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武斗
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
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
文革遗秘：重庆武斗与全国唯一的"文革公墓"(组图)
重庆“八一五”公墓，这个文革遗址成了全国唯一见证重庆大规模武斗的坟墓，这里埋葬了百多人的冤魂和尸体。墓园占地面积50余亩，每一块墓碑上都镌刻着“八一五派”死者的名字，其下都埋着一名、几名乃至十数名以上的红卫兵和造反派。
跟全国一样，文革中重庆武斗分成两派：一派据称是“保卫毛主席的坚强战士”，“始终不渝地捍卫毛席的革命路线”，于1966年8月15日成立的所谓“红卫兵重庆警备区”，还有工人、干部成立的以“八一五”为代表的各种战斗团，后干脆一律对外宣称叫“八一五派”。
在重庆文革中进行到最激烈的1966年至1967年间，很快分离出另一派：“反到底派”，也就是要砸“八一五革联会”的“砸派”，俗称“反吊起”。
位于重庆沙坪公园小溪亭阁不远的“八一五”公墓，基本上都是在1967年5月至8月间被打死的中学红卫兵和重庆厂矿企事业的工人造反派，年纪大的多在十几岁或二三十岁，最小的仅11岁。公墓建在一片小树林里，这里依山傍水，鸟鸣清幽，很早以前曾是一处解放军烈士墓。
“八一五派”所以选中这块风水宝地，据称还是请了风水先生的。首先，这里位于沙坪公园的僻静处，曾是解放前地下党常接头之处，有像征意义;第二，“反到底派”再强大不会攻到这里来，沙坪公园几乎是“八一五派”腹地的腹地。文革武斗时期，以重庆大学为首的“八一五派”，占据了沙坪坝所有的地盘，该地区的“反到底派”都逃走了。
重庆武斗主要集中在各大专院校和各个企业，双方以“占山为王”的形式，来者先到就算是占领了所谓制高点。学校主要是各个教学大楼，工厂主要是职工宿舍和厂房。
占全国军工企业四分之一强的重庆，武斗之所以持续时间长，冲突烈度高，很大原因是这些大量的军工企业的存在，凡所有的常规武器，都有军工厂制造。
打响山城第一枪的是在重庆工业学校，而真正发生激烈冲突的是在重庆建设机床厂，即现在的建设摩托生产基地。这是一个从汉阳迁至重庆的特大型军工企业。在那个时候这个厂是极端保密的，守卫这个军工企业的是一个连的解放军部队。
1967年7月25日清晨，住在建设机床厂厂区劳动一村的人们，发现对面民主村屹立在山巅上的两幢苏式红砖楼，突然被围攻。早上8点左右来了很多人，手持钢钎、大刀、燃烧瓶，身穿劳保服，头戴藤帽，围着红砖楼进攻，不断地向这两幢红楼投掷燃烧瓶。红砖楼于夜间被“八一五派”占领，这是建设厂“反到底派”不愿意看到的，必须夺回来。
数百名“反到底派”武斗人员轮番进攻，不断地向红砖楼投掷汽油弹。于是双方展开攻防拉据战，伤亡惨重。
这里埋葬着超过400名文革武斗死难者，也深藏着一代人的记忆，和我们必须直面的历史。
连石头也会老。40年前的沙页岩墓碑，寒暑一刀一刀割下去的，打眼看去，已经近乎一座座无字碑了。1992年出狱后，周家瑜每年清明都要来墓地的荒草和杂树中坐一会。这里埋着他的战友。这些年，他亲眼看到石制墓碑上的、扑克牌大小的姓名慢慢风化殆尽。而他自己，这个“文革”时期的重庆武斗组织“8·15”派“政委”，也已经老了。
2009年12月，在相关研究者及亲历者历时十余年的奔走呼吁之后，全国仅存的一个“文革”武斗死难者墓群被评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它已经在重庆市沙坪坝公园西南角潜伏了40年。
占地约3000平方米的墓园紧邻一座1990年重建的天主教堂。一道高约三米的块石叠砌而成的灰墙，把墓园大致围成船形。清晨，这里能听到山后复元寺小学里稚气的的读书声。下午，落日会把山丘西侧天主教堂顶上巨大十字架的阴影投射到墓地。
沙坪坝区在武斗中是“8·15”派的根据地。所以这个墓地埋葬的，几乎全是“8·15”派的死难者。国民党时期，这个山丘便属知名爱国人士饶国模的私家墓地，时称复元寺墓地。抗战期间，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病逝的干部，便葬于此。周恩来之父、邓颖超之母亦曾安葬在这里。
武斗开始后，死伤不断扩大，一些大的工厂学校（如重庆大学、建设厂等）多在自己的单位内开辟墓地安葬。而一些小单位的罹难者，因为单位内找不到安葬空间的，便被葬在了这里。
40年前，这里尚处于重庆市的偏远地带，山丘下是藕塘，再往东便是水田。但随着重庆市区的迅速扩张，墓地一步步走进繁华的城区腹地。藕塘在1980年代变成了人工湖，一座自由女神像立于距离墓地不到200米处。如今，墓地周围的林荫道上，四处悬挂着“红歌会”的招牌。
随即同几个唱红歌的老人聊起，竟有当年参加过武斗者，只是竟不知有五百多同龄人埋葬于不远处。每天都有老人在这里合唱红色歌曲。这同样是安葬于此者生前所熟悉的旋律。
武斗死难者合葬墓。当年的墓志多用毛主席诗词。图/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
学校埋不下这么多尸体，便选中了沙坪坝公园躯体被白布包裹起来，穿上军装，别上领袖像章，埋在了浅浅的坑里。
65岁的周家瑜，是当年武斗“8·15”派的政委。1976年，因“指挥、参与、枪杀、打死被俘的无辜群众”，周家瑜入狱16年。“武斗烈士墓被评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是一件好事，我希望历史能给我当年的战友一个名分。”周家瑜说。
现存的墓园地面建筑，可以佐证周家瑜他们当年信仰的赤诚。多数合葬墓的主体设计是模仿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再略加变通改良。碑身、碑顶一般都饰有“8·15”派的徽记，嵌着派别名号的火炬。墓碑主体题字多为模仿毛体狂草：“死难烈士万岁。”“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
郑志胜是周家瑜当年的“战友”，在“8·15”派中，人称“尸长”——他专门处理武斗死难者尸体。
最初选中沙坪坝公园这里作为墓地的，就是重庆大学的“8·15”派。因为尸体源源不断地运来，重庆大学第二教学楼外沿江马路坎下那块平地已不够埋了，前线仍然在每天制造着死亡，“8·15”派的勤务员（即领导人）开始在市区寻找空地。
40年后，“尸长”仍然记得育才中学女生梁自巧送来的样子。“生前我就认识，矮矮的，白白胖胖、齐耳的短发用发夹别到脑后，见了大学生老大哥总是微笑着，一对圆圆的酒窝。”郑志胜说。
梁自巧年龄虽小，却是20中红卫兵团中的活跃分子，时常来找郑志胜他们，领了传单去大街上散发。7月间，她去给守清水池的大哥哥们送饭时，在建设厂三八宿舍附近罹难。
最初产生的尸体，并没有及时下葬，他们作为对方的“罪证”，要保留下来。但时值重庆最热的时候，“大部分尸体已经变成深灰色，有些部位流出灰黑的液体弥散着令人窒息的腐气，战俘用手中的干树枝驱散苍蝇。”郑志胜说。尸体防腐的方式，便是往体内注射甲醛，然后将尸体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中。
梁自巧是郑志胜亲自输甲醛的第一人。尸长划开女孩的皮肤后，错把神经当成了股动脉，打开夹胶管的镊子，甲醛溶液没有流进那“股动脉”，而是遇阻反溅到他的右眼里。后半生里，这只右眼都一直折磨着他。
但在处理第二具女尸的时候，他已经很熟练了。注射完甲醛，让俘虏们给尸体裹上从沙坪坝百货公司购来的一匹白布，然后穿好军装，戴了毛主席像章和红卫兵袖章，把头发洗净后晾干，梳得很整齐，用一块木板安放在防空洞里，放了十多天等亲人来看了才入殓。然后有学校运去沙坪公园掩埋。
实际上在热兵器卷入武斗之前，重庆大学第二教学楼外沿江马路坎下那块平地已不够埋了。郑志胜想到沙坪公园藕塘西边的小坡上那块历史遗留的墓地。郑志胜和黄顺义带着“重大8·15”的介绍信去沙区公园办公室找到“园林8·15”的勤务员何太福，后者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于是在“沙坪公园小烈士墓”进门第一平台左边，包自成、李叶明、陈乐洲就顺利落葬了。第二天又把周芳英等五口棺材启出来，抬过去，埋在第一平台右边。
从墓碑上的文字推断，沙坪坝公园安埋“烈士”自1967年6月始。当时挖坑安埋尸体的，几乎全是“反到底”的俘虏。“墓地里原来的安葬的死者，除了解放军的五位烈士，其他的都被挖了出来，给‘8·15’的尸体腾位置。”曾钟说，他是最早收集墓群资料的研究者。
尸体一具具运过来，标准的程序是，挖坑，下葬，致悼词，鸣枪。起初整个坟地并无规划，俘虏们东挖一个坑，西埋一个人，仓皇之间，也并没有墓碑，就立一个木牌子，上书死者的姓名，所属单位，以及死亡时间。
根据研究者陈晓文提供的碑文资料，死亡者中年龄最小的仅14岁（2人），年龄最大的60岁。这里共有113座墓碑，掩埋有531人，其中包括404名武斗死难者。
墓碑的大小，显示着一种独特的等级制度：死者所属的单位越大，则墓碑越高。“有钱就立，立的就大。”王佑群说。——向大金，一名从郊县来到重庆参加武斗的农民，就只拥有一个小小的土丘。
1967年9月1日双方签署停战协议后，“8·15派”开始有组织地重新规划墓群。但脆弱的停火协议很快破裂，死亡生产线再次启动，于是大规模的土木工程，从1968年开始，是年造墓38座。石条、混凝土、砖块这些建筑材料，几乎都是强行从市区征用的。
直到1968年中央通知撤销两派的总部，并收缴武器，大规模的武斗才停止。但两派的基层组织保留了下来，继续运转，所以，死亡生产线一直运作到1969年1月才结束。——原因是城市的知识青年都下乡了。
在这块不大的墓园里，郑志胜们一共埋葬了四百多具尸体，绝大多数都和梁自巧一样年轻，一样洋溢着“革命的热情”。
摄影家田太权武斗死难者墓群作品：“遗忘”。图/南 方周末资料图
因为一双鞋子参加武斗但很快，这些美丽的年轻人便成了尸体，送到了“尸长”郑志胜所在的防空洞里。
周家瑜并不觉得当年的武斗有什么错误。“我们当年的战斗是遵照党中央的决议，这些死去的烈士，和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中的烈士一样，是为自己的信仰献身的。”他是武斗存活者中，“坚持自己信仰”的代表人物。
当年重庆大学的大学生周家瑜、郑志胜两人卷入血腥武斗并成为一派的领导人，有很大的偶然性。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关心政治，他们到处贴大字报，又把中山路改成‘反修路’，反右派，我都不理睬。”周家瑜说。但1966年7月19日中午，他看到重庆大学的老校长郑思群被重庆市委派来的“四清”工作组绑走，那么大年纪的老人光着脚在烈日下走在水泥地上。周家瑜便决定“造反动市委的反”。——此前郑校长每年都给周家瑜发奖学金，周视之如父。
郑志胜加入“8·15”派的原因，和周家瑜一模一样。郑校长曾送给光脚上学的郑志胜一双鞋子。
“我是因为一双鞋子参加武斗的。”许多年后，郑志胜感慨道。重庆当地何蜀等研究者以及周家瑜等亲历者提供的武斗发展脉络是：第一次武斗发生于1966年12月4日。保皇派和造反派在大田湾体育场发生械斗，但并无人员死亡，可是血腥却被激活。此后的半年内，长矛、大刀等冷兵器投入使用。目前有记载的死亡，发生于1967年6月。死亡事件促使武器升级，7月7日，嘉陵江大桥的一次武斗时，“反到底”派第一次使用小口径运动步枪，击伤数名“8·15”成员。随后，武斗迅速过渡到热兵器时代。
据周家瑜介绍，重庆武斗中激战的双方“反到底”和“8·15”两派，原来属于“8·15战斗队”。在冲击政府机关夺权后，因为内部权力分配出现分歧，再加之对罗广斌等关键人物的支持出现分歧，1967年2月，黄廉、邓长春等人从“8·15”出走，成立了“反到底”派。
但即使武斗最血腥的时候，“8·15”和“反到底”的高层也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一切看起来像是游戏——周家瑜和“反到底”黄廉、邓长春是好朋友。几个人经常在一块吃饭、聊天，有事还互相帮忙。
但他们领导的两大组织，每天都在屠杀着对方。
抗战时，国民政府将全国的主要兵工厂迁到了陪都重庆，解放后全部被新政府接管；经过建国后十多年的“三线建设”备战，到1960年代中期，“重庆已经是亚洲最大的军工生产基地”（重庆学者王康语）。7月7日“桥头枪声”后，双方很快接管了包括生产坦克、高射机枪、自动步枪的各个兵工厂，于是，除了飞机、导弹之外的各式武器迅速武装了双方的战斗员。
“重庆武斗激烈的另一个原因，便在于重庆是一个移民城市。所以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比其他地方突出。”王康说，“抗战时，全国的知识精英和熟练工人，被国民政府有组织地迁徙到重庆，抗战结束时，重庆的总人口翻了数番。”
作为武斗中红极一时的人物，周家瑜的经历佐证了王康的分析：“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为了保护毛主席来参加武斗的，好多‘小混混’、地痞流氓，也组成了自己的造反派，去造曾经打击过自己的司法机关的反。”
“很多人都是被裹挟进来，然后稀里煳涂就牺牲掉的。”周家瑜说，他认识的一个低年级同学，因为喜欢把子弹壳做成钥匙链，挂在屁股后面叮叮当当的响，为了捡弹壳，被打死了。
“市政服务没有了，渝中半岛变成了垃圾堆；粮食、蔬菜的供应都断了，我的父亲是‘8·15’派的干部，但是家里也没有吃的。”57岁的席庆生回忆道，“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准备去到重钢李子林投奔亲戚，走到毛线沟屠宰场对面时，一个‘8·15’的人刚擦完枪试枪，把我母亲打死了。”
但在那个火红的年代，没有人怀疑过战斗的意义，或者思考过局势的复杂。王佑群——2000年后墓地最重要的看守者和研究者之一——当时还是一个小姑娘：“看到邻居的大姐姐们穿着军装，系着武装带，我一下想起毛主席所说的‘飒爽英姿’，很羡慕，盼望着长大后成为她们中的一员。”
中山大学教授、学者刘小枫当年也还是少年。在他的回忆里，连儿童也组成了“战斗队”相互厮杀：
“我家门前的小巷已经封锁了，三四个女高中生戒守在这里。时值7月，天气闷热，绷紧的武装带使她们青春的胸脯更显丰实，草绿色的钢盔下有一张张白皙、娇嫩的脸，眼睛大而亮丽。重庆姑娘很美……她们手中的五六式冲锋枪令我生羡。”
但很快，这些美丽的年轻人便成了尸体，送到了“尸长”郑志胜所在的防空洞里。
更多的亲历者开始反思那一场劫难。“尸长”郑志胜说：“1967年的8月，重庆武斗最激烈的日子，是我最苦最累的日子，也是我失足跌进深渊的日子。别人的血、汗和泪；我的血、汗和泪交融在一起，流进了深渊。我在噩梦中掉了进去，苦苦挣扎。”
缺乏修缮的墓群，字迹已经风化模煳。图/南方周末资 料图
被消解的“崇高”撬棍、炸药、和有意无意的遗忘与冷漠一点点地水解掉40年前的怪诞“崇高”
2010年1月15日下午，记者跟随在公园工作了一辈子的王佑群进入墓园。满目尽是湿漉漉的枯败植物，高耸的墓碑上赤色的豪言壮语尚在，但当年捍卫这些话语的、墓裙上的姓氏，则能辨者无几。一只野猫在鬼针草和矢车菊间寻找着什么。
墓园西高东低，布局杂乱，一条通往小道落满枯叶，以此为中轴，两侧的坟丘杂乱而破落。
沙坪坝公园这里的武斗罹难者墓群，并不是重庆最大的，也不是惟一的。武斗结束后，几乎每个工厂学校都有自己的“烈士墓”。曾钟、陈晓华二人的调查结果显示，重庆当时七区三县，与此相类似的红卫兵墓群一共是二十多个，建设厂清水池、重大松林坡、体育馆、牛角沱大桥南桥头、朝天门码头街心花园等处，当年都有掩埋红卫兵的墓地。
但这些墓地绝大多数在“文革”后便被铲除。“有些墓甚至是被直接用炸药炸掉的，因为“文革”中受迫害的人觉得这些人作孽太多。”曾钟说。
到1970年代后期，沙坪坝公园里的武斗罹难者墓群，已经是重庆市惟一的一座较大规模的墓群了。1979年5月，顾城跟父亲顾工到重庆采风，他意外走进这片年代并不久远，却似早已被世人遗忘的荒坟。他留下了最早对红卫兵进行反思的诗作《红卫兵墓》：
泪，变成了冷漠的灰，荒草掩盖了坟碑。
死者带着可笑的自豪，依旧在地下长睡。
在狂想的铭文上，湮开一片暗蓝的苔影
但在顾城用笔解构武斗“可笑的自豪”之前，附近的农民，已经开始用他们的撬棍解构纪念碑上赤色的崇高话语了。从1972年开始，邻近村子的农民便越过墓园一堵失修颓圮的土墙，进来撬走上好的石板，建房做宅基石或者盖猪圈。
原公园党支部书记李崇同告诉记者，1975年前后，政府全面整顿时修葺公园，才用竹篱笆补上了垮塌的土墙，让墓园得到最低限度的保护。但郑志胜提供的信息是，竹篱笆并没有挡住撬棍。1976年底，在看守所羁押的郑志胜趁着外勤的机会，特意请求看守到墓园看看。他刚进门口，便看见一群农民正猛撬墓基，打算抬着墓碑石回家。郑将之斥回。
但历史已经在顾城的笔和农民的撬棍下展现出他的残酷。不管当年的这些年轻人是以何种热情、为一种崇高的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性命，但不到10年，这种崇高便已经支离破碎了。
40年的时间里，墓园也不止一次面临灭顶之灾。
据李崇同介绍，1985年，曾有一名退休老干部给四川省委写信，要求拆除此处墓地。理由是“这是文革派系斗争的遗留，不利于团结”，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到墓园走了一圈，并未直接表态。随后，他批示了“三不原则”：不拆除、不宣传、不开放。几个月后，重庆市民政局拨款修建了更高更结实的围墙。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墓园的再一次拆除危机，则与商业开发有关。1993年、2005年，先后两次传出铲除墓地做商业开发的消息，但重庆众多人士积极奔走，呼吁保护墓园。
另一方面，重庆市文物保护界的官方人士，早在1990年代，就注意到了此处的文物价值。吴涛，重庆市文物保护处副总工程师，他回忆道：“1990年代后期，我就向上级打报告，提出保护沙坪坝公园的武斗死难者墓地，但因为当时整个环境还很保守，这个报告没有下文。”
2007年4月4日，转机出现，国务院下发了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通知。“我们当时觉得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开始申报文物保护单位。”沙坪坝公园现任主任钱立全说。当时公园管理处从外面聘请了李中华，在加上公园的职工秦本志和公园的退休职工王佑群三人组成调查组，开始半公开地对墓园的史料及当年的经历者、死者亲朋等进行调查。
2008年4月10日，国家文物局在无锡召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提出，应对“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时期的代表性、典型性的建筑物、构筑物采用正确的方法进行合理保护”。单的讲话，彻底解放了公园的调查、申报工作。
无锡论坛四个月后，沙坪坝公园向沙坪坝区申报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当天就通过了。2009年初，沙坪坝区文物保护科开始重新整理资料，向重庆市文保处申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就红卫兵墓园评文物的申请，召集了20名文史、党史、建筑史、规划专家等，开了两次讨论会。”吴涛回忆，“两次论证会，没有一专家有异议。大家只是讨论改用哪个名字。斟酌过武斗墓、文革墓等，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定名为红卫兵墓园。”
2009年12月15日，重庆市公布了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共193处，红卫兵墓园名列其中。“这表明我们的政府越来越自信，也越来越理性了。”吴涛说。“必须直面父辈的历史”“每一座墓碑后面都有一个惨绝人寰的故事。”而对于这些墓碑后的故事，现有的研究却难如人意。
对于那些亲历过武斗的人们，不管是“死硬派”还是“反思者”，都希望历史能以此为契机，给40年前那群热情洋溢的青年一个中肯的评价。
“红卫兵曾将自己的全部赤诚献给了当时的主流话语，后来却被历史作为黑暗、暴戾、愚昧的象征”，曾经的“8·15”一员，如今的史料搜集研究者之一李中华说。
伴随墓园的衰败破碎，当年那段历史也在时间流逝与人们的集体遗忘之中逐渐模煳。当年经历过武斗的当地知识分子，成了史料收集研究仅有的中坚力量。
重庆出版社的陈晓文是研究者之一，1991年，他意外发现墓碑风化严重，开始和刘凯娟、贺洪志等8人抄录墓地碑文。
1995年8月，陈晓文在中学同学刘小枫的怂恿下，于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发表了《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一文。此文第一次将这处墓群定名为“红卫兵墓地”并流传至今。——但这被后来的研究者视为一大缺憾。调查结果显示墓群中安葬的人员身份大多不是学生（红卫兵），而是工人或其他市民。
2005年，鉴于陈晓文他们抄录的墓碑因为风化有大面积残缺，沙坪坝区教师进修学校退休教师曾钟开始在墓地蹲守，进行穷尽式调查。“这是最笨的办法，但也最有效，就是在墓地等着，有人来上坟，就和他聊，然后这些死者家属就会一个传一个，帮我收集资料。”曾钟说。
“每一座墓碑后面都有一个惨绝人寰的故事。”曾钟说。而对于这些墓碑后的故事，现有的研究却难如人意。
研究者们希望至少将墓园中埋葬的所有死难者生平经历整理成集，但这个工作至今只完成了一半不到。
曾钟举例说，113座墓碑中有两座无字碑——建成就一直没刻字，他通过多次走访终于弄明白了其中一座“无字”的原因：一对建设厂的夫妻，丈夫是“8·15”的高级干部，妻子是总部话务员，后因怀疑妻子是“反到底”间谍，两人分别被秘密处死。入葬时因为“间谍”一说并无实质证据，又不能按“烈士”的名分立碑，碑文就空了下来。
“另一座无字碑的成因，我一直没有调查清楚，当事人在世的越来越少，以后调查清楚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曾钟说。
这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工作。“时间太久远了，很多人记忆模煳。另一方面，当事人纷纷老去，有时约好了见面，要见面时却发现人死了，或者中风了，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十几次。”除了时间，研究者们的障碍还包括几乎是群体性的冷漠和不理解。
四川美院摄影教师田太权被认为是用镜头解读这个墓群的第一人。他首次进入墓群是在2006年的一个中午。“围墙外面阳光灿烂，但墓园里面却一场阴森，我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破损的棺木就裸露在地表之外，甚至能看到森森的白骨。我一下子感到，那么青春那么美的生命，就这样掉入了死亡陷阱。”
那天中午的顿悟，构成了田太权后来“文革”系列作品的基调。在他沙坪坝红卫兵墓的摄影作品里，墓碑像庄稼一样从年轻的躯体上生长出来；鬼影幢幢的纤细身体，穿行在坚硬、冰冷的墓碑之间。
有一天下午，田太权正在墓群间创作，一位年轻的老师带着一群小学生意外地闯了进来。——老师以为这里是一个烈士陵园，他带孩子们来接受革命主义教育。但进来之后却发现是一处“文革”武斗罹难者墓群。便赶紧带着孩子们出去了。
田太权迅速捕捉了一群少年穿行于墓碑的瞬间，在后期处理时，他让这些2000年前后出生的孩子，行走于40年前死于非命的躯体之上。
“历史是无法回避的，这些孩子必须直面他们父辈的历史。”田太权说。
在重庆，在和歌乐山烈士陵园遥遥相望的沙坪坝公园里，在荒草和杂木中，有一片人迹 罕至的墓地，它被一道长满青苔的高高的石墙围住，与世隔绝。
这是一个全国仅有的文革墓地，113座坟墓掩埋了400余名当年武斗的死难者。他们中有年仅14岁的少女，有被称为“校花”的女中学生，有年轻的母亲，她们和更多的他们——握着枪和铁棍、刀、匕首等的儿子、丈夫、父亲——交错地倒在这里。
30多年过去了，如今，坟头芳草萋萋，那个动乱年代曾经的厮杀、哀号、枪声、颂歌和罪恶过去了，被鬼针草、尘土和高墙的阴影层层覆盖。
但是，与死者有关的人还活着。重庆文革派性斗争的波诡云谲、血雨腥风，还影响着他们……
“我为文化大革命坐了15年牢”
周劲松，男，1945年生，原重庆“8·１5派”总负责人之一，曾任重庆市革委会常 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76年入狱，1991年刑满释放，现无业，靠亲朋接济度日。
文革前，我是重庆大学3年级学生。我卷入这场运动是从“四清”工作组留下来继续搞文化大革命，整重大校长、书记郑思群开始的。1966年6月，工作组把郑校长打倒，我不服。对郑校长，我印象很深，我是当时全校7个全优生之一，从他手里接过不少奖状；郑校长在食堂当着学生的面，把饭桶边地上的饭捡起来自己吃，从不骂人，讲究身教，以身作则。这样的校长被打倒了，我鸣不平，当场我就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关在重大阶梯教室隔离审查了一个礼拜。出来后，我自然就成了大家关注的对象。
那年7月19日，工作组把郑校长转移，押到松林坡招待所继续关押，转移时被我看见了，郑校长头发零乱，只穿着短裤、背心，打着光脚板，走在水泥路上。一位老革命，7 级干部，就被他们这样整过来整过去，连鞋都不让穿，7月份的重庆，有多热啊！我看不过，一喊就喊过来几百人，围住工作组的人质问，双方僵持了一阵，都不了了之。我再次成为焦点人物，再次被打为修正主义苗子、反革命。但不过半个月，工作组突然宣布郑思群校长畏罪自杀，就在松林坡招待所。我们一面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要求调查郑校长的死因，一面自发地围攻工作组。就从郑校长死的那一天开始，工作组就不得人心，重大师生反对工作组就有了群众基础。
为啥子叫“8·１5派”，莫名其妙的，我跟你讲，1966年8月15日那一天，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的造反派组织“排炮战斗队”、“轻骑战斗队”的负责人，到重大找到我，要求我们声援、支持他们。我当天就鼓动带了3000多重大的师生员工到了师专，开大会声援造反派。这事就惊动了重庆市委，市委就派了副书记、副市长辛易之来师专，他代表市委宣布我们的行动是错误的，命令解散，但大家不服，就在沙坪坝上街游行，口号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坚决贯彻“5·１6通知”精神，坚决执行“16条”措施。这就是重
庆文革第一次大规模游行的所谓“8·１5事件”。此后，各个单位造反派纷纷赶工作组，都跑到重大来搬兵声援，“8·１5”的名声坐大了。“8·１5派”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形成了。
1967年1月份全国各地造反派掀起了旨在夺权的所谓“一月革命”，重庆是2月28 日，46个造反派组织发表了《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公告》，革联会宣告成立，掌握了全市党、政、财、文大权。革联会一把手是驻军首长，副主任由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学生代表分担，我派了一个“副司令”去革联会当副主任，我自己没有当权，但我是支持革联会的。
成立了革联会以后，有人认为革命尚未成功，不要当官老爷，因此反对革联会；还有一种人认为自己没有当权，被革联会排斥了，也反对革联会。这些人就把人拉出去成立了“反到底派”，又称“砸派”。“砸派”当时有一个很出名的广播站，叫“完蛋就完蛋”，是林彪的话。
当时，四川的政治局面非常复杂：60年代初，宜宾地委书记刘结庭、市委书记张西挺被李井泉主持的西南局打成反党分子，一直关押。1967年五六月间，刘、张获平反昭雪，复出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副主任。重庆两派围绕“刘张”平反复出的问题加剧了分化，“8·１5派”反刘张，“反到底派”拥刘张。斗争越来越激烈，一直到后来武斗全面升级、爆发。
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震撼世界，这是悲剧，防止悲剧重演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我为文化大革命坐了15年牢，我负了责。
1967年4月23日，两派组织在北碚、重钢等地辩论，发展成动拳头、砸宣传车、广播器材等事件。
1967年5月23日，两派人员在重庆石油学校发生武斗，双方从动拳脚升级到使用钢钎、铁棍、匕首。是月武斗之风蔓延全市：重庆医院、嘉陵机器厂、西南师范学院均发生了使用这些武器的武力冲突。
1967年6月5日至8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发生武斗，全市两派分别派数千人参战，揭开重庆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1967年7月8日，两派武斗组织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冲突，打死9人，伤近200人。这次武斗中双方首次使用枪弹。这次事件被称为“打响重庆武斗第一枪”。从此，重庆武斗全面升级，从使用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到动用坦克、高射炮、舰艇，从巷战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死的人越来越多，正常的社会秩序完全被破坏。1967年7月31日至8月6日，荣昌县两派共700人左右参加武斗，死亡78人。同年，8月8日，望江机器厂造反派用3艘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长江
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打死240人，伤129人，打沉船只3艘，重创12艘；8月13日，两派在解放碑激战，交电大楼及邻近建筑被焚毁；8月18日，沙坪坝区潘家坪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近百人；8月28日，歇马场发生3000多人的大武斗，双方死40人，杨家坪街道被毁近半，武斗双方死亡100人。”
1967年7月、8月、9月，山城重庆变成了血雨腥风的战场。
“我一直在抚摸身上的刀伤枪伤”
陈卓(化名)，男，原重庆某中等学校“反到底派”头头，1969年入狱，1972年释放，现为房地产商人。
我本人直接参加了武斗，从1967年打到1968年。我当时是学校“反到底派”的狗头军师(笑)，同学们都喊我“参谋长”。我身体一直比较弱，弱不带兵嘛。
我惟一一次带兵是1968年6月29日至7月1日这次3天3夜的激战。6月29日，“二和尚”跑到我们学校来搬救兵，他是建设厂技校“砸派”的头头，他指挥的建设厂“砸派”与“8·１5派”干起来了。当时武斗打了一年，死的人太多了，战斗队员都产生了厌战情绪、恐怖情绪，都不愿去。我当时出于强烈的派性荣誉感，勉强把200多名战斗队员集合起来，说谁愿意跟我去的就出列，有70多个人出列。我们全副武装，甚至把解放鞋带取下来串着子弹夹挎在身上，省得在战场上换弹夹耽误几秒钟的战机，这是一种拼死到底的态度。当时，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浮现着陈辉(革命烈士，死在渣滓洞)的名言：“战士的坟墓比奴隶的天堂更明亮。”当时大家的心情真的很悲壮。我们在杨家坪参战，打了3天3夜，我们这一边惨败，我带去的70多名战斗员当场牺牲了4个，还有7个被对方俘虏后也全遭枪毙了。
“二和尚”在撤退时睡着了，怎么都弄不醒，结果也被对方俘虏枪毙了。与他同时被俘的还有一个同伴，那个同伴是建设厂的子弟，他父亲是“8·１5派”的，因此那个同伴得救了，没遭父亲的阵营枪毙。“二和尚”是建设厂技校的学生，是资阳人，无人说情。我一直记得“二和尚”来找我搬救兵时的样子，穿着蓝色学生装，拴根牛皮带，铜扣锃亮，腰间插着一把驳壳枪，脚上穿着解放鞋，挽着裤管，中等个，短发，方脸，威风凛凛，但脸色苍白。
这次战斗，我们这一派也枪毙了对方4个俘虏，其中两个是我亲自俘虏的。我为此内疚、忏悔、痛苦了几十年，因为我无法忘记他们当时被俘虏的那一瞬间的目光。他们当时端着冲锋枪站在车间一台机床边，混战中我退进了这个车间，一发现他们我凭直觉判断是“8·１5派”的，立即冒诈我是“8·１5派”的，他们把枪背起来向我走近，我马上就———那一瞬间，他们的目光充满了悔恨、恐怖、绝望。两人都有30多岁，是工人，我想他们一定有儿女、妻子———这几十年我一直因此而得不到解脱，永远得不到———这是兽性的恶，在现世中不会也不应该被宽恕。重庆武斗最惨无人道的事就是互相杀俘虏，这是全国武斗过程中最黑暗的一幕，是我们这一批人心灵上永远的污点，它不会被时间磨灭。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反思文革，一直在抚摸身体上的刀伤，枪伤。
这次武斗结束后几天，1968年7月9日，两派在江陵厂重燃战火，双方动用坦克、大炮、轻重机枪激战，附近民宅被炮击成千疮百孔。也是当月上旬，两派还分别在杨家坪、大坪、重庆医学院、二四二部队、五一技术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均出动水陆 两栖坦克、舰艇、三七炮、四联高射机枪、野战炮等重武器。上述地区民房、单位建筑、器材设备遭重创，两路口至杨家坪无轨电车网被打烂，全线停运1年多。经过上述几次大规模激战，重庆“8·１5派”彻底控制了局势，“反到底派”全体成员及其家属总计数十万人集体分批疏散，逃离重庆，“大清洗”的谣言像瘟疫一样倾压山城。
在逃到成都后(成都是以四川大学“8·２6派”为首的造反派天下，“8·２6派”是 欢迎重庆“反到底派”的)，弱不带兵的18岁的陈卓再次纠合从重庆逃来的2000多名红卫兵，因为人多枪少，他们拦截火车一路狂飙杀往四川绵阳、广元，找当地驻军要武器弹药，准备杀回重庆，被驻军拒绝，从而避免了一场更大的惨祸。
1968年9月23日，重庆市革委、警备区发布命令，严令一切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无条件上缴一切武器弹药、运输车辆；拆除武斗工事、据点；解散专业武斗队。
1968年10月15日，两派宣布撤销总部，解散组织。
法官某某，男，56岁，原文革武斗中“砸派”成员，已退休，离开家庭，独居在郊区，过着很无奈的日子，自嘲生活混乱，3次拒绝采访，最后却不过老战友的情面，终于对我们打开了话匣。
提到沙坪坝那个红卫兵墓地，我实在太熟了，不想说，太伤感了。(沉默)
当时，我在要害部门工作，因为一个同学的弟弟在化龙桥读书，我经常到他学校去看他，文革前我们就很熟了。后来运动开始，加上观点相近，我自然就加入了他们学校这一派(砸派)。
1967年7月24日，这天下午，他们学校的学生拦截了一辆路过的“8·１5派”车辆，并扣押了随车人员和一位军代表。我向来不主张乱抓乱打，经过我的劝告，他们把人放了，但军代表因为时间晚了，当天没走成，继续被扣押。晚上，我得到情报：重庆大学“8·１5派”抢了武装部，得到了许多军用装备，并且准备攻打我们这边的学校，因为学校所在地化龙桥是重大到市区的必经地，所以从技术上考虑，重大“8·１5派”非拔掉这个钉子不可。这天晚上，大家都很紧张。凌晨3点钟左右，我看见夜空升起了3发红色信号弹，知道“8·１5派”进攻开始了。大约4点钟，我听见枪声，从声音判断，有冲锋枪、机枪，还有极少量的土制炸弹，这些火力一直在外围打到天亮。我们这一边都是冷兵器，仅有4支小口径步枪，其中3支不能用，只有1支可打。对方不摸底，以为我们沉着打埋伏，直到天亮了才冲进来，打死了10个学生，他们也死了1个。
我和另一个同学躲在宿舍房顶，他同学脑门子上中了一枪，死掉了，我成了“8·15派”的俘虏。
从7月25日到国庆节前，我当了2个多月的俘虏。我被押到沙坪坝公园挖过十几次墓，主要是处理掩埋那些对方不愿处理的尸体，都是高度腐烂、臭气熏天的尸体。我们要跪在这些尸体前，首先低头向尸体请罪，然后清洗创口，注射福尔马林，给尸体打扇子驱赶蚊虫、苍蝇。
管理我们这些俘虏埋尸的人叫郑志胜，他是重大学生，因为出身成份不好，为了证明自己革命的彻底性，他要求来墓地负责，当时“8·１5派”派想在那里建自己派别的烈士陵园。郑为了争表现，一方面非常真诚地同情己方的死难者，一方面绞尽脑汁残酷折磨俘虏，所以我们背后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尸长”。有4次，我记得，郑志胜等我们挖好坑，把棺材放下去后，突然叫我们全部跪在坑边，他指挥别人从背后向我们开枪，我以为自己要陪葬了。他耍的这一招叫“假枪毙”，但哪一次都不知道是真是假，我自己就亲眼目睹过他毙掉过一个女俘。
郑志胜后来分配到新疆工作，文革结束后被抓回来，因为有血债，开始就关押在我同学的单位，大家都知道我过去在郑志胜手下当俘虏的经历，没少怂勇我趁机整他一把，但是我没有整过他一次。我始终认为，我和他之间没有个人恩恩怨怨，大家遭罪都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
这段非人的经历对我的影响太大，我目睹了一个人在极端状态下人性恶的、丑陋的一面，它粉碎了自己也粉碎了别人的世界。这里看不见希望。这肯定影响了我后来的生活。我对什么都看得无所谓，一生就这样子，无所谓了。
“校花”之死
记者在墓地上发现了一块最完整的碑文，极具代表性，摘抄如下：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吐嘉华。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张光耀、孙渝楼、欧家荣、余志强、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不周山下红旗乱，碧血催开英雄花。披肝沥胆何所求，喜爱环宇火样红。你们殷红的鲜血，已浸透了八一五红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们高高举起你们殷红的鲜血(？)。／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红岩岭上，歌乐山巅。
立碑者系“重庆革命造反战校(原二十九中)”。记者从29中校友录上查到了唐明渝的3个同学的地址，通过她们辗转找到了陈国英，她是欧家荣、唐明渝、余志强、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等6人死难现场惟一的幸存者，她十分友好地接待了突兀来访的记者。
一提起当时二十九中的“校花”唐明渝，和唐明渝的其他3位同学一样，陈大姐不胜唏嘘，她说：“唐明渝当时才16岁，身高一米六几，热情大方、漂亮，特别擅长跳舞。 我唱歌挺好的，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和她加入了战斗团，唱歌跳舞搞宣传，大家都觉得挺好玩，根本就不可能想到死亡。结果一下子，4个女生，两个男生都死了，杨武惠死的时候还只有14岁。”
陈国英回忆道：“1967年8月4日，中午，很热，我正在家里午休，我家当时就住在今天的女人广场。3个女同学来叫我，说去帮‘8·１5派’的一个指挥部搬家，从杨柳街财贸俱乐部搬到外贸大楼，中午1点钟左右，我们开了一辆解放牌汽车，停在俱乐部门口，东西都装完了，是一些棉絮、文具用品、纸张，没有一件武器。因为天气很热，我们5个女孩子嘴里都含着冰糕，大家都穿短袖衬衫、裙子、凉鞋。我们上了车，还在含冰糕的时候，枪响了。我因为是最后一个上车的，听见枪声，火力很猛，我想如果不跑，肯定会被打死，所以我立即跳车，跑进俱乐部大院，两个好心的陌生人给了我一件军衣，叫我快穿上，我穿好了军装，他们就托着我翻围墙，翻过去后我搞不清方向，居民赶紧给我指路，我朝着俱乐部反方向的路，从杨柳街———五一路———依人巷，一口气跑到了重医二附院，到医院后我才知道自己受伤了，一对长辫子被枪打断了，右手臂被子弹射穿，左手臂也被子弹拉开了一道口子，当时满身是血，脑子里一片空白。”出院以后，陈国英退出了战斗团宣传队。
1969年3月17日，陈国英清楚地记得，她和29中的同学下放到乌江边的彭水县插队落户，坐船去的。“我是那条船上年纪最小的，那时很绝望，我是哭得最凶的一个，真的很伤心。”
江水茫茫，辞别山城，两年来的血雨腥风化作了无尽的伤怀，18岁的陈国英18年后回到重庆，“想起来，就像做了一个恶梦。”
朱孝云，女77岁，退休工人，寡居。1967年8月4日，她17岁的独生子余志强死了。 34年来，她一直没去过墓地看她的爱子，她也一直坚持没有换过房间，“怕娃儿回来了找不到我。”
2001年3月11日上午，好心的陈国英大姐领着记者，在临江路的一个老式门洞里找到了朱孝云，她听见陈国英亲切地喊她“姨妈，我是余志强的朋友，陈国英”就一把紧紧地抱着陈国英，“儿—呵”地恸哭起来。
34年过去了，这位痛失爱子的母亲却无时无刻不在怀念17岁的独生子，因为无力，她才没有了恨，才无奈，才隐忍。她打开被层层包裹的儿子的团员证，抚摸着儿子这生前惟一的一张照片，不断地泣诉，“我的娃儿好乖啊！他死得好可怜啊！”17岁的余志强身着海军衫，英俊、迷人。
满头白发的朱孝云每天守在门洞里，卖0·２元钱一包的棉花糖，贴补家用，打发余年。两个少年目睹母亲被杀
席庆生，男，1952年生，某民营企业高级职员；席庆川，男，1954年生，重庆美术公司摄影师。1967年8月24日，他们兄弟俩目睹着母亲黄培英被杀。尔后，兄弟俩在沙坪坝公园亲手掩埋了母亲。那一年，母亲才33岁。
1967年8月24日，母亲带着我兄弟俩从九龙坡区滩子口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的家里出发，准备到李子林投奔亲戚，因为双方武斗越来越厉害。上午10点左右出发，抄小路走到毛线沟屠宰场对面，大约11点，这时突然枪响了，第一枪打我，因为我走在最前面，母亲在中间，他(席庆川)在后面。我们身边的子弹乱飞，打得地上的土扑扑地扬起来。 我有武斗的经历，赶紧喊卧倒，自己同时就卧倒在地，这时刻我就听见母亲“啊”地一声倒下去了，我转过来一看，母亲正痛苦万分地撑着胸部，我不顾一切地扑到她身边，大声地叫妈妈、妈妈，抱着她的头，她手上的血汩汩地流下来，两眼直直地盯着我，没有说一句话。我马上撕开身上的白汗衫，准备包扎，这时，对方又用高射机枪朝我们扫射，我马上脱掉白汗衫朝对方狂舞，表明我们是和平居民。但枪声未停，我又卧倒在地，弟弟躲在海椒地里。枪声一停，我又爬过去看母亲，她完全断气了，子弹从左乳下射进，从右腰部射出。我兄弟俩当时都没哭，绝望了，茫然了，极度恐惧之下不可能有眼泪。路边的农民这时从门洞里探出头来，朝我们招手，我们跑进门，背后山坡上的机枪又猛烈地叫起来了。我们俩抵着土墙浑身瘫软在地，我们一直躺了几个小时。下午五六点，我们沿着河沟，猫着腰，一会儿爬，一会儿跑，一会儿躲，逃到了大路上，继续朝李子林方向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找到亲戚。然而，我们赶到了李子林才发现，这里的一大片房子都已经遭到炮击毁坏了，空荡荡的，连人影都找不到了。 我们只好沿着公路继续走，被大批逃难的居民裹挟着朝钢花电影院方向移动，漫无目的地寻找父亲。这一年，我15岁，弟弟13岁。
后来，席庆生，席庆川兄弟俩亲手把年轻的母亲埋在沙坪坝公园无名的墓地里。从此，每年清明节，兄弟俩都要去那里烧纸，默哀。再后来，扫墓的行列里多了几个人，是他们的儿女。
席庆生说：“那以后，我凡遇到什么事，就跑到墓地看看母亲，坐一坐，吸一根烟，什么都淡了。”
兄弟俩告诉记者，文革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什么人去沙坪坝公园吊清明，不过最近四五年，去的人越来越多了，连今年春节还有不少人去那里烧纸、哭诉。“人们开始强烈地怀念死在那个年代的亲人，”席庆生说，“我正在筹拍一部电影，以纪念死在那个年代的人。” (转自《南方周末》/作者：余刘文韩平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