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风的家乡是一个偏远、贫困的小村庄。从我记事儿起，老辈儿的人到过县城的不多。奶奶、姥姥都是裹脚的。村里不到二百口人，一律按辈份排着。谁也不知道，究竟这样排了多少代；但谁都知道，过日子就是干农活、吃粗饭、娶媳妇、生娃娃；“面朝黄土被朝天，老婆孩子热炕头”，周而复始，代代相传。
儿时的我，听到村头传来小贩儿的吆喝，就会一遛小跑出去看热闹——听那拉长了腔、拧转着调儿的叫卖声，就是一种蛮有味道的歌谣了。有时看到卖鸡仔、鸭仔、鹅仔的，就伸长了脖子，往那筐里瞧：看那鹅黄色的绒毛，红红的嘴头，挤在一起，发出嫩嫩的叫声；这心里美滋滋的，比城里的孩子逛动物园还开心。如果运气好，也能看到骑“洋车”驮着简单机械的人来，或磨刀，或车纺车的机轴。每逢这时，不等人家支开摊子，孩子们就已经围了一圈，议论着那些洋玩意到底是怎么转起来的，居然把个机轴弄得那么圆，还有槽儿！
长大一点儿，日子开始没有那么好过了，娘要帮着干家务，爹也开始赶着下田。我比别的孩子幸运一点：爹是村里唯一念到高小（就是小学五年级）的“文化人”，不太逼我下田，却紧紧逼着我读书。仔细想来，我从来就不是个好学生，只是因为逃避又苦又累的农活，装模作样呆在学校里，直到吃饭才回家。三四年级的时候，爹发现我学习一塌糊涂，就狠狠揍了我一顿，并且搁下重话儿：“再不好好学，就回家干活！”我害怕了。
曾怯怯地问过爹：“上学咋恁要紧哩？”爹只是说：“在咱这里活一辈子，没意思！”后来，还是娘跟我说：“爹是要你读书考大学，然后进城，好娶个城里人作媳妇。”我有点茫然了：“不是人人都说娘是村里最好看的媳妇吗？这城里的女人到底长的啥样儿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理解爹，这活着有没有“意思”可是件大事。
长话短说，父亲在我这个又懒又馋的儿子身上遂了愿。我上了大学、娶了城里人作媳妇、甚至后来还成了美国人的爹。但是，那个“意思”却一直没找到。上大学的头一年，还有些新鲜；但很快就有了危机。假期我甚至不敢回家见爹娘，城里没有他们要找的“意思”。我照旧不是个好学生，在大学校园里，常常一个人躺在草地上，望着蓝天白云发呆（好在那时的天还很蓝，晶莹剔透的）。我选择的专业是那时还髦的物理，不是怨教授讲的差，里面除了冷冰冰的公式和机械的定义、定律，什么意思都没有；于是，我到图书馆翻遍各种书籍、报刊，到处寻觅人活着的“意思”。
好不容易，我对文学、自然哲学有了一点兴趣，甚至也慢慢喜欢上自己的专业；但最终我发现，父亲说的那个“意思”实仍然难以找到。文学作品偶尔能激动、调整一下心情，但不能满足我的心灵。我依旧躺在校园的草地上发呆，想起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內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刚刚品出那么一点味道[1]——“‘兮’字显得多有诗意啊！”转念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幼稚！这“兮”不就是一语助词吗？和家乡土话里面的“哩”“啦”有什么不同？“大风起”又怎么样？“云飞扬”又怎么样？你把它们换成“镪剪子”“磨菜刀”不也一样吗？就这样，在我耳畔，“大风起兮云飞扬”和“时不利兮骓不逝”都被“翻译”成儿时听到的“歌谣”：
镪剪子嘞磨菜刀——
小鸡来嘞买小鸡——
小鸭来嘞买小鸭——
小鹅来嘞买小鹅——
……
我的大学，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么度过的，是在城里。
圣经《传道书》1：1－18
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
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
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
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
万事令人厌烦（或作万物满有困乏），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那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
已过的世代，无人记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
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作过以色列的王。
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作的一切事，乃知神叫世人所经练的，是极重的劳苦。
我见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
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
我又专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
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