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众不同
在那样一个大讲艰苦朴素的年代，萧光琰总是衣冠整洁，头发吹得一丝不乱，戴着金丝眼镜，英气焕发。这使他与众不同。他把美国的工作习惯也搬到中国， 工作时要高效严谨，但不认为每天八小时都要高度紧张，必须劳逸结合。他的休息不是悄悄抽只烟，躲到哪里待一会儿，暗自偷点儿懒，而是认真地订出咖啡休息时间，饮茶休息时间。他觉得这是为了养精蓄锐，或在轻松的环境里进行业务交流。可当时的中国，萧光琰的这些做法被认为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作风，让很多人看不惯。
萧光琰那时生活水准远远高于一般人。他夫妇俩待人真诚热情，家里招待客人，常常是一般人享受不到的橙汁、巧克力。当时对大多数人来讲能吃上水果已经 是很奢侈了，萧光琰不仅经常吃水果，而且保留了一些他自己的习惯，有时还用酒精擦水果的皮进行消毒。这些事一经传开，群众中再加以渲染、夸张，就成了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那时所里偏重应用科学。萧光琰觉得有些题目水平不高，便说有些题目根本就不是搞科研，是测试工作。他对别人工作这种过于直率的评价，也让一些科技人员感到不舒服。萧光琰说话有时充满书生气，有时非常幽默。在那个火药味很浓，大家都认真背口号的年代里，他常常被人误解。
他家阿姨老是蒸不好馒头，他就当成个科学问题来分析：有两个因素决定馒头是否能发好，一是温度，二是压力。都是用开水蒸馒头，可能温度没问题，那问 题就出在压力上。于是他的解决办法是：在笼屉里放一个压力表，控制好压力，馒头肯定能蒸好。这其实是一个书生的玩笑，他从来也没让阿姨真在蒸笼里放压力表。但他说的这些话变成很多人的笑料。
那时都是半夜做豆腐，为了新鲜，一大清早卖豆腐的就开始敲梆子叫卖。萧光琰习惯晚上看书，常常睡得很晚，又经常失眠。每天一大早老是被敲梆子声吵 醒，很懊恼，就开玩笑说，我真想把所有的豆腐都买下来，这样就不用再敲梆子了。他是用这种方法表示对大清早叫卖的不满，他绝对不可能真去买豆腐，可话一传出来，又成了批判他的把柄。
萧光琰喜欢跳舞。他大概觉得我这个年轻的“老干部”太土了，就不仅教我打网球，还希望我在其他方面也有所提高。他说：你应该好好学跳舞，跳舞时既可以听到优美的音乐，又可以活动身体。我那时很活跃，他一提到学跳舞，我也感兴趣。那时到周末，大连市的一些党政领导干部、民主人士都会集中在中苏友谊宾 馆，那里可以看电影，可以打乒乓球，跳舞，小小的礼堂里还有文艺节目。
萧光琰和他的夫人是一对绝妙的舞伴，每次到了舞厅，当他们夫妇一下场跳，很多人就会停下来看。那时候不管干部当中，还是归国知识分子中都有一些很会 跳舞的，但是像萧光琰夫妇跳得这么好的却很少。据说当时高层的干部？，跳舞已经很风行，但在中层干部中还刚刚开始。好多人都在追求着新的生活方式。萧光琰看到我跃跃欲试的样子，就说：你可以和我夫人学跳舞，没关系，她可以教你，只有女的才能教男的跳舞。因为男女的步伐不同。
萧光琰还说：你见面时或者告别时可以吻她，或者拥抱她。现在见多了，知道那不过是西方的礼节，可当时我认为很不可思议，从心里知道他和我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
他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过是增加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话内容，而他急切地把美国规范的实验室管理方法引入自？的实验室，则直接影响到他和周围一些科技人员的关系。他对下面的科技人员要求十分严格。
他曾说：有人做反应，连温度都不记录，这种试验将来不要说别人，就是自己都重复不了。如果不能把实验记录写好，就根本不要浪费这时间和试剂！失败了，找不出原因，成功了，重复不了，这不是完全在作无用功吗？
萧光琰忍不住对我说：科研工作怎么能这么个搞法？这简直是儿戏嘛，什么叫成果？合成一个化合物的中间体也是成果？科研怎么可能三天两头出成果？科研工作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要在一个题目上长期下功夫，才有可能有真正成果。
他要求任何试验必须有可重复性，有明确的误差范围。有个人处理试验结果时，在不同的坐标系里把一个数据的位置画错了，萧光琰马上发现，并立即指出，不讲情面。他说科研工作一定要严谨，有时很小的错误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他和我说，有些人做实验像炒菜一样，大概地加点酸加点碱，没有严格的定量概念。他在实验室建立了很多“清规戒律”，常常在给每个人挑毛病。这个瓶子 要用蒸馏水冲洗，那个反应加试剂后要充分搅拌。结果组里有的人看到他，有些紧张，因为他几乎是永远能发现操作不严格的问题。中国人讲情面，他的做法让很多人不适应。
萧光琰打算回中国时，曾在美国收集了很多他认为有用的工具书。他一直认为一个好的科技人员就是会利用图书馆的人。他经常去所里的图书馆，发现图书馆 里的书虽然不少，但多已过时，而他带回来的书相对讲更新更有价值，所以他决定把这些书交给图书馆，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享用到这些前沿知识。图书馆的人很高兴，就说你把书拿来吧，我们会折价给你一些钱。这完全是客气话，人家并没有认为接受图书还要给钱，当时有“中国特色”的表现应该是毅然决然地拒绝收钱，并 表示贡献给国家是最大的快乐。可他径直说：你们看着办吧，象征性地给点就行。美国书非常贵，他当之无愧地接受了他认为是象征性的回报。
因为萧光琰捐献的书和资料很多，结果用他捐的书又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人们可以更经常、更容易地去翻阅那些图书资料，看到那么多人去翻阅他带来的书，萧光琰由衷地感到欣慰。他根本不知道别人对此事另有看法。
1958年，萧光琰所在的“催化过程研究室”要迁到兰州，那里的条件当然远不如大连。萧光琰根本不认为要“哪里艰苦哪安家”，而是“哪里科研条件好，哪里能搞我的催化剂，哪安家”，他要求留在大连。所里研究以后同意萧光琰留在大连。别人认为这是对他的照顾，他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
有些科学家比较容易被公众接受，被社会认同。也有好多科学家有些特定的素质和癖好，他们对化学结构的识别迅速、敏锐，但对人事关系却迟钝、木讷。萧 光琰属于后者。他拒绝所有的空话和大话，也不想和不喜欢的人一起假笑。搞政治越中庸越好，越能符合大多数人的想法越好，可搞科学是越能标新立异，越能超逾常人的想法越可能有突破。很多有成就的科学家都是科学怪人。
当时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也在我们大化所。有人回忆：“与陈景润同住在一个房间的转业干部，有一次大大咧咧拿他的一盒香烟抽。这件事把陈景润吓坏了，第二天他马上向团总支书记刘宗海汇报，并指出怎么可以不经本人同意，随便拿别人的香烟抽呢？这是一种不道德和偷窃行为，请求组织上对此事严肃处理。”可以想 象，陈景润是不善于和人打交道的。问题是一个社会不能只让中规中矩的人发挥作用，社会和大众越宽容，越有包容性，越能造就更多的有特长的优秀人才，包括科学家。
再受伤害
反右斗争、大跃进之后，新的一轮政治运动又开始了。叫“拔白旗，插红旗”。
反右斗争中萧光琰没被打成右派，这次运动中他成了靶子，因为他从没被信任过的回国动机，因为他严肃的工作态度，因为他无法改变的“资产阶级”生活习惯。他这些有懈可击的特点给每一个热爱党的人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
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他学阀作风，在研究工作中不能平等待人，主奴关系，要求苛刻，经常训斥助理人员；批判他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爱跳舞，喜欢音 乐，醉心于贵族运动--网球。有的大字报写：你拿着高额工资，几年来没有任何成果，你执行的是挂羊头卖狗肉、唯有理论高的白旗路线。他接受捐书的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集中体现，很多人认为他是小气鬼，说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贪婪，甚至说他是奸商。
萧光琰气坏了，他找到我说：我哪里知道中国的规矩，不是等价，更不是盈利，而是象征性的收点钱，怎么就成了奸商？在美国好朋友之间，甚至父子一同去 吃饭，都经常自己付自己的款……中国人卖破烂不是也收钱吗？怎么我给图书馆真正有价值的书都不可以收钱？你想我在美国买了书，运到中国，送到图书馆，而且 都是工作急需的，这完全是象征性的收钱，比我真正应该得的少多了。再说，当时我也没说要钱，我怎么知道他们一方面要给我钱，一方面希望我说不要钱呢？他们觉得我不该拿钱就不要问我。要给我钱，我同意了，怎么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于情于理都不通啊。
我很理解萧光琰的心情，只能劝慰他想开些。我已经忘了和他具体的讲些什么，现在想来一定是些十分苍白无力的话。因为群众也没什么不对的，按当时党的教育，从来没有让不同思想行为的人互相宽容。
萧光琰迎来了新的一年。新年晚会上有一个节目是活报剧，使用侮辱性语言和动作，把萧光琰搞成小丑模样，把他说过的一些话，做过的一些事儿夸大并加以 嘲笑。这种嘲弄和侮辱是任何人都难以承受的。他忍无可忍地说：我这样的人，如果人格被伤了，改造就慢了。可人们认为对资产阶级的侮辱和嘲笑是革命行动。
他有一个幸福的家
虽然各种运动不停，我和萧光琰仍然一起打球，两家仍然经常来往。各种批判和人身侮辱使他越来越无所适从，刚回国时的热情和自信渐渐消退。他和我讲他 的委屈，有时甚至流下眼泪。可贵的是他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催化剂，不厌其烦地给我讲他在科研上的思路，想让我共享他对催化剂开发和应用的设想。我从心里理解和同情他，可我只能谨慎地用我自己的方式尊重和保护他。
真正给萧光琰生活的力量和勇气的是他的家。他有一个和睦家庭。他自己爱好广泛，对夫人非常体贴。夫人甄素辉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气质高雅，文静宽厚。 他们的女儿小洛洛胖乎乎的，一头卷发，聪明天真，又极有教养。那时候萧光琰到我家，每次来都带着他的夫人和宝贝女儿洛洛。我的孩子比洛洛大几岁，他们在一起总是玩儿得很高兴。
他的夫人当时天天挤公共汽车到大连海 运学院去教英文，可是她从不抱怨，完全是一副随遇而安的态度。在我家里，我和萧光琰谈话时，他夫人从来不插嘴，如果我有事情问甄素辉，她总是就事论事地回答（不太流利的中文），从不多说。她非常爱丈夫，坦然地接受着现实。回国十年了，萧光琰知道妻子承受委屈的能力远远超过自己，每次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夫人 都静静地让他倾吐，然后用女人的柔顺和坚韧来安慰解脱。
她对萧光琰照顾得无微不至。当天气骤然变冷时，她会变出一件毛衣，而萧光琰就像听话的孩子，把毛衣穿上。你觉得他们之间非常和谐温馨。萧光琰对夫人 的关爱无处不在。他会先走一步去给夫人开门，进了门如果夫人要脱外衣，他马上从后面把衣服拿好，出门前他会先一步把夫人的外衣撑开，帮夫人穿上。有西方 “妇女先行”的君子风度。他和夫人说话也非常客气，从来没有中国男人对待“屋里的”那种命令式。我看到这些，觉得很新鲜，也很欣赏。
萧光琰和洛洛讨论功课，做游戏。洛洛很争气，从上学就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那时候我家里养了一盆君子兰，正值盛开之际，洛洛的可爱激起了我的艺术 灵感。我叫她坐在君子兰前面，要给她照相。萧光琰竟然认真地问六七岁的女儿，你说坐在花的旁边好还是坐在花的后面好？洛洛有自己的主意，坐在花的旁边，眼睛看着花，我给她照了一张我自己很满意的艺术照，可惜在动乱中丢失了。前几天，女儿打电话高兴地说，无意中，她发现了一张一寸的小照片，是我家三个小孩与 洛洛的合影。洛洛举着小手，乐呵呵地招呼人。
有了这个给萧光琰安慰和幸福的家，不管外界的形势如何，他都努力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不仅永远注重自己的仪表，家里也布置得极具艺术感。当外界的压 力越来越大时，萧光琰所有的欢乐越来越寄托在自己温暖的小家里，寄托在孩子身上。接触过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好丈夫，是一个好父亲。他说有这么可爱的女儿，有这么漂亮温顺的妻子，还图什么呢？
两极对话
我和萧光琰的经历、背景完全不同，很多观点也不同，进行的常常是两极对话。其实这些不同，开阔了我的眼界，向他学了很多东西。
他常说：工作和娱乐之间要有个平衡，只会工作，不讲究一点娱乐和享受，也是人生的遗憾。人追求的不是工作的完美，而是人生的完美。他对别人批判他爱打球、爱跳舞大惑不解，他问我人如果不会休息和娱乐，工作有什么意义呢？工作不就是为了人们更好的休息和娱乐吗？
那个年代，很多科技人员都想入团、入党，一些研究人员非常注意搞好群众关系，争着做收拾卫生、打热水之类的事，群众的反映不错。可萧光琰不仅从来不做扫地清洁这些事，还说这应该是清洁工的事。
我对他说：为了给自己创造一个好的工作环境，你得入乡随俗，随大流，不能轻易得罪周围的人，对下属的科技人员的要求不能太高，更不能为了工作上的事 发脾气。脾气倔强的人常常质地脆弱，愿望达不到还毁了自己。要有点儿遇水则柔，遇铁则钢的韧性。有人觉得你有博士架子，那你以后做事就注意点群众影响，比如多和工人打招呼，帮助清理卫生，和工人打成一片。他会很奇怪地问：为什么？
萧光琰的动手能力很强，为了试验，他能自己吹出各种试验用的精密玻璃仪器，还经常教工人一些吹玻璃的特殊技巧，老玻璃工都很佩服他。他说那是工作需要，我可以做。可我的工资比一般工人高很多，让我总和工人打成一片，去干工人的活，那不是浪费吗？人是有分工的。
虽然他知道自己得到了不少物质上的照顾，可这些并不能改变一个有责任心的优秀知识分子心灵中的某些遗憾，他一直认为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应该改变，最近 看到有文章提到他曾写信给妹妹说：“我曾经为党对领导科学缺乏经验而造成的一些缺点和损失而痛惜过，但是，我相信党的领导会从经验中逐渐懂得领导科学工作 的规律。缺点是暂时的。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就是尽力帮助党了解科学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到他的一片真诚。我想他当时与我的很多谈话， 是希望我这个难得的知己能冲破思想束缚，更好地理解科研工作规律。
中国文化叫人隐讳的保护自己，“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冤家宜解不易结”，“好汉不吃眼前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些道理却很难让从小生长在美国的萧光琰明白或接受。而他的很多观念，对我来讲也很生疏，很难解，有些我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才理解。
成年累月，在强烈的政治氛围中，萧光琰已经逐渐失去了自我，他也认为自己应该接受改造了。那么多人都说党是对的，在这巨大的多数面前，他感到必须怀 疑自己，否定自己，可他又觉得，怎么可能所有的人都一样，让一个人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如果没有能独立思考的个人，社会能发展吗？科学家即使已经尽量感受和运用自由的力量，思维也还是在种种习惯的束缚中，如果每天接受各种框框，必须往东想或往西想，能有突破吗？
“拔白旗”运动更拉开了他和周围人的距离。他不再轻易发表不同意见，改变了刚回国时，一有想不通的问题，就要打报告，要说清楚的态度。
现在想来，他经常对我诉说他对现实的不解和无奈，有些是很有道理的，他也希望从我这里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作为一个基层领导，我已经习惯了和党步 调一致，对他的想法，不敢做深入思考，只是想让环境尽量减少对他的伤害，让他学会保护自己。可我们的私人友情无法改变大环境。我在承担一个基层领导的责任，要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从不敢和他说得太深。这种有所保留的交往虽然温热过他因不断的运动而灰冷的心，但却无法解除他的痛苦和迷茫，无法改变他的命 运。有些时候，理解一个人就是创造一个人，可惜在那个时代自己也怕犯政治错误，有些事情即使知道他说得对，也不敢给予大胆支持，潜意识当中，也在适应环境保护自己。所以直到现在，作为一个被萧光琰真诚信任的朋友，我一直觉得很对不起他。
我被停职反省
即使我很谨慎，也没保住自己，更没保护好很多需要保护的知识分子。不久我自己也成了在党内被批判的对象。因为我的很多想法与那个时代不一致，同时也有很多非常个人化的因素。
大跃进运动之后，从轻工业部调来了大连市委新书记。他的夫人原来是国家石油局的副局长，调到石油研究所任党委副书记。我那时老是觉得自己水平不够，心想从石油局来的人，水平一定比我高，正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来石油所，我就主动提出让她担任党委书记，我担任党委副书记。科学院党委经过研究，同意了我的要求。
新书记工作努力，但正襟危坐，常用独得天下真理的样子去教训别人。知识分子不太吃这一套，所里的很多人有事不去找她汇报，而老是来找我谈。群众对她的不满，在她那里就转化成对我的不满。她给我的工作设置障碍，甚至不让我到北京去参加我应该出席的科学院的会议。
开始我还是很想迁就她，但是有太多的观点不一致，我对知识分子的爱护被认为立场站在“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一边。她是一个坚定的左派。
我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市委只好派统战部的人来调查。统战部的人在石油所召集了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奇怪的是竟然所有的人异口同声，认为责任 在她，不在我，所有的人都为我说话。她继续呆在石油所已经毫无意义，只好把她调走。我又恢复了正书记的职务。后来她连续换了几次工作，都搞不好关系。我那时还不知道，她的走，其实已经为我自己种下了未来挨整的种子。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批判以后，党内开始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我成了在劫难逃的被批判对象。大跃进之后，市场物品紧缺，货架上往往是空的。我家阿姨到市场买不到菜，回家说：外面到处是标语，搞除四害，搞六无六净（已经不记得其定义），搞什么六无六净，大连市场的货架子上才是六无六净，什么都没有。我觉得阿姨形容得很形 象，就在党内的会上说了。
综观我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斗争不力，妥协退让，加上“六无六净”的“右倾言论”，市委领导就把我定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连市委让我停职反省，每天在家写检查。当时整我的势头很大，我心里清楚这里的内在起因：得罪了市委书记夫人。虽然心中无愧，失去工作，停职在家写检查，也还是有很大精神压力。
在自己对党的事业充满热情的不惑之年，无端挨整，使我对于“右派”、“白旗”被整的心态滋味，对萧光琰和其他在运动中挨整的人有了更多的理解。更加了解了在由上而下的政治漩涡里，人们对自己的命运是何等地无能为力！表面上每个人的批判都是从革命事业，党的利益出发，其实政治清算背后，掺杂了数不清的 个人恩怨，好多人是利用把自己装扮得大公无私来悄悄地获得私利。
我被停职这段时间里，没再去打网球，和萧光琰在一段时间里就没有了多少联系。
又见光明
当我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报到省委以后，省里派人下来调查，发现实在是没有什么事实，下面的人都替我说话，所以就决定不给我戴帽子，只算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大约在家里呆了半年以后，恢复了我的职务。这次停职反省，使本来个性不强的我变得更加谨慎。
我恢复工作以后，很珍惜工作机会，和张大煜所长的配合也愈加默契，一心想把研究所搞好。
张大煜长在中国，到德国留学四年，基本上接受的是中国文化。他工资很高，可十分节约。工作中他个性随和，能变通顺应，迂回解决问题，逆境也在他身上 留下印记，却不会留下难以弥合的创伤。张大煜勤奋刻苦，对化学领域里的科学前沿非常熟悉，在研究方向和选题上很有前瞻性，广招人才，尊重人才，知人善任。除了研究学问以外，他没有很多其它的个人爱好，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科研工作中。是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优秀知识分子。大化所至今能在很多领域里保持领先的学术地 位，张大煜功不可没，是一个经得起时代考验的科学奠基人。
当时张大煜有很多想法，他曾提出把“大连石油研究所”的名字改成“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从名字上就不再是完全搞实用科学，科学家们可以更放心大胆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题目，我给与全力支持。这在当时对科学家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那时我受科学家们的熏陶，产生了一个基本思想，就是科研工作一方面要有明确的学科方向，这样在基础理论上才能有突破，真正推动科学事业；另一方面，必须有结合实际的题目和项目，这样科技人员才会更直接地看到自己社会价值，产生更大的科研热情。
我和张大煜交流了这些想法，决定和一些技术骨干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于是1962年大连化物所在青岛开 了一次会议，解决大化所科学研究的大方向问题。这就是对大化所的未来有重大影响的“青岛会议”。这次会上，我们还明确提出要培养年轻人。在科学领域里，很 多重大发现都出自年轻人。当时选了10个年轻科学家作为技术骨干和重点培养对象（他们中有六个后来当了科学院院士），提供了必要的人员和设备，让青年科学 家放手干。同时确定了党政工作人员要为科研人员服务的指导思想。
那时从上到下还是提倡自我批评。所里进行了“解疙瘩”等拨乱反正的活动，对反右派，拔白旗，反右倾中的一些过火做法进行纠偏，运动中有些有过激言行的人还诚心诚意地向萧光琰赔礼道歉。我也很真诚地向在过去的运动中挨整的人道歉，当然包括萧光琰，希望他们不计较运动中的过火行动。萧光琰很兴奋。
萧光琰是个不掩饰自己情绪的人。当他感到作为一个人受到应有的尊重后，心情十分愉快。他又开始常常邀请一些年轻人到他的家里，用水果、点心和糖款待他们，和他们谈工作，谈学习。
他请年轻人教他夫人学中文，让他夫人教年轻人学英文。看到有的年轻人的英文不好，买来英文小字典送给他们，让他们多背多记一些单词。他认为做科研前 提是掌握信息，要掌握信息必须学好英文。他努力用实际行动改变和周围的关系，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则是无意识的。人总是会被潮流裹挟的，萧光琰在慢慢地改变自己，试着融入这个社会。
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什么运动，萧光琰的失眠也奇迹般地好了。心情的舒畅使他恢复了科研热情，产生了很多创造性的思维，又开始专注地搞他的催化剂。当他 读到很多生物酶的催化作用时，立即联想到化学催化剂，想到是否可以把一些生物酶用于体外的生物或化学反应。这个想法，使他很激动。当时在大化所没有搞生物催化剂的条件，当他知道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有可能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时，就要求兼任那里的研究员，以满足他对催化剂事业的追求。
最近几十年，新的生物催化剂--各种酶--不断被发现，成为现代生物化学的重要领域。在日常生活中，酶也有了愈来愈广泛的应用，例如用蛋白酶或脂肪酶清理下水管道，大量的工业污水处理，等等。这证明萧光琰在六十年代初对未来的学科方向看得非常准，相当有预见性。
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中，萧光琰焕发出极大的科研热情和聪明才智，他努力工作，这期间完成了很多论文。1964年大化所承担国家急需的“大庆中油加氢裂 化制取航空煤油和低凝柴油”的课题攻关任务，萧光琰为催化剂最后研制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工作成绩很快得到了肯定。不久他当了侨联的副主席。1964 年大化所成立了三室，他当了室主任。
那时他曾经找到我，说他想见一见已经十年没见面的哥哥，如果他哥哥不能来中国见面，是否可以到香港见面？他希望他的哥哥也能来中国工作（他哥哥当时 在美国的保密单位任职）。我当时听了，很感动。在历尽人世沧桑的今天，我觉得他在多次挨整之后，还想让他的哥哥也来中国工作，太天真了。
1964年末，我离开大化所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工作。那时候的通讯条件和现在没法比，此后，和萧光琰的直接来往就很少了，只是从到北京开会、办事的人那里听到些零星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