第四，由于党组织成员几乎全为农民，文化程度很低，许多人甚至是文盲，「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党的思想训练在实施中遇到极大的困难，许多党员和基层党组织表现出严重的「地方观念、保守思想、自由散漫的劣根性」。一些最基本的党的知识也难以接受，对此毛泽东极为感慨：「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页79。]
杨克敏的观察和毛的看法基本一致：「农民做梦也想不到机器工业是一个什么样儿，是一回什么事，帝国主义到底是一回什么事。」[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36。]
尽管毛泽东与杨克敏在对党的「农民化」问题上的分析大致相同，但是两人在对问题的性质及处理方法的认识上却存在明显的差别：
毛泽东只是提出党的农民成份居多的事实，而杨克敏则认为边界的党组织是「农民党」。毛认为，可以通过给农民灌输通俗的革命知识将农民改造成布尔什维克；杨克敏则认为，由于农民文化如此低下，政治知识极度缺乏，「实在很难使农民有进步的思想发生」。杨克敏的看法实际上反映的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正统观点，即认为，只有通过党的工人阶级化才能克服「农民化」对党的危害。
毛泽东虽然在1926年9月就曾表述过「农民最具革命性」的思想，但在1927—1928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概念对毛仍具有相当影响。由此出发，毛一度对党的「农民化」表现出某种忧虑，但是经过在湘赣边界一年多的游击战争和对农村经济社会状况了解的加深，毛逐渐消除了他对党的「农民化」趋向的担心。毛认为尽管农民知识低下，但政治教育可以发挥作用；至于农民文化知识少，正可避免第二国际错误思想的影响。而更现实的问题是，在江西根据地几乎不存在工人阶级，即使勉强地把所有小作坊的工匠和店员列为工人，和农民相比，在人数上也只占极小的比例。因此，毛很快就改变了对边界党组织
「农民化」的批评，转而致力于对农民党员的思想训练。
对于毛泽东的这种通过政治训练改造农民党员的观点，中共中央很难提出任何正式批评，一则因为毛泽东并未否认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作用；二则如果按严格的苏共标准衡量，苏区的中共党组织将不成其为共产党；面对现实的唯一方法只能是依靠思想灌输使农民党员布尔什维克化。但是，中共中央对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解释方面的灵活性却有所不安，毛在一般肯定工人阶级革命作用的同时，愈加突出强调农民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在中共中央看来，毛已开始表现出「离经叛道」的趋向。
二、「军党」的问题
1927年IO月，毛泽东率秋收暴动队伍上井冈山以后，军队就成了维持苏区存在的唯一重要的力量，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下，党与红军已融为一体，军队实质上已成为中共党组织的化身。
在红军中建立党组织是毛泽东吸取中共在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为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而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毛认为中共在1927年的失败原因之一即是「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1927年IO月，毛在永新县三湾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10月中旬又在酃县亲自主持了六个士兵党员的人党宣誓仪式。从此，在红军中大力发展党员，成为中共一项最基本的制度。
与「支部建在连上」相配套的是继续采用仿效苏联红军模式的北伐时代的党代表制度。自1929年起，红军中的党代表改称政治委员。连的政治委员从1931年起改称政治指导员，此称谓一直沿用至今。
军队的重要作用尤其体现在它实际上是地方党的保姆和守护者。1928年4月之前，中共湘赣边界的地方党组织基本处在分散和工作全面停顿的状态，5月中旬，毛泽东在宁岗茅坪主持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此次会议正式确定「军队帮助地方党发展」的方针，选举了以毛为书记的边界第一届特委会，毛泽东从此一身兼军队和地方的最高领导。然而军队主力一旦转移，地方党的生存马上就发生危机。1928年8月，遵照湖南省委指示，朱德率红军主力进攻湖南，导致「八月失败」，边界各县党组织和政权大部分解体。而一旦主力红军于9月重新占领该地区，所有的中共组织和政权即迅速重建起来。军队的作用如此显着，地方党组织隶属军队系统的领导也就逐渐被认为是顺理成章了。
对于中共军队在根据地对党组织所起的支配性作用，中共中央的态度是矛盾和复杂的。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完全支持在军队中建立党组织，也深知军队领导地方党是艰苦恶劣环境下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又对中共军队的农民化、军队对地方党组织支配性的关系深感忧虑。
1928年6月4日，中共中央在《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中虽然承认了毛泽东统领湘赣边界红军与地方党的最高权威,但对湘赣边界党和军队的工作也提出了一系列批评。中共中央对红军中农民成份的急剧增长表示严重的忧虑，认为「无论在政权机关或党的指导机关中都有很深厚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意识的影响」，要求毛泽东注意在红军「成份上尽可能增加工农和贫农的成份，减少流氓的成份」，指示毛泽东必须「彻底地改造各级党部及指导机关，多提拔积极的工农分子特别是工人分子参加各级党部的指导机关」。中共中央还批评湘赣边界的「苏维埃政权，多是上层的委派的而无下层选举的基础」，责令毛泽东改变方式，「禁止党部和军队委派苏维埃」，「绝对防止党命令苏维埃的毛病」。[ 〈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1928年6月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8），第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页248、253、256、250、252。]
中共中央关于改变红军成份，调整党、军队与地方苏维埃关系的训令，实际上是一种仿效苏共经验的一厢情愿的空想。1928年湘赣边界共产党的状况与1917—1918年的俄共与苏俄红军的情形不啻相距万里。在湘赣边界形成的由农民组成的红军，和在红军指导下建立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共产党组织以及苏维埃政权的三位一体，是客观历史环境的产物。这个以军队为核心的三位一体是作为苏共模式一个分支的中国共产革命的一个基本形态，只是当时，它正处在刚刚成长的萌芽状态，而不被正统的中共中央所理解。
三、毛泽东的「书记独裁」的问题
毛泽东既是湘赣红军的创始人，也是湘赣边界党组织的领导者，由于军队对边界共产党的存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毛兼军队与地方党负责人于一身也就十分自然了。但是随看毛身兼二职，全部权力逐渐集中到毛泽东手中，逐渐出现了对毛大权独揽的议论。
曾经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的杜修经在给上级的报告中指出：
现在边界特委工作日益扩大，实际上一切工作与指导，都集中在泽东同志身上，而泽东同志又负军党代表责，个人精力有限，怎理得这多？[ 杜修经：〈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年），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页20。]
一度担任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亦有同感：
特委的事总是书记一个人处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成为边界的通弊。首先泽东为特委书记时，特委就在泽东一个人荷包裹，后来（杨）开明代理书记，特委又是开明一个人的独脚戏。……党员崇拜领袖，信仰英雄，而不大认得党的组织。[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 132、136。]
和杜修经、杨开明议论毛泽东「书记独裁」相联系，在中共中央1928年6月4日〈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中，要求朱、毛取消红四军的党代表制，建立政治部体制，也包含了分散作为红四军总党代表毛泽东权力的意思。1929年红四军内部围绕朱德与毛泽东的权限范围的问题终于爆发了一场严重争论，虽然毛泽东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和战术方针比较接近实际，但是由于他的专断作风也十分明显，红四军多数干部对毛都存有不同程度的意见，[ 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页171、205-207、348、357。]毛泽东曾一度被迫离开红四军，前往地方工作。最后，中共中央出于红四军统一和发展江西根据地的战略考虑，决定在朱、毛之间支持毛作为红四军最高领导，才解决了这场领导机关内部的危机，但是对毛泽东「书记独裁」的不安并没有真正消除。
杜修经、杨开明对毛泽东「书记独裁」的议论不是偶发的，它来源于中共中央，是处于转折年代中共路线、方针和工作方式急剧变化的产物。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在理念和党的作风上还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初期党内民主化思想及其实践的影响，因此对江西根据地的「书记独裁」现象颇为不满，所谓「群众只认识个人不认识党」，显然是指只认识毛泽东而不认识党。对此，中共中央别无他法，只能再次重申「增加工人领导力量，严格防止农民党的倾向」，「反对个人领导，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一类的意见。
对于有关「书记独裁」一类的议论和指责，毛泽东很不以为然。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大改组，瞿秋白曾建议毛去上海党中央工作，毛泽东表示「不愿跟你们去住高褛大厦」，主动前往艰苦的农村，为共产党开辟一条新路。毛在湘赣边界也经常向中央汇报工作，反观上海中央领导人，论资历不及昔日的陈独秀，论工作成绩也乏善可陈，却在上海的「洋房」里指手划脚，只能徒增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的反感。
综上所述，1927—1930年，毛泽东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在重大路线方面并无大的矛盾，但已隐藏着若干不协调的因素：「农民党」的问题，「军党」的问题，以及毛泽东「书记独裁」的问题，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在日后又发展为其它一系列新问题，导致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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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说明：渔夫最近在万维网上看到关于高华教授的介绍，故特地去网上搜索了这本名著。很幸运，渔夫下载了全文。因为在大陆这本书据说是禁书，（也没有见到正式的官方文件。）所以就不存在所谓的版权问题了（给自己开脱一下。）渔夫以为，新的一年开始，要有更高的目标和追求，渔夫以往这种不严谨的渔民做法也要改进一下，但渔夫自己又不是专业历史学家，所以借高华教授的名著来背书自己对毛泽东的看法。另外，这也是对高华教授最好的纪念了。我相信高华教授是愿意看到他的心血之作被广为传播，被大家看到的。如果网友嫌这里贴的慢，可以直接去网上搜一下。是一个word文档，大约1.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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