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盛友：移民文化原创力的再解码
作者：谢盛友（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
《世界知识》2010年第10期刊登了著名作家祖慰的《移民文化超常原创力的解码》一文，作者对犹太人的智慧密码感悟出“文化基因双螺旋”，尽管祖慰先生知道归纳法有很大的缺陷，不敢用全称判断，但是，“智慧基因双螺旋”的确是祖慰先生的感悟和理解。笔者旅居欧洲四分之一世纪 ，对此有另一种理解。
祖慰先生提出，为什么犹太人聚居在自己的国家里，就不再是“世界级大才的孵化器”了呢？
契约法律法治三点一线
犹太人先祖亚伯拉罕与上帝订立了契约，契约就像日月星辰的运行一样，犹太人永远遵守，他们不把戒律看成是一种负担，而看成是一种欢乐，因为遵守戒律的人与上帝永存。
《圣经》说：“人虽然失信，上帝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提后二：13）人会失信，所以人与人之间或国与国之间任何交易往来都要立约以保护自己的权益。《旧约》是上帝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新约》是上帝和信耶稣基督的人所立的约。按照《圣经》，基督徒对约的理解，人本身来到这个世界，也是和上帝签了约，到地上生活几十年，完成了约，就回去。《旧约•传道书》中说“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记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业，他们永不再有份了。
《圣经》《犹太法典》罗马法系英美法系，都是一极文化的承传。
《周六晚间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有一回刊出一张漫画，画的是摩西在山上，手里拿着“十诫”的石版。他举目向天说道：“现在只要十条法律就够用了，其它的条文等到官僚盛行的时候再说吧！”，这则笑话的真实性是，我们当今的法律系统是根据神向摩西所启示的“十诫”的。
犹太人的法典是欧洲大陆和英国两地法律系统之来源。
迪蒙（Max I. Dimont ， 1912–1992）在 《犹太人、神和历史》（Jews, God and History）的论文中写道：“摩西律法是第一个真正合乎司法而写下来的法律，并由于它对人性的完成、对公义的热情、对民主的热爱，使得过去的任何法典皆黯然失色。”
犹太人对我们法律最重要的文献，首推《妥拉》（Torah）（又称为律法书或摩西律法，是《希伯来圣经》最初的五部经典，相传这五卷皆由摩西写成。在《圣经》原文里，五卷经文是不分开的，包括：《创世记》，《出埃及记》 ，《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摩西的律法和神应许给以色列的国家地位有关。虽然犹太人在那个节骨眼上还是一个流浪的民族。但摩西律法并不是给一个流浪民族的。它乃是为维系国家统一而设计的，不是仅仅用来保全一个家庭的完整，尽管个人权力不会因为国家而有所牺牲。这些律法崇高的架构浮现了政府的民圭型态，其绵延不绝的能力持续了八百年之久，直至先知们将其恢复。
当今许多法律是从十诫来的，比如第四诫被视为是为安息日而编纂的，第五诫乃是把家庭神圣化的一则强力的法律，以至于这条法律“铭刻在家庭之中的理想延续到了中古世纪、现代欧洲，直到瓦解社会的工业革命出现。”第七诫被视为“婚姻乃家庭之基础”，透过禁止通奸来强化“保护家庭”的法律。关于第八诫，它认可了私有财产，并与之和宗教及家庭相结合。关于第九诫，它“禁止伪证，并建立一种以宗教为基础的诉讼”。第十诫“禁止贪夺”。十诫帮助人类建立了现代社会的基础。它自然为西方法律立下了根基。
吴尔（Percy Neville Ure ，1879 –1950 ）在《查士丁尼和他的世代》（Justinian and His Age）一书里写道：“从各方面来看，查士丁尼所编纂的法律被公认为是他最主要的成就，使得他万古流芳。”当查士丁尼统治的时候，罗马的律法已经累积了超过一千年之久的经验。罗马人爱立法，市井小民的生活几乎全被野心勃勃的立法神经给牢牢掌控着。那时，查士丁尼承接了法律的混乱场面：当时他们有着各种不同层级的法律，彼此在不同区域之间甚至相互抵触着。那个时期罗马法律是一种“实证性的累积，不是逻辑性的演绎。”为了整合和修剪现有法律系统这个庞然大物，查士丁尼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其中成员均是法律上的伟大人物。
罗马法的发展被分成三个历史时期：罗马王国，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第一个时期即法律诉讼（legis actiones）时期包括王国及共和国的初期。公元前3世纪罗马法进入程式诉讼（formulas）时期。从元首制罗马帝国早期开始，罗马法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法律认知（cognition）时期。
1583年，法国法学家丹尼斯•高第弗洛依首次使用《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来指称包括《新律》在内的查士丁尼编纂的全部法典。
德国法学家耶林 （Rudolf von Jhering，1818－1892）说：“罗马人曾三次征服世界，头一次以武力，再一次以宗教，末一次以法律。”
我们的律法系统来自欧洲，但终极而言，它们均来自《圣经》，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从查士丁尼、阿尔弗烈德大帝、格鲁修到布莱克史东，均将西方律法恰当地根基于《圣经》中神的律法。
笔者在欧美有不少犹太人朋友，通过他们笔者了解到，犹太人自始至终认为有约，所以守约，他们在孩子刚会说话的时候，就开始教他们背诵《摩西五经》，与他们交往多了，也发现，他们当中竟然有12岁才开始阅读《摩西五经》的，但是，让犹太人放弃《圣经》实在是比撼天还难。
传统的犹太人有意识地记忆训练孩子，从1岁半就开始的。到了三四岁的时候，孩子会被送到寺里学习。一进入教室，孩子就会受到大家的鼓掌欢迎，目的是使他感到学习是一件充满快乐的事。翻开的书上有时还会放着葡萄，这是为了让孩子觉得学习还是件甜美的事情。犹太人认为，越早学习越好。他们从孩子4岁起就开始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并教育孩子说，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
在希伯来语中，学习读做“密修纳”，意思是反复练习，这就是犹太人独特的学习方法。他们的教育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教育孩子，学习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奉献。奉献才是人类真正的生活方式。在犹太人看来，圣人是可以体谅别人、为别人奉献的人。为了奉献就必须持续学习，从出生一直学习到死亡。
祖慰先生在《移民文化超常原创力的解码》中也说：犹太移民的孩子，在十三岁时就通过手提式的《旧约圣经》和《犹太法典》，继承了犹太传统人文的全部精华。这样，犹太移民的孩子，接受了两个民族的智能资源，拥有两个异质的智能库，而且都是拔尖的。这不仅比其他移民的孩子多，而且也比侨居国的孩子丰厚。这样，犹太移民的智能结构模型就出来了，很就像生命的基因结构－－双螺旋链。
根据我的观察，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以色列人和“海外犹太人”都只有一个文化基因结构，犹太人离不开上帝，离不开《圣经》文化，在以色列或在“海外”都只是生活在同一文化基因结构里。
在这样一个文化基因结构里长大的犹太人，他们生活在契约法律法治的三点一线上，他们始终觉得，有约就得守约，有法就得守法，这样下来，法治社会就会逐步健全。
笔者一个犹太人朋友，上次讲道述说一个在汉堡的犹太人，这位交通警察在一次抄牌中遇到一个中国朋友，违章的中国朋友第一反应：“嗨！我们是好朋友，昨天夜晚刚刚在聚会中酒足饭饱，我今天的违规，可以讲出一千个理由，我们是老朋友，你今天就免罚单了！”
交警犹太人第一反应是：“罚单照开，是好朋友，所以我帮你交罚款。”
举这样的例子，大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它的确折射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对约的理解。“违章犯法”已经是事实，如何守约，今后如何继续做朋友，汉堡的中国人认为，免罚单就是“够朋友”，汉堡的犹太人坚持认为，约定在先，犯法在后，他愿意代替被惩罚，以守约，以便今后继续可以做朋友。
犹太人到汉藏文化里却被汉藏同化了，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根据潘光教授在哈佛大学的讲演《犹太人在中国：传奇、史实和透视》，大批犹太人最早是在唐代（约公元8世纪前后）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不过，直到宋朝，在开封才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犹太社团。关于该社团的记录是最为全面和充分的，正因为此，在涉及犹太人在古代中国这一课题时，人们一般选择开封犹太社团作为一个典型。历经十多个世纪的岁月沧桑，开封犹太社团最终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
导致开封犹太社团同化的两条本质性原因中有一，即开封犹太人始终与客居地的其他民族和宗教集团享有平等的权利。（引自潘光《犹太文明》）
犹太人汉化的具体原因可能很多，比如与汉族通婚，参加科举，改用汉文姓名，习用汉语等等。
60多年前，当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之时，不少国家都对急需救助的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而上海因种种复杂原因成了全球唯一向犹太人敞开大门的城市。从1933年到1941年，上海先后接纳了3万多名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潘光教授在哈佛大学的讲演《犹太人在中国：传奇、史实和透视》）
但是，从1933年到1941年，上海先后接纳了3万多名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这些犹太人后来几乎全部返回欧美，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犹太人在全然汉藏语境下生活艰难。第一个艰难是，汉语方块字的艰难；第二个艰难是，在全然汉藏语境下坚持手提式的《旧约圣经》和《犹太法典》的艰难。
认可家园与家园认可
一般来说，移民选择在那里居住和生活，就是认可了自己的选择，认可了家园，但是，家园是否认可新来移民，那是另一回事。
德国人最早是游牧民，日耳曼部落的进化发生在青铜时代或者最晚是铁器时代。公元前1世纪，部落开始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德国北部逐渐向南、向东和向西扩散，慢慢稳定成二战以前的德国。犹太人、希伯来人为什么在德国“如鱼得水”？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游牧民的“相互接纳”。耶稣就被称为“最善良的牧羊人”，所以耶稣基督在德国也容易被稳定以后的“游牧民”德国人接纳。
犹太人到了一个地方，尽管手提希伯来文化，但是“既来之，则安之。”，认可居住地为家园，是否家园认可他们，那是另一回事。所以，他们自始至终都会努力，追求被家园的认可。
我儿子中学母校有一个“学校之友”协会，会长是一个犹太人大企业家，每学年结束时的“校节”，会长奉献葡萄酒我奉献中国美食，销售所得捐献给学校。每年的这一天，我们夫妇只是轮流在那里干活几个小时，但是，会长从早上9 点一直坚持工作到夜里24点。
举这样的例子，大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它的确折射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我们只是半心半意地追求被家园的认可，而会长却是一心一意，甚至全力以赴地追求被家园的认可。犹太人这样的故事，一千零一夜也讲不完。难怪犹太人被家园认可，进入当地的主流社会。
中国人“留一代”（留学生第一代）多少还携带着《论语》“手提式国学”，但这恐怕就是追求被家园认可的障碍。欧美学人论坛有关华人移民与主流社会的讨论非常激烈，不少学人认为，华人移民难以进入西方主流社会，根本的障碍是华人以“中国为先”，华人移民首先要改变 “中国为先”的心态，才能成为“当地的主人”。“中国为先”的心态通常被称为“Chineseness”。Chineseness（或 being Chinese）这个单词没有简单的翻译，概括地说， Chineseness 描述全球华人永不终止的“自我定义”情结。Chineseness 让华人把居住国永远当“外国”看，把已经成功超越“中国为先心态”而融入当地社会的其他华裔称为（有贬义）的“香蕉”，把他们对居住国的效忠定性为“忘本”和“背叛祖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得华人移民的“断奶”，至少需要一代人。（参见：2cents: 中国移民为什么当不上主人）
“留二代” （留学生第二代），无法接力携带《论语》“手提式国学”，恐怕最根本的原因是中文方块字太难。
晚清时的华工是为生活所逼而被骗至海外的，这些华工俗称为猪仔或苦力，他们本来识字不多，当然没有能力携带《论语》“手提式国学”。
留学生移民，一般情况下，儿子小的时候肯定教育他们学中文，但是中文方块字太难，今天学明天忘；今天写明天忘。唐德刚教授有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你吹牛了，一个总编辑与教授一样，大约只懂6000中文字。……” 唐德刚教授还说，他每天读英文报纸没有不认识的字，读中文报刊经常遇到生词。
“留二代”“半途而废”，所以，同样没有能力携带《论语》“手提式国学”。
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Roger Yonchien Tsien，1952年2月1日－）是“留二代”，他在一次学术采访中说： “我是美国公民，不是中国人，很少吃中国菜，不会中国话...... 我认为血统出身不能决定一个人的身份，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必出于一个开放的社会，多元包容的价值是关键。我在美国出生长大的，我不是中国科学家……，不过，我的得奖有中国人高兴，如果这样让很多年轻人对科学发生兴趣，这是很好的事。”
笔者认为，包括钱永健在内的华人诺贝尔奖得主，都是认可家园和被家园认可的科学家，他们在自由开放的社会，发挥出超群的智慧。
（文章来源：世界知识杂志2012年第四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谢盛友 文 完）
祖慰：移民文化超常原创力的解码
作者：祖 慰 （前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湖北省分会副主席）
巴黎三空间
在巴黎，可看到三个很有意味的空间。
巴黎旺多姆广场，那里有英国王妃戴安娜在车祸前吃最后晚餐的丽池饭店。她的情人小法伊德送了她在饭店旁边的珠宝店买的20多万美元的珠宝。这些大珠宝店是犹太移民开的。大多数犹太移民居住在巴黎16区等所谓的高尚区。
在熙熙攘攘的巴黎19区，那里有很多一个挨一个的中餐馆和充满中国货的小超级市场，店主是中国移民。
在大巴黎郊区，某个树林边的空旷地上，有十多辆汽车拉着的“大篷车”进驻，来者不是自助旅游的游客，而是居无定处的吉普赛移民。
巴黎郊区吉普赛人的大篷车与巴黎街头卖艺的吉普赛舞者
在欧洲，犹太移民史约有两千多年，吉普赛移民约有一千多年，中国移民近一百年。同是天涯沦落人，三大移民群刚到侨居国时的状况相似，所拥有的硬件（物质财富）都近乎零，每个人只带来源自故国保存在大脑记忆库中的不同软件（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为何在侨居地的地位如此之悬殊？
犹太移民独一无二的智能结构
面对巴黎犹太移民的显赫空间，我萌生出了一个怪问题：为什么犹太人散居列国当移民时天才辈出可谓了不得，而在犹太复国之后的以色列国民却并没有表现出什么不得了？
被世称为改变二十世纪世界秩序的三个伟人－－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马克思－－都是犹太移民。犹太血统的世界级人文学家、艺术家的名字有一长串：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克姆；提出“后工业社会论”的美国未来学家D•贝尔；世界级的犹太移民音乐家有现代音乐之父的勋伯格；大作曲家马勒；俄国大钢琴家鲁宾斯坦；世界小提琴之王大卫•奥宜斯特拉哈、梅纽因；被誉为二十世纪艺术领路人、大画家毕加索……
还有一份有点过时的1980年的统计资料称：“从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设立经济学诺贝尔纪念奖、并由诺贝尔基金会主持颁奖以来，授奖十二次，其中三分之一（33％）以上授给了犹太人或有犹太血统的人。犹太人在所有诺贝尔的获奖者中都占了很大的比例，自1901年以来，共颁发诺贝尔奖513人次，犹太人获奖88人，占17％。可是，犹太人只占世界总人口的千分之二左右﹗”（ Gerald KREFETZ：《犹太人和钱－－神话和现实》，第38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4月版。）。
然而奇怪，为什么犹太人复国之后，以色列人却不再是“世界级大才的孵化器”了呢？以色列国的犹太人，其原创力不再超常，充其量位于世界的中上而已。
为了回答这个空前一问，我走访了巴黎的一些犹太移民，还读了一些研究犹太移民的著作。我发现，犹太移民和别的移民相比，他们具有一份其他移民所没有的“手提式希伯莱文明”：63卷《犹太法典》（Talmud）。《犹太法典》是由两千多位历代的犹太拉比（Rabbi,犹太教神父，犹太人中最有学问的人），在1200年的时间里，对犹太教义、犹太法律、哲学、道德等人文学科进行讨论的会议记录。犹太法典是数千年犹太文化的积淀和结晶，内容包罗万象，是犹太人文智慧的大集成者。
犹太移民的孩童教育从3岁就在家庭开始了。首先由父母教授犹太国语－－希伯莱文。父母这时会做一些希伯莱文的字母形的饼干给孩子们吃，加强兴趣。在7岁以前必须读完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中的5卷书：《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利未记》、《申命记》。。7岁后到13岁，开始熟读最经典的犹太法典。（ 孟佑政︰《犹太人纵横世界的奇迹》，第17页，台北大展出版社，1988年12月版。）这就是说，犹太移民的孩子，在13岁时就通过手提式的《旧约圣经》和《犹太法典》，继承了犹太传统的人文精华，拥有了一条蕴含着几千年文明结晶的“基因链”。
此外，《犹太法典》特别教导犹太人说，“学者比国王更伟大”，“要造就高耸得不亚于故乡每一座山的人才”，因此，犹太移民无论穷和富，都会竭尽所能地争取让孩子上侨居国最好的学校、取得最高的学位。这样刻意追求的结果是，从统计学意义上看，犹太移民的孩子比其它移民的孩子，在接受所在国教育的程度方面要高得多，由此获得侨居国最优秀的文化“基因链”。
由此，犹太移民独此一家的智能结构模型出来了：犹太移民的孩子，接受了两个民族的最高智能资源，拥有两个异质的智能库。这不仅比其它移民的孩子多，而且也比侨居国本土的孩子丰厚。
从生命大爆发联想到智慧大爆发
地球上的生命，大约有38亿年的历史。通过化石翻阅这部生命史，会有一个迷人的发现。前30亿年，生命的品种、样式极其贫乏。到了6亿多年前的寒武纪，地层中突然涌现出千姿万态的生命样式，几乎包括了动物的所有“门”，例如海绵动物、腔肠动物、环节动物、软件动物、节肢动物、腕足动物、棘皮动物以及原始的脊索动物等等。奥妙在哪里？因为，前30亿年的生命是无性繁殖，其“子代”DNA的两条基因链是来自同一个“母代”复制而成的。生命样式的变化，完全靠在复制过程中出现概率极小极小的变异，所以30亿年大同小异。到了寒武纪之前，生命的繁殖方式变了，变成了有性繁殖。子代的DNA，是由父母两条不同质的基因链组合而成的，可以随机组合出天文数字的变异，因此出现了“生命大爆发”。
不同质的基因组合就是生命无穷创造活力的机制。
这是一幅38亿年的生命发展历程图。前面三十多亿年的生命世代系列样式，是那样的简陋和大同小异。突然，在六亿多年前的寒武纪（图下面横条中的紫、黄色那一块），出现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Cambrian Life’s Explosion）（右上角的生命群体图），几乎所有动物的“门”（Phylum）同时在地层中出现，包括海绵动物、腔肠动物、环节动物、软件动物、节肢动物、腕足动物、棘皮动物以及原始的脊索动物等。
那么可否这样解码，犹太移民（不是以色列国民）天才辈出的奥秘是：像生命进化到有性繁殖一样，犹太移民在侨居国对孩子的双螺旋式的培育，获得了不同质的两条都是高端的智慧基因链，因此具有了“智慧大爆发”的可能？
吉普赛移民的大篷车自闭症
千年前从印度北部出来的吉普赛移民，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没有可以发展和保存文明的健全宗教。因此，它自身拥有的“文化基因链”很短，与中华文明和希伯来文明相比，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
在他们西行到侨居国后，又千年自闭于颠簸流荡的大篷车里，极少吸纳侨居国的“文化基因”。自闭使他们拒绝建立起“异质双螺旋智慧基因结构”。
因此，吉普赛移民是三大移民群最弱势的，在世界文明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出类拔萃的人才，连黑人那样的杰出运动员人才也没有，更不用说是世界级的大人才了。他们的基本技能是跳舞、算命和做“梁上君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纳粹不仅杀了数百万犹太移民，也同时杀了数百万吉普赛移民。战后，犹太移民发出了让世界震惊的控诉，获得了精神和物质的巨大赔偿，并把迫害他们的逃匿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纳粹罪犯不断挖出来送上法庭，至今还在延续着。吉普赛移民中幸存下来的后代却完全无声无息，数百万冤魂依然在冥冥中默默游荡。
华侨的“狗窝情结”
中国人安土重迁，与其他移民相比，中国移民有着一个“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狗窝”的“狗窝情结”。
“狗窝情结”，迫使第一代中国移民夜以继日、节衣缩食在异邦拼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树高千丈”（积累一笔财富），然后“叶落归根”而去，即回到“狗窝”去，雅称为“衣锦还乡”。
急功近利的紧迫感，使中国移民急中生智。他们针对新环境把记忆中储着的中国文化“软件”快速地筛选出来，与当地的制度文化结合，建立起简易可行的“双螺旋结构”。
我多年在巴黎一家报纸当记者与专栏作家，采访过许多从越棉寮、港澳台以及大陆来的华侨。其中的浙江温州移民，最具有草根性活力，落地就能生根，生根就能共生出一大片芳草绿茵。他们在中国都是处在最底层的农民或小城市的市民，所受教育在中学以下。偷渡到法国要负债两万欧元左右。他们就在这个负起点上起步。可是，在经济正常情况下，不出三、五年就有几十万欧元的资产，成为小业主。其中奥妙主要是靠迅速建立起“异质基因组合的双螺旋结构”。他们知道，在法国开个中国餐馆最难的是要积累起约10万欧元的第一笔启动资本。若靠打工储蓄这笔钱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如果向法国银行贷款，因为无抵押，甚至拘留都是非法的，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急中生智，应用中国传统的亲情文化，拉上五、六十位亲戚朋友搭起了个“月兰会”，立即就能筹集到开个小店当老板的本钱。这个“月兰会”的附加标款设计得非常巧妙，对于受亲情文化之惠的会头来说，他得到的是没有任何风险的无息“亲情贷款”，可是，对于搭会者之间来说却仍然是有利息的。这个集资方式，便是法国制度文化和中国亲情文化的简易双螺旋文化结构的产物。温州移民还感受到法国是高福利国家，人工成本极高，于是他们又建立了一个“夫妻店”双螺旋结构来应对。共命运、共钱财的中国夫妻，共同管理法国制度下的小饭店或其它小商店，其管理效率最佳，聘用的人工就最少（只相当于法国同类餐馆的三分之一）。当他们经营的企业扩大时，他们又应用中国血缘文化，实行家族联营，以作为西方契约联营的同位替代方式。进入法国前二百家排行榜的巴黎巴黎陈氏兄弟商场，就是家族联营取得成功的例子。
当然，中国移民的狗窝情结，也不可避免地产生着平庸化的作用。
第一代华侨，他们总想着尽快地“混出个人样来回老家”，不会像犹太移民那样全身心地融入与吸纳侨居国文明，自甘边缘化，只求快速发财。人是存在在语言中的，连侨居国的语言都是不合语法的单词组合式表达还遑论其他？他们在经济方面的“双螺旋”，也是立竿见影的简易结构，所定目标是“母鸡的理想不过一把米而已”。
倘若第一代华侨由于种种原因没能“衣锦还乡”，他们对于下一代的培育就就完全不同于犹太移民了。他们没有像犹太移民那样对下一代从小全面传授祖国文化“基因链”，更没有像犹太教那样的强制机制。中国移民最多让孩子到中文学校认几个中文字（一般都不会书写）和学几句常用汉语，动机是为了不让孩子“数典忘祖”。至于孩子上侨居国什么学校、获得多高的学位，完全随缘，一切看孩子本人的造化。如此这般，华侨的孩子没有传承中国数千年的长长的“智慧基因链”， 是所谓的“香蕉人”（黄皮肤包着“白文化”）。而这个“白文化”又由于受父辈传给的中庸、随缘的价值观所驱使，绝大多数中国移民孩子在侨居国所获得的又是一个陋而短的“基因链”。中国移民孩子如此“山寨版双螺旋”，其原创力岂能与犹太移民的孩子相提并论？
诚然，华人移民中也出现过杨振宁、丁肇中、李政道等荣获诺贝尔奖金的世界级杰出人才。但是他们在5000万中国移民中的比例太小了，更不用说在中国14亿中的比例是微乎其微。此外，还要特别指出，这些杰出移民不是出自唐人街，而是他们在中国接受了高等教育，即获得了完整的“中国文化基因链”，然后又到侨居国接受最高端的教育，匹配上了侨居国的最佳基因链，因而具有了与犹太移民佼佼者相似的双螺旋智慧结构，才可能造就出了他们。
移民原创力解码后的三句话
一、如果想获得超常的原创力，在中国接受高等教育后的学子们尽量争取去发达国家留学吧。
二、不要把中学生就送到国外去，从文化基因链DNA的角度来评估那是“两头不到岸”的冤大头。
三、互联网营造了一个在虚拟世界“留学”的新法门，是任何人不出国门也能建立起双螺旋文化基因链的代偿机制，为此，请尽量少封杀互联网为提高民族整体原创力而积德吧。
（全文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