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二十三——于丹才真正理解了中国文化
许锡良
我的朋友杨恒均博士最近参加了一个在广州暨南大学召开的“世界华人文学研讨会”，第一次近距离亲自聆听了中国文化大师、北京师大教授于丹女士关于中国文化的演讲，他感觉很惊讶，很脸红，突然就改变了对于丹的看法。
杨恒均博士说：“两天的会议最重的戏是开幕式后请于丹做主题演讲，她谈中国文化。这是我第一次听于丹演讲，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于丹的想法。”，而之前对于丹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但是，经过这次会议就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因为，“她演讲起来如滔滔长江之水，唐诗宋词信口道来，旁征博引，这一讲，就是将近两个小时。也彻底破坏了我对她的看法。”原因呢？是因为：“于丹为了突出中国文化优越而对西方文化与宗教的不以为然，把中国的伦理抬出来同西方的宗教抗衡（好像西方就没有伦理似的），还有她洋洋自得地宣称自己就是看武侠小说长大，武侠里就有丰富的中国文化，并以武林高手练到最高境界可以以气当剑、杀人于无形来说明中国文化之高深，让我听着都觉得脸红。”
更为反感的是，于丹花了很长时间讲一个禅宗的故事。杨恒均博士介绍说：“为了教育她碰到的一个不懂得高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她用大段讲述一个禅的故事。她说，古代一位混混买了三匹八吊钱一匹的布，付款时声称‘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这位混混竟然以颈上人头作担保说自己是对的，只肯付二十三吊钱。一位小和尚打抱不平，说如果‘三八二十三’是对的，他愿意输掉头上的帽子。众人相持不下，于是来到小和尚的师傅——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处，请他作主。
没想到，老和尚沉思了一会，竟然说‘三八就是二十三’，小混混是对的。小混混不但用二十三吊钱拿走了三匹布，还得了小和尚的一顶帽子，高兴而去。老和尚却因此受到镇上众人的鄙视与驱逐。小和尚一路上都愤愤不平，最后还是忍不住质问老和尚为何说‘三八二十三’。老和尚说，你说那小混混的头重要，还是你头上的帽子重要？他用头来和你的帽子打赌，我能说‘三八二十四’吗？
小和尚明白过来，我们大概也都能够理解那位宅心仁厚、救人一命的老和尚。”
杨先生然后这样评价于丹大师的这个故事：“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禅机'故事，加上于丹讲得声情并茂，成为整场演讲中的亮点。可亮点几乎马上变成污点，因为于丹说当时他对外国人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要告诉外国人关于中国文化的高深之处：外国人弄不懂中国文化，说我们不讲原则，是人情社会……但这故事就说明了我们中国文化的高深和美妙之处，我们的中国文化有时就可以是‘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啊！”
杨恒均博士在听讲过程中，脸红、耳赤、心跳，那种急哄哄的样子，想来确实是比较好笑的。其他人边听边半闭着眼，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无动于衷，确实得禅宗故事的真谛，唯独这个杨博士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仿佛从来没有听过禅宗故事，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文化似的。
其实我关注于丹大师已经好多年了。确实，不得不服的是，于丹是中国极少数最懂中国文化的人之一。不愧为中国儒家文化大师。不过，与其他的中国儒家文化大师比如余秋雨先生之类相比，于丹大师更具有活学活用的本领，她有把任何听众都当成幼儿园的孩子给他们讲故事的耐心与兴趣，同时又具备了中国剑客高手那样的狠毒劲，还有戏子般的表演功夫。可谓是中国当代集中国文化之大成的人物。杨博士却不肯配合表演，硬要充当《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小孩子，道破其中奥秘，真是一点也不好玩。
杨博士多年在国外游荡，确实对本土文化已经日渐生疏了。我以为于丹大师所说的，“以武林高手练到最高境界可以以气当剑、杀人于无形来说明中国文化之高深”，这是非常恰当的。以气当剑，并且要杀人于无形——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智慧。而且那个“三八二十三”的禅宗故事更是生动贴切地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如果你对中国二千多年来的“指鹿为马”典故一再在中国上演着熟知的话，又怎么会对一个“三八二十三”的计算方式感觉不可思议呢？这种情况说得好听一点是人情社会，其实更准确地说，就是丛林社会，权力社会。权力大于事实，大于规则，大于真理，甚至大于一切，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杨博士也许以前从来不相信中国文化里本来就没有逻辑，本来就不肯尊重事实，一切都是按照官位与权力大小来任意书写与打扮的。因此，才会发生听到这样的故事如此惊讶的表现。
可是，悲剧发生的根源就在于，杨博士一方面要贩卖西洋的民主自由，一边还想顺便捞点土特产，像林语堂一样，“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东西和谐，中外合一的美梦，这样的梦想，杨博士怕是做了许多年了。我们经常见面，有时也偶有争论，饭桌上与讲台上都多次过了招。不过，有一点，我必须承认，以我的说理能力与论理技巧，我确实说服不了杨博士，他对西方的知识太渊博了，而对中国文化又太过于陌生。但是，最主要的过错当然还是我的。因为，我不会讲故事，特别是讲于丹大师那样的禅宗故事。但是，这次杨博士遇到了于丹大师，她只是伸一个小小的莲花指，用给幼儿园孩子讲故事的功夫，花很多时间讲了一个小小的禅宗故事就把杨博士给彻底折服了。这不是中国文化大师又是什么？
中国社会问题多多，本来就是一种文化与价值观导致的，最重要的就是不尊重逻辑，不尊重事实，思维方式也主要是以权力大小为根据，以利益多少为准绳，随心所欲地信口开河，而且以是否获得权力江山与利益，特别以成王败寇为标准，来处理一切事务。道理不是需要讲的，事实是不需要尊重的，逻辑规则是没有的，游戏规则也是不用讲的。破坏规则的理由多的是，比如，人家是用头来担保的，你却只是用一顶帽子来担保的。说明你的牛皮吹得没有人家大，因此，胜出的自然不是你。其实，那个流氓无赖，真的会用自己的头颅来打个赌吗？他真的会那样遵守游戏规则吗？一个敢公然把计算规则改为“三八二十三”，然后强买强占人家便宜的人，他会舍弃自己的头颅吗？谁敢要他的头颅？除非碰到了另一个更为强势的流氓无赖，用武力去执行。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禅宗故事，竟然忽悠了无数的中国人。
不过，与杨博士一起听讲的其他海外华人作家就聪明多了。他们也明白中国文化的精华，因此就这样教育了那个完全不懂中国文化的杨博士：“人家大陆那么穷，还如此奢华地招待我们，据说还高价请了于丹来演讲，我们有吃有喝，管那么多干啥？你杨恒均别没良心了。再说，大陆也就这个水平，人家喜欢于丹，你就让他们喜欢，你的子孙又不生活在这样的地方，你紧张什么？我们尽量把亲戚朋友移民到海外吧。你老抱怨，小心他们下次不邀请你回来……”
对于中国文化，“三八二十三”，醒醒吧，杨博士，还有那些还在做着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梦想的亲们。
2011年12月10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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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八二十三，看中国的流氓文化
许锡良
这两天我的博文《三八二十三——于丹才真正理解了中国文化》在凤凰网上发表之后，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说明里面谈到的问题击中了要害。文章是用文学手法，以叙事为主的，当然也顺便带有点调侃老朋友的味道，只是茶余饭后的一点调料而已。今天要来说点正经的，要说点正事。我在那篇文章中说到了于丹才是真正理解并且实践了中国儒家文化，但是，这一点却没有能够说出理由。
很明显，于丹大师讲的那个“三八二十三”的禅宗故事，要表明的一个道理就是谁流氓谁胜出，谁无赖霸蛮，谁就占便宜。遵守规则是要吃亏的，守护良知是要失败的，按照常识行事的人就是愚蠢的。在这个故事里，小混混无理取闹，并且以自己头颅作赌注的小混混，靠着一点无赖与刁钻的智慧，最后不但以“三八二十三”的算法轻松霸占了人家的布匹的便宜，而且，还顺便得到了小和尚的一顶帽子。这个故事真是非常生动地演绎了中国二千多年来占尽主流的流氓的成功文化。中国二千多年来的一治一乱，从主子到奴才的不断更换，说白了就是在演绎着这个禅宗故事里的道理。从于丹大师作为儒家文化代言人前年在伦敦街头撒泼表现来看，她还真是中国文化的最好代言人，因为她比其他儒家文化大师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她不但完全深刻地理解了这种文化，而且还充分实践了这种文化。许多对中国传统文化迷信的学者，对于丹也是严厉批评有加，说她不具备中国儒家文化代言人的资格，说她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太浅薄之类，其实以我的眼光来看她是最得真传的，她不但能够深入理解，认真领会，而且能够充分地践行这种文化精神。其他儒家学者们对她的批评，真正原因其实是忌妒她用孔子大发其财,大曝其名,名利双收，而自己却没有捞到多少便宜而已。
其实，儒家文化养育出来的人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特别喜欢骂人训人，口言善而身行恶，特别虚伪，特别富有奴性，也特别不会尊重人，总是把自己显摆到一个高人一等的位置，高高在上，其面孔常常在“狼样”与“羊相”之间瞬息转换。在伦敦，于丹大师的翻译这样说她：“此作家真是让我开了眼，我对其变脸的本领佩服得五体投地：头一分钟还张牙舞爪对中国人呵斥，另一分钟马上笑逐颜开面对镜头和记者。”（《于丹伦敦街头撒泼记》）其实那个翻译犯了一个错误，以为儒家文化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而应该像英国绅士淑女一样，待人接物都是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其实她是在用英国文化来检验于丹，才会感觉那是开眼界的事情，感觉很失落。也许这个翻译久不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成长，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过于陌生了吧。其实，在国内像于丹这样的人与事，比比皆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现，又有什么奇怪的呢？这样的做派又不是于丹一个人，于古，于近，于今，都不乏其人。
其实儒家文化的祖师爷孔子本人就是这样的，如果一些人太过于健忘，我不妨再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录下孔子当时在见不同人的时候的不同做派吧：“孔子於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然；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
这段《论语》里对孔子见不同的人的不同表现的描写，其实已经充分说明，孔子对于不同的人是明显有不同的态度的。见到比自己低的“下大夫”，那是“侃侃而谈”，唾沫乱飞，那种居高临下，神采飞扬，不可一世的样子，非常生动形象。而见到比自己高的“上大夫”，也就是比自己官位权力大的人呢，自然是另一幅嘴脸，那就是大气不敢出的“訚訚如也”，一幅谨小慎微，谨言慎行的样子。而见到了君主更不得了，吓得脸色苍白（色勃如也），口吐白沫，手脚痉挛，手脚无措，张口结舌，口不能言，头不能抬，连站都站不直，大气不敢出，就差点大小便失禁，要尿裤子了。一幅活脱脱的奴才相。说实在的，于丹在伦敦街头对自己的翻译与随从人员撒泼，不到一分钟又对外国记者笑脸相迎，这点功夫不正是得孔子真传吗？
什么叫流氓？流氓就是不讲规则，其软怕硬，为非作歹，见狼现羊样，见羊现狼样的人，他们见硬的就让，见软的就欺，见到强者，他就是一个奴才，见到弱者他就要充当主子。这样的人就是流氓。从这一点来看，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一直是流氓文化。中国的主流文化，是由中国儒表法里，互相配合而成的流氓文化，是由法家的政治与儒家的道德合成的。这种文化的性质特征，谭嗣同在其《仁学.二九》中概括得非常到位, 是这样说的：“故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 其实法家的祖师荀子，也是孔子思想流派的，儒法的真正祖师爷，都是孔子。只是孟子继承孔子取性善论为其立论基础，而荀子继承孔子取性恶论为其立论基础。中国二千多年来，中国历代的皇帝几乎都是流氓，特别是开国皇帝，几乎没有不流氓的。刘邦本身就是市井流氓出身，做皇帝之后，流氓的本性只会发扬光大，而不可能就会变得高贵。朱玩璋也是流氓，以流氓的手法夺取天下，再以流氓的方法进行统治。整个明王朝，发展到后来，完全是靠流氓手法来维持统治。二千多年来的中国，谁流氓谁胜出，谁如果还保持一些人性的光辉，谁就会惨遭失败。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不仅政治领域，而且在中国的各个领域，都是遵循流氓统治，流氓胜利法则。于丹、余秋雨等儒家大师活学活用，作为今天儒家文化的代言人是最合适不过了。
朱大可先生对中国二千多年来的文化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颇为令人胆寒，那就是中国二千多年的所谓主流文化其实就是“流氓的盛宴”，一直遵循着流氓统治的原则。今天于丹大师被这种流氓文化隆重推出来，那也不是偶然的。一种文化自然会选出最适合他的代表，于丹大师、余秋雨大师在今天走红大江南北，那会是偶然的吗？不要再说什么我泱泱十四亿中华大国，为什么会选这样一个完全不懂得尊重人的街头泼妇当成中国儒家文化大使、形象代言人了，因为对于儒家文化，于丹才有最深刻的理解，并且她最有才能，最能够用自己的言行举止，生动形象地将中国儒家文化给予淋漓尽致地演绎出来的唯一合适人选，在这一点上连余秋雨大师都还不够格。
2011年12月12日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