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九日， 游春结队行。 翠屏临绝顶， 俯视大江横。 戛云亭上望， 士女出倾城。 往来船如织， 春水绿盈盈。 喧填箫鼓奏， 沿岸踏歌声。 龙作霓裳舞， 前导建旗旌。 相携有春酒， 燔间席地平。 成群各斟酌， 杯尽壶更倾。 喧哗动山谷， 翔空鸟震惊。 梅花开笑靥， 野草嫩芽萌。 晴郊生气象， 钟动晚霞明。 野游洵足乐， 由来有深情。 元稹昔守达， 是日归棹轻。 邦人齐出送， 俎饯登翠屏。 诗人有遗爱， 祠堂垂典型。 相去虽千古， 佳游未可停。 年年逢此时， 登高山更青。 （载民国《达县志·卷末·诗存》）达州“元九登高”溯源 又是一年春草绿。随着旧历新年的来临，达州人民的盛大节日-元九登高节即将拉开帷幕。关于达州“元九登高”的来历，可谓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报刊也组织过多次讨论，但仍莫衷一是。笔者上世纪80年代在参与编写《达县文化志》时曾对“元九登高”做过一些粗浅的考证，有一些鄙陋的看法，愿意以此就教于识者。关于“元九登高”的来历，主要这样几种说法：一是踏青说，见于乾隆《达州志》。该书在“卷一·风俗”中说：“正月晴明时，群登翠屏山，载酒欢歌，竟日游赏，亦取踏青之意也。”嘉庆《达县志》在卷十九“风俗”中也沿用这一说法。不过，两书都没有指明“群登翠屏山”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明确它和元稹有无关系。二是“礼神”说，见于民国《达县志》。其“卷九·礼俗门·风俗”中记载说：“九日谓之上九，士女群登翠屏山礼玉皇大帝。肩摩穀击，携酒挈榼，饮于山顶，至黄昏始散。山顶树长木架，横杆燃天一灯，对照城内，十数里毕见之。取天一生水之意，以治火，至十六日乃熄。”三是纪念元稹说。最早见于刘存厚的诗《正月初九登翠屏山即事》（载民国《达县志·卷末·诗存》）：“正月初九日，游春结队行。翠屏临绝顶，俯视大江横。戛云亭上望，士女倾出城。往来船如织，春水绿盈盈。喧填箫鼓奏，沿岸踏歌声。龙作霓裳舞，前导建旗旌。相携有春酒，墦间席地平。成群各斟酌，杯尽壶更倾。喧哗动山谷，翔空鸟震惊。梅花开笑靥，野草嫩芽萌。晴郊生气象，钟动晚晴明。野游洵是乐，由来有深情。元稹昔守达，是日归棹轻。邦人齐出送，祖饯登翠屏。斯人有遗爱，祠堂重典型。相去虽千古，佳游未可停。年年逢此日，登高山更青。” 在诗中，刘存厚详细描绘了当时元九登高的盛况，据笔者所见的资料，这也是第一次把“元九登高”的习俗与元稹连在一起。 其实，关于“元九登高”的说话，归纳起来，只有两种：一是为纪念元稹，一是与元稹无关。达县的正月初九登高的习俗究竟与元稹有关还是无关？笔者以为，既有关，也无关。先说“有关”。首先，从前面所引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达县正月登高的习俗由来已久，至少在清乾隆、嘉庆年间（公元1736-1820）即已盛行，因此才会有乾隆《达州志》和嘉庆《达县志》的那些记载，而它酝酿萌生的时间应更为久远。尽管史志都没有提到登高的具体时间以及是否与元稹有关，但也没有肯定它与元稹无关。 其次，就目前的研究来看，认为“元九登高”与元稹无关的论据似乎还不很充分。有人认为：指“元九登高”为纪念元稹，出自军阀刘存厚之笔下，是他企图借古人打扮自己而伪造的事实（见章文仪先生《也说元九登高与纪念元稹无关》，下同）。笔者以为，此种推断太过武断。刘存厚作为军阀，据达县长达九年之久，毫无善政可言，惟贪欲无度，被人民骂作“刘瘟牛”，是不争的事实，并且他的这首诗粉饰太平的痕迹太重，不知廉耻，为自己涂脂抹粉，也是肯定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应该注意：就是在刘存厚时期（1924-1933），民间就有元九登高为纪念元稹之说，否则刘氏不会采之入诗。也有人认为，元稹离任的时间应该是在元和十四年二月底，不是在正月初九，故而“元九登高”为纪念元稹之说不能成立。其依据是：元稹元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在宜昌和白居易兄弟邂逅于舟中，有他的诗为证；从达县到万县陆路不过300余里，行程最多不过十日；从万里川江到江陵（荆州），“千里江陵一日还”，最多不过两三天。如果是正月初九就离开达县，怎么会三月中旬才到江陵呢？时间不对。这样推算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他们可能忘了计算古代官员离任时沿途的应酬、吟弄风月的时间了。白居易从西安到奉节赴任，可是曾经走了整整半年多啊。借着离任的机会，一路游山玩水，是古代官员们的通病，何况是元稹这样一位“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风流才子呢。再说，元稹离开通州，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旱路，即从达县到万县；一是水路，即乘船沿州河而下，至重庆，再顺长江东下。元稹究竟走的那条路，目前还找不到确切依据，但笔者推测，坐船的可能性极大（刘存厚也认为应该是坐船，所以诗中有“归棹轻”之说），少了车马的劳顿，再说，又不是急着要和白氏兄弟会面，干吗要匆匆忙忙地赶路呢。况且，当时川江行船，通常要等便船搭载，哪能像今天这样随到随走。所以，元稹正月初九从通州出发，三月十二日才到江陵，是完全可能的，时间上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还有人认为，地方官离任，百姓送行是件大事，何以旧志上不载？其实，迎来送往，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属于很普通的应酬。更何况正月初九为元稹送行的百姓，恐怕并不是全城工商士农，而只是少数士大夫和士绅而已，说不定也就是几个同僚或者属员，充其量还有几个“粉丝”，并不算什么大事，也算不得盛事，哪里值得方志一书？虽然元稹当时诗名大著，但以那时民众的文化水平和文化传播手段、传播渠道而言，一般的小小老百姓，恐怕只知道他是州“司马”，而不会知道他也是文坛巨匠，因此，他离任时不见得就会有很多崇拜者来送行。乾隆《达州志》和嘉庆《达县志》都不叙为纪念元稹而登高一事，率由此乎！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古书对此原有明确记载，但后人无从看见，或者尚未发现而已。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元九登高，可能与元稹有关。但为什么又说它与元稹无关呢？首先，任何民俗的形成，都必须具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自然条件因素，二是社会条件因素，三是民众心理因素，三者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共同推动着民俗的形成，缺一不可。笔者以为，达县的元九登高，正是具备了这三个方面的因素：正月初九，正值新春佳节时候，年还没有过完，人们有充裕的时间消闲，也有消闲的需求。二是古时候达县翠屏山树木葱郁，宛如屏障正对城南门，虽经冬而依然清幽可人；因州河所隔，平时难得过河一游，新春时节走走，也是一种赏心乐事。三是翠屏山的游乐设施在当时还算比较完备，有寺庙道观可逛，有玉皇大帝可拜，有“天一灯”可看。三是在达县历史上，有元稹这样一位著名的大诗人来做过官，人们自然会以之为荣，会为之津津乐道，为他编造出许多故事和传说，至于他究竟为百姓做过多少好事，那又是另外一回事，该当别论。换句话说，元九登高，是在民众需要、民众愿意、民众可能的条件下形成地方习俗的。 关于“元九登高”习俗的形成过程，笔者有这样的臆测：唐元和十四年的正月某日，天气晴朗，州司马元稹就要离开通州去任虢州长史了。一群同元稹关系密切的同僚和几个仰慕他的士大夫携酒带榼，到翠屏山，为他饯行。大家饮酒赋诗，说了许多依依惜别的话，直到黄昏时分，元稹才踏上归程，而送行的人则尽兴得很，觉得很有意思，于是相约“明年还来”。第二年，大家又来到翠屏山，回忆去年的往事，饮酒作乐，年复一年，越来越多的人竞相效仿，再加上翠屏山上有戛云亭，后来又修建了真武宫，风景宜人，既可登高望远，亦可礼佛朝圣，踏青消闲，就这样，元九登高的风俗逐渐形成了。 正如嘉庆达县志所记载的那样，元九登高的本质是春天踏青游。这股风气日盛后，有好事者要考其源，于是附会了怀念元稹一说，而且此说逐渐被老百姓接受，又被刘存厚写入了诗文。 也许有人不会赞成笔者的意见，认为这是贬低了元稹。其实，对某种民俗的起源，我们大可不必太过认真，因为它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附会了太多的传说和臆想，根本考证不清。如过年，如传统的端午节、中秋节、乞巧节等等，就是如此。史家纪事，当然应该以实录为高，但民间有此一说，不妨姑妄听之、姑妄记之，也是免不了的。所以，史志所载，并不见得就是铁板钉钉，准确无误，事事都说得清楚，有个来龙去脉。实际上，元稹在通州司马任上并无多少建树。一是他“坐事贬江陵士曹参军，徙通州司马”，心情不好，对通州并无好感，总认为“通川之地，丛秽卑偏，蒸瘴阴郁”，“三冬有电连春雨，九月无霜尽火云”，不可能有很高的积极性为民造福。二是官位卑微，难以为主导政局。唐代的司马，又称“别驾”，是州刺史的佐官，其职责是“凡刺史行部，从事别乘一乘传车从行”，能作出多少业绩来？三是元稹在任只有短短三年光景，既要吟诗作赋，又要与好友白居易来来往往，哪有时间理政务啊。但因为他后来有点名气了，又回朝廷做了宰相，人们就把他当作本县的骄傲，怀念他，在六相祠堂里供奉他。可见，百姓对一个人的敬佩，并不仅仅看政绩。只要他无大错，只要他有点长处，老百姓总是宽容的，愿意记住他。 元稹在达县的遗迹，主要集中在翠屏山这边，最为著名的要数戛云亭，相传是元稹所建。在市委、市政府打造名山名节，设“元九登高节”以来，有关部门既注重了凤凰山的开发，是不是也应该加大“元九登高”的发祥地—翠屏山的建设力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