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 证“文 革” ？ 2012-1-6 《动荡的青春》的作者是两个和我年龄相仿的人，用两个人的对话，口述我们这代人的成长史。当我拿到这本书时，我脱口而问：作者是不是干部子弟？因为我读到 的关于我们这代人经历的书，看到的影视，不能说是全部，但大部分都是干部子弟的作品。就是在反右五十年后，文革四十多年后，上山下乡四十年后，还是清楚的 感觉到话语权握在谁手里。 干部子弟虽然有些在文革里因为父母的短期被“打倒”，而受到牵连，也遭过罪，但比起普通的工人，职员，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子女来，要幸运得多，更别说与黑五类的子女相比了，那是人间与地狱的差别。所以我一直认为他们的经历决不能代表这代人的普遍经历。《动荡的青春》的作者依然是干部子弟，看来这个怪圈是很难冲出去的。但毕竟是同一代人，随着阅读的深入，我还是跟着作者们一起“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作者叶维丽父母是新华社的，祖父和外祖父是“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父辈都受到了最好的教育，抗战爆发后，父母参加了共产党。另一个作者马笑冬父亲是商业部的，祖父辈家境一般，富农而已。父母也是抗战时期参加共产党。这两个人素昧平生，都在上世纪80年 代相继出国，后来在波士顿相遇，一句：“哪一届的？插过队吗？”两个中国女人“接通”了。她们决定每个星期碰一次面，对着一部小录音机，“话说从前”。为 什么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作者说：“我们需要认真清理自己的历史，包括我们做过的错事、走过的弯路；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一样，从一出生 就得到新成立的共和国的悉心塑造，也没有哪一代人的生命轨迹像我们一样，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状态如此重合。清理这代人的历史，涉及任何评价共和国的历 史。”她们还说：“我们不是在‘记录历史’，而是在今天的语境中，用新的眼光，带着新的问题，来重新审视自以为烂熟于胸的过去。”她们的讲述是从祖父辈开始的，这样的开始有“认祖归宗”的意思，也想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对于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她们自己的经历，尤其是文革以后的。（一）各就各位叶 维丽小学是在实验二小读的，马笑冬小学是在兵马司小学读的，一个是顶级“宝塔尖”学校，另一个是平民学校。对于小学的回忆，两个人都是同样的阳光灿烂。对 于小学老师给予她们的教育，至今牢记。只是叶维丽在“宝塔尖”小学时已对“等级”有了模糊的感觉；因为那些小男生们可以娴熟的谈论什么级别的人坐什么车， 讨论“吉斯”、“吉姆”、“华沙”和“伏尔加”的不同。开家长会时来的尽是中央首长，警卫员前呼后拥，小汽车排着队。而在平民小学的马笑冬还是懵懵懂懂 的。说 起“好”学校和平民学校，其实文革前北京的中小学和现在的中小学一样，也不是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不同的是文革前是按阶层区分的，而现在除了阶层以外，有钱 就可以长驱直入了。文革前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女多能进入教育资源配置比较好的学校。就像我的小学是在北大附小上的。座落在王世襄别墅里的北大附小，只接纳北 大教职员的子女。北大附小的附近有一座平民小学——成府小学，入学的是居住在成府、蓝旗营胡同里的孩子。一些教育资源配置极优异的学校；像北京小学是招收 市府，市委的子女、景山学校虽然是实验学校，大部分是中宣部的子女。十一学校，八一学校这些学校只定向招收军队干部子女。文革前中学虽然是凭分录取，在 “好”学校里依然是高干和高知子女云集。我的初中是在一座平民学校读的，学校就在清华南墙外，除了一座教学楼和很小两个操场外，就是一排给学生用的简陋的 厕所在后操场上羞答答的趴着。 文革时，在八一学校办了个揭露“联动”的罪行的展览，学校组织我们去看。印象非常深的是展板上拿我们学校和八一学校比，“八一”的校园面积是我们学校的十几倍，其他的就不用说了。我们在参观八一学校的校园时，就像一群小“刘姥姥”。其实差别从幼儿园就开始了。 “三年困难”时，作者们有过中午就把晚上的饭票用了，晚上只好吃姜充饥的日子。等到1960年下半年，她们的父母就有了新的待遇：17级以上的干部每月供应一斤糖，两斤黄豆。13级以上的干部每月再加上两斤肉，两斤蛋。老百姓称他们为“糖豆干部”和“肉蛋干部”。记得我的父母属于“糖豆干部”。 “据一个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全年）”。这个落差凸显了巨大的等级差别。所有的人在自己的阶层里各就各位。（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在1964年左右，政治空气愈加浓郁，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样字眼频繁的出现在报纸上，广播里，出现在书籍和电影里。叶维丽回忆：“如果说在我们小时候，白雪公主和刘胡兰是可以和平共处的，那么经过革命化以后就只剩下刘胡兰了。”“老师们开始小心翼翼，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师更是夹着尾巴做人了。”在这个时期，中学生们逐渐知道了自己的“家庭出身”。“革命干部”、“革命军人”是最优越的出身。此时正是中学生的两位作者为自己的出身有了优越感。叶维丽所上的师大女附中还专门给干部子弟开会，告诉这些中学生，干部子弟比一般人的担子重，老子打江山，要靠你们来接班。这样的教育让作者们产生了责任感——我们是革命的后代，我们不接班谁接班？在师大女附中“不管多么不起眼的同学，只要家庭出身是‘革干’满15岁就入团。”所有这一切都使干部子弟成了特殊的阶层。为文革做了铺垫。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每个人都有自己记忆中的‘文革’”。几十年后叶维丽想起卞仲耘校长的惨死仍会战栗。而马笑冬的妈妈是一所中学的领导，文革中九死一生。叶维丽讲述了卞仲耘被打死的经过：1966年8月4日的下午，七八个学生冲进卞仲耘和另一个胡志涛副校长的房间，殴打她们两个，卞仲耘回家告诉她的丈夫说“他们打我就像打死一条狗一样。”但至今没人知道8月4日动手打人的那些学生是谁？8月5日早上卞仲耘与丈夫握手告别回到学校，而胡志涛去了北京市委，寻求保护，市委不管，支到中学文革办公室，那里也不管。胡志涛向各级组织求救：“我们的生命没有保障了，”但这时从区委到市委都已无能为力。8月5日的下午校领导被押着游街，广播里叫大家都去看。游街时，殴打又开始了，是用带钉子的木条打的，一打一个血窟窿，还往身上泼墨汁。批斗会上校领导们轮流上去批判自己，接着是劳改；让她们担很重的黄土。胡志涛记得卞仲耘轻声的说：“担不动怎么办？”这可能是卞仲耘说的最后的一句话。担不动就打，打得最厉害的时候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到底有多少人动了手？没人说得清楚。后来校领导被分头带走，在学生的监督下劳改，胡志涛是在文革前的一个模范学生监督下用手去抠厕所便池盖。卞仲耘被带到学生宿舍楼去劳改，她倒在宿舍楼前再也没有起来。被放在一个垃圾车上拉到后院。这时的卞仲耘已经大小便失禁，衣服与血肉沾在一起，眼睛里满是沙子，气若游丝，身上盖着破大字报纸和一把扫帚。一两个小时以后才把她送到出了校门几分钟就走到的邮电医院，到医院不久就死了。死亡证明上写着：死因不明。8月6日早上叶维丽和同学们听到了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广播，非常简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卞仲耘死了，死了就死了。”这句话叶维丽终生不忘。 马笑冬问：打人的是不是红卫兵？叶维丽回答：大家印象8月5日那天，她的学校还没有红卫兵组织。 马笑冬又问：发起人是干部子弟吗？叶维丽回答：我相信是以干部子弟为主，当时革命是要有资格的。我觉得强调这点很重要。而且我也相信，一旦红卫兵成立，这些人可能都是红卫兵。但8月5日那天她们不是以红卫兵的名义干的。卞仲耘死后至今没有人站出来承认打过人。“一群中国最好的女校的学生，怎么能在‘文革’开始两个月之内就做出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来？”叶维丽又提出了这个文革后被无数次提出的问题。叶维丽困惑的问：“如何解释我们这代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所作所为。有人坚持“文革”前受的是“净化灵魂的教育”，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长大，但若果真如此，该如何解释“文革”初期我们中间很多人凶神恶煞、伤天害理的行径？有人说这代人从小就喝狼奶长大，只知道仇恨和阶级斗争，和“世界优秀文化”隔绝，成为“打砸抢”式的的红卫兵顺理成章。但如果这代人生命的底色是黑暗的，从小灵魂就是曲扭的，又该如何解释他们在“新时期”伊始，即在各个领域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冲锋陷阵？这个“后劲儿”从哪里来的？插队的经历固然使我们这代人意识到中国社会不变不行，早年的教育有没有起作用？”马笑冬：“至少在我们的教育里不反对暴力，革命暴力是合法的。革命就意味着暴力，我过去是相信这个的。”叶维丽：“那时候最常听到的毛主席语录，就是他在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一段话，它成了对革命最权威的定义，被反复引用。”马笑冬：“你说的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叶维丽：“还有‘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文革时，越是干部子弟集中的学校，革命行动越是暴烈的形式展开。我上的是平民学校，所以没有很惊心动魄的事情，可当教学楼上飘着巨幅“对联”时，我也是很肝颤的。但并没有认为这是不对的，以为革命就要这样，只恨自己投错了胎，没有这样革命的资格。所有的学生受到的是相同的教育。只不过是阶级路线和血统论把人们划分成不同的等级，最下层的是黑五类，按照阶级路线和那幅“对联”，生生世世不得翻身。一个标明以消灭阶级压迫为己任的政党，在掌握政权以后，不遗余力的划分阶级，森严等级。鼓吹阶级斗争，人为的制造出不同阶级之间势不两立，剑拔弩张的态势，进行阶级压迫。所有的这些，在文革中达到了顶峰。（三）矫枉必须过正没过多久，风向就变了，领袖明确的把斗争矛头指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卫兵的父母纷纷落马。这让以父母的革命经历和官阶为资本而自认为天之骄子的老红卫兵的处境江河日下，于是他们“联合行动”起来，与“中央文革”对抗，“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自嘲自己成了“天桥打场子的”。叶维丽说到那时老红卫兵的一个特征，的确很有意思，就是在1966年夏天，干部子弟是怎么旧怎么穿，到了年底，随着老红卫兵的衰败，“这个时候干部子弟的血统高贵不再以穿着朴素为标志，而是以穿着豪华为标志。”一群头顶羊剪绒帽子，身穿将校呢大衣，脚蹬将校靴，屁股下面是辆二八锰钢车的男“老兵”，有的车后座上还驮着围着拉毛长围脖的女“老兵”在北京大街上呼啸而过。那时没有“酷”这个词儿，就是一个“狂”字。“联动”的袖章是一尺多宽的红绸子做的，这尺寸和质地都标明着干部子弟无法舍弃的特殊身份。不过，我的记忆中，长拉毛围脖在那时好像还没有出现，记得学校里有个女红卫兵，围着一条有着三四种色块的开司米围巾，非常漂亮，醒目，我羡慕不已。就像叶维丽这样的干部子弟也惊讶原来中国的将校服这么考究，还有华贵的皮帽和高级皮靴，虽然穿在这些青少年身上不太合身，也足以显示“贵族”身份了。因为我的学校干部子弟不多，父母的级别也没有太高的，“老兵”也没成什么气候，大概有七八个人，占据了一楼的一件屋子，男老兵穿着大白回力球鞋，横着膀子走路，女老兵的柳眉都是立着，见人不理。可是我们还是经常从楼上探出脑袋窥测他们的举动，不是监视，而是很感兴趣，觉得他们真够狂的。叶维丽谈到：“联动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它是比较早对‘文化大革命’提出质疑的，提出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甚至提出‘取消一切专制制度’。你可以说是因为这些人自己的特权地位受到了威胁。联动骨子里透着血统论，虽然它对‘文革’有一定的批判。” 马笑冬问：你为什么对它那么感兴趣？你也是这个阶层的一员哪。叶维丽回答：我可以说从小就混迹在其中，可是我若即若离，越到后来越不认同，甚至很反感。我想是因为它太讲等级了。叶维丽最后的这句话说到了问题的本质，在文革开始以后，干部子弟或者老红卫兵赤裸裸的表现出很强的谋求政治和社会特权的意识，利用家庭出身的问题歧视和侮辱出身不好的学生，已经激起了社会和很多学生的强烈的反感。后来越来越多的出身“中等”或“不好”的学生站到了他们对立面。虽然联动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打击老干部没有错，但当联动被中央文革镇压时，社会上基本是无动于衷的，没有人同情他们，还有不少人暗地里称快。想是因为老红卫兵对中央文革的反抗，很明显地带有维护自身利益，甚至是维护特权利益的目的。“文革”时期青年的反思多是从切身利益受到伤害开始的，只是老红卫兵开始得比较早一点。无论是王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是都梁的《血色浪漫》都写到部队大院的那些革军子弟的“贵族”生活方式，但他们不是始作俑者，而真正的老红卫兵们却没怎么写过对那段日子的回忆。 网上评论： 回复 ：一般而言，革命都靠知识分子精英和群氓，精英领导群氓，革命胜利后，新的社会秩序按照精英的理想和观念来安排，程度不同地照顾到群氓的利益。毛革命因为他觉得农民太可怜了，所以以为革命之后要穷人说了算。实际上不可能，也做不到。真正参加革命的老实农民相信共产党可以创造一种合理的新秩序，就回家过日子去了。流氓无产者不想干活吃饭，就拿他们反正一无所有出来革命的经历当本钱，要官，要待遇，等等。并且学会了共产党的一套“嗑”，振振有词。毛拿他们没办法，或许也认为他们就代表了农民，于是就偏向于他们。相应的政策也都是这个味道。结果实际不过是农民起义的翻版。虽然在搞工业化，但是骨子里还是农业社会的流氓无产者。结果是乱七八糟。文化堕落。 最近在网上有高华讲座《再探林彪事件》和《毛泽东何以发动文革》的视频，听了以后，很有收获。 我觉得，毛在49年前，思想上是反独裁、反封建的，49年后的个人崇拜，导致他自己又实行封建、独裁，出现了文革这种极端的现象。马克思所说的社会财富充分涌流后进入共产主义是可能的，不会是暴力进入共产主义。 回复 ：毛的真正理想是什么恐怕他自己都说不清，如果是所谓的消灭剥削阶级实现世界大同，不靠流氓无产者靠谁？ 我认为，毛建国后的失败就在于向流氓无产者或流氓无产者倾向的投降。找不到实现他当初理想的真正力量。 都是切身利益惹得祸。：就怕这种“后怕”仅仅止于咱们这代。 ：联动的大起大落，表明了这些干部子弟内心对自身特权利益的诉求，毫无遮拦。 ：原来以为联动的历史位置已经很清楚了，今天才知道他们不是这样想的，这是很可怕的现象。 他们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红色恐怖！现在想起来还真后怕。活到60多，实属不易了 。 ：对“革命口号喊得最激烈的，骨子里却是非常腐朽的”人的认识是文革给予我的经验之一。 当年红卫兵的兴起就如同希特勒与纳粹的关系。他们后来反戈一击也是因为失宠而宣泄。有文章记叙：联动冲击公安部时贴标语‘遥忆当年送沙果，江青阿姨真爱我’，道出失宠后的哀叹。我看知青下乡也是受了他们牵连呢：红卫兵娃娃们真不省心，干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联动永远不值得同情，他们欠黑五类及子女们的一个忏悔呢！ 那场“革命”最有意思的就是，革命口号喊得最激烈的，骨子里却是非常腐朽的概念。联动如此，张春桥也如此。 联动的红色恐怖证明了联动从历史的角度讲始终是反人性、反人道、反人类的，任何理由都不可以原谅！ （四）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浪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心碎的汽笛长鸣。……1968年底，叶维丽去了山西雁北插队，马笑冬去了云南西双版纳。我比她们走得早点儿，是在68年的秋天去了内蒙古呼盟农区插队，我记得那列把我们这1300名知青运到乌兰浩特的专列也是下午驶离北京站的，所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淋漓尽致的抒发了我们离开北京时对故乡和亲人的依恋与伤感。马笑冬谈到她是带着英雄主义的热情报名到云南的，那时候她就是要去最远最艰苦的地方，如果可以去西藏，她会更兴奋的。叶维丽不解她怎么还会有这么多的英雄主义和浪漫情怀？：“‘文革’中你妈妈的经历对你没有负面影响？”马笑冬当时并不知道她妈妈的被剃光头，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细节，只知道妈妈每天戴着个帽子去学校。她向往过火热的生活。应该承认，在刚开始报名上山下乡时，有相当一部分的中学生是怀着对广阔天地的美好憧憬去的。和马笑冬一样，以为会过上《军队的女儿》和《边疆晓歌》一样激动人心的日子。我是自己主动报名去牧区的，我向往着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的自由，浪漫的生活，像龙梅、玉荣一样每天骑着马放牧着公社的羊群。1968年父亲早已被关在牛棚里了，妈妈每天灰头土脸的到单位里去“运动”。我带着妹妹天天在家混日子，练得一手好面食，蒸馒头，金银卷，懒笼、烙油渣饼，像模像样的。可还是提心吊胆的生怕“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再来抄家，来贴批判父亲的大字报。心里明镜似的知道根本没希望留在北京，压抑和惶恐不安使我想早点离开北京。可就是想去牧区的愿望也因为出身不好没能走成。等农区插队开始时，像我这样的狗崽子都一锅端了，用叶维丽的话说：“当农民不用政审。”父亲也因为我去插队，被格外开恩从牛棚放回家一天，与我告别。马笑冬喜欢兵团的生活，不愿意去插队，叶维丽问：“真的，是因为你喜欢过半军事化的生活吗？”马笑冬回答：“有关系，只有在这样的集体中才能保持生命的活力。” 叶维丽选择去山西插队，“插队自由一些，我这个人不爱受纪律约束。”开始我也是愿意去兵团的，因为兵团里有人管，还有工资发，还有军装穿。可我是没有资格挑选自己想去的地方，这也是我和作者们的差别。塞翁失马，多少年后我庆幸没去兵团，因为插队虽然苦、穷，可终归有一些宝贵的自由。那时候有一些中小学生因为年龄小，或者非要去没有安排接收知青的地方去插队，想尽办法，自已坐车，扒车也要去，被截下来的时候，就软磨硬泡，写血书，表决心，终于达到了目的——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的一个朋友，就是历尽辛苦到西藏插队，几年后回到北京，带回了一身伤病。 可以说，刚刚下乡时的知青是这样一群青年；从小受理想主义教育，狂热的崇拜领袖和愿意为共产主义献身，文革中突然发现原来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可以一下子被打倒，除了领袖以外，什么人都可以拉下马。造反有理，怀疑一切。但还是怀着对领袖无限的忠诚和无比的虔诚。领袖大手一挥，无论是根黑的还是根红的中学生们如同大海退潮一样的离开了城市，来到了远离政治中心的农村。去内蒙古农区插队的算是比较早的大批去当农民的，去的学生里还不乏满怀壮志的人，我就听说在专列里有个学生按照领袖去安源的打扮着装的。和我分在一个青年点的一位女生，是班上学毛著积极分子，学习好，班干部。父亲在文革中被整的七荤八素的，临走前，他父亲带着她来到我家，托我照顾她。上了火车，她一直拿着本“语录”，坐在她对面的我发现她很少翻页，眼睛发直。有个男生爬到行李架上躺着胡说八道，要是在北京就是个“现行”，这个女孩子听到这些言论的那种惊惧的表情我一直无法忘记。在火车上的那一夜，她好像也没有合眼，第二天，火车停在乌兰浩特，来接知青的社队干部上了火车，车厢口有点混乱，只见这个女生站起来猛然扑到一位男生身上，掐着他的脖子。我和另一位男生拼命把她拽开，她——精神分裂了。马笑冬在云南兵团，生活很艰苦，有时粮食不够吃，菜里没有油。但她说：“尽管生活艰苦，我没有怨言。我来云南就是为了吃苦，我对吃不了苦的人很看不惯。”她因为在家里是个“小娇妮”，为了“甘当革命的螺丝钉”，主动报名到食堂做饭，每天早上三点起床，打着手电，在寂静无声的黑暗中走向食堂。一次切菜时切下了手指上的一块肉，结果晚上吃饭时有人高兴的说吃到一粒肉渣，马笑冬知道那是她手指上的，没敢声张怕人家反胃。半年后，她回到了生产班，很快她的能吃苦在农场就出了名，她和男生拼最大劳动量，甚至例假期间照样出工，过了很久，有人问：怎么从来没见过马笑冬来例假？她鄙视那些怕脏怕苦的知青。 确实有很多的干部子弟，在上山下乡的时候，非常能吃苦，在我插队的那个县里，101中的几个干部子弟在生产队里担任了青年突击队队长和铁姑娘队队长，他们全是凭着实干，苦干拼出来的。他们觉得自己肩负改变农村贫穷和落后的责任，为此，他们两次访问侯隽，去大寨取经。为了修建水利工程，那位青年突击队长把绳子拴在腰上悬在半空中作业，冒着生命危险排除哑炮。而那位铁姑娘队长不但在干活时一马当先，还打破当地人冬天“猫冬”的习惯，带着村里的姑娘们拣粪积肥。还有一个女知青当了接羔员，不但是羊羔的成活率提高了一倍，还干起了当地女人从来没干过的活儿——骟羊，让农民们很是佩服。我想这些从来没有吃过苦的干部子弟能够这样是因为信仰，而这对信仰无比的虔诚会产生无法估量的后果。还有一部分知青也是非常能够吃苦的，就是那些出身不好的，或者不那么好的知青，他们下乡以后认准了只有拼命的干活，拼命的吃苦才能洗刷自己的原罪。我在《独杆套》里描写过青年点的一位个子最矮的女生，父亲是清华教授，罪名好像是“特务”。冬天她和另一位男生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去搂柴禾，草甸子上没有任何遮挡，她没地方解手，只好：不喝水，憋不住就咬牙憋，还不行就蹲下来憋一会儿，实在憋不住就往裤子里尿一点点，只能靠身体捂着，一天中要憋好几次尿，最后好像这尿就憋回去了，回到青年点里把棉裤脱下来，要是棉毛裤上尿得不多，就坐在炕上再烤烤。要是尿得多，就换下来偷偷的用水涮涮。这件事她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她不认为这有什么，接受再教育哪能怕吃苦。（五）回归叶维丽到了雁北农村，她很快的就发现这儿的政治气氛比北京宽松多了，贫下中农要是对啥事不满意了，张开就是骂骂咧咧的，要是在城里，就是一把一把的反革命，可农民不怕，说：把我送进监狱我还能不干活白吃饭呢。因为没什么可失去的了，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也就比城里人多了些“言论自由”。叶维丽和马笑冬与所有的知青一样，当脚踏实地的站在广阔天地里时，都被那里的贫穷震撼。即使这样，贫穷还没有到底。马笑冬问叶维丽：你在村里几年，农民的日子是越过越好呢。还是越来越不行？叶维丽回答：从收入来讲，绝对没有提高。如果把能吃上多少白面当作生活水平的一个指标，那些年是在逐年下降。叶维丽说得没错，不管怎么抓革命促生产，不管怎么学大寨，不管怎么要求亩产过黄河，过长江，地里的收成还是一年不如一年。我插队的县原来是在内蒙古属得上的产粮县，刚去的头两年的冬天，横穿村子的公路上一辆辆送公粮的大马车络绎不绝，那马车上高高垛起的麻袋看着也是很壮观，很喜人的。记得也就是第三年吧，公路上满载的马车都朝着相反方向走，那是从公社粮站拉回的返销粮。在这块地多人少的土地上，农民还要去买返销粮，农民的工分会值多少钱，日子怎么过？我们成为普通的农民了以后，才了解农村和农民的贫困、社会的巨大差距和不公正等等绝不像“两报一刊”，广播里的宣传，亲身的经历与亲眼所见强烈地刺激着我们，于是一批又一批的知青开始了或多或少独立的思想探索。 随着时间的推移，知青中有很多人利用农村相对自由的气氛，做一些“越轨”的事；学外语，学微积分，听“敌台”，唱《二百首》，谈恋爱。最多的是读书，如饥似渴的读书。书的来源是民间私人藏书，既包括躲过1966 年“破四旧”焚书之灾的私人藏书，也包括运动中从领导干部或者知识分子家庭流失或流传到社会的图书，后者有些是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私人藏书被红卫兵抄家时拿走，有些则是他们的子女在家长被关押批斗无暇顾及的情况下，把私家藏书带给同学和朋友传阅。很多“文革”前规定了严格发行范围的内部书籍，就是通过这样的渠道流传到知青当中的。叶维丽说：1966年底在北京形成的、对主流政治文化唱反调的“亚文化”，就是以干部子弟、老红卫兵为主体的。随着大家下乡插队，城市青年的“亚文化”被带到农村来了。中国偏远的乡村给反主流的城市文化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城市青年“部落”。再进一步想，我们的所作所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与我们在“文革”前所受的“人文主义”教育重新接轨：读19世纪小说，唱外国民歌和文革前的老歌，都是在精神和情感上向人文传统的回归。我大量的读外国小说是从文革开始的，尤其是插队的时候，父母都在干校走“五七”道路，回京探亲时，细细的把书架上感兴趣的书都翻出来读。家里有一本母亲的同学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如获至宝，并借给同学们看，直到翻得破烂不堪。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还常常聚到一起，讨论读过的名著，争相背诵书中精彩的句子，炫耀记忆力和鉴赏力。我最喜欢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狄更斯的作品。叶维丽曾经听过男生说书，说的是《基督山恩仇记》。每天下工以后吃完饭，知青们聚到那个男生的屋里，围坐一圈，仰着头专注的听他讲。那个场景让叶维丽突生一种感动。我也听过说书，也是青年点的男生讲，讲的是《梅花党》，后来还听别的知青点的男生讲过《福尔摩斯》。讲得绘声绘色，听得惊心动魄。在图书匮乏的日子里，把自己看过的书讲给没看过的人听，也是插队生活的一抹亮色吧。边远的乡村是思想管束的薄弱地区，在这些“边缘地区”里，知青获得了一定的阅读的自由和自由的阅读的空间。在我插队的县里，有一些知青，大部分是高中生，以知识的广博和思想的叛逆在知青中名声大噪。这些知青很少下地干活，与前面谈到的101中的干部子弟截然不同。一天，我到另一个青年点去串门，她们那里正好来了两个其他公社的北京知青，这两个知青的衣着、发型用现在的词儿就是“时尚”，一套藏蓝涤卡，贴身是粉色的的确良衬衫，头发遮住耳朵梳了两根短辫。她们给我们唱了一首云南民歌《滇池舞曲》：曙光像轻纱漂浮在滇池上，山上的龙门映在水中央，像一位散发的姑娘在睡梦中，睡美人躺在滇池上。那唱法就是用的“气声”，那种轻柔、甜美让我们一震。我几乎是第一次听到这样唱歌。几年以后听到李谷一的演唱，想起那两个女孩子当年就是这样唱的。冬天我们回到了北京，回到父母已远去的家里。有了我的家里我做主的感觉。于是招来一拨儿一块儿插队的知青，打开唱机，换上新唱针，放上唱片；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我们坐在椅子上、床上、桌子上屏息静气的听着，一扫往日的轻浮和桀骜不驯。叶维丽的同学到内蒙古锡盟找牧区插队的同学玩，在牧民的蒙古包了发现了手摇唱机和唱片，一天，两个北京男知青在蒙古包里听到了久违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当下两个汉子不能自己，相拥痛哭失声。叶维丽想，为什么一首童真的歌曲，会在我们这代人心中引起如此剧烈的震荡？因为它唤醒了我们童年善良和美好的记忆，抚摸了我们因为文革变得粗粝的心灵，激起了我们心中的温情和伤感。1973年叶维丽和马笑冬作为工农兵学员回到了北京，在北京师范学院（首师大）上学。而我的上学梦被无法通过的政审粉碎了，继续在农村接受再教育。 读完了这本《动荡的青春》，我跟着两个作者的口述也回到了青春年代。就一个同龄人来说，我觉得她们的口述是真实的，她们的反思是是坦诚的。最后还是用叶维丽的话作为结束语吧： 几乎每个国家的历史上都有污渍，都有不堪回首之处。个人的反省不能代替国家的道歉。我们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国家的行为也不能代替我们每个人的态度。一个有“清洁精神”的国家，它的良知应该根植在每个公民的心上。这良知不仅体现在此次四川大地震后举国上下所显示出的仁爱之心，也应体现在一个民族勇于面对自己历史的真相，敢于承担道义的责任，在这个基础上达到人与人之间的谅解，是一个和谐社会坚实的基石。这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软实力”。 — 完 — 网上评 论(512) 浏 览(1170) 多写写插队故事吧，库存的温故知新、新创的先睹为快。到了这把子岁数，喜欢怀旧了呢。 插队时，物质贫乏，精神更贫乏。人类艺术的瑰宝滋润了孩子们干涸的心灵，满足了极度的求知饥渴。精神的力量多么巨大。 好 回复 ：说句实话，插队时，不愿意去自留地干活，太累了。 回复 ：可不是吗，那些年做的事，今天都无法相信。 回复 ：你说的对，我也感到了文章里哪句是谁说的不太清楚，以后一定注意。看来孙X会唱的歌不少，等你的身体再好些，可以出门了，咱们聚聚，一定要听你唱两首歌。 插队的故事还有的写呢，会慢慢的回忆，慢慢的写。就先发库存的存货吧。 那时，自留地里的庄稼比集体的庄稼侍弄的好。 我们在山西也一样，粮食产量逐年下降，可缴的公粮却不能少。三年困难时期都没挨饿的晋南地区，那时却有人出去讨饭。山西还实行过全省粗细粮的“平衡”政策，就是产麦区要多缴出细粮给晋北地区的非小麦产区，搞得老乡叫苦不迭。没办法，上级又送来优质土豆种，并派人教农民种。农民一着急，把种子都吃了一部分。那个年代也不知都想要干什么。 ：给你提个建议：在你写的感受与她俩的回忆节选之间，你最好有个空行。否则有时读者会分不清文中的‘我’是你还是她了。 你的回忆多是我所经历的。咱们那旮瘩听的‘敌台’很清楚，‘莫斯科北京、莫斯科北京’的旋律至今难忘。那时一边听一边激动“我反动了！没人知道。”二百首上下集的歌儿我几乎都会唱（会识简谱）。北知网的‘马车夫’说十里八乡的知青找我去学‘黄歌’是真事。我们也说书，除了《梅花党》还有《一双绣花鞋》、《林强海峡》、《第二次握手》。说书人是总来找我的好友知青王纪豪。后来听说他父亲是派驻香港的中共特务，因文革时他家在北京被抄家，周总理制止后，被海外敌特知道后将他父亲杀害了。后与他失去联系，也不知这段传言的真伪？那年头，稀奇古怪的事情多了。 写写你的插队故事，或拿出库存晒晒吧。这里有许多知青经历的朋友都喜欢看呢。 我们走那天，靠站台一侧被同学们挤满，送我的同学只能到火车另一侧，在车窗下与我话别。 回复 ：相近的遭遇是我们的命运。说起那些知青里的积极分子，我们青年点也有一个，对于这些人怎样描述当年的行为，我一直有些困惑。我指的不是实干，苦干拼出来的知青，是曾经高喊着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为此入党上学，目的是当官，脱离农村的艰苦环境的人。 回复 ：是的，知青上山下乡的大潮开始时，令世界吃惊，退去后留下一片狼藉。 ：无言里包含了太多的...... 回忆的往事许多都与我的经历重叠。当年去兵团我连报名都不敢，知道自己不配！下一批去内蒙丰镇，还不让我去，据说离北京挺近的，我应该发配的更远。后来有了莫力达瓦旗够远了，又说那里是达斡尔族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很富庶，还不批准。最后去白城子地区扶余县，据说是插队最后一批，才获批准。当时主管是北京一机床的工人宣传队，心真狠！与当地老兄对我们的好相比，所谓‘工人阶级’坏起来可比农民坏多了！ 读过你写的尿裤子女生，真可怜。这就是‘人权’啊。。。 我们一个集体户也有一位积极分子知青，比我们都有心计，但多数人还是像孩子们一样地由着性子混日子。 北京站的钟声一响，万人挥泪，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一位知青说得好，我们这代人赶上的事，别人几辈子不仅赶不上，连想像都想像不出来。 将培育学生成长的校长活活打死，仅就此点而言，比法西斯还恐怖、残忍。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如今看起来，仍觉震撼、痛心！ 老毛在天安门城楼上问给他戴红卫兵袖章的女孩儿叫什么名字，答曰：宋彬彬，老毛说：干革命文质彬彬可不行，要武啊。于是女孩儿当即改名宋要武。这一句要武啊，后来导致了全国范围的腥风血雨。 XX：不是有种说法：历史场景出现两次，一次以悲剧出现，一次以闹剧出现。那里就是一种闹剧。只要心理健康，哈哈一笑，看看过去的荒唐。 回复 孟X：直到今天，没有人承认参加了打人，可是老师却被打死，这算不算是那些红卫兵的可悲？不知道她们在有生之年会不会忏悔？ 张XX：与你同感，在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对红卫兵穿着的军装很有些羡慕，目睹了红色恐怖与血统论以后，不会穿任何款式的军绿色的衣服了。 这两天看了一下《新阶级》，觉得 这类国家几十年的发展状况大体上都没超出这本书论述的内容。中国的改革一大突出之点是把一部分经济自主权还给了人民，以及意识形态上开放了一些。俄共久加诺夫都有一个观点：苏共垮台在于意识形态、权力和利益三者的垄断。《新阶级》也是这样一种观点。中国解决了一部分。 XX：当时的改名风盛行。而且贴出大字报公示， 如赵反、一二三（一斗、二批、三整改？ 记不清了）卫东、向东、捍东，等等。 还是有一批很有能量的人，要不怎么宋彬彬还进入了师大女附中《辉煌90年》画册，成为“荣誉校友”。 宋彬彬一直声明，她没有参与，也很不支持殴打卞仲耘老师。而且为了屏蔽“要武”这个名字，还把名字改了，很有前瞻性的样子。可卞仲耘老师死了——死在她所在的学校，文革里第一个被打死的老师，死在宋彬彬的同学，一群受了最好教育的女孩子手下。回想那“红八月”的恐怖，我依然不寒而栗。 记得有篇文章上说师大女附中打死校长时已有红卫兵组织,邓榕就是头头之一,事情发生后,她还曾要求医院出"死于心脏病"的假证明.但她是否参与打人没有提及.：餐厅只是个噱头，无所谓。真正文革派的大本营是“乌有之乡”。就在海淀这一带。还经常有活动。不过说起来，这些人都是些“怂人”，不过就会起哄骂人而已。真让他革命，没几个敢动手的，也知道社会上没有什么人支持他们。这些人中有少数理想主义者，有没有真正读过多少书，接受的只是过去那一套。其他的估计有些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现在不得志了，有些是对现在生活难以适应者，把对现实的不满投射到过去，以为那时候比较理想。本质上说，大都是没有勇气面向未来去开创新生活的人，只会怨天尤人，等待一个新的超人出现去给他们生活的勇气。 XX：最近有朋友传来《联动》成员45年的反思活动。由于现在我贴不上去，也担心在咱们网上谈会有些敏感。不知卫平如何感觉，如果问题不大，就发了？ 当时，印象深的是北大附中红旗的革命军人子弟折磨校长和教师们的场景；也见到101中小女红卫兵（15、16岁）如何无人性地虐待邻居主人的残忍情景。 活到60岁，她们应当反思，特别是对“人性”、“母性”的反思。 工作组时期，我亲眼在大会会场看到打死十几个人，一开始那些干部子弟解下腰间的皮带抽，后来用椅子打，很快就死了。因为打人者都穿绿军装，我因此没有穿过一天绿军装，没有加入一天红卫兵。 还真不是近年才开始有人怀念文革，有人始终在怀念文革，而且人数不少。一些毛网站有很多这种文章。那个“红色经典餐厅”就是一个怀念文革的场所。 近年来开始有人怀念文革，为老毛的错误百般开脱。可惜谁人也绝不会忘记这句话“由伟大领袖亲自发动、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不容篡改，起码我的儿子记住了我平日里为他讲述过的他祖父、父亲在文革中的遭际与不幸。 做黑五类，当贱民的滋味，终生不忘。只是关于这方面的文艺作品，可以公开发表的文章太少了，讲给孩子听，他们无法想象，无法理解我们当年的感觉。有时会觉得有点祥林嫂，其实我们表述的不及万一。好？ 那个时代的社会阶层主要是对比鲜明的两种颜色---“红与黑”，两者之间混杂着的可能是白、灰等稍微混沌的颜色。 进入“黑”的最为悲惨，随时有死的可能。上帝眷顾，我们家没有被打死的人。we survif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