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智魁分析着二副的证词，越来越感到怀疑：有航海经验的轮机长并未听见巨裂声响，船上的玻璃窗和茶杯都没有震坏，人员一个个完好，没有震伤，这一点证明：“ 水下攻击”不可思议。
这是归国华侨学生在大连造船厂参观正在制造的“跃进号”万吨巨轮（资料照片）。
本文摘自：《红墙见证录》 作者：尹家民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船上的玻璃窗和茶杯都没有震坏，人员一个个完好，没有震伤，这一点证明不可能是“水下攻击”。
周恩来颇有些激动地说：“这样一些临时从四面八方凑起来的人，心神不定，情况不明，乱糟糟地将一条万吨巨轮开出去，请问，怎么不出事故？”
震动世界的新闻：
1963 年5月1日，我国第一艘自己制造的1.5万吨的“跃进”号大型货轮，开始了中国开往日本的航程。当时中日之间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跃进”号是根据廖承志 --高奇达之助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备忘录首航日本的。船上装载着万吨玉米和3000多吨矿产及杂货，鉴于当时台湾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海上活动，以及中美、中苏、中日，还有与南朝鲜统治集团的复杂关系，“跃进”号在生疏的海道上紧绷着自己的神经。
1957年8月，萧劲光（左）陪同周恩来（中）在青岛检阅海军舰艇部队。正是五一佳节，北京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
下午2时左右，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周恩来听完电话，脸色顿时严峻起来：“跃进”号货轮在赴日途中突然沉没！
周恩来立即给海军打电话，命令“立即派军舰去营救”。“跃进”号是怎么沉没的？5月2日，日本“全亚细亚广播电台”捷足先登，抢先在它的新闻节目里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中国国产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跃进’号在赴日途中因腹部中了3发鱼雷而沉没……”
“ 跃进”号被鱼雷击沉的说法，在全世界迅速传开。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做出反映。美国声明说，他们当时没有海军船只在那个地区活动。美国人还说，不像潜水艇打的，是中日战争时期布的水雷没有清扫干净，触雷而沉。日本人说，那里根本不是水雷区，那是我们的渔场，渔民经常在那里打鱼，从未发现过水雷。美海军部长还专门召开记者会，叫太平洋舰队司令出来作证，说他们没有派潜水艇到这个海区活动。南朝鲜也声明，他们没有潜水艇。
“跃进”号沉没的消息传到国内，一时议论纷纷。有的说，是新造的万吨船质量不过关，经不起大浪的冲击而沉没的。有的说是选择的航线不好，因为航区附近就有暗礁。
这艘船有59名船员。据日本日中贸易促进协会方面通知，这些船员分乘3艘救生艇在海上漂流时，遇日本渔船“壹歧丸”号救起后，立即转登上这个海域的日本巡视船“甑”号，这些船员已经由我国派往营救的护卫舰接回，现正在返回祖国大陆的途中。
而被救起的船员从日本巡视船和中国护卫舰发回的消息十分肯定：“跃进”号因敌对潜艇发射两枚鱼雷袭击沉没，那潜艇极有可能是美国潜艇。
北京是谨慎的。在查明确实原因之前，不能贸然宣布沉船原因，这牵涉到激化国际关系，牵涉到战争。
“跃进”号的沉没，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它一时成了世界头号新闻，也成了一个谜。
船员们抱定一个词：“就是鱼雷！”
夜里10点。上海打捞局局长张智魁边穿衣服边抓电话，这位老八路出身的打捞局局长已经习惯了深夜里的电话铃声。
“你是哪里？”
“张局长吗？我是市委！请你立即出发，11时以前赶到上海大场机场！”
“什么事？”张智魁问。
“你什么也不要带，只带上洗漱用具！”对方所答非所问：“你到机场以后，向东海舰队作战处杨处长报到。”
汽车从纵横弯曲的上海市区街道穿出，呼啸着奔向机场。张智魁迅速做出判断，他此行一定与“跃进”号沉船事件有关。昨天报纸上登载的两则消息，他已经牢牢记在脑子里，一字不差。
沉寂的机场一片紧急气氛，一架飞机已经发动引擎，像一个展翅欲飞的怪鸟。
杨处长同张智魁握手。张智魁马上看到了后面走来的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中将。他们已经在打捞海军418潜艇时熟识了。
平素对朋友十分和气的陶司令面色严峻：“请你随‘跃进’号船员一起乘机赴京，你要通过与他们的谈话，了解货轮沉没情形，并做出初步判断！”
他那高大的身子钻进机舱，40多名“跃进”号船员用恐惧、惊慌的眼神打量着他。然后低下头或扭过头，尽力回避他的目光。此刻，他理解船员们的心理状态：“跃进”号首航本应该是引以自豪的，中途遇难沉没，当然会使船员惊惧、痛苦、羞涩，感到一种莫大压力，有一种灾难临头难以逃脱之感。他们似乎认定这位陌生的大汉是法院或公安部门的审讯或监视员。
“我是打捞局长，只不过与你们同去北京，聊一聊沉船情形……我们是准备打捞的。”张智魁诚恳的声明和友好的态度，丝毫没有使那些呆若木鸡的船员动容，甚至没有人报以尴尬的一笑。好像他们事先约定，一律不准向外人吐露真言似的。
机舱内寂静异常，只听见飞机飞行的“咝咝”声音。
张智魁主动找轮机长和大副攀谈。
“请问轮机长，这艘‘跃进’号的性能怎样，设计制造方面有无缺陷？”
轮机长看上去是一个老实人。
“这是大连红旗造船厂造的。设计、制作都很优良。这船自动排水能力强，满载时即使一个舱进了水也不会沉没。”
“你离船时情形怎样？”张智魁问。
“我是在船已倾斜的时候最后一个从底舱爬出来的。上来后见大家正慌乱呼喊着穿救生衣。船长在那呆得像块石头，也不穿救生衣也不肯上救生艇，是大家把他拉上救生船的。只有政委跑上跑下，指挥弃船撤离。”
“船从出事到沉没海底多长时间？”
“我们离船以后还不断回头看，大概3个小时后才消失。”
“那么，据我所知船上有一个密封的游艇，有发动机，可坐几十个人。如果乘用它，你们都可以安全回到上海，为什么不用呢？”张智魁问。
“我也不知为什么没用。后来看见它漂在水面上摇荡，绳子连着大船，日本渔船开过去，砍开绳子，把游艇拉走了。”
张智魁心中一阵痛惜：一条崭新的游艇可值三四十万元，竟白白被别人顺手牵羊！
“请问沉船的原因是什么？”张智魁问。
二副回答得不假思索：“敌人鱼雷打的。”
“你听见和看见什么了？”
“我离船前听见两声巨响，有两股水柱冲开船舱喷得很高。”二副边说边比划。
“怎样证明是敌人鱼雷打的？”
二副说：“我们下了小艇之后在海面上呆了一段时间。再走远一点回头看，我看见一只潜艇在沉船区域露出水面，有三个美国兵样子的人在艏楼哈哈大笑。”
张智魁分析着二副的证词，越来越感到怀疑：有航海经验的轮机长并未听见巨裂声响，船上的玻璃窗和茶杯都没有震坏，人员一个个完好，没有震伤，这一点证明：“ 水下攻击”不可思议。至于沉没时间，水雷引起爆炸可导致几分钟内沉没，而不可能在海上浮漂3个小时之久。尤其是二副的答问中常常缺乏起码的航海知识。
他单刀直入：“有触礁可能吗？”
二副断然否定：“不可能，没有礁石。”
“海图上不是标有苏岩礁吗？”
“海图规定苏岩礁外15海里转向，我们的船还没有转向，证明离苏岩礁尚远。”
“一路情形怎样？”
“一路没见任何礁石，水深40至80米，风平浪静，能见度高。”
张智魁一边询问一面引导着：“触礁和爆炸有不同感觉：触礁是觉得突然拖了一下，好像拖在泥上，声音也沉闷；爆炸呢，声音剧烈，先是声音，然后是震颤的感觉，这种震颤还不至于造成船体倾斜。”
“我有后面这种感觉……”二副赶快附和“爆炸”说。
张智魁暗暗叹了一口气。在关系到国家经济利益、国际影响甚至有可能引起战争的沉船事件中，这些当事者究竟是怎样一种心理状态？是为了推卸责任，还是为了隐瞒什么？
“不像是鱼雷。”他的脑海里已经有了这个初步判断。当然，他也知道自己这种见解一旦提出，会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这些船员到达北京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船长和三副、三管轮以上的船员，了解情况，周恩来按他一贯的作风，问得很细。
船员们回忆说，他们听到“通”的一声，说好像船左舷水下，遭到敌人的“攻击”，发生爆炸。又有人说看到黑影，“肯定是潜艇，发射鱼雷后就逃走了”。船长表示怀疑：只听“通”的一声，哪像鱼雷爆炸，是不是触礁？但是，多数人都认为是与敌人交上了火，而且大敌当前，忙乱一团。万吨轮倒是不紧不慢地下沉，可船员们当时都束手无策……要知道，当时还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盛行的年代，为了这次“政治”任务，换了船长，因为原船长是解放初期参加著名的香港海员起义从海外回国的，在反右期间说了几句过激的话，而记录在案，在这次远航之前把他调离了。而原在远航船上的56名船员中，个个都像过筛子似的筛了又筛，查了又查，除本人历史、表现、家庭出身，父亲、母亲、祖父、祖母，甚至连表叔、表弟、外甥、娘舅这些关系都查了。有22名船员“不符航运条件”而被调离。调进来的人有的从未跑过远洋，好多人都本行业业务很生疏。拿二副来说吧，这是个独当一面的重要角色，可是新来的二副不仅没跑过远洋，而且已离船三四年，他业务生疏，对雷达、台卡这些重要的导航仪器都不熟悉。
周总理问二副：“那个黑影是什么形状？”
二副摇了摇头，表示不清楚。
周恩来又把目光转向船长：“你实事求是地谈谈你的看法。”
船长说：“我从海军刘副参谋长那里证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到过爆炸声很小但威力极大的水雷或飘雷，所以我认为跃进号沉没很可能是触礁。”
船上的政委不同意船长的说法，他的理由是船行驶在的航线上，出事前15分钟测定船位，距离前面的礁岩还有9.8海里。
周总理又问：“你们是怎么定位的呢？”
大副支持船长的看法，他说：“当时没有岸标，加上天气不好，只能根据计程仪上得到的距离，再根据电罗经定位，在航海上这只能是概位。第二天天气始终不好，无法进行天文定位。”大副还说，“船上的仪器设备质量不高，有些根本不适合远洋航行的要求，这各种各样的误差加在一起，很可能使船偏离规定的航线。”
周恩来没有做结论，他建议再进一步调查，此事要请海军帮忙。
改由陶勇当指挥
一开始，海军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责成东海舰队与交通部门协商，迅速组织调查沉船原因的海上编队，并指定由东海舰队常务副司令周仁杰、第二政委段德彰负责。当时周仁杰正在北京开会，海军周希汉副司令把他找去，将周总理的指示和海军的决定告诉了他，要他立即去总参谋部参加杨成武副总长召集的部署调查“跃进”号沉没原因的会议。
从杨副总长那里接受任务后，海军立即派专机把周仁杰送回上海。周回到舰队，立即向陶勇等人传达了上级指示，在吴淞码头设立了指挥所，要求准备出海的各分队于5月5日12时以前做好出航和战斗准备，待命行动。
1963年6月4日，陶勇（右）调查“跃进”号事件远航归来，海军政委苏振华前往迎接。5月上旬，上海依旧是暮春的清凉天气，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一派繁忙景象，各种人物进进出出，神色匆匆。
5 月12日，周恩来总理来到上海，亲自检查海上调查的准备情况。他首先听取了上海和东海舰队负责同志关于出海编队的汇报。当汇报到编队领导干部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插话说：“这次东海舰队出海调查‘跃进’号是个很重要的任务，怎么舰队司令员、政治委员不亲自出海呢？”
周仁杰回答说：“出海编队指挥员是由海军指定的。”
周恩来点了点头：“呵，我知道了。”
陶勇说：“编队指挥问题我们回去再研究一下。”
周恩来接着问：“你们出海的船只准备好了吗？”
周仁杰回答：“根据总理的指示，我们已抽调了舰艇和船只，上海市抽调了潜水作业、打捞救生船3艘，即‘和平60’号、‘救捞1’号、‘救捞8’号。全编队舰船10艘，人员1097名。”周仁杰又把出海的准备工作做了详细汇报。
返回上海的打捞局长张智魁汇报了潜水作业的准备情况。
周恩来见无人再说什么，做了一个总的发言。他说：“你们这次出海查清‘跃进’号货轮沉没的原因，是个重要任务。查不清‘跃进’号沉没的原因，就不好对外发表公告，这件事关系到我们的国威军威。所以你们不能把这次到远海执行调查‘跃进’号的任务看简单了。这是海军成立以来，首次到远海执行的一项复杂任务。你们调查的海区，来往的各国船只、飞机很多，一定要防止发生涉外事件，同时还要准备国民党来袭击我们。”
舰队的领导都在忙着记录周恩来的话。周恩来拿起桌上的一份材料看了一下，继续说：“你们的准备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搞好部队政策教育，要把中央对你们执行任务中规定的对外八条政策和公海公约、法规向部队讲清楚，使人人自觉遵守；二是要作好充分战斗准备，以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们挑衅。”那是国际局势十分紧张的时代，也是中国刚刚开始“反修批修”的时代。海峡对面的国民党部队，除了在东南沿海不断骚扰、派遣特务登陆之外，还同日本极右势力、南朝鲜统治集团沆瀣一气。美国、苏联“两霸 ”除了互相争夺之外，又同我国形成了复杂的敌对形势。黄海、东海之外的太平洋，几股力量交聚，时时涌起战云，激起惊涛。
周恩来又拿起桌上那份文件，指了指说：“我们考虑在你们起航时，新华社将发表调查‘跃进’号货轮的新闻公告，所以你们一定要准时到达海区。”他对东海舰队的领导特意说到要在调查中搞好练兵：“你们这次到远海执行任务是一次在公海上训练的好机会，能学到很多知识，既可熟悉公海的规章条例，又可了解你们所在海区的情况。”
周恩来向张智魁详细询问有关打捞的问题：“这次出海打捞，还有什么困难吗？”
“条件比较差，没有一条潜水母船。”张智魁回答。
总理挥挥手：“明天你到码头上去看，从吴淞口到黄浦江口挑船，看中哪一条，就拿来！”
张智魁又汇报了潜水技术问题，说：“我们过去潜水最高记录是42米，而济州岛一带水深是60米左右……”
总理急切地打断：“那我们的潜水员能否下得去？比方说，你能下到多少米？”
“我可以下到40米。我们优秀的潜水员可以下到60米深度，关键是如何排除潜水病。”
总理问：“什么叫潜水病？”
张智魁回答，“18米以下为深水。因为压力随着深度增加，高压气体进入潜水员体内后变成液体。这在下潜阶段即加压阶段不会有什么问题；问题是从深水返回水面的减压阶段，随着压力减小，人体内的液态气体很快变成气泡，它可以破坏血管，破坏大脑和心脏，或者残废，或者死亡。如果让压力缓缓地减低，那就不会出现问题，这就需要水面上有减压设备--减压舱。”
总理说，“我基本明白了。张局长，你需要怎样的减压设备？”
“要有25公斤的空气压缩机，有大的储气罐，压缩机可以买到，储气罐我们没有。”
“你知道哪里有？”
“华东电业局有两个，是为了保证发电机组启动用的。”
总理转向上海市的领导：“通知华东电业局，从两个储气罐中拿来一个，还要保证电站的工作和安全，制定出缜密的措施。”
“我们水下调查还需要密封的水下照相机，国内没有。”张智魁又提出一个问题。
总理回头叫过秘书：“通知香港，立即买两架送来。这次要以打捞‘跃进’号沉船为基础，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打捞队伍，为走向海洋而努力。”
汇报结束后，东海舰队的领导回到水电路的机关大院。陶勇对周仁杰说：“关于编队指挥问题，我到锦江饭店去看望周总理时，柯庆施同志就对我说过：调查‘跃进’ 号问题，周总理都亲自出马到上海来抓，你们司令员、政委不出海好吗？我考虑了柯庆施同志的意见，想和刘政委一起，率编队出海，你和段政委负责第二梯队编队指挥。不知你的意见怎样？”
周仁杰本来就是直性子人，他已经在汇报会上听柯庆施说过这个意思，所以很快就同意了。编队指挥人员变更情况上报后，海军党委同意舰队常委的决定。这样，海上编队指挥员改为陶勇，政委改为刘浩天，并组成临时党委，其成员是陶勇、刘浩天、张学思（海军参谋长）、傅继泽（海军副参谋长）、李长如（舰队政治部主任）、陶琪（交通部海运局副局长）、韩克辛（上海海运局局长）、张智魁等8人组成。陶勇任书记，刘浩天任副书记。为了加强海上支援兵力，海军从东海、北海舰队共抽调了30艘舰艇、140架飞机，组成支援海上作战二梯队。第二梯队的指挥员为周仁杰，政委为段德彰。
大家还讨论了周总理关于做好打仗准备的意见。
谈起形势，陶勇司令员分析的意见是：大打不可能，中打有可能，小打很可能。要做小打的布置，中打的准备。他要求作战部门拟定实施细则。
周恩来关照着每一个细节
这一天是星期日。可参加调查的人早都忘了休息。陶勇已经几天没回家了。周总理当然更忙。他在上午听取汇报之后，下午又驱车到海军医学研究所，看望潜水员。
周恩来走到加压箱旁边，问龚锦涵：“潜水员在高压下，身体会有什么反应？”
“由于氧气压脉搏会减慢。”龚锦涵回答。
周恩来随手拿起加压舱上的电话对舱里正在加压的潜水员说：“你数数自己的脉搏告诉我。”
潜水员从窗孔里看到了周总理，情绪十分激动。接电话的是潜水卫生员丁章来，他赶紧按自己脉搏，然后向周总理报告：“每分钟脉搏56次。”
当压力增加到6个气压时，水深相当50米时，周恩来又拿起电话，身体微向前倾，神情专注，右手扶着加压舱，问：“感觉怎么样？”
“报告总理，感觉很好！”
出舱时间到了，潜水员们从圆门里钻了出来，当他们抬头时，发现周总理还没走，都高兴地叫起来。周恩来戴着老花眼镜，迎上去和潜水员们握手。他伸手拉住丁章来，问：“小丁，你再量量脉搏。”
周恩来一边看表，一边轻轻按着小丁的脉搏。每分钟69下。周恩来从口袋里摸出2寸长的一截铅笔头，把这个数字记在本子上。
周恩来还要去上海打捞局听汇报，临行时，他突然问随行的陶勇：“‘跃进’号舱里装的是玉米，这东西鲨鱼爱吃吧！”
“可能。”陶勇点点头。
“潜水员到舱里工作，遇上鲨鱼怎么办？”
“这问题我们没有想过。”
“这么大的问题要注意，不能伤了潜水员。”
“好，我们马上研究解决。”
5 月13日清晨，出海编队舰船挂满旗，整齐地靠在吴淞码头，等候周恩来的检阅。上午9时，周恩来在柯庆施的陪同下，来到吴淞码头。陶勇、刘浩天、张学思等领导已在码头列队迎接。周恩来身穿深灰色中山装，乌黑的头发整齐地往后梳着，显得容光焕发。他微笑着和大家一一握手，然后在陶勇、刘浩天等陪同下检阅了部队。周总理边走边喊：“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
水兵们一呼百应：“总理好！总理辛苦了！”
随后，周恩来登上海上编队指挥舰“成都”舰，检查该舰出海的准备情况。舰长安立群向总理致军礼，周恩来含笑和他握手，问他：“你们发现过‘跃进’号？”
“是的。”安舰长一边回答，一边把声呐班长陆万鑫找来。
周恩来坐在声呐室里，先听班长的介绍，然后亲自用手摇着声呐回音操纵柄问班长：“这是什么声音？”
“这是过往船只，泥土、港岸的回音。”
周恩来又问安舰长：“你们到过‘跃进’号沉没海区吗？”
安立群回答：“我们营救‘跃进’号船员时曾到过那个海区，但我们对该海区水文、气象、地质情况还不够了解。”他还向周恩来简要汇报了舰上的准备工作。
周恩来又问：“你们出海调查‘跃进’号有什么困难吗？”
安立群回答：“请总理放心，我们不怕困难，有信心完成任务。”
周恩来扬了一下手：“好嘛，祝你们成功！”
周恩来来到该舰指挥室看海图，指出“跃进”号沉没的大致方位，又询问起战士们的生活情况。等总理从另几条舰上走了一遍，又是11点钟了。周恩来就在码头食堂吃了点饭，一边吃饭一边办公。
下午3时，在吴淞水警区礼堂召开了编队出海动员大会。到会1000多人。周恩来健步走进会场时，全场掌声雷动。陶勇主持大会，他招呼大家坐下：“同志们，周总理在百忙中来到我们编队，指导我们调查‘跃进’号的工作。上午总理检阅了我们出海的舰艇部队，并登舰视察和看望大家。下午总理又亲自参加我们的动员大会，我们衷心感谢总理对我们的关怀。现在请总理作指示。”
在掌声中，周恩来走向讲台，向大家致意：“同志们，今天我非常高兴地来参加你们的动员大会。大家已经知道了，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艘远洋货轮，5月1日驶向日本途中不幸遇难沉没。这是我们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海洋事故啊！它不仅在经济上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国外议论纷纷，可是我们自己还不知道‘跃进’号是因为什么沉没的？这是个很大的事件嘛！所以我们决定海军派舰艇协助交通部到现场查清‘跃进’号沉没的原因。现在这个艰巨复杂的任务交给你们去完成！”
掌声再次响起。
周恩来继续说：“同志们，你们是首次到远洋执行这样的任务，而你们去的那个海区北有南朝鲜，南有台湾，还有美国第七舰队在那里活动。因此必须提高警惕。要准备敌人来捣乱。另外，你们这次到公海执行任务，一定要注意执行好党的政策，特别要防止误击外国舰船、飞机事件。遇到外国舰船。飞机对我舰船照相时可以警告它，但决不允许贸然开枪射击。我要求你们不能在外交上惹事，要严格遵守党中央的八条规定，并严格遵守公海法规……”
周恩来是即兴讲话，没有稿子，但坐在下面的人无不敬佩他的记忆惊人，逻辑性强，他讲“跃进”号沉没的许多数据分毫不差。
陶勇在大会上保证：“我们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不查清原因，决不收兵！”
动员大会后，天色已晚，陶勇劝周总理休息一下。周恩来说：“我们再去看看‘跃进’号的船员们。”
他们驱车来到锦江饭店小礼堂时，“跃进”号的全体船员都已等候在那里。交通部长王首道见总理到了，向大家说：“同志们，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看望大家，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大家鼓起掌来。经历了巨大风险的船员们，顿时激动不已，不少人流下眼泪。
王首道请周总理作指示。周恩来说：“同志们，今天晚上我是来看望大家的，不是来做什么指示。‘跃进’号沉没，同志们心情难过，这是很自然的，我的心情也很难过！可是‘跃进’号沉没的原因现在还不清楚，所以我们决定组织舰船到现场去查明‘跃进’号沉没的真实原因。但是问题已经发生了，我希望大家振作精神，认真总结‘跃进’号事故的沉痛教训，把坏事变好事，使我们今后的安全工作搞得好些，以弥补这次事故的损失。”
在讲话中，周恩来还向船员们询问了当时的情况：“你们船沉没后向上报告说是被鱼雷击沉的，有什么根据吗？”
有一个船员站起来说：“当时我们船正在航行中，突然船体猛烈震动了几下。几秒钟后，就是一个巨大的爆炸声，这时船尾部掀起一个几米高的巨浪，顷刻间海水便涌进船舱，不久船体就失去了平衡。根据巨大的爆炸声，我们判断可能是敌人施放鱼雷击沉的，但我们没有发现敌人的潜艇，也未见鱼雷在水中飞驰。”
周恩来抱肘听完船员的陈述，说：“这不能肯定是鱼雷击沉的，因为万吨巨轮触礁沉没也会出现类似情况。”
当听说开航前近二分之一的船员调离，周恩来奇怪地问：“为什么这样做？”
航远局一位副局长说：“主要从政治上考虑。有些人的出身不好。”
周恩来面色严肃：“政治，这叫什么政治？这不是马列主义政策，这是唯成分论。”他还听说，不将目的地港告诉大家是怕泄密，就更加生气了：“胡闹！天下哪有这样保密的？再说，我们不说日本人也会说。跃进号首航日本，在日本是家喻户晓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船员都是船的主人，既然将船交给他们，就应该信任他们。这样做，说到底是什么人也不相信，只相信自己。”
周恩来又了解了航线的制定情况，说：“这条航线的制定也是错误的……跃进号是条商船，不仅要考虑拿枪的敌人，还要考虑自然界的敌人--暗礁、浅滩等各种航行障碍物。”
随后周恩来又询问了弃船时间和安全措施等问题，颇有些激动地说：“大家想想，这样一些临时从四面八方凑起来的人，心神不定，情况不明，乱糟糟地将一条万吨巨轮开出去，行驶的又是一条危险的错误航线，请问，怎么不出事故？”
会场鸦雀无声。
周恩来的结论是：“导致跃进号沉没的原因很多，天气，船上的仪器设备，船员的驾驶技术等看来都有问题，但最主要一条是官僚主义，神秘主义，瞎指挥。”
陶勇在不停地看表，因为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总理还没有吃晚饭呢。
吃了点饭，周恩来又参加了调查编队临时党委会。夜里12时，陶勇将周恩来送到机场。
第二天上午，许多人在新闻节目里又听到，周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
发现了沉船礁岩
5月18日上午9时，调查“跃进”号的舰船编队从上海吴淞码头起航了。
这是一支庞大的编队，其中有护卫舰、扫雷舰、猎潜艇各两艘，还有4艘潜水作业打捞救生船和一条油船。全编队出海人员多达千余人。组织这么大的编队阵容，到较远和较深的公海作业，在人民海军建军史上还是第一次。正因为如此，指挥员的心情是沉重的。
“成都”舰成为编队的旗舰。陶勇等主要将领都坐镇在“成都”舰上。
天公不作美。编队起航不久，海面上的雾气越来越重，最后竟连成白茫茫的一片，海天不分。那些可以作为航海依据的水面目标和天空里的日月星辰，都被浓雾遮住了。就是站在指挥台上向前瞭望，也只能模糊地看到舰首的轮廓。陶勇下令抛锚。
到下午13时左右，雾稍微小了些，但视距仍小于0?5海里。
“ 怎么办？”指挥所人员都注视着陶勇。陶勇站在指挥台上，他正紧锁浓眉，左手举着望远镜凝视前方，右手捏着手绢不时地擦着望远镜的镜片。他明明知道雾在加重，但仍希望能在浓雾中看到自己的编队。他看了一下表，命令道：“拔锚起航！不能再等老天了！”他知道，新华社已经发布了关于我编队赴济州岛西南海域调查沉船的公告，必须按时到达作业区。
舰队慢慢地起航。
安舰长仿佛知道陶司令的心思，大声命令下级：“舰桥舰首增设瞭望室，按原航行计划前进！”
陶勇走上前去，朝他点点头。看得出，他对安舰长的安排表示赞成。
过了一会儿，在对诸种情况进行认真分析后，陶勇向整个编队下令：“各舰保持编队，必须在预定时间内到达目的地！”
“当当！当当！”舰首附近海区抛锚船只的钟声此起彼伏，唯有这支编队各舰船不时地发出雾号，仍在顽强挺进。
“我说小安哪，你说我们这样做有危险吗？”陶勇突然问起安立群。不等他回答，陶勇又接着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同困难险阻作斗争！做不到这一点，就不是一个革命者，就是一个十足的孬种！”
陶勇是有感而发的。他给安舰长他们讲起一件事：
那是5月12日，周总理乘飞机赶到上海来指导调查“跃进”号的头一天。当时也是浓雾遮天，陶勇等领导到虹桥机场迎接总理，大家都以为飞机无法降落，总理不会再来了。可正在这时，有人前来通知：总理的座机改在龙华机场降落。陶勇他们恨不得立即赶到龙华机场。可是由于雾大，汽车不得不减速行驶。好不容易到了龙华机场，却只听到有飞机的声音，怎么也看不到飞机的影子。大家的心，一下悬到半空中，直到飞机安全着地，心还在怦怦地跳着。
说到这里，陶勇情不自禁地感慨起来：“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真不简单！我陶勇第一个要向总理学习！”
夜已很深了。大海上除了舰船上的灯光外，就是不绝于耳的涛声。陶勇还没睡，他在舰上到处转悠着，从航海室到轮机舱、锅炉舱，连只能容纳一人的狭小的罗经室也挤进去看了看。他看到水兵们个个精力充沛，十分专注地工作着，甚至有人走到他们身边，都没有发觉。陶勇对此很是欣慰，连连问候：同志们辛苦了！
最后他来到驾驶室，见安立群还站在那里，就催促他：“小安哪，你也该休息了！”未等安舰长回答，他似乎想起什么，有些歉意地说：“我睡了你的舰长室，占了你的窝，你在哪里休息呀？”
安立群指了指驾驶室尾部的一个小仓库，说：“我睡那里面。”
陶勇有些不放心，走过去瞧了瞧，见这个小仓库连门都没有，进去要爬才行，连说：“委屈你了，委屈你了！”
经过一天一夜的艰苦航行，编队顺利到达了“跃进”号出事地点。
第二天开了一天会。晚上，忙了整整一天的陶勇把安舰长叫到舰长室，让他坐下，把首次去寻找“跃进”号的经过一五一十再讲一遍。这个情况其实陶勇早已知道，但他为什么还要再问呢？安立群琢磨，可能是陶司令为即将开始的搜寻工作做进一步的论证。于是，安立群把经过又说了一遍：
“5 月1日，我舰担任战备值班任务。下午2时多，无线电班长徐国兆报告：我国的‘跃进’号发出国际求救信号‘SOS’。我们立即向上级作了报告。傍晚，我们‘ 成都’舰和‘昆明’舰一起，奉命驶往南朝鲜的济州岛以南海区搜寻。翌日凌晨到达‘跃进’号失事海域。天刚放亮时，值更信号兵发现一艘汽艇。我们立即接近汽艇，发现小艇确属‘跃进’号的救生汽艇，但未发现有人。这艘汽艇的缆绳仍联结着‘跃进’号，不一会儿，‘跃进’号继续下沉，那艘小艇也不见了。又过了一会儿，声呐兵报告，发现水下有金属的回音。”
陶勇问：“是在什么位置？”
“当时航海长记下了这个位置，是北纬31度58分，东经125度15分。后来上级来电说：‘跃进’号的船员已被日本的‘壹歧丸’救起，让我们向佘山海面搜寻，找到‘壹歧丸’把中国船员接回来，我们就返航。”
“北纬31度58分，”听完安立群的叙述，陶勇沉思着说，“东经125度15分，如果这个数据准确的话，那就是说发出金属回音的地方离苏岩不远！看来，我们应该首先找到苏岩礁！今天太晚了，明天再说。”
第二天，天气依然被浓雾紧锁着，能见度很低，只能看到100米左右。但为了迅速找到“跃进”号沉船的位置，弄清情况，编队不顾大雾中作业带来的困难，立即投入了搜寻工作。陶勇命令猎潜艇“金州”、“兖州”在雾中以双艇编队搜索“跃进”号可能碰上的苏岩礁。
苏岩礁如果在陆地上会像一座山，万吨级的远洋轮停靠在它的身边会显得很不起眼。然而它沉睡在深深的海底，完全依靠水声设备去找，这就犹如大海中捞针一般。
这天下午，“金州”艇的声呐首先发现可疑目标，接着“兖州”艇的声呐也发现可疑目标。经过鉴定还不能肯定是苏岩，便又令扫雷舰“沙家店”号和“周口店”号参加进一步搜索。在扫雷舰的搜索区内，不久也发现了目标，但仍不能肯定是苏岩。这时，天也黑了，无法继续搜索了。
苏岩礁的发现，引起了张智魁与“跃进”号二副之间，在推测者与亲历者之间言辞平和而实质尖锐的争论。
“你认为船沉在什么地方？”张智魁发问，因为初步的判断关系到在礁石的何种方位进行重点探察的问题。
“应该在苏岩礁以南，因为海图标着距苏岩礁15海里转向，我们没转向便沉没了，可见离苏岩礁还远。”
张智魁问：“那你们认得苏岩礁吗？怎样知道没到苏岩礁呢？”
二副默然。他原以为苏岩礁是突兀水面向人们警告的一个标记！
悲剧的发生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概念，而潜伏在海底并无露出水面的岩礁更可怕！
第三天上午，根据猎潜艇发现的目标回音音质和幅度以及水深变化判明，终于发现了苏岩礁。
找到了苏岩礁，群情振奋，陶勇就跟战争年代一样，只是狠狠地抽吸，早忘记了疲劳，立即与其他领导一起，研究划定了搜寻沉船的区域。
5 月21日，在苏岩以南，以4艇编队进行搜索。因雾大，后改为2艇编队分区搜索。大约经过3个多小时搜索，“金州”艇声呐发现有金属回音，并看到海面上有大片油迹和气泡等。该艇反复通过目标上方，测出水深从50米突然变为32米，用磁性水托鉴别时感觉有吸力拉不动。这个情况，报告指挥舰后，陶勇命令指挥舰“ 成都”号加速前进，到达目标区后，也用声呐对目标进行反复的鉴别。
站在指挥舰上的打捞局长张智魁扒掉外衣，要下小艇去看个究竟。
“不行！”陶司令员阻止他：“你是作业的指挥，不可离开位置！想想还有没别的办法？”
“可以拖兜！”拖兜，就是将一条钢缆的两头由两条船牵引，成“U”形在海底拖拉，搜寻目标。这是张智魁惯用的土而实在的找船方法，它经常在现代化仪器、设备无计可施时高奏奇功。
“海设”、“救捞1”号在张智魁的导引下缓缓搜寻，突然看见钢缆一绷，两船都感到水下沉沉地一拉，拖住了！
在拖扫中，有两艘艇的小锚刮有白色和绿色油漆。13时左右拖到了沉船，“海设”号起锚时，锚上夹有玉米。再次抛锚时，锚钩住了沉船。至此，肯定了“金州”艇发现的目标就是“跃进”号。
陶勇他们接到报告很是高兴，陶勇在报告电文上激动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通过总参和海军迅速把这一消息报告了周总理。周恩来回电鼓励编队继续努力，一定要把“跃进”号沉没的真正原因搞清楚。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陶勇和其他编队领导一起制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用3艘调查作业船继续对苏岩礁和“跃进”号进行潜水探摸；3个舰艇分队一面担任警戒，一面探测该海区的水文气象地质等。
终于揭开“跃进”号沉没之谜
探摸海底沉船同样是困难的。
水深60米，工作船在水上摇摆不定，水下是急速奔腾搅动的暗流，两次派员下水都没有摸到确定的目标。
面对新的潜水深度和复杂的自然情况，陶勇和其他人研究后，为了保证减压舱和医疗的正常效能，决定再准备两天。
两天后，陶勇、刘浩天和李长如一起，来到“海设”号，召集潜水人员研究，确定固定船只和下潜的方法。
“把你的精兵强将派下去吧！”首次下潜失败后，陶勇仍信心很足，同时鼓励着张智魁。
张智魁决定让潜水队中的严家兄弟打头阵，让那个“敢下五洋捉鳖”的严大胆严士法第一个潜下海底。
25日早晨7时，彪形大汉严士法迎着朝霞下海了。陶勇见他那个虎头虎脑的样子，特别交代他：“遇到困难别蛮干，及时向上面报告！”
严士法“哎”了一声，穿戴好，像个巨大的螃蟹，浑身是坚硬的铁甲，但他又敏捷灵活，很快顺着那无法拉动的锚链沉到水底。
“阿士，你在哪里？看见了什么？”张智魁在船上通过线路与潜水员通话。
严士法潜到50米深的海底，黑糊糊地什么也看不到。只有窗前五光十色的海火，像节日的礼花吱吱地飞来飞去。他小心翼翼地朝前摸着。正在这时，海面上信号员发现了鲨鱼群，离作业区不远了。“跃进”号上的装的是玉米，一定会吸引鲨鱼的，这对潜水员威胁太大了。陶勇马上命令警戒部队，用汽艇把鲨群赶走。所有这些，水下的严士法是不知道的。他继续向前摸着。他的潜水鞋踢到硬东西上，伸手一摸，好家伙，是堵墙，再一摸，一排螺钉。这是沉船啊！他急促地向上报告：
“张局长，有条船！”
“你到船头摸一摸，能不能找一找标记，‘跃进’号几个字你认得吗？”
“局长，我再没文化，这两个字也认得。”
声音消失了，船上所有的人一下都紧张了起来，站在张智魁周围屏住呼吸急切地等待着，等待着。一分钟、两分钟……
“报告，”突然海底传来了呼叫：“我找到‘跃进’两个字啦，可清楚、可大了！”严士法在海里兴奋地喊了起来。
这就是第一次航行便遭了覆灭命运的“跃进”号，它静静地、悲哀地躺在大洋的水底。
接下来是按照计划进行水文调查。但大海又暴躁起来，浪沙在沉船周围滚动，张智魁决定“和平60号”在沉船左上方位抛锚，以便把工作船体牢牢定住。25日下午共抛下6只大锚。
然而，水流船移，抛下的大锚在海底悄悄移位。第二天测量，船位前后移动100米，左移动60米，船头方向移动100度！清晨第一名潜水员下潜时，四下茫茫皆不见，“跃进”号又同它的探寻者捉起了迷藏，竟然找不见了！
召集紧急会议。潜水员们提议布设一根海底导索同沉船相连，这样便牵住了沉船小辫，不用每次重新找寻沉船了。
隐约的马达声由远而近，由沉闷变得尖利刺耳，飞机来了，它公然在我船队上空低飞盘旋，那飞机上分明标着美军徽记。飞机上竟有人探出头来，举起相机“咔咔”拍照。
据统计，在调查作业期间，美蒋有几十艘舰船在周围活动，仅美军飞机就有27架次在我舰船上空低飞盘旋、侦察照相。陶勇一见到这些“东西”就来气，多次指着美机吼道：“要是能让我开火，我就把你们这些飞贼打下海去喂鲨鱼！”
但他不会这么鲁莽。他向所有的战斗舰船发出命令：“警惕美军挑衅！但在对方无军事行动时一律不得擅自行动！”
一天，陶勇在前甲板观察编队的行动，突然有两架美机低飞而来，在“成都”舰上空盘旋俯冲，最低高度仅有百把米。编队参谋长聂奎聚和舰上的几位领导见此，出于对陶勇安全的考虑，赶忙跑过去劝他回指挥室。但陶勇没有动步，望着空中喊道：“我不回指挥室！我陶勇站在这里，就是要看看美国鬼子在耍什么花招！”
几天来气象没有好转，风浪依然很大，舰船颠簸得十分厉害。护卫舰、调查作业船有时要摇摆35度，猎潜艇摇摆45度，90％的人都晕船。陶勇还是经常上甲板，他不怕。似乎世界上还没有他怕的东西。由于晕船呕吐，许多人都吃不下饭。陶勇就把专为编队首长做饭的陈师傅找来，交代他去指导指导炊事班的同志，把大伙的饭菜做得可口些。“成都”舰政委朱汉山是吐得比较厉害的一个，胃病也发作，而鱼雷指挥仪兵王志良都吐出了血，陶勇很是着急，跑去看他们，从兜里摸出一个纸袋，说：“临上舰时，医生给了我几粒‘仙丹’，我不晕船，你们吃吃看，能不能好点？”他说的“仙丹”，并不是什么好药，陶勇上舰前还在发烧，医生不放心给他几粒保健药。这些药对晕船是有效果的。服下后，他俩顿时好受些。
经过10多天的奋战，编队终于圆满完成了调查任务。经过72人次的潜水员探摸，终于摸清了“跃进”号沉没的准确位置和确实原因。“跃进”号的准确位置在苏岩礁方位148度、距离1?2海里，即北纬32度06分、东经125度 11分42秒。其沉坐状态为船身左舷平卧海底，船首向北偏东15度。破损情况是，摸到破洞3处，凹陷5处，舭龙骨折裂一处。对苏岩礁的探摸情况是，在其西南角处发现一块长约3?5米、宽不到1米的平坦岩礁，岩礁有遭受触撞的明显痕迹，在被撞处的周围有很多岩石碎片，当时还取回8块。有3名潜水员在水下见到部分礁石上有紫红色油漆皮存在。同时对“跃进”号船体3段合拢的两条焊缝，经多次核查，未发现破损或异常变化。至此，终于弄清了“跃进”号并非鱼雷击沉，而是触礁沉没的。也排除了对造船工艺有问题而沉没的猜疑。“跃进”号在岩礁给它致命一击之后，拖了长长的两公里路程，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才沉入水底。
6月1日下午，编队传达周总理通过总参转达的指示：鉴于调查作业已基本完成，编队应于6月2日、3日返航。
6月2日清晨，编队最后一次组织潜水复查，取出了“跃进”号航向记录纸、国旗和有关资料。除弃掉“海设”钩住船舱的一只锚外，其余器材俱已收拾齐备。水面上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编队撤离作业区，新华通讯社同时发出了电稿：
新华社奉命发表声明
中国交通部为了进一步查明“跃进”号沉没的真实原因而派出的调查作业船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协助调查的舰艇在苏岩礁周围海域经过15天的调查作业，在北纬 32度6分东经125度11分42秒处发现沉没了的“跃进”号船体，经过周密调查，已经证实“跃进”号是因触礁而沉没的。
张智魁曾提议打捞沉船。但鉴于有关国际保险公司（“跃进”号购买了该公司保险）愿付出能购买两条“跃进”号的保险金，中国政府决定不再打捞“跃进”号沉船。
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只是对于跃跃欲试的打捞局长来说有点遗憾。
1963 年6月4日，调查编队顺利抵达吴淞军港。罗瑞卿总参谋长专程赶到上海迎接。下午3时，“成都”舰靠岸。全体官兵按照水兵的礼仪，热烈又依依不舍地欢送陶勇等编队首长离舰。陶勇和官兵们一一握手话别。和舰长安立群握别时，陶勇特意嘱咐他：“好好评功，好好总结经验。那个王志良你们要送他到医院看看。”
安立群大声回答：“坚决执行首长的指示！”
陶勇笑了，握着的手使劲甩了甩，说：“好吧，下次有机会，我还要来占你的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