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国时期一代名媛的沈性仁，早年留学欧美，在“五四”时期，就有翻译戏剧作品《遗扇记》于《新青年》发表（第五卷第6期，第六卷第1、3期，1918年12月和1919年1、3月）。此剧后来被译为《少奶奶的扇子》和《温德梅尔夫人的扇子》，曾搬上舞台演出。这是外国话剧最早的白话语体翻译剧本之一在中国发表，也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源头。正是在这一探索性成果的基础上，才产生了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此后，他与徐志摩共同翻译了《玛丽玛丽》等文学作品，并引起文化界广泛的注意，特别受到林徽因的赞赏。”
“对于沈氏高雅的仪态与沉鱼落雁的容貌，作为女性的林徽因既羡且佩，而金岳霖与沈初次相见即惊为天人，大为倾心动情。深深爱着林徽因但并不常作诗的老金，与沈性仁相识后，也一反常态地作起爱情诗来，他在题赠沈性仁的一首藏头诗中写道：“性如竹影疏中日，仁是兰香静处风”，以婆娑的竹影与兰花之香来比喻“性仁”之风采丽姿，其倾慕艳羡之情溢于表里。”
“1933年1月22日，入城，在杨今甫处午饭，饭后论《啼笑姻缘》及《人海微澜》。“旋陶孟和夫妇来，陶夫人余已不见数载，而少年似昔，境遇与人生关系真巨哉”。朱氏记载的陶夫人即沈性仁，“少年似昔”，当是指已近中年的沈氏美貌风采均不减当年，仍是妙龄春色，甜怡透人。而不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俗世比喻。从这句颇为含蓄的隐语中可窥知沈性仁当年夺人心魄的高雅气质和朱自清内心艳羡动情的波光流影。
一切都如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般悄然流逝。抗战爆发后，沈性仁随陶孟和开始了流亡生活。几年的战乱与生活困苦，使她的身体受到巨大耗损，生命在磨难中一点点走向消亡。自从社会科学研究所由昆明迁到李庄后，由于环境和气候的变化，特别是如德国人王安娜博士曾说过的重庆一带的环境一样，由于川南一带含硫量很高的煤块烧出来的煤烟混在一起成了烟雾，而这些弥漫着硫黄味的浓烟整日徘徊于李庄及周边地区上空不散，与林徽因的遭遇几乎相同，沈性仁也患了严重的肺结核，且日甚一日，几度卧床不起。陶孟和想方设法为其医治，但鉴于李庄缺医少药的现状，陶孟和本人甚至同济大学道业高深的医学教授都深感无能为力，只有看着俏丽文静的夫人一天天消瘦下去。到了1942年秋，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组织一个考察团去西北各地旅行，陶孟和闻讯，找到连襟钱昌照，让沈性仁顺便搭车去兰州治病。在陶、沈夫妇看来，或许西北清爽的空气和兰州城的医疗条件能使肺病有所控制。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去竟成永诀，1943年1月21日，沈性仁在兰州撒手归天。”
当沈性仁因病早逝后，金岳霖破例写了一篇《掉沈性仁》，摘要如下：
“我说我不愿意在最后胜利降临之前死去。她说她并不如此想法，她对最后胜利有坚强的信仰。我知道她不是说我的信仰不坚，她的意思实在世说如果一件事的结果尚在未定，也许我们要等结果；可是，如果一件事件的结果已定，我们何必一定要等到它实现呢。她从来没有那“躬逢其盛”的心理。她也许在角落里欣赏一朵花，一只鸡，一个瓦罐，她决不会挤入人丛里去参加什么“盛典”。连最后胜利的愉快感她也不必躬自经验。现在她果然去了，她既然连这点子等待心情都没有，就她自己说，她一定是飘然长逝。
也许有人感觉她门禁森严，认识她要费相当的时间，并且也许还要感觉到大门之内还有二门，二门之内还有三门。其实她也是非常单纯的人，不过她也许在人丛中住，却不必在人丛中活而已。我不大愿意说她有特别的精神生活，如果她在世，她也不会承认她会有什么精神生活。她不崇拜物质，也不鄙夷物质，她并不那么特别地注重精神；她不入世，也不出世，它并不见得特别地要求超脱。她只是对于大部分的事体站在旁观的立场。
她不挤入人丛中去，也就是因为她怕人。她怕别人给她以难堪，她更怕她自己给别人以痛苦。她和浑身自在的人说得来，至少她不至于在不知不觉中使人难堪，虽然浑身自在的人也许于不知不觉之中使她难堪。她非常欣赏感觉灵敏的人，感觉灵敏的人也许不容易给她以任何难堪，可是她自己也许不自在起来，也许她提心吊胆怕于不知不觉之中会使别人难堪。为使自己比较地轻松起见，她当然最好站得远一点，站在旁边一点。”
“认识性仁的人免不了要感觉到她确雅，可是她绝对不求雅，不但不会求雅，而且还似乎反对雅。……我猜想她虽然站在人群的旁边，然而对于人的苦痛她仍是非常之关心的。在大多数人十多年来生活那么艰苦的情形之下，雅对于她也许充满着一种与时代毫不相干的绅士味……性仁虽然站在人群的旁边，然而对于朋友她又推赤心于人、肝胆相照、利害相关，以朋友的问题为自己的问题。她是想像力非常之大而思想又百分的用到的人，可是想象所及的困难有时比实际上的困难还要大。她在李庄听见昆明的物价高涨的时候，她深为奚若太太发愁，恨不能帮点小忙。然而她无法可想，而在那束手无策的状态之下，她只有自己想象而已。想得愈多，困难也就愈大。这不过是一例子而已，这一类的景况非常之多。朋友们的处境困难常常反比不上性仁为她们着想而发生的心绪上的忧愁。她的生活差不多以自己为中心，有的时候我简直感觉到她的生活是为人的生活，不是为自己生活。也许她这样的心灵是中国文化最优秀的作品。”
作为与沈性仁相濡以沫，共同经历了世间沧桑、生死离乱的陶孟和，没有专门写下怀念爱妻的文字，但其内心的苦楚与孤寂自是非文字所能表述于万一。据当时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巫宝三回忆：“李庄虽是一个文化区，但与西南联大所在地的昆明大有不同。同济是一理工医大学，无文法科，因此陶先生同辈友好在此不多，经常来晤谈者，仅梁思成、思永兄弟，李济、董作宾等数人而已。同时陶老的夫人当时健康欠佳，后去兰州休养，在抗战后期病故。陶先生大半时间住在李庄，生活孤寂可知。但处境虽然如此，他对扶植研究事业的热忱，一仍往昔。在夏季，他头戴大草帽，身着灰短裤，徒步往返于镇上与门官田的情景，犹历历在目。”
注明：大部分资料摘自《一代名媛沈性仁》，谢谢原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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