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 “毛 思 想”， 厉害 不 ！

这 “毛 思 想”， 厉害 不 ！文革中的荒唐“流氓罪”：青年因为想女人被判12年(图) ：2012/3/9 新华网 评论 9 条　[导读]他当时刚刚20岁，正在青春萌动期。一见漂亮的女孩就脸红心跳，可有机会还是喜欢往女孩们身边凑，夜里还常常做些无法言说的梦……真是肮脏极了！这不是万恶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是什么？　　　　《迷惘的“殉道者”》漫长的铁窗生涯中，有两条毒蛇日夜不停地缠绕着你——一条叫寂寞，它啮咬着你的心灵；一条叫饥饿，它折磨着你的肉身。　　四年多的时间里，曾和我同住过一个监号的犯人先后有上百个，大都是萍水相逢，过后即忘，但有一个人在和这两条毒蛇的搏斗中都有令人吃惊的超常表现，让我终身难忘——不要误会，不是敬佩，而仅仅是惊讶。　　他叫裴和阳，是许昌县椹涧公社的青年农民——准确点，应该说他是个“返乡知青”。他是“文革”中的高中毕业生，这是那时他所能获得的最高学历，因为当时所有大学都停止招生了。那种在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大串联中的造反经历，不也是一种特殊的学习和训练吗？他可以说是那场“大革命”的“科班毕业生”和直接产物。强调这一点很有必要，非如此，便不能理解和解释此后他的人生轨迹和悲剧下场。　　裴和阳回村后，以他在村中的最高学历，和他对“文革”话语的熟练掌握，受到村中掌权者的青睐。他没有去当个“普通劳动者”，而是当上了村广播站的编辑兼播音员。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这可是个美差，既不受风吹日晒，又风头十足，天天让自己的声音覆盖整个村庄，这是何等的荣耀和享受？大约相当于现在电视台的主持人吧。他每天的主要任务，是转播“两报一刊”的社论和当天的重要新闻。其余的时间，放放“样板戏”的唱片和“红歌”的录音，偶尔也会广播几条村里的通知或村干部的讲话，倒也不费他什么劲。最让他得意和热衷的是，他还可以自己动笔写点“大批判文章”，写完了在大喇叭上一念，好歹也算是一种发表啊。内容倒不发愁，“小报学大报，大报学梁效”，跟风学样就行，不会有多大差错。　　“裴大眼”（这是他的外号）的幸福生活让村里好多年轻人艳羡不已。 　　但是，好景不长……　　1975年的秋天。一天上午，我所住的监号门突然被打开了，一个头发蓬乱、脸色苍白、身材消瘦，但服装还算整洁的年轻人抱着被褥走了进来。引人注意的是他那双眼睛，大大的，稍微有点凸出，眼神充满了迷乱和困惑。他站在门口，半天一动不动，似乎搞不清这是梦境还是现实。送他进来的看守对我说：“给他讲讲看守所的规矩。”说完就锁上门走了。 　　这就是裴和阳。　　问他犯了什么罪，他半天不吭气，最后低声说了句：“他们说是流氓罪。”然后两颗大泪珠从脸上垂落。　　“让人家抓住了，还是被别人检举了？”同号的几个犯人兴奋起来，连连追问。这些人对强奸、通奸、流氓之类的“黄案”特别感兴趣，进来个这样的犯人，非问个底朝天不可。　　但裴和阳的回答让人意外：“没人抓，也没人检举，是我自己交代的。”　　经过几天的反复盘问，我才慢慢弄明白他进来的原因。　　“文革”一开始，经常举行“斗私批修”会，像宗教的“告解”仪式一样，人人过关。这一套仪程，连裴和阳所在的农村也不能例外。　　上级的要求是每人都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公开坦白和批判自己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做到“亮私不怕丑，揭私不怕疼，斗私不留情”。而能否做到这一点，则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对领袖“献忠心”了的检验尺度。　　但这一套说辞太高深了，农民们哪里听得懂？结果一连几个晚上，会议开得冷冷清清，没几个人发言，发言的也是东扯葫芦西扯瓢，说得不上纲也不上线。驻队干部到公社一汇报，村革委会主任就挨了批评。　　主任找到裴和阳：“你是高中生，在外面见过大世面。这私怎么斗，修怎么批，你带个头，给大家做个样板，好吗？”许诺这个头带得好，可以考虑介绍他入党，并推荐他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去参加全县的“讲用会”……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根本无法明白，这在当时是多大的荣誉，也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我认识一个当年曾在全省巡回做“讲用报告”的人，从此踏上仕途，后来青云直上，最后当上了省级高官。）　　如此的器重，如此的荣宠，如此的诱惑，怎能不让年轻的裴和阳血热心动？他一口就答应下来了。　　用了几天的时间，他精心地准备了个发言稿。讲了自己如何向往城市生活，不安心在农村劳动；如何公私不分，把广播室的灯泡拿回自己家；如何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穿衣打扮都和农村青年不同……但看来看去，总不满意，觉得挖得不深，批得无力，无法起到震撼作用。　　那时广为宣传的斗私批修典型——门合同志——的一句话给了他启发：“别人知道的要挖，别人不知道的更要挖出来！”也就是说，要把“灵魂深处”不为人知的、最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挖出来，才算是达到了“三忠于、四无限”的高度！　　他最见不得人的、最肮脏的隐秘是什么呢？ 　　——是想女人。　　他当时刚刚20岁，正在青春萌动期。一见漂亮的女孩就脸红心跳，可有机会还是喜欢往女孩们身边凑，夜里还常常做些无法言说的梦……真是肮脏极了！这不是万恶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是什么？　　于是，他站到讲台前，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地把这些隐秘一一道来：　　在打麦场上，借教某某女孩学骑自行车的机会，伸手摸过她的屁股……　　在菜园小屋躲雨的时候，借帮某某女孩拧湿衣服的机会触过她的乳房……　　在村边的池塘边上，曾偷窥过女孩们洗澡……　　没人的时候，他偷吻过晾衣绳上的女人内衣……　　夜里做梦时，曾梦见和某某拥抱在一起……　　一桩桩，一件件，他以“脱裤断尾”的决心，沉痛地坦白了这些当时没人知道，但又绝不可原谅的丑行和思想，痛骂自己猪狗不如，还深挖思想根源，说这都是放松思想改造，偷偷地看了外国资产阶级的坏书所致。他还痛下决心，今后要努力地读毛主席的书，争取早日按毛主席的教导重新做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轰动！效果十分轰动！ 　　但不是主任和他所预想的那种轰动。　　他的发言还没结束，会场上就骚动起来，有的女孩哭叫着冲出了会场，有的家长跳起来怒骂，还有人举起拳头要打他……　　他目瞪口呆。 　　主持人狼狈地宣布散会。　　几天后，一纸“逮捕令”展示在他面前。上面“犯罪缘由”栏上写着“流氓罪”三个大字。　　手铐一戴，他就来到了看守所。 　　听完了他的犯罪故事后，同号的犯人都很失望，说没彩头。　　老犯人韩栓紧鄙夷地怒骂道：“傻X！”然后转过头去，哼起了小曲：“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裴和阳木木地僵坐了几天，失神的眼睛一直望着小窗外的天空，半天不说一句话，也不动一动。　　我发现，过了几天以后，他的脸上渐渐有了点生气。特别是街头的大喇叭声隔着高墙飘进铁窗时，他的眼睛闪出了亮光，像是重逢了久别的老友。　　当时许昌县看守所坐落在市中心，是个明清时代留下来的古老监所，与有名的“关云长夜读春秋”的“春秋楼”只有一墙之隔（上世纪九十年代这里建起了“春秋楼公园”，看守所迁往城外，原址拆毁，成了公园的花坛）。裴和阳来到时，喇叭里整天播送的都是“评水浒、批宋江”的内容。　　看得出，这些声音使他兴奋起来了。他走到门前，把头伸出小窗，向看守要笔和纸张。看守问他做什么用，他说要写检查和交代材料。拿到纸笔后，他就急不可待地伏在地上，匆匆地写起来，一会就写满了十几张纸。　　听说我上过大学，他把写的东西拿给我看，说请我提点意见。　　我一看，这哪是什么检查交代呀，而是一篇篇的“大批判文章”。记得第一篇的开头写道：“邓小平的杏黄旗一举，牛鬼蛇神们纷纷云集……”　　我苦笑着说：“你还有心思干这个？你忘了自己如今是什么人了，也不知道这是在哪里了。再说，你写的这些，不都是抄报纸上的吗？有什么意思？”　　他正色回答我：“无论到了哪里，无论我成了什么样，我都要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啊！批邓这一大仗，我怎么能不参加呢！” 　　我无言以对。　　第二天“放风”时，他把那些“大批判文章”交给了看守，并且还要求再给些纸张，说他要继续写。　　看守所的王海法所长翻了翻他写的东西，黑着脸把他训了一顿：“给你纸笔是让你写检查交代的，谁让你写这些了？这些东西用得着你写吗？” 　　最后断然地说：“不给了，不给了！”　　裴和阳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又呆若木鸡了，终日再无一言。　　过了两天，是犯人家属来送生活用品的日子。韩栓紧家人给他送来了冬衣和厚厚的一叠卫生纸，不是城里人用的那种细白的卷纸，而是农村土造的粗糙黄色的“草纸”。　　裴和阳的眼睛又发亮了。他凑到韩栓紧身边，讪笑着说：“老韩，这纸给我几张，好吗？”　　“干嘛？”韩没有好声气地问。 　　“我看这纸也能写字，我还想写大批判文章，求求你。”　　韩栓紧眼珠一转，阴笑一声，说：　　“行啊。可没有白给你的道理。想要，拿馍来换，一个馍换一张！”他可真不愧是个“投机倒把”的老手。　　看守所里开饭时，每人每顿是一碗汤，一个馍。汤是萝卜青菜汤，有几根粉丝，上面飘着几个油星；馍大都是黑色的薯干面做的，过年过节才是白面和薯干面的花卷。裴和阳如果拿馍换了纸，就只能用那碗清汤充饥了。　　但是，他居然爽快地答应了。 从此，他一连多日，顿顿只喝菜汤，把馍省下来，找韩栓紧去换草纸。　　每拿到一张，他就匆匆地趴到地上，用细密的小字在纸上写起来，写得纸上几乎没有一点空白处……　　他枕边的“大批判文章”一张张积累起来，居然成了厚厚的一叠；同时，他眼见得一天天更加消瘦了，脸上黄里透青，两只眼睛显得越来越大，放射着疯狂的亮光，身上的肋骨一根根突出，走起路来不断地打晃……　　直到有一天早晨，岗楼上突然架起了机枪，看守点着名叫出一批犯人，把他们五花大绑带出了大门。大家都知道，这是要开公审宣判大会了。　　中午时分，门外汽车吼叫，一些犯人又被押回来了。回来的是判了徒刑，没回来的是已经执行死刑了。　　幸好，裴和阳回来了。 　　“判了多少年？”留在号里的人急忙问道。　　裴和阳面如死灰，毫无表情，轻声回答：“12年。” 第二天，他被押走了，不知送到哪个监狱或劳改场去了。　　我注意到，在收拾东西的时候，他对着那叠“大批判文章”愣了半天，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拿了起来，装到包袱里，带走了。　　从此，我再也没听到他的音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