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是红花的好朋友。她是以色列犹太人，高高的个子，一头金色短发，说话喜欢扬起眉毛打上手势。我们因为遛狗而结缘，经常在一起散步聊天，心情愉快。
前一阶段，娜拉离开了我们两个星期，原因是她跟随着她先生去中国和日本旅游了。娜拉从来没去过中国和日本，这是第一次，难免兴奋加紧张。临走之前，她向我咨询风土人情小常识。我只告诉她，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礼仪古国，不用紧张，那里的人就和红花我一样，朴实善良乐于助人。她只要多品尝美食，多拍照片，好好玩儿就可以了。我祝福她旅途愉快，等着她回来和我分享她的中国游见闻。
昨天下午，娜拉打电话告诉我，她已经回家。我们约好，今天下午带上各自的狗，在公园见面。
也许是倒时差的缘故，娜拉的气色并不太好。当我问及她的中日之旅时，她扬起眉毛耸着肩膀说：“总体玩得还不错。不过，我想我不会再去中国了。我比较喜欢日本，超级喜欢，打算暑假再去玩儿一次。”我的心凉了一截，听起来也刺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她只在两个星期之内，竟然那么旗帜分明地表达对中国和日本这两个紧邻之邦截然相反的印象。这也太那个了吧。
娜拉是个心直口快，讲话条理分明的人。她说，别的我就不谈了，我就谈谈刚抵达中国和日本时，它们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吧。
娜拉的先生出差先到香港，办完事后飞去北京。他们夫妻俩商量好在北京碰面，住在希尔顿大酒店。娜拉从旧金山飞抵北京，她先生的飞机要迟几个小时才赶到。娜拉到了住处，先放下行李，就自己先上街随便走走，感受一下红花给她描绘的正在经济腾飞的中国。
站在大街上，娜拉正打算过马路。这时，一对男女年轻人向她走过来，热情和她打招呼。这两个年轻人告诉娜拉，他们是在北京读书的大学生，希望能和她用英语交流。娜拉说“好啊。”年轻人说在大街上说话不方便，可不可以请她到附近的茶庄坐下聊天。娜拉说她没有带钱包，口袋里只装了一百美元。
她随他们走去一个环境优雅的茶庄，找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开始边喝茶边聊天。这两个年轻人英文说得不怎么样，但是态度特别热情好学，令她感到很舒服和放松。他们还友好地和她交换了Email，说是便于日后继续交流。过了一会儿，实在没什么好聊的了，她向他们告辞。这时，服务员送过来账单。她接过来一看，暗自大吃一惊。他们三个只泡了一壶茶，还有一小盘饼干，竟然要价高达600人民币。
娜拉刚下飞机，她不知道美金和人民币的汇率换算比例，但是聪明的她还是本能地感到价格太贵了。她看着面前的两个年轻人，希望他们俩能帮她解围，但是两个年轻人一个都不说话，和先前判若两人。无奈，她只好对服务员直说，她和这两个年轻人并不相识，她并未邀请他们喝茶，是他们带她来这里的。所以，她只愿意付一半价钱。她身上没有人民币，只好付了五十美元。回到希尔顿酒店。当她告诉酒店服务员她的遭遇时，他们告诉她，她上当了。那两个年轻人就在那个茶庄工作。他们假扮大学生，专门上大街上拉外国游客，敲外国人的竹杠。
娜拉是个特别较真的人。她本来还想报警告他们敲诈，后来遭到她老公的一顿嘲笑后，只好作罢。但是，后来一有空，娜拉去会去那个茶庄附近走走，希望再“巧遇”那两个年轻男女，质问他们，可惜都无缘再见。
旅行完中国，娜拉随丈夫一起飞往日本。当他们飞抵日本东京机场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娜拉和她先生叫了一辆在机场等候的计程车，按照打印的地址到指定旅馆。地图上标明只需要十分钟的车程，可不知为什么，司机开了半个小时也没找对地方。他们虽然听不懂司机说的日语，但是知道他一直在打电话寻求帮助，一边用有限的英文安慰他们。后来，好不容易找对了旅馆，司机帮他们把行李送进旅馆，并不住地鞠躬道歉。
听旅馆的主管解释后，他们才明白。这家旅馆最近才从老城区搬到这个新地方，所以许多人并不熟悉和知道。娜拉和丈夫要给司机车费和小费，司机惶恐地摇头摇手拒绝接受，而且不停地对耽误的时间表示道歉。娜拉告诉我，当她看着司机在夜色中消失而去，她内心非常感动。
娜拉说，至于说到空气、市容的清洁度，她不想再多说了，很怕伤害到我这个中国人的自尊心。我告诉她，她看见的现象是存在的，但是是少数不代表大多数。娜拉是一个固执的人，她总说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和感受。
最后，在我不断告诉她，发展中的国家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她也要适应大环境时，娜拉笑着说，除非下次让我陪她去中国玩儿。因为，我是她唯一接触的中国人，而且是一个让她放心和信赖的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