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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绝招”——说谎大师打造说谎王国（续二）
·ｆｏｒｔｈｅｌｙｓ·
三、人民公社——“一大二空”（三之二）
３月某日，毛泽东同江西省委和部分地市委负责人谈话中说：“……吃饭不要钱这个办法不能变，变了贫农、下中农不赞成，我们中国人太苦了。你们现在不要动，可以研究一下，……多想点办法”。（见文稿八，第１３９页）大家不会忘记，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宣扬过《张鲁传》，十分欣赏那文章里讲的，吃饭不要钱，认为那就是共产主义因素，现在他又指示贫下中农吃饭不要钱，不能改，因为中国人太苦了。改了贫下中农不赞成。是的，从打土豪分田地开始，贫下中农就尝到了点儿甜头，假如有打不尽的土豪、财主，天天都可以打，天天就可以不劳而食了。遗憾的是老土豪、地主已经打完打尽，新土豪才冒尖，又都不好惹。所以毛泽东要保留吃饭不要钱，正不知这饭钱从哪儿来？当然只能是贫下中农自己的劳动果实。然而，劳动者的素质不同，劳动效率不同，而要大家吃一样的饭，农民中有百分之几能接受？这又是涉及公社的所有制和分配问题，毛泽东宣称他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要解决它，实际还是在掩盖它、维护它。
３月某日，毛泽东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提纲中说：“……过去说抓两头，带中间，实际只抓了富点；现在要转过来，抓穷点，要学枣阳县委１９５８年提出口号：大战五条冈，结果：棉花增两倍，粮食增一倍”。（见文稿八，第１４２页）什么时候了，毛泽东还念念不忘大跃进的豪言壮语，迷信农业生产的几倍几倍的增长。
３月２９日，毛泽东在党内通信中说：“……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区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我们对于这些人的话，切记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置之不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听他们的话多了，我们也会同化，犯错误，情况不明，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见文稿八，第１６８页）这就是毛泽东对当时中下层党员干部政治思想品质的评估，它的打击面很大，一反过去常态——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简直使人不敢相信，这话会出自毛泽东之口。为什么转这么大的弯子？是他的干部队伍发生突变了吗？不是，是毛泽东耍阴谋，他要推卸责任，嫁祸于人，丢车保帅，保他自己。此话往后就可以得到证实。
３月３０日，毛泽东在关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旧帐一般要算等问题的批注中说：“……本来没有鬼，只在一些同志的大脑皮层里感觉有鬼，这个鬼的名字叫做‘怕群众’”。（见文稿八，第１７１页）毛泽东不去深追为什么有的同志怕群众？无他，这些同志要吗坑害过群众，要吗为己谋私，这才心中有鬼，连毛泽东也不例外，为什么开五、六级干部会议，先要由主要领导人出面讲“指头论”，定下调子，才让群众“讨论”？更有甚者，先摆出这派，那派大帽子，群众还不被镇慑了吗？毛泽东的手段高，所以他“不怕”群众。
毛泽东说：“毛注：牢骚也罢，反动言论也罢，放出来就好。……反动言论放出以后，他们立刻就会感觉孤立，他们自己会做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紧，群众的眼睛里已经照下了他们的尊容，跑不掉了，故也可以实行言者无罪这一条法律。现在是１９５９年，不是１９５７年了。”（见文稿八，第１７２页）这些话是多么好的自供。毛泽东尝到了１９５７年引蛇出洞，出尔反尔，坑蒙拐骗的甜头，所以他说不怕反动言论放出来，放出来正好自投罗网。现在实行“无罪”，等着，记下这一笔帐，有朝一日，再算不迟。有意思的是他说现在不是１９５７年了，１９５７年那时，是言者有罪的，而且立即执行，效果很好。现在是寄下人头，在适当时候再开刀，随心所欲就是了。说什么法律？毛泽东的法律中有言者无罪这条吗？有了不执行（如他说的１９５７年）又怎么的？毛泽东口含天宪，出言就是法律，而且言出法随。
３月２８日，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给该省委第一书记某某并中央书记处书记某某某的信中说：开五级干部会，……“鸣放中反应的情绪主要是怕再变，有人说：‘共产党和孙悟空一样，多变。’……国家统购政策宣布三年不变，实际上年年变，每年夏收前说不变，秋后就变了。”……（见文稿八，第１８１页）毛泽东看了这份材料，在上面写了“毛注”四条，对群众的情绪，避而不谈是非，而大谈集体所有制的几条原则。不要忘记毛泽东自认他有虎气和猴气，多变是他的天赋素质所决定的。山东的农民确实憨厚，说了几句实话，但毛泽东能听得进去吗？朝令夕改，言而无信，言不由衷是他的天性。就这样，年深日久，再愚的人也体会到上当了，所以就形成对党的、国家的政策方针，抱着“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半信半疑态度，直到出现了信任危机！“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那也无所谓，即使洪水滔天，也冲不进“毛泽东纪念堂”了。（有人说我言之过早，君不见有人被焚尸扬灰吗？）
４月某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说：“……我只是不同意反冒进，同意依形势改变计划，如１９５６年十一月全会，钱只有这么多，我是历来如此”。（见文稿八，第１９６页）毛泽东在狡辩，说他只是不同意反冒进，他历来同意依形势改变计划。就算如此吧，对形势的评估，他就和别人不一样，冒进不冒进就反映在计划指标上。改变计划只许往高的改，否则就是右倾保守，指标提得越高，跃进就越大，更何况你“不同意反冒进”所用的手段，又“何其毒也”，只差没有开杀戒。现在还要躲躲闪闪，自我掩护。害怕有损威信，适得其反！
毛泽东又说：“都是好同志，我无偏心，但要批评，使同志们找一个较好的工作方法，如果你们不投我的票，拉倒”。（见文稿八，第１９７页）毛泽东说他对干部没有偏心。批评是为了使别人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方法，他个人就不必找好的工作方法了，他有本钱批评别人？而最要劲、最关键的问题是怕别人不投他的票，天机自我泄漏，隐埋不住。一切手段、花言巧语，全为了保住“票”，不打自招！４月６日，国务院秘书厅关于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及处理办法给国务院秘书长×××并总理副总理的报告和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一九五九年四月九日，关于十五省春荒情况统计表上，毛泽东批示：“总理：此件我已全部看了，建议：（一）将此件（……）立刻印三十份，以十五份，在三日内，用飞机送到十五省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２５１７万人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二）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五省），每人分发文件一份。……文件可安一个总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见文稿八，第２０９页）毛泽东自命不凡，目空一切，发动了一场大跃进运动，把成绩吹得神乎其神，如醉如痴。同时又绞杀了一切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动不动就扣上机会主义、敌对分子、观潮派、算派等等政治大帽子，用尽高压威胁手段，赢得鸦雀无声。临到败局已经掩盖不住的时候，他又搬出他的“指头论”，祭其两分法神幡，死也不肯面对严峻的真实情况。好了，现在２５１７万人吃不上饭了，相当一个中小国家的人口没饭吃了，饿死的、浮肿的、逃荒要饭的，已经无法控制了，牛皮真的吹炸了！不得不说了一句“两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谁造成的？该当何罪？几亿人口中，居然无一人公开追究，这首先要归功于毛泽东镇压“反革命”的彻底；其次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中“逆来顺受”那一条起了作用，使封建君主得以为所欲为而高枕无忧。可能还会有人歌功颂德，你看毛主席多么关心灾民呀！他限三天之内，就要把文件送到第一书记手中，命令他们迅速处理，这不就证明毛主席是灾民的大救星吗？呜呼！
４月１６日，冶金工业部党组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到目前为止，钢、铁、和钢材的计划都完成得很不好。……”（见文稿八，第２１２页）毛泽东在看这报告时，将报告的题目改为《冶金部党组报告华北五级干部大会情况》，在报告前面又加了《工业界的新事》标题，并命令“印发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各部委党组、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阅，以供参考。１９５９年４月９日”（见文稿八，第２１２页）。钢铁计划完不成，就是大跃进跃不起来了，冶金部难以掩盖事实真相了，毛泽东很幽默，说这是“新事”。的确，“钢帅升帐，一切让路，”天天有卫星，月月有超产，毛泽东的美梦方酣，突然被惊吓了一下，听到钢铁计划完成得很不好，他一下子就联想到钢铁尚且如此，其他被挤在一边的工业情况还好得了吗？还会捷报频传吗？“新”事就新在这儿了。又一个（工业）牛皮也吹炸了。但毛泽东毕竟还是毛泽东，表面上他临危不乱，指挥若定，他把冶金部报告批给中央及省市一级的负责人阅，以供参考，他还是那般“乱云飞渡仍从容”。
４月２３日，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编印的《救灾工作简报》第十七期上，登载了内务部关于各地加强工作，春荒有所好转的报告。毛泽东对它的批语说：“此件发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请你们对这个问题，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度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见文稿八，第２２６页）毛泽东真是农民的“贴心人”，要他们多种瓜菜（吃素也），注意有点吃就行，不要吃饱（省吃），闲时更不许多吃，要留到忙时再吃，千万不可大意。真是千叮咛，万嘱咐了。中国农民的肠胃适应性很好，不会吃出肠胃病的！
４月２９日，毛泽东写了一则党内通信，其中有：“……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见文稿八，第２３５页）有意思，毛泽东是不是疯了？他突然教育农民尽可照实际可能性制定包产计划，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这是把生产自主权还给农民了吗？不，且慢，毛泽东允许农民不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但他提出了最上级的指标，他要去年亩产三百斤的，今年要增产一、二百斤；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要增产二、三百斤。虽然不提翻几番，但这个增长率对小农经济来说，也要算奇迹了。去年亩产三百斤的，今年要求增产３３——５６％；亩产五百斤的，今年要求增产４０——６０％。容易吗？毛泽东说：“……密植问题，……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见文稿八，第２３５页）。毛泽东在推卸责任，他不反思他自己提倡密植（“八字宪法”中的一字就是密），而且要求的很具体，有多少科学依据？“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这还不是你的“八字宪法”造成的吗！
毛泽东说：“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似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见文稿八，第２３６页）毛泽东虽然也是农民的儿子，但好象他从来没有吃过糠咽过菜。这也不妨碍他为农民（不，还有城市人民）的吃饭问题算尽机关。他那一套叫人们不吃饭少吃饭的办法是“伟大的系统工程”，嗷嗷待哺的饥民不接受也得接受。毛泽东说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这是他经过深刻反省以后说的话吗？不见得。在大跃进高潮中，发愁粮食太多了，不知如何消耗的是谁？只要毛泽东带头不讲大话，不唱高调，天下是可能太平的。
毛泽东说：“讲真话问题。……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见文稿八，第２３７页）毛泽东又在自欺欺人，说说真话的人，于自己也不吃亏……。人们不禁要问：彭德怀说真话，不吃亏吗？“于人民事业有利”了吗？右派分子说真话，不吃亏吗？“于人民事业有利”了吗？鲁迅先生说过：“……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见《野草。立论》）林彪更总结出“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那条苦涩的“真理”。这是毛泽东时代又一个可悲的现象。毛泽东说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这上面指那些人？包括你毛泽东吗？你不是反右倾的急先锋吗？还为“翻番”而竭力鼓噪呐喊吗？如今为什么不承当责任？不要说当时无人敢这样质问，就是到了现在多少人还在讳莫如深。
毛泽东说：“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成保守主义者（不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引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见文稿八，第２３８页）毛泽东把他自己超脱在当时流行的高调之外，还说唱低调是为了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这么说大跃进时期不是要真正调动积极性，也不是为了达到增产的目的了吗？毛泽东何以如此语无伦次？而那些接受毛泽东的旨意，对这个“党内通信”斟酌、修改的人，也都一致通过了，怪不怪？不怪。一言堂由来已久，谁愿意自找麻烦！
５月３０日，６月１７日，毛泽东对×××关于重工业生产建设方面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批语中说：“……例如今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报告（……）是一个坏透了的文件，……已经证明毫无用处。写这样文件的同志，根本不用脑筋，是个计划经济的外行，所谓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法则，一窍不通，今后应当认真改进。多想多读，多谋善断。谋之于主席、副主席、总书记，谋之于秘书、部长助理、副部长、司局长，……直至生产小队长，谋之于反对派即不同意见的同志，这一点很要紧，就是说，认真地做调查研究工作。……”（见文稿八，第２８０页）毛泽东气势汹汹地训人，说别人根本不懂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国民经济法则，一窍不通。然后又提出要谋之于主席、副主席、总书记……等等，就是没有提总理、副总理，这是疏忽吗？非也！他是有意识地轻视、蔑视当时的总理、副总理们，因为毛泽东破坏了“有计划按比例……”，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他做贼心虚，要倒打一耙，先发制人。听他的口气，他是最懂得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法则了，所以才发动了大跃进。直到此时他还自作高明，厚着脸皮当教师爷。那些“一窍不通”的人（毛泽东有所指——引者）不知如何着想？这些事态都意味着毛泽东在竭力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为日后推卸责任，嫁祸于人，制造舆论！
６月８日，《中国青年报》编辑部转达江苏省连水县一位化名东风的读者来信，信中反映了当地农村“大跃进”以来弄虚作假，干部作风恶劣，农民生活困难，学生生活下降，耕牛减少，肥料不足，劳动力缺乏等实际情况。（见文稿八，第３００页）毛泽东对此信的批语是：“转寄江苏省委×××同志一阅，”他不表态，是见怪不怪，还是心照不宣，是负责还是不负责？
７月５日，毛泽东在“粮食问题”一文中说：“……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是否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见文稿八，第３３６页）毛泽东只要碰上粮食问题，他的绝招就是叫百姓勒紧裤腰带，吃糠咽菜，“仍然可以吃饱吃好”，这是天下奇文；毛泽东许愿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真是大白天说梦话，终毛之世，粮食定量，计划供应，丝毫没有放松；毛泽东认为１９５７年的日子，还过得不错，那为什么不把好日子巩固住呢？真是天绝我民（自然灾害）的吗？更何况毛泽东说这话时，农民已经成了涸辙之鲋，还能等待三年、两年、一年吗？
６月２４日，《政治工作简报》第一二四号上转载的材料说：“……有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表示抵触和不满，认为经济生活紧张是全面的，长期不能解决的，否定成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优越性，攻击地方干部，对党在经济生活方面各项规定也有不满，认为经济紧张是由于路线上有错误。在少数连排干部中，也有类似情况。”（见文稿八，第３４２页）一份由中共中央统战部搜集整理的材料说：“国家机关的党外人士听了各部领导人传达中央‘关于大力紧缩社会购买力和解释当前国内经济情况指示’的报告后，……但也有少数人对于这个解释，仍有怀疑和不同的看法。具体表现在：（一）对去年大跃进仍有怀疑。（二）认为去年全民炼钢口号不正确。（三）认为去年群众运动有偏差。（四）认为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速度太快了。（五）对物资出口表示不满意。（六）对市场供应紧张的原因发生猜疑。（七）对宣传、解释工作有意见。（八）对现行政策发生怀疑。……”（见文稿八，第３４３页），毛泽东对这两份反映经济生活紧张，国内经济情况的材料的批示，都是请××同志印发各同志，没有指出发给什么范围。但××同志心中有数，这个范围之内不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些可贵的“少数人”是冒死而说了真话的，他们是“少数人”，但他们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的脊梁骨！想当初这些“少数人”也肯定是毛泽东的忠实信徒，到如今他们也没有忘了实事求是。背叛实事求是的是他们的伟大的导师，可悲就在这里。
７月１４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这封信的内容是：甲，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见文稿八，第３６１页）彭德怀的信，通篇文字摆事实，讲道理，有情况，有分析，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条件，总的精神是肯定成绩，指出缺点错误，和改正错误，继续前进的办法，语气也十分平和，没有什么刺激性，这是一个爱党爱国、爱人民的革命者的高尚的政治素养与政治风格的集中表现。理应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欢迎和支持、拥护。然而，在毛泽东怀了鬼胎者的心目中，这封信和它的作者是魔鬼在向神灵的挑战，犯了弥天大罪！于是，以此信为契机，毛泽东大兴问罪之师，搞了一个害党害国害人民的庐山会议，枪打出头鸟，揪出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是继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之后，又一次对党内民主的疯狂的践踏，其后果就是毛泽东的专横独断、飞扬跋扈、为所欲为的恶劣作风在党内的确立和巩固，以致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横祸，如果毛泽东不早死，中国共产党就要亡在它的缔造者的手里了！
６月２日，《宣教动态》第四十五期上登载了《否定和怀疑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若干论点》一文。文章提到天津市部分党员干部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一些看法：一、否定去年大跃进。认为工业上全民炼钢是得不偿失，农业上粮食不够吃，市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党的威信不如过去高了。二、工业跃进了，农业没跃进。认为“工农业没有并举，国家重视工业，轻视农业。”三、政治跃进了，经济上没有跃进。特别是对“以钢为纲”的方针的看法，认为炼钢算政治帐可以，算经济帐就不行了，其害处是：第一影响了秋收，第二，影响了工业生产，第三砸了水车、锅，炼出钢来不能用，第四，国家赔了二十三个亿，“总之是劳民伤财，很不合算，给生产生活带来很大困难，弄得全面紧张。”四、认为人民公社“走得太快了，带来副作用。”（见文稿八，第３６６页）毛泽东批示，印发这材料时，将题目改为《天津一些同志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看法》。这一改完全消除了负面气息，可谓“妙笔生花”。
７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形势和任务》修正草案是“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的第一部分。毛泽东在草案中“过早地否定了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一句之前，加上了“许多同志，主要是公社干部”一语。（见文稿八，第３６７页）这是毛泽东明目张胆地叫公社干部当替罪羊，“何其毒也”！
６月９日，国家计委副局长×××写信给毛泽东关于目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的信，内容与观点的基本立场，与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同样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激情。毛泽东对这封信做了十分严厉的评论，开头一段似乎要把×××划入彭德怀的同党，但突然他笔锋一转，说“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衙上告。……”（见文稿八，第３７８页）活见鬼！某副局长的信谈了六个问题，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荦荦大端，都发生了严重的缺点错误，又都与左倾冒险主义相关连。计划工作只是六个问题中的一个，而毛泽东只抓住这问题，大做文章。其目的是转移视听，要把矛头引向主管计划工作的干部，叫他们当替罪羊。彭德怀的信比×××信早了十天送给毛泽东，倒了大霉；×××的信晚了十天受到褒扬，誉为十年仅遇，无此先例。难道彭德怀就够不上×××吗？奇谈怪论，胡言乱语。为什么毛泽东对这两封“臭味相投”的信，抱完全相反的态度？不是×××的幸运，而是他不过是一个小人物，成不了气候，不像彭德怀那样有影响力。放过小人物无妨，还可以佐证毛泽东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并能严格区分好人和坏人；对彭德怀不放过，一定是他“罪有应得”了。毛泽东在肯定了×××的信之后，心里又不踏实了，所以一如既往，大肆宣扬他的“指头论”，大声疾呼现在党内出现的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表现在这次会上印发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一场新的阶级斗争即将拉开序幕。毛泽东为了组织“阶级力量”，对中间派实行又打又拉。他说：“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指中间派——引者）的摇摆”。这不是中间派是最危险的那种“马列”主义的翻版了吗？毛泽东又说：“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这是必然性”。这必然性来自毛泽东的领导作风，不是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吗？它不是事物不可移易的规律。毛泽东说：“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庐山会议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见文稿八，第３８０页）的确，庐山会议的争论（实际是一言堂，并没有展开争论——引者）是以势压人，独断专横，毫无党内的起码的民主气息的会议。说他的意义重大就在于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认清了毛泽东的封建专制、残酷无情的面目，无可奈何地要迎接他制造的又一场大灾难。
７月，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印的《思想动态》第三十期刊载的材料，说省委党校学员中有近半数学员对目前工作中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认为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公社的出现并不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是根据上级指示自上而下从主观愿望出发搞起来的，是人为的产物。（二）人民公社的出现是适时的，但又认为全国公社化是快了，应分阶段发展。（三）认为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两大决议是‘心血来潮，’是‘左’倾思想的复活，其中许多提法是错误的，给下面造成了很大困难。（四）对‘共产风’的来源认识不一。有人认为‘共产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中央、省、地委应负责任，有人认为主要是执行中的问题，应由下面干部负责，还有人认为中央、省委有错，下面也有错。（五）、（六）”从略。（见文稿八，第３８８页）这个材料与众多材料不同之处，在于他指出有近一半人对目前工作中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而不是常见的“少数人”或“个别人”，他敢于指出错误来源于中央、省委；人民公社不是生产力发展了的产物，而是人为的、主观愿望的产物。……这些都戳到了毛泽东的疼痛之处，他对此不表态，以“印发各同志”了事！
７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送给毛泽东阅的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第二八三○和二八三一期，其中登载了苏联《真理报》七月二十一日发表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七月十八日在波兰波兹南县拉采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其中有关公社方面的内容是：“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按劳取酬”。“现在我们已经走上了康庄大道，集体农庄已成为农民的亲切的家”。（见文稿八，第３９２页）苏共领导人选择这个时候发表对公社的讲话，当然是有的放矢，是针对中国的公社化运动而放的，从字面上和说理上都看不出有什么恶意，他只是提供了苏联所走过的弯路的教训，这有什么攻击中国可言呢？然而毛泽东却神经过敏，暴跳如雷，他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写信说：“×××同志：此件请看一下，有些意思，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实际是’引蛇出洞’的诡计——引者）一个人民公社，（实际成了’一大二空’——引者）一个大跃进，（实际成了’大要命’——引者）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见文稿八，第３９１页）这封信文字不多，但它充分暴露毛泽东的蛮横粗暴，刚愎自用，是他晚期政治面孔的又一次曝光。对“三面红旗”不但不许国内、党内持怀疑观望的态度，他的大棒还要横扫国外的一切怀疑、观望者，声称要向全世界作战。当然，首先是从党内开刀了。他大言不惭地宣称，他主动，别人被动了。历史无情，过不了多久，毛泽东的狂言破产了，到底谁主动？谁被动？连赫鲁晓夫的“农民的亲切的家”——集体农庄也已烟消云散。用毛泽东的话说：“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跨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见文稿八，第３９０页）毛泽东说这话是为了捍卫人民公社，不让它垮掉的。毕竟是事与愿违。毛泽东的假唯物主义惩罚了毛泽东，但他还是不自觉。
７月３１日，毛泽东对鞍山市委关于鞍钢当前生产和群众运动等情况报告的批语说：“……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松劲情绪，厉行增产节约。无论工业、农业、运输、商业都是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看不到这一点，是瞎子。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反冒进，大泼冷水，简直是罪恶”。（见文稿八，第３９３页）毛泽东说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在他心目中右倾机会主义已经猖狂到极点了，群众的“冲天干劲”还可以再冲上几重天。所以现在是用杀猴给鸡看的大好时机，错过时机，他可能要翻船。他必须顶风而进，以他的东风压倒别人的西风，让全世界都对他五体投地。美梦啊！毛泽东说别人反冒进简直是罪恶，而他的大跃进破产之后，却没有人反唇相讥，是厚道还是懦怯？可为训不可为训？
８月２日，毛泽东给张闻天的信中写道：“……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悃忱。”（见文稿八，第４００页）张闻天被毛泽东圈入彭德怀集团以后，要求和毛泽东谈谈。毛泽东借机大肆嘲笑、讥讽、挖苦，把张闻天践踏得不像样子。送他两个字——“痛改”，换言之，缴械投降。想见面吗？等等再说！唉，可怜的书生，到此还对毛泽东穷凶极恶的本质缺乏认识，还对他抱幻想。现在不是长征途中，“肝胆相照”，搞小组织活动，密谋推翻博古领导的时候了。
８月２日，毛泽东在河南、湖北两省关于抗旱情况的报告的批语说：“……今年旱区达五六省，情况严重。……各省旱情及抗旱斗争请令新华社如实报道，鼓足干劲，一定要把抗旱抗到底，……反对一切悲观失望情绪。”（见文稿八，第４０１页）毛泽东运笔如神，看到两个省的旱情报告，他就翻了两番——五六省，而且情况严重，要新华社如实报导，一反报喜不报忧的常态。这是别有用心，他在制造紧张空气，要嫁祸于天老爷了。不久以后，就有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究竟是几分天灾几分人祸之争，就证明了这个看法。
８月２日至１７日，毛泽东在对八届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决议稿的批语和修改中说：“……城乡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还远没有彻底消灭，他们的反动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在一部分富裕中农和知识分子中间尚有市场，一遇风吹草动，他们就要蠢动起来。……就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而现在果然出了一小批（在中央委员会是四个人）代表他们说话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人中，有的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个人野心家，有的是历史上犯了错误，受过批评，心怀不满的分子，有的是动摇成性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向党的大多数、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总路线乘机进攻，这种进攻带着猖狂性质，形成了我们同他们的尖锐矛盾。……他们是机会主义者，贯于看风使舵，看见大势于他们不利，他们感到孤立了，只要我们留有余地，他们又可以过来的……”。（见文稿八，第４０６页）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的阴阳两幅面孔。既颠倒是非，又诬陷好人；既挥舞大棒，又招降纳叛；既诬陷了人，又捞救人的美名；……既当了婊子，又树了牌坊！这些遗臭万年的丑恶行径，既恶化了与他灵犀相通者的心灵，又杀伤了正直善良者的心灵。党风世风如同江河日下，又何足为怪！毛泽东每次在党内整人，都要嫁祸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这一次新加了富裕中农。以前是说被整的人受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影响，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找到了代理人，等等泛泛之谈。这一次可不一样，毛泽东有了新的提法——在资产阶级前面加了“城乡”二字；在反动思想活动后面加了“政治活动”四个字。这一加，打击对象从城市扩大到乡村；还从思想活动扩大到现行活动了。毛泽东夙夜匪懈，用尽心机，捕风捉影，苦苦地搜寻敌人，一心一意要兴风作浪，不，应该说是兴妖作怪，预示着多灾多难的中国，不久的将来，又要迎接新的灾难了！
毛泽东说：“至于完全从拥护总路线的立场出发，向党组织指出我们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人，他们的动机和行为都是正确的，必须坚决保护，不允许有打击压制行为。”（见文稿八，第４０７页）“巧言令色，鲜也仁。”毛泽东一方面在扼杀向党的主席提出善意诤言的人，一方面又厚颜无耻地宣扬要保护“动机和行为都是正确的人。”请问鉴别动机正确与否的科学根据何在？一个人反映了真实情况，功在党国，但使一些人下不了台，此人的动机是否正确？应该欢迎，还是拒绝、打击？毛泽东曾经说过，他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而现在他却只强调没有科学根据可以判别的动机，又随心所欲地从说了同样性质的一句话的人中，挑出敌、我、友来，既荒唐又恶毒。
８月５日，毛泽东在对湖南平江县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材料的批语说：“……此件很值得一看。……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又要办起来。或者在几天之后……或者在更长时间之后，总之又要吹回来的。孙中山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情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悲观主义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见文稿八，第４１０页）毛泽东说散了的群众食堂过些日子就会恢复的，只是时间问题，这时间可长可短，但在毛去世之前，农民的公共食堂并没有恢复。他引用孙中山的话来突显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天理、人情、潮流、需要所决定了的，是符合马列主义的，但是严酷的历史现实已无情地粉碎了毛泽东的“科学预言”。假如他还在世，可以保留他的理想，但不要强加于人就好了。８月５日至１７日，毛泽东对八届八中全会公报的批语和修改中有：“……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在某些干部中滋长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他们对于几亿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大跃进运动中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所取得的伟大成绩估计过低，而对于这两个运动中由于经验不足而产生并已经迅速克服的若干缺点，则估计过于严重。他们对于在党领导下几亿劳动人民轰轰烈烈地进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诬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他们看不见党领导下的一切人民事业，成绩是主要的，而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不过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而已。”（见文稿八，第４１５页）毛泽东的“指头论”正式出现在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中，其权威性就高得不能再高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彭德怀针对毛泽东个人说的，而毛泽东移花接木，把他说成是针对群众运动的，意在引起群众的公愤，为他助威。
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公报稿中，把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市场供应状况曾经有些紧张”一句，改为：“市场上一小部分商品供应状况有些紧张。”又将一九五八年“割打收藏工作进行得粗糙”一句，改为：“割打收藏工作进行得有些粗糙”。（见文稿八，第４１６页）毛泽东要竭力掩盖事实真相，报喜不报忧，粉饰太平，煞费苦心地推敲、修饰文字，务求滴水不漏。然而，笔杆子他可以随便舞弄，社会现实却对他冷酷无情。
８月６日，毛泽东在印发《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等四篇文章的批语中说：“《目前农村中讲闲话较多的是那些人》这一篇也值得一看，这同目前在庐山讲闲话较多的人们是有联系的。”（见文稿八，第４１８页）经查‘讲闲话’这篇是中共长沙市委对郊区临福公社各阶层政治思想情况的调查报告，说：“目前农村中说‘闲话’较多的是一些新上中农和老上中农，真正反对我们的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占农村人口最多的贫农和新老下中农则是衷心拥护党，坚决走公社化道路的。”（见文稿八，第４１９页）这类报告还要调查吗？信口开河，把脏水往阶级敌人身上一泼，再把香水抹在贫农和新老下中农身上，就保证能得满分。使人揪心的是最穷的人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而生活稍稍富裕的（新、老上中农）就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了，这就势必始终要保持农村人口中绝大多数是穷人，毛泽东在农村才有所依靠，社会主义这条路才能畅通无阻，对吗？
８月７日，毛泽东在印发江西省委党校关于统一学员对人民公社认识的报告的批语中说：“……庐山会议上辩论的情况，和江西党校何其相似？……都分左、中、右。”（见文稿八，第４２２页）毛泽东说对了，江西党校辩论的问题与卢山会议相似，都是当时全国人民最揪心的问题，结果被毛泽东压制下去了，他自以为得意，但好景不长。毛泽东又承认阵线分左、中、右，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他是不允许有中间派存在的，认为那是最可怕的敌人，是庸俗的唯心论。
８月１０日，毛泽东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问题的批语中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省级也有，……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明显的证据之一。……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以求达其反动目的。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本人都是有益。……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的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一定要执行治病救人的方针，……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见文稿八，第４３２页）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完全是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诬陷。他怀疑他们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怀疑要有证据才能成立，所以他捏造这些人是高岗集团的漏网分子，这一来就把所有可能同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镇住了，谁还敢说三道四，这手段何等的卑劣和阴险。他说不要被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实际是用它的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人家堂堂正正，在党内亮出自己的观点，既讲了工作中的是，也指出工作中的非，这算什么花言巧语？倒是毛泽东的话才是十足的花言巧语，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你把红通通的心掏出来交给他，他也会说是黑的；你喊万岁，他会说那是假心假意。总之，非把你搞得面目全非，活着不如死了好，他是不会罢休的，因为他认为你的存在是对他的权力的威胁，甚至从你的名字中也捉摸出你有野心。据毛泽东说，彭德怀原名彭得华，是有野心的重大证据啊！你说成绩是花言巧语，说缺点是专挑黑暗面，什么也不说是最危险的中间派，消极抵抗。这叫人怎么活？末了，还要假惺惺地高唱治病救人，给出路。太虚伪了。其实真正有病的是你毛泽东！该救救毛泽东，但他讳疾忌医，由来已久，奈何不得了。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还提到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也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根据是安徽省委一九五九年八月四日的报告说：“我省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同志于七月到无为县检查工作时，下令解散食堂，并以怀疑的心情责令县委办公室调查公社化前后几个情况的变化。结果引起无为县工作的混乱。……现将无为县委和芜湖地委的报告转上一阅。无为县委八月一日给地委并报省委的报告说：张恺帆……向队干部和群众宣布吃饭还原、住房还原、小块土地还原的‘三还原’并要县委向下贯彻。……全县六千多个食堂被一风吹散。……芜湖地委８月２日给省委的报告说：……我们认为张恺帆提出的‘三还原’，特别是命令解散食堂，是违背中央和省委关于办食堂的方针政策的。张恺帆指示县委办公室调查公社化前后的三个变化（劳动力、农具、房屋）和干部作风，各种发病情况等五项内容，而且均以公社化前后为界限，不知用意何在，请省委加以研究。”省委研究的结果是张恺帆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毛泽东拍手称快。大约经过三年的时间，安徽省委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恺帆同志问题的甄别结论》说：……“张恺帆同志一九五九年七月去无为县检查工作，向中央和省委反映无为县的情况和问题，是符合实际的，张恺帆同志坚决贯彻一九五九年三月郑州会议、四月上海会议精神，贯彻主席《党内通讯》的六条指示，在无为县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干部思想作风，抢救病人，制止死亡，帮助群众安排生产和生活，是完全正确的，张恺帆同志为了解决无为县的问题而采取的措施，曾几次报告省委，并且和省委、地委、县委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过，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见文稿八，第４３３页）安徽省委及时给张恺帆平反，做了一点好事，但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在毛泽东倒行逆施时代，就有那么一些人，埋心昧良，甘心情愿助纣为虐，既误国也欺君，但这就是毛泽东所欣赏、依靠的力量，是他始终要保护的积极分子。这些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却官运亨通，吉星高照。而那些说实话、办实事（真正照毛泽东的话办事的）者的形象往往被扭曲了，他们因为坚持原则，难免触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日久就被暗算。安徽省委给张恺帆平反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个案子实在太冤，而是因为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祸水已经冲垮了毛泽东设下的层层防线，纸里包不住火了，有了上级的内部指示，他们才借坡下驴的。张恺帆丝毫也不要感谢他们诬陷、落井下石的功劳，这样的人是改不了吃屎的，不信，请看这种人在“文革”中的表演。
８月１２日，毛泽东在对辽宁省委执行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指示的情况报告的批语中说：“……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形势。必须……把这种歪气邪气打下去，辽宁做得很快，步骤也好，成效显著。他们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处于被动。这个经验，值得各地注意。”（见文稿八，第４３８页）毛泽东对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右倾”思潮，毫无自我反省，还在一如既往的要采取高压政策，把“歪气邪气打下去。”他赞扬辽宁省委反右倾做得快，步骤好。同时他又在撒谎，说“成效显著”。经反复阅读辽宁省委的报告，只看见他们遵照中央反右倾思想的指示，正在和准备采取的措施，并无半个字说到成效。毛泽东无中生有，不择手段，已到了何等程度。
８月１５日，毛泽东在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群众运动一文中说：“……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是不愿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见文稿八，第４４４页）。从这段文字中透露出一点信息——庐山会上，毛泽东神经十分紧张，故而捕风捉影，害怕有人出来和他作殊死搏斗，抖出他的累累罪恶，所以先发制人，自做自唱。但也不排除他收到了小报告。不管怎样，“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给毛泽东的鉴定是十分准确的，恰如其分的，给毛泽东造成的精神压力不小。
毛泽东如获至宝地引用列宁的话：“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不会让自己受骗的。”（见列宁：《伟大的创举》）。毛泽东没有受骗，没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骗，倒是中国的百姓受了无产阶级伟大的领袖毛泽东的骗，为他付出高昂的代价，生病的饿死的达多少万人！
８月１６日，毛泽东在机关枪和迫击炮一文中说：“北京的×××同志和他的两位助手，发大热心，起大志愿，弄出来的（指《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文——引者）。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三十年，可能要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很多同志还不明白。……特别是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饶、彭黄这一类斗争，……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再则，处理这类事件，不可用简单的方法，不可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要留在中央政治局内。……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见文稿八，第４５３页）请看，这是比较典型的毛泽东的整人的战略、战术——只要认定了要整的人，就先给你扣上是阶级异己分子，是坏蛋，坏透了，其用意主要是针对那些“认识不清”的人，使这些人受威慑，不敢同情、靠近“坏人”。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抛材料，罗列“坏人”的罪状，言之凿凿，实际上有的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有的是搬出陈年老帐，揪着不放；有的就直接捏造，把新揭出的“坏人”和老“坏人”挂钩，以证明这些人“坏”，不是偶然，而是由来已久。第三步，在“坏人”被孤立以后，就唆使群众大揭发，上纲上线的大批判，把“坏人”与好人造成无法调和的“阶级对立”。“坏人”只有低头认罪，缴械投降，争取宽大处理。但是，也会有死不认罪，死不低头的。在毛泽东的积极分子看来，应该大开杀戒，铲草除根，不留后患。然而毛泽东计不出此，他毕竟比别人高明得无法可说，你看他使出的高招——诱降，只要“坏人”承认罪行，就可以不当敌我矛盾处理，还可以保住党籍、乌纱帽，这样的便宜，上哪儿找？此时又有那些奉命前来攻心的“特使”，晓你以理，动你以情。好吧，既然毛泽东已经网开一面，再强硬的铁汉子，如彭德怀那样，最后还是乖乖的写了检讨了吗？驯服了吗？毛泽东这套整人艺术，有人做了形象的比喻，名之曰“蒙古人套马”，——骑手对看中的野马，被套住以后，先穷追不舍，使他精疲力竭，骑手骑上去了，马还不服，继续不要命的又踢又跑，最后弄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实在斗不过骑手，也就驯服了。从表面上看，毛泽东何等的宽宏大量，对“坏人”仁至义尽，赢得了喝彩赞扬，这是毛泽东利用别人的血泪积累它的政治资本。而在整彭德怀一案，则还有更深层的意义，那就是彭德怀所反映的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已不是杀猴给鸡看所能解决了，假如对彭德怀处置过火，难保要引起难以收拾的后果。毛泽东岂能失算。这一层可以从“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是不是弄错了。”一句中透露出毛泽东的心虚胆怯，所以他才费那么多的口舌，留有余地，这余地是留给他自己，见好就收的。有人分析，整彭德怀还因为他在朝鲜战场上没有保护好毛岸英，伤了毛泽东的心。假如毛岸英没有牺牲了，说不定子承父业，中国还是毛家的天下，何必由江青前台亮相，跳梁跋扈，结果弄得竹篮打水一场空。算是聊备一说吧。
８月１９日，毛泽东在关于对人民公社进行调研究问题给×××××××××的信中说：“……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或不明真相，抱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起见，必须向这一切人作战，……为此需要大量的材料。请××令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将此信讨论一次，向各分社立即发出通知，叫他们对人民公社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每个省（市、区）选择五个典型，特别办得好的公社，……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跟县委和公社党委认真研究，不适当的，修改而又修改，……每省五个社，要派五个有政治、经济头脑而又文笔很行、思想很通的同志去，……写好，一律交给我，由我编一本书，……此信你们看后，如以为可，交××立即用电报发给各省、地、县三级新华社、人民日报指定从事此项工作的记者们，使他们知道我的意向，即为此问题要向世界宣战。……”（见文稿八，第４６３页）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是但问目的，不择手段，很不光彩的典范之一。你看，毛泽东为了向他认为不尾随他歌颂人民公社的“敌人”作战，居然要调动有政治经济头脑“文笔很行，思想很通”的一批同志（同吹人民公社之志），去搞马列主义的调查，调查一批“特别办得好的公社”，就是只许说好不许说坏，这个底线都交出来了。本来，各取所需的片面的调查可以随你的便，但名之曰“马列主义的调查”，那是对老祖宗的亵渎。毛泽东反复交待了他的意图还不放心，最后还叮嘱要使从事这项工作的记者们“知道我的意向”，“即为此问题要向世界宣战，”既是向敌人宣战，当然可以兵不厌诈，鬼话连篇，无所谓了，又何必兴师动众去搞调查，你毛泽东再招一些“同志”拍拍脑门子就可以笔走龙蛇，像庐山上的那些“机关枪”、“迫击炮”不是有的是吗？领会了你的意向的人，就会不请自来，送货上门，要多少有多少的！毛泽东为了捍卫他的尊严、权威、权力是会不惜一切代价，不顾一切后果，连自杀性的手法都用上了！他要的“思想很通”的同志，这个“通”字意蕴无穷！
８月２４日，９月１４日，毛泽东关于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罪犯的建议中说：“少奇同志，关于全国４５万右派分子（是５５万——引者）分期分批摘帽子的问题，据江西省委×××同志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他说已经向你说过了，你答应回北京统一考虑此问题。我认为积以时日，至少可以争取７０％的右派分子改变过来。例如说，在今后七年中（或更多时间），每年争取转变和摘掉帽子１０％左右，是有可能的，请你提向常委和书记处讨论一次，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在国庆十周年时机，根据确有改变的情况，给第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４５０００左右的帽子，即１０％，……他们会感到确有前途。对于目前反右倾、鼓干劲也甚有利。摘去帽子后，旧病复发，……给他再带上右派帽子就是了。……”（见文稿八，第４７５页）毛泽东的这个建议又是玩弄权术。给右派分子摘帽不是他的本心，因为有人认为这是个重大的政策问题，但不说该摘不该摘，而把皮球踢给刘少奇，叫他去处理。据建议人说已向刘少奇谈过，刘答应回京后统一考虑，顺理成章了，你刘少奇就兜着吧。毛泽东也想到这样重大问题，刘少奇也可能把皮球踢回来，请示毛泽东，而时间又紧迫——十周年国庆和配合正在开展的反右倾，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树榜样，只要承认“罪行”，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前途是“光明”的。所以毛泽东不得不先表个态，４５万右派分子中，只能争取７０％，需要七年或更多的时间，平均分配７０％，要在七年时间里，每年１０％，这就是交给刘少奇的底线，把右派分子中的７０％改造过来，要用七年或更多的时间，而且今后只要需要，随时可以再给摘了的帽子再戴上。如来佛给孙悟空摘紧箍咒，没有留后手，它（他，她）很需要向毛泽东请教这种统治艺术。想当初右派分子是以思想罪，划入阶级敌人一类的，但又宣布说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绝大部分受的是行政处分——撤职、降级、开除党籍、监督劳动、调动工作等等，就是没有履行一般犯罪分子的法律手续。这样一来，右派分子表面上似乎比其他判刑的罪犯，要好过些，然而，事实上右派分子的服刑时间没有规定，不像其他罪犯有刑期，即使是死刑也明明白白。“右派分子”就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要用精神折磨你到什么时候都可以。真是“何其毒也”！
８月３０日，毛泽东在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简报的批语说：“……近日我们收到很多省、市、区的报告，都是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如同贵州一样。……以后还将选发一批。”（见文稿八，第４７９页）贵州省委领会毛泽东的旨意较快、较好，步步紧跟（至少在文字上、口头上是这样），得到毛泽东的喝彩，因为这样的报告是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一切不赞同毛泽东的人的一个沉重的打击，所以“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毛泽东可以不受倒行逆施的责难了，还不高兴吗。
９月１日，毛泽东在关于《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给×××、××的信中说：“……近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好家伙，简直要把这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他们骂得越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胜谁败？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忘八蛋的”。（见文稿八，第４８９页）毛泽东的词汇库中，凡是骂人的恐吓人的词句，都已用完用尽，新的大帽子又没有造出来，现在居然抛出“忘八蛋”这类脏话，一副泼妇骂街的嘴脸，令人作呕！其实不用半个世纪，只过了几个月就现原形，何必几十年，公社就瓦解了，“究竟谁胜谁败？”
９月４日，毛泽东在关于注意发表国外对华评论问题的批语中说：“……日本及西方的一些有利评论，宜大量发表，诬蔑评论，也要发表，加以驳斥。反华越恶毒对我越有利，因为敌人处在被动地位，不得翻身了。……将赫鲁晓夫反公社的演说，在人民日报发表，使他越处于被动，……”（见文稿八，第５０４页）。毛泽东口口声声敌人被动了，这世界上只有他一人主动，强词夺理，把肉麻当有趣，十足的阿Ｑ式的胜利。
９月６日、１０日，毛泽东在看了新华通讯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八六二期上刊登的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一文后，批示要×××同志找国家统计局的主要人士讨论研究，并把结论告毛泽东本人。并说“这是大问题，应当废寝忘餐，全力以赴”。（见文稿八，第５１２页）×××秉承毛泽东意旨，与国家统计局及有关的负责人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大家基本上同意统计局提出关于去年大跃进中比例关系是相适应的。而不是比例失调。……四、去年大跃进是按比例地向前发展的，其中个别的局部的失调，只是大踏步前进中的暂时性的现象，经过调整，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见文稿八，第５１４页）国家统计局不承认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说失调的是“谬论”，毛泽东要取旁证，派他的秘书×××，马列主义的权威去收集资料，结果证实“谬论”就是谬论，当时的国民经济是按比例发展的，即使有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失调，都已基本上得到了改善。人们越看越糊涂了，既说没有比例失调，又说局部的、个别的、暂时的失调，那人们只能问这局部有多大？这个别指的是哪一个或哪几个？这暂时有多长？
９月９日，庐山会议后不久，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拥护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他的批判，决心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见文稿八，第５２１页）彭德怀向毛泽东投降了。毛泽东对彭德怀来信的批语中有：“……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的。而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情况不计在内。……”（见文稿八，第５２１页）彭德怀要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了，要缴械投降了，给了毛泽东一个把柄，即彭德怀自己承认错误了呀，不是我毛泽东无中生有，强加于他的呀。这就给了毛泽东一个台阶可下，毛泽东胜利了。于是毛泽东来了一个１８０°大转弯，不但自己热烈欢迎，还建议全党同志都欢迎，给了彭德怀天大的面子。毛泽东表演这种假慈悲，假宽宏大量，很能迷惑一些人的。但没有被迷惑的人，则不禁要问：“不再有大的动摇”中的“动摇”作何解释？是不是惟命是从就是不动摇？反之就是反党、反毛、什么什么主义？只有盲从，迷信才算坚定？其次，毛泽东说“而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改变的，”毛泽东紧接着又说“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情况不计在内”，毛泽东毫不掩饰地玩弄权术，显示他的不测之威。一面投放诱饵，一面埋藏杀机。生杀予夺就操在他一人之手。这种手段是无产阶级领袖、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使用的吗？这与封建君主、资产阶级政客有何区别？
９月１１日（距９月９日才三天啊），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说：（彭德怀——引者）“起心不良，走到反面。”到底谁起心不良？是为民请命者，还是愚弄百姓、草菅人命者？
“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一个同路人”。彭德怀并没有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中共党内自封马克思主义者的也不多。中共党内这样的同路人再多几位，那才好呢，那你毛泽东就不能为所欲为了！“要论这一点材料是充分的。”为什么不抛出来，给谁留后路？其实没有材料也可捏造，彭德怀是高饶事件漏网的，里通外国等等，不就是你毛泽东编造出来的吗？整彭德怀，自始至终只字不提党纲党章，党员的权利义务。就是不合格的党员，在未被清洗之前，也不能剥夺他的权利呀！这个党已成了毛泽东一人的党了，共产党员一起装聋作哑，促使毛泽东的气焰更加嚣张，肆无忌惮，至死方休！
“彭德怀不如孙中山。”对，看从哪方面对比了，彭德怀没有写过《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之类的文章，因为他没有自命不凡，以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自居，这也证明他没有想当新式皇帝，用不着搞理论准备。但是，彭德怀指挥过千军万马，“谁敢横刀跃马？唯我彭大将军。”这是谁说的？那是一时之计，味着良心拍马屁吗？孙中山伟大，但他打仗不行，可以说在这方面他比不上彭德怀。各有所长，不能相提并论，想以此来贬低彭德怀是无聊的。
“高彭都是军党论”。高岗的军党论有证据，彭的证据在哪里？何况最早炮制军党论的就是你毛泽东！“‘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得不偿失论’，‘人民公社搞糟了，’‘阶级关系紧张，’‘反左比反右难’，‘无产阶级专政官僚主义多’等等，难道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气味吗？”彭德怀说的都是实事，句句是投枪，准确无误地刺中了毛泽东。所以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毛泽东要一手遮天，掩尽天下耳目，拿肉麻的吹捧当真理，却是马克思主义。也许是吧，可惜是自封的，最终都被事实粉碎了。
“五次路线错误，极其严重。”五次路线错误极其严重，彭德怀应负多大责任？做过结论没有？要算陈年老帐吗，那就新仇旧恨都摆出来，最少可以在党内公开彻底批判嘛，为何要闪烁其词，布迷魂阵？心虚胆怯，又要造声势压人！
“阴谋分裂活动，违反铁的纪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如此说来，彭德怀等人，已是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了，杀头也不为过了，不该对他施‘仁慈’呀，马克思主义者能如此对待破坏无产阶级专政者吗？想当初在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等私下议论博古、李德的是是非非，最后夺走了博古的领导权，那就不是破坏党的纪律吗？也许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十分害怕别人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领导干部之间的私人交往视为邪恶吧！记得斯大林说过，胜利者是不应该受到谴责的。毛泽东胜利了，人们还能说什么呢。 “形势极为有利。一个月内，形势大变。”形势怎么变过来的呢？杀了一个大猴，三个较小猴，给一群鸡、鸭看，赢得一片喔、喔、喔，阿、阿、阿，这样的胜利光彩吗？能巩固吗？用专制高压手段求团结，连蒋介石也会。结果如何？毛泽东最明白，但他要饮鸠止渴，无可奈何。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确是真理”。在这里毛泽东的真理恰恰是谬误的同义语，他的真理只能等待残酷无情的现实生活去粉碎。但是，到那时他还是唯一的、永久的、自始至终都正确的人。
“……一定要同苏联同志搞好，一定可以搞好的。”恰恰相反，与苏联的关系越搞越坏，直至兵戎相见。“一定可以搞好”变成一定搞不好。
“切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自古以来，里通外国的人，从来没有好结果。”这句话一是警告像彭德怀等一样的人，不得里通外国，寻找帮助，同时，更重要的是准备诬陷彭德怀等人里通外国，可以置之死地。“没有好的结果”也。
“他（指彭德怀——引者）把９５％的同志的政治觉悟低估了，他把自己的能力、威望、高估了。”彭德怀是否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想象，或者是雄心、野心，别人无法猜想。假如他真想引出来好多的共鸣者支持他，那他确实是高估了那９５％的一群了。这一群中，好点的善于明哲保身，只知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不好的善于看风使舵，也就是毛泽东极力提倡的“识风向”，搞捧红踏黑，朝秦暮楚，杀回马枪。要夸奖他们真不容易。这是中华民族在长久的封建专制压迫下养成的不健康精神的一部分，是很可悲的一部分，而毛泽东就充分地利用了这一部分，以遂其谋。
“彭要准备听几年闲话，要诚恳待人，不讲假话，要靠拢大多数。如此就可以一定变过来。否则不能。”什么叫闲话？里通外国、同路人、投机分子、高岗集团漏网分子……这些话是闲话还是忙话？一切话都叫你说完了，阶下囚徒彭德怀不是都已经洗耳恭听了吗？庐山会议后，彭德怀的耳里还能听到什么新鲜的话？“诚恳”、“假话”这些词汇的含义照字典解释和毛泽东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你不说违心之言，你不甘心当孙子，你不肯装出一脸死像，大多数谁敢和你靠拢？再说，靠拢你的人多了，那就会成为毛泽东的心病。彭德怀和大多数能不明白吗？能互相靠拢“搞小集团”，自取灭亡吗？这就是毛泽东施展的伪善人、伪君子伎俩，又是他欲擒故纵，诱敌上钩之计。明知是毛泽东施展的阴谋诡计，设好的死路一条，看样子彭德怀又非走不可，因为毛泽东说了：“如此就可以一定变过来，否则不能。”从“文革”中彭德怀的结局看，后人还有很大的思索空间。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焉。过也，人皆见之。改也，人皆仰之”。请不要误会，以为这是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勉励和期望。非也，这是他在为自己开脱，拉起儒教当虎皮，防身吓人。虽然，他对儒教时有贬抑，这次是怎么搞的，他发现儒教比马克思主义还有用了吗？
“我也是一个甚为不足的人。很有些时候，我自己不欢喜我自己。马克思主义各门学问，没有学好。外国文没有学通。经济工作刚开始学。……对于这些我也要改，要进取。……”这段与上段联系起来看。毛泽东在这里表现得很谦虚，说他自己甚为不足，不足在马克思主义、外国文和经济工作。他是真谦虚还是假谦虚且不去问。关键是要理解他在说他自己不行时，他是要让别人承认他们更不行了，连毛主席还说他不行呢，何况我等呀。再回头来看，他说自己这不行，那不行，但他始终在那里发号施令，好为人师，他的名言“外行就是要领导内行，”能领导内行。如此看来，他说他甚不足是假的，他内心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更令人气愤的是，九月九日，他对“彭德怀来信的批语”与这个讲话提纲南辕北辙，又做了１８０°大转弯，其言而无信，言不由衷，反复无常，已到了极点。
１９６０年１月２３日，毛泽东对七省市和十四个重点企业，一季度工业生产安排情况的批语中说：“看来连续大跃进是可能的”。（见文稿九，第１６页）这是毛泽东看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的《情况简报》第十七号，那里说一季度的工业生产安排不低于五九年第四季度，甚至还略高。简报的着重点是提出存在的问题有四大个，都还没有解决，很难解决。毛泽东却把计划当实际，铁心要搞大跃进，硬是到了黄河不死心。
３月２日，４日。毛泽东在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的批语中说：“……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在发给你们研究，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在１９６０年内，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实的那种水平，也就很好了。……”（见文稿九，第４５页）毛泽东曾经提倡调查研究，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等等。然而自搞大跃进以来，这个法宝被他抛弃了，只要符合他心意的，不问事实真像，就加以肯定和鼓吹，“放卫星”那样的牛皮闹剧，并没有唤醒毛泽东，这个贵州省委的食堂报告，毛泽东说他写得好，所以下死命令，全国仿行，不能例外。本来“写得好”不一定就做得好。连孔夫子都吃过这种亏，所以他从痛苦的经验中，提出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毛泽东说贵州的报告是科学的总结，还没有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总结。科学的结论，那必须是经得起反复试验的。农村公共食堂经过一年多两年的实验，证明他并不科学，大部分瓦解了，毛泽东用权力、命令强几亿农民之所难，还把独夫路线名之曰群众路线。可气不可气？
３月某日，毛泽东在对×××关于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报告稿的修改中说：“一九五九年党内一小部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党的总路线，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运动，他们进行宗派组织，实行分裂党的活动，从党内向党的大多数举行猖狂的进攻。……”（见文稿九，第１１０页）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攻”的是党的工作中严重地脱离实际，影响极坏的东西，他们对事不对人，要勉强说对人，那也只是对一意孤行的毛泽东一人而已。毛泽东妖言惑众，以壮声威，这是他一贯的伎俩。
３月２５日，中共宁夏区委关于纠正中宁县委工作中严重错误……给中共中央并发各地、市、县委的报告中说：“……中宁县委……谎报成绩，隐埋缺点，甚至对反映真实情况的人进行打击报复，是一种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对党忠诚老实，不隐埋和歪曲事实真相，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勇于向党的领导机关反映各种真实情况，并向党内外一切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见文稿九，第１１９页）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的批语是：“××办。并可登党刊。”宁夏区委写这个报告的人，大概是个书呆子，或者根本不知道去年庐山会议发生的怪事。要不就是斗胆要影射毛泽东严重违反了党纪，不能容忍！毛泽东那时正在号召、指示党内整风，克服各种坏现象的时候。照理他应当对这个报告有所发挥，扩大它的作用。但事实不然，他勉勉强强批了“可登党刊”四个字。心虚胆怯，可见一斑！假如毛泽东良知未泯，他阅读这报告时，应该心惊肉跳，无地自容。
４月２４日，毛泽东在关于查找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发言材料等的批语中说：“……另有钱学森关于农业工厂化一项提案，亦请找来”。（见文稿九，第１５４页）按钱学森向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的关于建立农业生产实验工厂的提案中说：“……现在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研究，主要是在人民公社和国营农场里进行，这可以说是‘土’的一条路，是一条很好而且主要的路，但不是唯一的路。还有‘洋’的一条路，就是充分利用现代生物学，现代数学、物理、化学，现代动力、机械和自动控制技术，以及现代气体力学、流体力学的一切成就，即利用一切高、精、尖、新的科学技术成就，进行农业工厂化的实验，找出大大打破今天农业生产限度的方法。由于国家一时还不能供应大量的机械和动力，这项实验在近期还不一定能全部推广，但研究成果的一部分，肯定可以立即推广的。而且为长远打算，我们有必要做这项探索性研究，为农业生产工厂化打开道路。”（见文稿九，第１５５页）三十多年过去了，钱学森代表的这件提案，愈显示出它的远见灼识，是真正科学的见解，但是他显然不合毛泽东的口胃，因为这种科学研究，肯定只能是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那里冷冷清清地搞，没有大搞群众运动那样轰轰烈烈，“立竿见影”那样痛快，因而钱学森的见解就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所以这份提案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毛泽东是关心农业生产的，但他只承认他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别的道路是没有的。要有就是离经叛道的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从这点来说，毛泽东是庸人搞农业，也是庸人搞经济。
６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说：“……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见文稿九，第２１５页）大跃进、人民公社这场创巨痛深的大灾难，在毛泽东的嘴里和手下，就如此轻描淡写地带过去了。他写“十年总结”的动机就是逃避责任，他的手法，一是拉别人做垫背，所谓“有些错误是同当事人一起犯的，”是当事人，即主管的人误导了他，他们是主犯，他只是犯点官僚主义；二是拉出马列当挡箭牌，引经据典的说教，他认为全党同志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有责任帮助他们。你看，闹了半天，毛泽东还是唯一的、绝对正确的，功劳很大的，耍这样的花招，欺人自欺。
９月１８日，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关于沔阳县贯彻政策试点情况，给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并书记处各同志的报告中说：“……发现各方面仍然存在着极其严重的问题，其中‘共产风’、乱指挥生产、粮食、自留地等问题最为严重。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至省级、下至小队，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至土地、粮食、房屋、小至镰刀、筷子。许多生产队粗略计算一下，‘共产风’中各项损失，人均达五十元左右，多的达一百多元，相当于社员一年到两年的分配收入。生产瞎指挥的问题，严重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这个公社的干部采取了靠电话统一指挥生产的办法。公社统一安排农活，全社一齐行动，群众称为‘一刀切’的领导方法。粮食方面较普遍的问题是购过头粮。有的公社还几次缩减社员自留地。上述问题，严重地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给生产队造成惊人的损失，全公社粮食连年减产。……”（见文稿九，第３０７页）公社带给广大农民的灾难有多大，从这个材料中，人们可以略知一二了。须知这已是一九六○年九月的事了，也就是庐山会议已经开过一年了，“缺点错误已经纠正”过了，而事实上问题还如此的严重，即使只是一个指头、半个指头，也叫人难以置信。毛泽东看到这材料后批示：“……即令书记处某一位懂事、能文的同志日内即为中央起草一个有力的指示（要有几百字，几句话太少，不足以引起省、地、县、社的注意）……”。按理这类指示毛泽东下笔成文，无需别人捉刀，现在他居然叫人代笔，而且指明某一位懂事、能文的人担此重任，居心何在？能文当然重要，不能文怎么写。懂事，懂啥事呢？是实事求是呢？还是吞吞吐吐，遮遮掩掩，敷衍了事呢？按毛泽东的“指头论”，就可想而知了。但文字出在别人之手，他可以超脱事外，没有他的事。
１０月１７日，毛泽东对王海容《我的经验》一文的修改和批语中说：“……在北京化学工厂从许多老工人的谈话中使我体会到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工作与解放前的生活和工作对比起来，实在太幸福了。”（见文稿九，第３１４页）着重点及其所标出的文字是毛泽东加的，不是王海容的原文——引者）毛泽东认为解放后，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实在太幸福了，一个“太”字用力不小，不怕物极必返吗？毛泽东如果认为王的体验不够深，或文字表达不到位，理应叫作者自己修改，不该由别人越俎代庖，因为这是作者的亲身经验，不是你毛泽东的经验呀。
１０月２１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四名干部，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批示“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见文稿九，第３２６页）这又是一件大跃进、人民公社给中国人民制造灾难的实例。毛泽东已经见怪不怪了。
１０月２７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写信给毛泽东说，“推广小球藻的生产在当前粮食因灾不足的情况下，有其重大意义：⒈至少可以保证不饿死人，减少甚至消灭浮肿病。⒉减少乱采代食品而引起中毒的事件。⒊保证劳动生产率和工农体力不至因粮食不足而降低。……”（见文稿九，第３２７页）毛泽东对这个建议的批语是：“印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研究、推广。”这个建议本身是否有价值是否切实可行，这是另一个问题，重要的是，通过这个建议，人们可以理解，当时庐山会议说的缺点错误已经纠正，形势一片大好，乃是十足的谎言和无稽狡辩，实际情况是中国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的经济危机，毛泽东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枪打出头鸟，虽然避免了政治危机，但对经济危机无济于事，饿死人，浮肿病、代食品中毒、劳动力减少，工农业生产下降，干部违法乱纪（逼上梁山）……这是大好形势吗？是彭德怀危言耸听吗？真是天灾造成的吗？……如此等等，毛泽东还能一手掩盖天下人耳目吗？
１１月１５日，毛泽东在中央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报告上的批语说：“……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农村工作极为艰苦，……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二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占三分之一地区。五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见文稿九，第３５０页）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承认全国有１／３地区形势不大好，算是少了一点牛气。但这１／３是真的吗？不多不少吗？２／３大好的，究竟好到什么程度？特别是他把形势不好的原因，归之于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民主革命尚未完成……。这就邪了，自从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以来，农村政权的领导权始终是贫下中农占优势的，这也是毛泽东一贯反复强调了的。怎么一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封建势力又死灰复燃了？注意不要把贫下中农当封建势力对待，那是阶级路线的根本问题，立场问题呦！其实，毛泽东的话并没有说错，“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说到点子上了，只要仔细看看、用心想想，那么，毛泽东的这幅自画象，真要叫人拍案叫绝，叹为观止。
１１月５日，中共甘肃省委给中央、西北局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二次报告中说：“……从会议头几天揭发的材料来看，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在我省是相当普遍严重的，省、地、县、社各级和工农商学兵各部门，都向公社和生产队伸手拿东西，都有‘平调’，全省五百六十个公社，‘共产风’刮得严重的占百分之二十九，没有刮的只占百分之一。共产风刮得厉害的地方，挫伤了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耕畜、劳力大量减少，耕作粗糙，播种面积缩小，产量下降，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与一九五八年冬季的‘共产风’相比较，去年以来的‘共产风’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大量平调社、队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也平调了社员的一部分生活资料，特别是大办食堂平调了一批房屋、灶具、用具等，数量很多。去年算账以后之所以又刮起‘共产风’根本原因是干部思想认识有问题，特别是省委在执行中央方针政策上有缺点和错误。在讨论中，大家检查了以下四种思想：（一）急于过渡，（二）不能正确理解政策与任务的关系。（三）认为‘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四）生搬硬套，盲目推广，盲目执行。……”（见文稿九，第３５８页）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是反映了经过纠正“共产风”以后的又一次‘共产风’，可见上次的所谓纠正是有名无实的，走过场的，是上下互相蒙骗的，纠正所遇到的困难在于既得利益者，——无偿剥夺农民利益者，不肯轻易放弃他们已经“共”来的利益。一个省五百六十个公社，不刮‘共产风’的只有１％，这些数字多么惊人，用毛泽东的“指头论”，将如何解释？甘肃省委很虚心，做了自我批评，说是他们在执行中央的政策方针上有错误，意思是说中央是正确的，毛泽东是正确的，毛泽东当然是“受之无愧”了。然而，甘肃省委也不是心甘情愿代人受过的，所以，他们在检查他们的思想认识时提出了四点很值得玩味的思想：一是急于过渡。谁不知道最急于过渡的作俑者就是毛泽东，人赃俱在，不直接“攻击”你是给你留后路。二是不能正确理解政策与任务的关系。请问甘肃省委，你们现在写报告时是否已经正确理解了呢？上面时而强调任务，如多少多少钢，百分之多少多少公社化，多少人吃食堂，过四化生活……，时而强调政策，如入社要自愿，要关心群众生活，要讲群众路线……，你紧追快赶还跟不上，跟不上就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这个派、那个派，这个分子，那个分子，还杀了猴子给你看，你省有回天之力吗？除非揭竿而起造反，敢吗？三是‘左’比右好。对呀，毛泽东肯定了‘左’的人是要革命的，而右呢，不是反革命也离得不远了，“大概只有几公尺”嘛。你们检讨了，当心往后还得旧病发作，故态复萌。四是盲目推广，盲目执行。不对，你们一点也不盲目，上面发指示要推广执行，首先就得服从，其次，上面不会错，因为有毛泽东这位神仙在掌舵，哪能出错呢？要说盲目，那就让毛泽东下不了台喽！所以甘肃省委把错误都兜下来，保护了领袖的光辉形象不受玷污了，用心不可谓不苦，但毛泽东能感谢你们吗？毛泽东对甘肃省委这个报告的批语是：“可看，应看”。何等的从容？可看这意思是有点内容；应看者，记住这笔帐。毛泽东对此可以做出正反不同的锦绣文章，但肯定不能用这材料“向全世界宣战”了。
早在这年的８月２６日，中共浙江省委关于重点商品粮地区存在的问题，给中央并上海局的报告说：“……我们具体讨论了重点商品粮地区的问题。……近几年这些地区不断发生问题，今年春季发生饿、病、逃荒现象也主要集中在这些地方。在一些问题特别严重的地区，几年来生产发展很慢，有的甚至停顿起来，致使群众情绪低落，生产力受到一定破坏。除了领导和工作上的原因外，主要是由于负担过重，收入少，商品粮重点县中，有十个县一九五九年粮食征购任务平均每亩负担在三百斤以上。商品粮重点产区，农业税又比其他地方重，越是人均产量高的地方，农业税就越高。此外，粮价低也影响这些地区农民的收入。……”（见文稿九，第３６３页）浙江省委这个报告，透露了一点“江南鱼米之乡”广大农民的生活状况，他们没有把造成这些灾难的原因推给老天爷，也没有推给地、富、反、坏……阶级敌人的破坏，而直接点出农民的负担过重，是中央的负担政策造成的。看样子浙江省委，现在已经觉得不说真话不行了。而毛泽东在看到这个报告后，没有表态，他把报告批给周总理，请他看一下，然后退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还说：“子恢同志最近考察了山西、河北、安徽、江苏等四省，有些好意见，你有暇时，可找他一谈。”大家不会忘记，在毛泽东大搞公社化运动中，首先受到打击的就是邓子恢，说他是“小脚女人”……是绊脚石，砍了多少合作社，是搞社会主义的罪人。历史无情，时隔不过三年，究竟谁是谁非，已经真相大白，但毛泽东就没有一点风格和勇气，向邓子恢承认错误，直到现在，他已知道邓子恢又有些好的意见之后，仍不肯屈尊，找他谈谈，而把这事推给周恩来。他心目中是个人尊严重要，还是农民的生活重要，昭然若揭了。
１１月２８日，毛泽东对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语中有：“……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这里毛泽东是代表中央说话——引者）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见文稿九，第３６５页）毛泽东在这里又耍花招，他自己的话要贴上“中央”标签，他是中共中央主席，他可以代表中央，但要看何时何地何事，不是可以随便的。比如这次，他是借题发挥，借甘肃省委做自我批评的机会也来个自我批评。但是批评是有条件的，就是要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人共命运、同呼吸，这就是说你们的帐，与我毛泽东无关或关系极少，但我可以保护你们不受伤害。至于我的错误呢？只是提出过渡的时间太快了点，其他方面我的话是马列主义的。这样避重就轻，小否定，大肯定的手法能算自觉的自我批评吗？还有，他说“无论何时，生产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人平调。”这纯属信口开河。即使你毛泽东能信守承诺，你能保证后来人就不会改弦易辙吗？言不由衷的自我批评，耍了这么多花招，实际是毛泽东说给毛泽东听，毛泽东写信给毛泽东看，谁信以为真谁上当。
１１月２０日，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的报告中有：“……从领导上来检查，……在任务要求上过多、过死、过急，不实事求是，使得有些干部不敢讲真话，以至滋长起虚报浮夸和强迫命令的作风（毛泽东也说过类似的话——引者）。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上到下，大家一起检查，一起改正。”（见文稿九，第３７０页）这是一段带钩带刺，十分辛辣的文字。祸在百姓，根在上层，要解决这些问题，先从上层做起，毛泽东看了，肯定不是滋味，所以不像对甘肃省委的报告那样，大发议论，但也没有忘了耍花招，他说：“……这个报告反映了浙江的实际情况。”不牵连别人，没有举一反三，好象别的地方根本没有此种现象，只是浙江的工作没有搞好。“偷鸡不着失碗米”，浙江同志被动了。毛泽东在反击，用智斗，用软刀子，暂时手下留情。
１１月２５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编印的一期内部刊物上，刊载了《河南一些党外人士对中央紧急指示信的反映》一文中说：“……过去大家是敢怒不敢言，也有人认为底下干部闹得太不像话啦，不整也不行啦。”（见文稿九，第３７５页）我怀疑这些话是写这个报告的人，借党外人士的嘴说的，那时节，从中央到地方，哪里有什么党外人士，不要命的要批评共产党。
１２月１４、２１日，毛泽东对《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和中央转发这一决议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中说：“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的东风继续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实现持久和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只要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爆发世界战争的危险也仍然存在。”“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见文稿九，第３８４页）毛泽东的论断在他有生之日，人们半信半疑，后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各国内部问题如麻，毛泽东的穷过渡策略方针的失败等等的出现，所谓谁压倒谁，谁烂下去等等都已成了笑话，证明毛泽东的论断在当时、在现在都是自我吹嘘的泡沫。毛泽东关于和平和战争的分析也等于没有说，先说争取持久和平是可能的，又说帝国主义制度存在就有爆发世界战争的危险。那么到底是“可能”还是“危险”呢？走着瞧，这就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１２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的《情况简报》上刊载了《鲜明的对照》一文说：“……丰润县王官营公社……连续跃进，年年增产，主要是他们贯彻了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的方针”，“玉田县沙流河公社自然条件比王官营公社好得多，粮食产量原来也高，但从一九五八年起，粮食产量逐年下降，致使人口大量外流，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现象大量增加，……直至最近，……党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至今未和群众见面。玉田县亮甲店公社，……去年遭受严重水灾，估产过高，购了过头粮，干部作风恶劣，乱搞反瞒产，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今年三月，他们在一部分队进行三反，……在克服严重困难的情况，获得了丰收，人均产量近八百斤。目前群众情绪已安定下来，外流人口也纷纷回来了。……”
□ 寄自中国
刊登在 2008 华夏快递 kd080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