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研究里的雷区（2012-04转贴文章所另加标题）
是否文革研究里的禁区——关于《甲申三百年祭》1972年小册子
金岷彬
2011年1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
http://www.yhcqw.com/html/kwgnew/2011/126/1112618160H42KH8228CAKACJ5II138JF5.html
1972-03（04？），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了重新出版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1〕的消息。
得知了电台对该书重新出版的报道，自然而然地联想起了毛主席把这本书称为“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笔者1964年上大学二年级时，从毛主席的《放下包袱开动机器》一文（载《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里，就知道了被毛主席称作“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的《甲申三百年祭》。毛主席强调指出过：“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此后的几年一直想读郭沫若的原文，努力寻找而不得，直至1972年才终于读到了重新出版的单行本小册子，留下了终身不忘的寻书和读书记忆。
1，《甲申三百年祭》1972年单行本的出版
1972年春天，在首先听到广播电台报道重新出版《甲申三百年祭》的消息时，笔者的第一联想反应就是，林彪集团覆灭了，这是文化革命的又一次重大胜利，中央可能会再用“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来告诫全党“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72-05，笔者在从石家庄去德州（机床厂）的火车上，从一同出差的旅伴那里，借阅了他在石家庄刚买到的《甲申三百年祭》一书。至此，笔者才亲眼看到了，久闻大名的“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的真正身形。
笔者在火车上的阅读，看到正文的末尾时，紧张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在心里想，这段话幸好是郭沫若写的，要换一个人来写早就被当反革命抓了起来；这段话幸好是郭沫若在1944年写的，不是解放后写的，更不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写的，否则，就凭这段话，就可以马上打倒郭沫若。看来，1972年重新出版《甲申三百年祭》，是要借用郭沫若二十多年前的话，来迂回曲折地表达对于文化革命的某种另类看法。但是，笔者心里的这些想法还不敢随便向别人说，因为，对于文化革命的议论，稍不留意就可能被当作是“反革命的言论”，会被扣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遭到灭顶之灾，还会连累家人和亲朋。当火车快到德州站时，笔者把书依依不舍地归还了书主。他问起了笔者对这本书的看法，笔者简单地说：“第一，幸好是郭沫若写的；第二，幸好是郭沫若解放前写成的。”书主也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在那个凡事都要讲阶级斗争，并且动辄给人上纲上线横加罪名的年代，人与人之间讲话都必须非常小心谨慎，不敢“祸从口出”地因为一句话没说好就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不论当时对“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是读懂了，还是没有读懂，抑或似懂非懂，都只能那样含糊而笼统地说。
此外，笔者在快要抵达德州的火车上，自己想了而不敢轻易对人讲的，还有对重新出版《甲申三百年祭》的第三第四两点看法：第三，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明文肯定了，并用作了共产党的整风文件，在1972年出版这样一本“钦定”的用以“告诫全党”的书，即使当时自诩为最革命的那些左先生，从鸡蛋里挑到了骨头，也把骨头从鸡蛋里剔除不出去；想压制《甲申三百年祭》重新出版的理由，拿不到桌面上来和毛主席的话唱对台戏。第四，就象1944年延安和各个解放区印行《甲申三百年祭》不一定是郭沫若本人的主动行为一样，1972年再版《甲申三百年祭》肯定不是郭沫若本人的主动行为。
那么，为什么在1972年会重新出版郭沫若的这本小册子，出版这本小册子又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972年重新出版《甲申三百年祭》的《出版者说明》，明白地印在这本书的扉页之后，目录页和正文之前：“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四四年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曾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又说：我们印行这篇文章的目的，‘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出版说明》里的黑体字和非黑体字的排版样式，完全仿照1972版小册子——金岷彬注）
上述的《出版者说明》是公开的印行，即使江青和姚文元、张春桥们见到了这本书，嗅出了郭文临近末尾那段文字的特殊气味，他们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质问那段文字；而不敢涉及那段末尾的文字，也就无法公然否定“印行这篇文章的目的，‘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至今，笔者仍然深深地敬佩在1972年决定出版并且实施了出版《甲申三百年祭》单行本的巧妙斗争艺术和过人的卓识与胆略——借用毛主席曾经充分肯定的，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用郭沫若这位特殊人物二十八年前的、并不针对现今目标的泛泛史论话语，来迂回曲折地表示出对文化大革命的某种另类看法。
普通老百姓在经历过几年的文化革命折腾后，厌恶了那种极左派操纵国家政治，搞乱了国家搞乱了社会，随意整人害人的恶劣做法，对文化革命已经从心里感到了厌烦和抵触；所以郭沫若书表示出的对文化革命的某种另类看法，立即得到了笔者这样的、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知识分子赞同。笔者感到，《甲申三百年祭》1972的重新出版，起到了一种提醒的作用。由于这种提醒，在其后1973－1975的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宋江的政治闹剧里，对江青一伙的拙劣表演，也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976年，金秋的十月，终于结束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对中国危害最烈、加害时间也最长的江青极左集团在中央的统治，宣布结束了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由衷地感到获得了又一次的解放。但是，当时还在继续强调阶级斗争的“抓纲治国”，对文化革命还不能全盘否定。直到1979国庆，叶剑英委员长发布国庆三十周年文告，率先公开提出了文化革命是一场浩劫，这才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否定了文化革命。笔者也才能在这种改善了的宽松环境下，才敢把郭沫若文章里倒数第二段的文字，公开指读给平日关系好的同学和同事。
“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郭书原文用括号作的注释，引用者特予说明），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然而对于李岩们的诛戮却也未免太早了。（……）”云云（〔1〕P30）。（金岷氏注：笔者用加括号的省略号来表示引用它文时，删节了与本文讨论无关的内容。以区别于原文作者自己使用的省略号。）
亮出毛主席充分肯定的旗号而出版的“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1972单行本，这可能是笔者见闻范围里，官方出版的对文化革命流露出负面看法的、最早的一篇文章。这本小册子也可能就是引发1974全国批林批孔闹剧的导火索。
2，“文化革命”里两个单行本小册子的对照
《甲申三百年祭》1972年2月版的单行本小册子，是由国家最高级别的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来出版的。后来查得文化革命时期的资料，1970-11-06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该《决定》规定了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的工作，管辖工、青、妇中央一级机构及其五七干校。江青和她的两位走狗直接控制了中央的舆论宣传部门；却恰恰好人民出版社以及文化部出版局不在“中央组织宣传组”的直接控制名单里，这大概是《甲申祭》能在1972年由人民出版社重印单行本的一个极其偶然极为难得的缝隙机会。
要采用一本单行本的小册子来迂回曲折地表示出，对文化革命的某种看法，这一事件有点类似于文化革命的序幕阶段，另外专门印发姚文元文章的单行本小册子。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但是好些省市级的党报不予转载；于是毛主席让上海把姚文印成小册子发到全国，通过小册子的发行来“绕过”一些省市党委对姚文的不懂、冷淡和不转载。最终，迫使了全国各省市的党报先后转载姚文元的文章。《甲申祭》小册子的出版，其实也是绕过了江青们直接把持的新闻检查机构，来表示出了对文化革命的负面看法；用今天的时髦词汇来说那就是对文化革命的另类看法。
姚和郭两本不同的小册子，可以说是代表了文化革命里两个不同的阵营，却担负着十分相似的历史使命。笔者曾经撰文谈过郭文在当时的影响很微弱：“现在是否可以说，姚、郭这两本小册子，是两种力量在‘文化大革命’里的较量。当然，出版《甲申祭》小册子所代表的力量，太弱小了；然而它毕竟较量过，留下了流星划破夜空的闪亮轨迹，值得亲身经历过那场浩劫并注意到出书事件的人，和后世的人，去认真探究那颗流星的作用。”
笔者最初对《甲申祭》这本小册子的关注，注意力集中在了“大凡”那段话上，而对于出版单行本小册子的形式，没有意识到要给予必要的注意和研究。虽然《郭沫若全集》和其它一些图书汇编里都能找到《甲申三百年祭》的全文，然而它们都不具有1972单行本的出版信息资料。郭沫若全集里的《甲申祭》可以作为研究郭沫若文章本身甚至郭沫若本人的第一手资料，却无法作为研究文化革命的资料。
2000年之后又一次读到《甲申祭》1972单行本时，笔者把注意力放在了《出版者说明》，因为这是从该书研究文化革命的画龙点睛之处。出版说明总共三个小段，本文前面引用的带黑体字语录的内容，是说明的第二段；第三段更简短，连逗号和句号总共十八个字位：“这次重印，作者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
看来，在文化革命里重新出版《甲申祭》的具体运作，得到了郭沫若本人的赞同并参与——“作者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那么，是谁作出的决定，在林彪叛逃覆灭之后，出版“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的小册子。显然不是郭沫若本人，他只是一介文人，他没有魄力也没有权力来要求出这本（强出头性质的）书。显然，也不是毛泽东主席；如果毛主席要指示出版某一本书的话，早就反复地宣传并得到全国范围的响应了；1975年评水浒批宋江就是例证。显然，更不会是江青那类极左派的权势人物。那么，应该是可以让人民出版社能接受下重印任务，并且准备好了应付出版后的风险；也让郭沫若能同意重印出版并且参与重印事务，那样一位有极高的威望，有强烈的人格魅力的领导者。
带着“屠戮功臣”是“公例”那段文字的《甲申祭》1972年单行本，当时就引起了笔者这种普通知识分子的注意，难道北京的江青和张、姚就没看到，就不闻不问吗？肯定不是、也不会！因为她们一伙就是无数次依靠批别人的文章作品而起家发迹的。搜寻别人的文章作为砍杀的靶子，采用极左的语言对文章上纲上线罗织罪名，置许多文章的作者于死地，这成了江青们发家和看家的本领。但是，江青们对于《甲申祭》1972年的重新出版，却保持了一直的并且最终到底的表面沉默，在明面上从未公开谈过这本小册子。
笔者以为，有几方面的因素，使得江青们只能在表面上对《甲申祭》1972版保持了沉默。①“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多次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又是在林彪叛逃灭亡的重大胜利时刻来重新出版，江青们不敢公然去推翻小册子的《出版者说明》里引用的毛主席语录。②如果要大加批判“大凡”那段话语，反而使本来不知道那种看法的更多群众，都知道了那个“公例”；不得已只好屈从“沉默是金”。（一个类似的例子，1976年的批邓，把邓小平整顿国民经济、整顿教育、整顿科研的纲领拿出来批判，反而倒使得更多的老百姓在心里赞同邓小平的整顿。）③林彪集团的灭亡，留下了权力的空白地带，江青集团要乘机去攫取更大更多的权力，这是帮派里头等紧要的事情。而一篇郭沫若的文章，只要加强控制，关紧龙头就不会再出现类似的事件；对于已出文章的砍杀，只是一个时间迟早的问题。
江青们并没有对这件事善罢甘休，后来她们采取了恶劣的报复。她们的报复行径，笔者准备在这篇文章里要着重讨论。
3，迄今为止，各方研究者多没有注意到这本1972单行本小册子
后来，陆续看到了一些作家写的文化革命史、特殊人物的传记（如《周恩来传》〔2〕、《江青传》〔3〕等），这些传记都谈及了1971-09-13林彪集团的灭亡，都谈及了江青集团不遗余力地在批林批孔闹剧里的拙劣表演。但是笔者发现，除了极为个别的作者之外，几乎没有一位作家在自己的文章里注意到1972年《甲申三百年祭》单行本小册子的重印发行。外国作家（如韩素音）也写中国的文化革命史，他们远在国外处于“隔岸观火”的状态，不容易了解到象《甲申祭》1972重印再版那样微小的细节，因而也没有一个外国作家提及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1972重印。叶永烈先生《江青传》书后的附录三，开列了他所见闻的“江青传记目录”，共十五种（〔3〕P636）。看来，这十五种传记里都没有注意到《甲申祭》1972单行本小册子的事件。特别是叶书附录里，列有王稼祥夫人朱仲丽（珠珊）的两本江青传记；而朱仲丽女士本人就是一位老革命、高级干部，对文化革命里中央的上层斗争，比普通人更清楚一些。此外，一本很有名的文革编年史，赵无眠编著《文革大年表，渊源·革命·余波》（香港明镜出版社1996）也未曾注意到这本不平常的重印小册子。
2004年，又一个甲申年的时节，国内不少学者都撰文讲述“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的重大历史意义和深刻现实意义。共同强调的是“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进京赶考”，决心“不作李自成”。2004甲申年的诸多研究文章而笔者个人有限的见识范围里，笔者只读到冯锡刚先生的文章提及了文化革命的1972年出版《甲申祭》单行本小册子，（《六十年余波不平：甲申年话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7〕）。冯先生没有对《甲申祭》1972单行本所曾引起的社会反应作进一步的展开论述。（引文里的下横线为金岷氏所加，下同）
于是，笔者就想把一个社会底层的普通小知识分子所认识的，《甲申三百年祭》1972单行本在文化革命里所起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范围极其有限，影响力也极其微小；但是既然出版要发挥作用，就总要把这种作用讲出来），诉诸键盘，以求证对这一非常历史事件的认识。
4，从加进考虑小册子这种因素，再来看“批林批孔”和“批周公”
对于《甲申祭》1972版单行本小册子，江青四人帮没有做出人们看得见的直接反应，那么是不是江青们不知道出版了这样一本小册子？不会的！！江青以中央文革的名义给全国记者们就下达有了解各地文革动向的指令。叶永烈先生著的《江青传》里引用过江青的话，来告诉世人，出版小册子的方式是有特殊的作用：“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给登。后来主席生气了，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3〕P300）所以，江青不会不知道出版了《甲申祭》的小册子，也不会不知道出版小册子要干什么而不闻不问。
如同笔者在本文的第2节里说过的，江青一伙就是无数次依靠批别人的文章作品而起家发迹的。但是，江青们不敢贸然发动对毛主席充分肯定的“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公开批判。叶著《江青传》述，在1962-07-06那天，江青第一次看到了吴晗编剧的《海瑞罢官》，就说“该剧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坚持禁演这出戏”（〔3〕P292）。于是，江青坚韧地做了好几年的地下运作，终于在1965-11-10由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了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那么，或许是江青们公开批判郭沫若《甲申祭》的时机还不成熟，还得像批海瑞罢官那样，要先行地下运作一段较长的时间。
当时全面把持了中国宣传领域的江青极其爪牙，一旦发现郭沫若的《甲申祭》从他们的严密罗网里找到了缝隙而居然出版发行，必定是又羞又恨；尽管还不能公开地批判，那也不会不问不管，放任自流。笔者以为，从1973年开始批判林彪与孔孟之道起，直到1974年全国热闹地批林批孔一系列事件，现在看来里面就蕴含有直接报复郭沫若参与重印《甲申祭》的行为。并且，还想通过对郭沫若的胁迫，或敲山震虎或撕开缺口，把攻击的邪火烧向周恩来总理。叶永烈《江青传》里就直接指出：“一时间，郭沫若处于一场政治斗争的焦点，事出有因——那便是江青向周恩来发起第二次攻击。”（〔3〕P502）
4.1江青在万人大会上对郭沫若的当众羞辱
无论是读《周恩来传》、《江青传》还是《郭沫若评传》、《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周恩来的晚年岁月》，都可以读到，1974-01-25江青策划了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的万人动员大会，对周恩来总理搞突然袭击。江青在讲话时把批林批孔运动直接与郭沫若挂上钩，两次点郭沫若的名，要郭沫若站起来，当众羞辱八十二岁高龄的郭沫若。
现在，如果把江青对郭沫若的当众羞辱，增加进《甲申祭》1972小册子这种“众人意料之外”的因素来考虑，那就能更加明白江青为什么在批林批孔的“动员会”上要对郭沫若下手了——那就是对郭沫若小册子的直接而公开的报复！但是，这种报复，只有发难者江青心里清楚、受难者郭沫若心里也明白，又都心照不宣；万人大会上的其他奉命来开会的群众，谁能想到公开讲话的背后，还有另外的一种说不出口的原因。
周总理在体育场开会现场对郭沫若的当众蒙羞无力直接保护，于是当晚就派人到郭宅，详细传达了他对保护郭沫若安全的几点指示和安排（〔2〕P2087、〔3〕P502、〔4〕P234、〔6〕P314、〔8〕P289）。一月三十一日，周总理又到郭沫若家里看望（〔2〕P208：据周恩来办公室台历：1947-01-25，01-31）。
江青在万人大会上对周总理突然袭击，公开点名当众羞辱郭沫若，自认为是干了一件得意的事情。会后江青哈哈大笑说：“周总理都叫我搞得没办法了！”（〔4〕P234）
4.2江青所得到的“尚方宝剑”
在《郭沫若评传》〔4〕与《江青传》〔3〕等不同的书里，对有关批林批孔公开面世之前的酝酿过程，有相似的叙述。
①桑逢康《郭沫若评传》
毛泽东批评郭沫若尊孔反法的系列讲话，对江青一伙来说简直如获至宝。郭沫若本人也许算不了什么，但郭沫若背后有一块他们急欲要搬倒的大石头——周恩来。（……）从郭沫若身上打开突破口，就能顺理成章地把火烧向周恩来（……）“〔4〕P231~232
②叶永烈《江青传》（〔3〕P503~506）
③冯锡刚的文章《郭沫若在”文革“期》：
“1973年，一场新的磨难开始降临到这位诗人的头上。
这就是至今令人不无困扰的‘批林批孔’。
‘批林批孔’作为一场政治运动，肇发于1974年春，但是由对林彪的批判而牵涉到孔子则更早些。
1973年5月，江青在毛泽东住处，看到桌上放着郭沫若《十批判书》的大字本。显然，这是专门为毛泽东而排印的。毛泽东给了江青一本，并说：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顺口念了一首诗：（……）（删”郭老从柳退“的《五绝》）
（……）不过毛泽东对郭沫若仍然是尊重的，称之为‘郭老’，这倒并非诗句字数限制所致。郭沫若并非党内的当权派，毛泽东无意从政治上来批判郭沫若。”（〔6〕P312）
综观上述资料，都谈到了在批林批孔的闹剧开场之前，毛主席和江青两人有过对批孔问题的当面接触与交谈，并且在酝酿阶段，就打算要从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来开始对孔夫子的批判进而“批林批孔”。江青获得了利用批林批孔来“敲打”一下郭沫若的“尚方宝剑”，并且江青依仗了自己的权势，再加上江青个人的跋扈性格，在万人大会上自己出足了风头，而且狠狠地当众羞辱了郭沫若。
从相关的资料里可以看到，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写于1944年初的一段时间。也正是在写《十批判书》的时间段里，郭沫若又写出了《甲申三百年祭》并且最初连载发表在1944-03-19～22的重庆《新华日报》上。毛主席“呈郭老”的诗句里，宛转地指出了“十批”不是好文章。冯锡刚先生的文章里更明白地写出了《十批判书》与《甲申祭》在时间段上的同时性——“郭沫若本人则在1945年5月撰写的《十批判书·后记》中透露：在写作《韩非子的批判》与《周代的农事诗》的前后，‘我以偶然的机会得以读到清初的禁书《剿闯小史》的古抄本。明末农民革命的史实以莫大的力量引起了我的注意。适逢这一年又是甲申年，是明朝灭亡的三百年纪念。我的史剧创作欲有些蠢动了。我想把李岩和红娘子搬上舞台’。但是，人们读到的是史论《甲申》而非史剧《李岩与红娘子》。”（〔7〕）
毛主席的《读〈封建论〉——呈郭老》诗里，开篇就使用“劝君少骂秦始皇”这样口吻的句子，这是毛、郭两位诗人多年来的诗作往来酬唱应和里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笔者感到，至少，毛主席在某一方面或者某件事情上，对郭沫若很生气，相当恼火。外人只能感受到诗句里不满和愠怒情绪，而不能知道具体的情绪所指。但是，毛主席对于真心拥戴他的郭沫若，只采用了“点到为止”，而不让极左派们借此机会打倒郭沫若。
4.3江青逼迫郭沫若写检查
江青除了在74-01-25的群众大会上公开点名羞辱郭沫若，并指使自己属下的御用写作班子连篇累牍地抛出批判孔子的文章之外，还与张春桥先后跑到郭沫若家里，威逼郭沫若写检查。
先是张春桥跑到郭沫若的寓所，拿着鸡毛当令箭指责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骂了秦始皇。还别有用心地把郭沫若同王明路线挂钩，说郭沫若抗战期间写的史剧和史论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郭沫若当然明白这种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伎俩，他当面斥责张春桥道：“我当时（骂秦始皇）是针对蒋介石的。”（〔3〕P502、〔4〕P235，〔6〕P316）
1974年年初张春桥打上郭沫若的家门去威逼，这件事情之后的三十五年再来看，有两点值得作新的分析。①张要把郭在抗战期间写的史论和史剧都扣上“王明路线产物”的帽子。本来郭沫若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用毛主席充分肯定的《甲申三百年祭》由延安和各解放区出版了书，和毛主席对“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的多次肯定，来回敬张；郭却没有这样做，这是一个不好解释的表象。笔者认为，或许郭沫若本人已正面接触了江青要对《甲申祭》1972单行本的追究，于是就不愿意用这篇原本很硬梆的、得到了毛主席充分肯定的史论来回敬张春桥——要避免引发张对这本书1972重印的纠缠。②很可能，要向郭沫若追究《甲申祭》1972小册子一事，只有江青心里明白，连张春桥都不一定知道，虽然张也嗅出了1972版《甲申祭》的“气味不对”。所以张对郭沫若的威逼，只是依据“十批不是好文章”，来了一个扩大范围的抗战期间的史剧和史论，扣上王明路线的罪名；郭沫若明知张是要搞周总理，也有意识把话岔开，用所针对的目标是蒋介石来顶撞和反驳张。张春桥这种角色根本就奈何不了郭沫若。
于是，江青在1974-02-10下午亲自出马，登门威逼郭沫若写检讨（〔3〕P502、〔4〕P235、〔6〕P317）。郭沫若对江青的横蛮威逼和胁迫，保持了庄严的沉默。江青纠缠了两三个小时。
现在，用常理来讨论江青威逼郭沫若写检查一事。如果，是追究抗战期间的史剧和史论等众多文章的“路线问题”，那就不是用“写检查”这种方式能来“了事”的事情；假如，江青是直接要郭沫若对《甲申祭》1972小册子写检查呢？那比对二十多年前的众多文章写检查要合乎逻辑一些。假如，江青真的是要郭沫若对《甲申祭》小册子写检查，那么郭沫若保持庄严的沉默就更加可贵——郭沫若在1972重印时“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有了“现行”被抓住，却对其它事情一概沉默。事件的发生，只有江青和郭沫若两人在场，他们两人不说出事件的真相，旁人只能依照表象去作推测。如果，江青直接向郭沫若追究《甲申祭》小册子，那么，肯定还会进一步追究是谁决定重印的。始终保持沉默而且不写检查的郭沫若在江青离去之后，对夫人于立群说：历史自有公论，他们的矛头是对着总理的。当晚悲愤交加的郭沫若体温骤然上升，肺炎突发，病情一下子就到了十分危殆的地步（〔6〕P317、〔4〕P238）。足见江青上门威逼郭沫若写检查，给郭沫若施加了空前的、超过了01-25大会点名、叫当众站起来，公开羞辱打击的压力。笔者认为这或许就是在追究1972重印《甲申祭》小册子的责任和后台。
对比一下《江青传》里记述的江青威逼张天民写检讨的事由。1975-09，江青遇见了电影《创业》的编剧张天民，便破口大骂：“张天民你多大？（张说我四十六了）那你还是个娃娃。你告我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你，有谁给你出主意？（张答，没有。）你必须给主席写一检讨，你既敢给主席写信，就必须给主席写检讨，因为你说了谎，告了刁状。目前有人攻击文化部，给文化部施加压力，说文化部是大行帮，我替他们顶着，老子不怕。”（〔3〕P540）笔者对比后认为，针对某一件具体的事情作追究，可以让“写检讨”，如江青追究张天民给毛主席写信；而针对郭沫若在抗战期间的一系列史剧和史论，明眼人都知道不适合采用“写检查”这样的形式来处置。
4.4各种文献资料谈及的1973周总理在政治局里遭到批判
阅读有关周恩来总理的传记和相关资料，能读到1973年在政治局里遭到批判。
“（……）被这个误传激怒的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犯了错误，要求批评他们对美外交的右倾错误。（〔8〕P264）根据毛泽东的要求，11月21日至1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的”右倾错误“。（……）这次集中”批周“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持续开了十几天。”
周总理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在他写的《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位保健医生的回忆》〔9〕里，以一个中央领导人的随员的视角，对会场之外的一些情况的描述，从侧面讲述了周总理在这次受到的疯狂打击报复。（参见〔9〕P311）
毛主席和江青对《甲申祭》都没有做出正面的反应，但是毛主席在桌面上反对了周总理在林彪事件后批极左思潮。
4.5江青们“批现代大儒”的嚣张
对于江青在批林批孔闹剧里的卖力表演，王洪文的话泄露了江青的“天机”：“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3〕P509、〔5〕497）
与林彪集团的斗争，是相当激烈的。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林彪及其死党们一直鼓噪要设国家主席，企图掌握国家元首的职权，失败了。林彪集团又阴谋搞武装暴动，甚至杀害毛主席，也失败了。阴谋另立中央，搞“南北朝”，也失败了。最后不得不仓惶叛逃，拆戟沉沙，摔死异国。这种激烈的、惊心动魄的斗争，都未能算作是“第二次文化革命”。大概，在江青们的眼里，她们集团觊觎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是要通过“第二次文化革命”来取得。而周恩来总理则是横亘在她们阴谋路途上的一座巨大的障碍，只有通过“第二次文化革命”搞掉周恩来，才能实现她们的黄粱美梦。
于是，抓住重印《甲申祭》的事件，想从郭沫若那里取得突破。但是，郭沫若对江青保持了庄严的沉默；更由于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只好收起了“第二次文化革命”和“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旗号。
5，愿有一天能揭开“谁决定了出版单行本小册子”的谜底
笔者在自己近年的文章里，多次把1972年重印出版的《甲申三百年祭》称作“警世骇俗”的文章；并且特别注明，“警”不是错别字，笔者没有用“惊世骇俗”这句成语。
1972-05当笔者第一次读到《甲申祭》的重印单行本小册子时，首先对正文里倒数第二段“大凡”那段话感到震惊；马上对当时能借用毛主席对“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的充分肯定，而重新印行这本小册子的斗争艺术，感到由衷的敬佩。但是，笔者又想到，像自己这样的普通人都能看出来的意思，难道江青们就看不出来吗。或许，是中央对出版工作的政策和对作家著作的审查管制，因为林彪事件而作了调正和放宽吧。后来的历史进程表明，笔者的那种看法，是中国善良的知识分子把江青们的本质和手段想得太良善了。
后来，笔者一直想知道，1972年究竟是谁决定了出版《甲申祭》的小册子。而且也为人民出版社里参与了出版发行这本小册子的，至今不知名的人们感到担心，希望他们不要受到江青集团的迫害。特别是连郭沫若那样的著名人士都受到了江青的点名，叫站起来公开羞辱。郭沫若未受到江青的进一步迫害，是因为受到了周总理和毛主席的直接保护；而执行了重印《甲申祭》的出版界人士，就没有那样好的通天保护条件了。
当笔者具备了上网查找资料的条件后，就在网上查找过人民出版社在文化革命期间的出版情况，希望能从中寻找到1972《甲申祭》的信息。在人民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peoplepress。net/rmweb/WebSite/AboutRM/index。aspx，查到了文革前后的几届领导人：王子野，1959-01~1964-03，社长兼总编辑；陈翰伯，1972-06~1973-07，“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王益，1973-07~1978-04，党委书记。从网上查得的官方资料来看，1964-04~1972-05这段时期，人民出版社“没有”“正式的领导人”？！即使是自1966-08大学生们从学校到社会上去串联、冲杀，逐渐搞乱了原有社会次序的时候，像人民出版社这样的重要单位，绝不会在王子野和陈翰伯两位领导人之间，有八年多的时间不任命领导人；也很难设想，人民出版社有八年多的时间处于没有人来领导管理的“自流放任状态”。况且，从1968年秋冬开始，全国的每一个基层单位都纷纷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表示该单位经过几年的文化革命洗礼，建立起了新的领导班子。那么，在那段时间里，人民出版社会不会也有“革命委员会”；或者像同时期的新华通讯社一样，派入军管小组，由军代表来领导管理。笔者认为，人民出版社官方网站的资料，出现了某种人为因素的不完整。人民出版社重印《甲申三百年祭》的1972年，就恰好在没有标示出社长/革委会主任/军代表/党组书记的那八个年头里。笔者揣想，或许，正是因为《甲申祭》的重印事件，当时的实际领导人被扣上其它的罪名和由头给整了下去。因为当年公开的具体罪名不可能是针对重印《甲申三百年祭》，在文革以后对冤假错案的清理和平反过程里，也就不会涉及重印事件。诸如笔者这种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居然要到人民出版社去调查文革里的历史事件，访问相关的历史见证人，显然不可能受到接待，不可能有调查结果。（当然，一无所获也是一种客观的结果。）
一些关键历史事件的真相，需要作深入细致、甚至艰苦坚韧的调查才会获得第一手的资料。笔者积累资料写作本文，查阅拜读了不少的史料与传记。进而想到，倘若有一定社会名望的作家或记者能走访人民出版社，去调查1972年出版《甲申三百年祭》单行本的历史事件，那会比一般的其他人方便和顺利。更希望人民出版社1972重印《甲申祭》的当事人里头还有健在的老人，他们能把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记留下来，揭密出来。
总之，笔者感到无论是对文化革命的追述和研究，或是2004又一个甲申年期间对“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的再度关注，都不太涉及到1972年重新出版的单行本小册子。不知这是众多人同样出现的偶然疏忽，还是对这本1972版小册子的研究仍然有禁。
6，从中国大历史看文化革命
6.1关于中国历史的“周期律”
1945-07，毛泽东主席在延安会见了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有过一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谈话。黄炎培对中共的领导人谈到了中国历史的“周期率”问题——
黄炎培很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若，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肯定地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在日记中首肯道：“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以上资料摘自“中共中央统战部网”〉为政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依靠民主监督，不会人亡政息》http：//www.zytzb.org.cn/zytzbwz/theory/shili/weizheng/200804/t20080430_373894.htm）
多年来，讨论毛、黄关于中国历史周期率的文章，已经很多很多。笔者在本文里想就黄任老提出的周期率话题，转述一个小时候（1963年以前）在四川民间就听到的议论“周期值”的问题——如果把中国历史各个朝代的兴盛～衰亡看作一个一个的“周期”现象的话，那么，战国以降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周期值还没有超越过300年时限的，无论历史上多么强盛繁荣的封建王朝，都没有超过300年的大限。毛泽东主席生前主观上曾想努力“跳出这周期率”。
关注中国历史的“周期率”和“周期值”，以及中国如何突破那种“300年大限”，这算是民间早就意识到的，研究中国历史“周期律”的话题吧。
6.2中国历史里反复出现的五种政治力量
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始终游荡着五种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政治力量角色，它们之间相互不断地时而分开时而聚合，相互制衡与角逐，影响着、演绎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这五种政治力量就是：①皇权；②官吏权（相权，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③军阀；④后宫与外戚；⑤宦官与内侍。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历史里，上述的五种政治力量都可以见到它们演绎出来的影子。
中国必须要突破这些传统政治力量的束缚，走向真正的现代国家的行列。
2009-01-22～29己丑春节西安
2009-12-19修改
参考资料目录
〔1〕郭沫若著甲申三百年祭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02第二版单行本
〔2〕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0998-02
〔3〕叶永烈著江青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12
〔4〕桑逢康著郭沫若评传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01
〔5〕高皋、严家其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09
〔6〕房向东编评说郭沫若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06
〔7〕冯锡刚六十年余波不平：甲申年话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中华读书报2004-03-10
〔8〕刘武生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01
〔9〕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位保健医生的回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2
〔10〕陈扬勇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