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太平洋战争时期新不列颠岛的中国战俘问题得以最终撰写成书，没有下列人士的帮助与支持，是无法完成的。
首先我要感谢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和知情者，他们为我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访谈资料。布里斯本的张荣煦先生曾在亚包中国军营担任过义务翻译，在我接触到这个专题之后，就以他超人的记忆力，为我提供了许多那段历史的背景和细节。同样是住在布里斯本的麦添强先生，作为当年亚包中国军营的翻译，也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回忆。而住在台湾高雄的李维恂先生则是少数几个中国战俘幸存者之一，以其90多之高龄，于2009年8月向我亲述了他经历的那段血与火的历程以及战后从亚包遣返回国的遭遇，提供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我更深感幸运的是，在访问李维恂先生的同时，还能见到另外一位亚包中国战俘幸存者卢新芳先生，他在自己位于凤山的寓所接受访谈之后不久，就于年末溘然仙逝。因此，他提供的那些片段的回忆，就更显珍贵。
在亚包中国战俘史实于2009年成为媒体的一个热点之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侨商会创会会长、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邱维廉先生就对此极为关注，并慷慨资助本书的写作，谨在此表达我的诚挚谢意。
北京的梁春元先生在我收集资料和赴新不列颠岛及台湾的访问过程中，提供财政资助，从而使我在堪培拉蒐集档案资料、在台湾对幸存者访谈以及在亚包现场勘查等方面收益良多，为本书写作积累了大量资料，特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勘查访问期间，在首都摩尔斯比港的马克夫医生给予了热情接待和帮助；摩尔斯比港BNBM公司的总经理潘毅先生和他的公司在亚包的职员鲍建涛先生更是全程陪同，倾力相助；亚包的侨领司徒剑鸣先生和夫人以及Michael Chan先生，也为我们在亚包的访问提供了各种方便，包括食宿及交通。没有他们的热情相助，是无法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对亚包中国战俘的遗迹有所了解的。谨在此对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
2009年在台湾为本书收集资料及访谈幸存者期间，上官百成先生几乎全程陪同，各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国史馆的谢培屏女士更是以书相赠，使我得以拥有她所蒐集到的与亚包中国官兵遣返相关之档案资料。此外，墨尔本大学的罗永现博士、中央研究院朱浤源教授、王镜宇海军上校、国史馆郭维雄先生、联合报程嘉文先生、立法委员办公室的揭仲先生、李维恂先生的公子李权宪先生、以及王和平先生和曾云龙先生亦为查阅档案资料和访谈提供了诸多方便，一并在此致谢。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对内子杨弘无论如何都难以表达的感激之情。她是本书手稿的第一位读者，也在手稿的润色上花费了大量心血，并为写作本书提供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可以说，没有她的理解与支持，亚包中国战俘专题的研究及本书的写作是无法进行的。我亏欠她太多, 在此难以言表。
2010年8月1日
于布里斯本
补记
2010年8月底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位画家朋友的来电，问我是否认识张荣煦先生。在我给予了肯定答复之后，他对我说，你知道吗？他已经走了。我听后愕然。这位画家朋友告诉我，他有一位跟他学画的女士，最近二周因家里有事，没有来上课。当天重新上课之后，告诉他，张荣煦先生是她的伯父，8月10日前后偶感风寒不适住院，谁知一住进医院没几天，就溘然西去。故而，她与张家亲友等，于过去二周便忙于操办丧事。事毕，她方能重返课堂习画。
听到这个消息，我确实一时间反应不过来。这一年的7月份时，我还曾致电张先生，跟他约定，找个合适的时间，再就有关亚包中国战俘问题请教他，并同时想为他做个录像记录。平时所见到的张先生，身体硬朗，反应敏捷，思路清晰，记忆力惊人，而且还常常开车接送其他年长人士参加各种聚会，由是观之，他多活几年当不成什么问题。但人算不如天算。他已过80岁了，毕竟拗不过老天。不成想，7月份的那通电话，竟成了与他的最后通话。可惜我此前并不知道他的死讯，未能参加其葬礼，深感遗憾。只能借此书表达对他的深深谢意与敬意。
几个月之后，就到年底了。我给高雄的李权宪先生发去电子邮件，致以新年问候，并代为问候其父李维恂先生。但李先生回复告知，其父已于同年11月仙逝。闻之不胜悲痛。
上述张荣煦和李维恂二人皆为亚包中国战俘的见证者和幸存者，他们的口述记录，对我们进一步了解那些中国抗日将士当年在亚包饱受日军的凌辱欺压以及战后等待回国的过程，提供了许许多多的内幕。他们与亚包的1500名中国战俘同为一体。对于他们这几位幸存者和见证者来说，我深感遗憾的是，没有在其有生之年，再作进一步的访谈，对当年那些被俘的中国抗日将士为日军强行运送到新不列颠岛及战后被解救之后等待遣返回国期间的种种磨难和经历，再对照档案资料予以求证。唯有借此书的出版，表达对他们的深深谢意与敬意。
最后，我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韩怡宁女士，她以极大的热忱和专业精神，对书稿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认真校改书稿并精心编排，使该书的出版成为可能。同时，我还要感谢中国文史出版社的韩淑芳女士，没有她的鼓励与协调，本书的出版是不可能的。
2011年3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