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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惨绝人寰一幕：女尸裸体游街 儿子被逼拉车 多维
文革裸尸与重庆红歌/中国老水
游街在中国，只是一道旧风景，历史虽说悠久，但真正形成规模和气候的，还应从打土豪、分田地开始。不过，这要是同文革相比，就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如果说文革把人性之恶发掘至极致的话，那么，这游街就是人性之恶不乏幽默、颇具匠心的表演，而裸尸游街便是这种表演中的上乘之作。
戴高帽、挂牌、被人绑架着游街，太普通了，只是游街中的“小儿科”，都已普及到学前班了，而给所谓幕后的“黑手”涂上黑墨汁，给惹上作风流言的女人剃成阴阳头、绑上瓢游街，也只是写实主义表现手法，虽极具连想，层次是上了一个台阶，却殊少创新，只有裸尸游街，才把游街这门艺术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一个又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可以说，文革中如没有裸尸游街这项空前绝后的创举，与之交相辉映的世纪伟人一定颇为寂寞和失落，起码辜负了他老人家那番运筹已久的良苦用心。
裸尸，如果只是让人抬着、背着游街，这谁都容易办到，并无新鲜过人之处，但要让人觉得那不是一具裸尸，而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光着屁股的人，难度系数就要大得多了。不过，这绝对难不倒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洗礼以后，已经彻底解放了的人性和良知，他们创造性的发明，圆满解决了裸尸游街要人背与抬的这一世界性的难题。
裸尸是一具畏罪自杀的女尸，是被传言中的贫下中农“翻身棍”吓破了胆才走上绝路的地主婆，姓秦，刚嫁到彭家没享几天福，就解放了，旋即就做了寡妇，大人小孩都称她彭二寡妇。她在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也即批斗大会的前夜，选择了上吊自杀。这种公然以死抗拒群众运动的方式，显然激怒了意志风发的毛主席的忠实小将。
于是，革命小将决定，一定要打掉彭二寡妇的“嚣张气焰”，誓将游街示众进行到底。经再三斟酌，也充分地征求和吸收了他们的父兄意见，他们的父兄也乐于参与和贡献了自己的意见，最后，凝聚着多人智慧与心血的炼狱般的道具就光荣诞生了！
文化大革命的无私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证明：队里的装卸工无私地借出板车，木工无偿地奉献技术和劳动力，那些家里储有零散木料的，就他一块你一块地拿出来，还有很多帮忙的，也不计报酬的忙得不亦乐乎。
在一阵又一阵欢呼声和一阵又一阵口号声中，彭二寡妇游街的道具终于进入实用阶段：板车上竖起稳固坚实的三角架，彭二寡妇全身赤裸着，直挺挺的被绑在三角架上，远远看去，就象一个大活人站立在板车上。她的头上戴着高帽，高帽上书写：反攻倒算的地主分子彭二寡妇，可胸前却一反常态没有挂牌子，大概设计者是为了突出她胸前那两颗干瘪的乳房以吸引眼球。
文革运动，说穿了，就是一埸比恶运动，谁比谁更恶，就谁比谁更忠，而裸尸游街的更恶看点，——如果不是重庆曾使我忧虑的话，我宁可死，也不愿继续回忆、也不忍继续回忆那惨绝人寰的一幕——还不在于裸尸本身，而在于吃力地拖着板车的小个子青年。他正是彭二寡妇惟一的儿子。只见他在造反派的喝斥和皮鞭抽打下，两眼流泪，低着头，按照指令时快时慢的在县城的街道上走着。他边走边哭，没有羞愧，没有痛苦，只有害怕，而在身后，他的母亲赤身挺立，面无表情，那茫然无神的两眼，仿佛直视着远方，她那干瘪的乳房随着高低不平道路的颠簸，而摇晃着，跳动着，说她象一具女尸，不如说更象一尊超然物外的女神像。
一个母亲的被践踏，一个儿子的被羞辱，丝毫没有唤起人们的同情，反而剌激和膨胀了大家的猎奇心。所谓的万人空巷，在这里得到了最有力的体现。这时，看腻了游街的人们，争先恐后走出家门，互相笑着、叫着、指点着、拍着巴掌，当他们弄清那个拖着板车的青年，就是裸体女尸的儿子时，一个个不由得“啧啧”赞叹起来，有的还走上前去，抓住那个儿子的头发，强迫他朝后仰起脸，要他认清面前的“地主分子的丑态”。儿子闭着眼，泣不成声的模样，并没带来围观看客的怜悯，相反，他们更大声地喊道“让他说，让他划清界线！”
当重庆红歌响起的时候，我的眼前就会时常浮现板车上绑着的那具赤裸的女尸，那个苦难的倍遭践踏的母亲，耳边也会时常响起那个儿子的抽泣声和“让他划清界线！”的大众的呼喊。因此，我盼待着政治体制改变，盼待着经济改革的成果不要得而复失，也盼待着文革不要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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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们那些为文革辩护的人一个真实故事：文革期间，在广东中山的一条村落里，我的一个朋友的母亲就是双手被吊树上，腰部被绳子扎紧，胸口被放进一堆蛇而被活活吓死的。而另一边厢，当年只有五岁的我，就在广州体育学院的饭堂里，在台下参加人们批斗我父亲的大会，而我父亲的好友，一对教授夫妇，在文革的风雨中，两个人把自己捆绑一块，从海珠桥跳下去，死的时候他们才都三十几岁，还有，我家邻居亲眼看着和他关押一起的那个人，不甘受辱，一头从低层的二楼栽下去，硬生生把自己撞死。你们那些为文革叫好的人，还要我提供更多的文革史实吗？我真的还有很多，就我们一个家族都讲不完。我还告诉你们，文革纪念馆总有一天会被建立起来的。
多维
一、大兴县大屠杀的背景
遇罗克在66年写的《出身论》里，列举当权者残害“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过“残酷的‘连根拔’”一句，指的就是发生在66年8月、惨绝人寰的大兴县屠杀事件。无奈的是，我们办的《中学文革报》寿命只有三个月，报纸也只出了七期，尽管每期都尽量揭露、抨击残害人类的法西斯暴行，毕竟篇幅太少、时间太紧，无法完成原订的计划。罗克被捕前甚至幻想编一本书，专门收集、揭露“文革”前后各种令人发指的兽行。
罗克入狱不久，我也被关进同一座监狱，恰巧牢房里关押着一个屠杀事件的行凶者。他虽然无颜宣传自己的丑行，但是其他难友忍不住要传播他耸人听闻的劣迹，并给他起了个“屠户”的外号。
据说许多地方屠杀“黑五类”，是迅速地让他们死去，而“屠户”所在的村子则不然，除了头一天把老的“黑五类”用棍棒打死、把婴幼儿“黑五类”噼成两半儿以外，对于青少年“黑五类”，关起来慢慢折磨着“玩”。他们把男青年倒背着双手，仅仅拴住拇指吊起来，然后施以各种刑法；对女青年，除了吊起来抽打以外，还要进行性虐待。晚上把他们放下来，让他们“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时给在外面工作的“黑五类”发出通知，勒令他们必须回来接受“批判”。几天之后，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
对于少年“黑五类”，他们也不放过。先是几天不给饭吃，饿到了一定时候，扔给这些少年几个茄子，看着他们争抢取乐。原计划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后，就要折磨这些少年。后来上级发出了停止屠杀的指示。“屠户”们起先对“指示”没当回事，依旧每天都死人。据“屠户”说，关押他并不是因为他杀了人，而是没有重视上级的指示。果然后来也没有对他严惩。相反，为无辜惨遭屠杀的“贱民”们鸣冤的罗克，却被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
大兴屠杀事件过后二十年，才有简短的报道出现在书刊上，从而让我们初步知道，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研究惨痛的历史，目的是给后人以镜戒，使社会前进、民族进步，是件很有意义的事。但是真的要深入研究了，却发现寻找史料是那么难！我首先到去年才开放的“北京市档案馆”，在那里竟找不到“文革”初期众所周知的事件的资料。有关“红卫兵”抄家、打死人，农村的屠杀行为，只言片语都没有。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67年3月18日，北京满大街都张贴着公安局军管会的布告（俗称“318布告”），内容是规定了11种人及其家属是应该遣送到农村的。这“11种人”后来成了专用名词，分别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黑帮分子、反动军官、伪警察、伪宪兵、特务。
这么轰动一时的官方公开文件，档案馆里却没有。还好的是，那里有67年3月23日“市人委、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被遣送人员有关安置问题的报告”，还能佐证当时有过遣送人去农村这件事，而且这种恶行从66年开始到67年还没有结束。“报告”指66年被遣送到农村，有部分人又回到北京，其中一半多是“11种人”。“报告”内称为“符合处理办法”，还应该继续遣送。所谓“处理办法”就是5天前发布的“318布告”。
即使这么残缺不全的档案，目录中的不少条目又贴上了不透明的胶纸，看起来一年之内又发现了不该公开的东西。把有“问题”的人撵出北京，要追溯到59至61年之间，当时的北京市长、市委书记彭真有句名言：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只是那时还没有做到大规模的遣送行动。“文革”一开始就施行遣送，可见是必然的。我翻找59至62年的政府有关压缩城市人口的文件，想找到有关“玻璃板、水晶石”的蛛丝马迹，自然是一无所获。从档案馆很难找到需要的资料，我转而去寻找大兴屠杀事件的当事人。
大兴县有十三个公社进行了屠杀，最有名的是大辛庄公社。在那里指挥屠杀的是高福兴、胡德福，这两个人还活着，据说在县城还开着店铺。我最先想找的是他们，如果顺利的话，从他们那里能知道又是谁指挥的他们、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思想动机。
很不容易，托人找到了高福兴的弟弟，却不料碰了钉子，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上级”禁止他再向别人提供屠杀事件的史实。好在事件本身是无法保密的，通过对许多事实的了解，幕后的活动不言而喻。而更大的意义，在于挖掘这种恶性事件的根源，知道为什么发生，才能避免再发生。大兴屠杀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北京市区的红卫兵暴力和杀戮。
如果以66年5月16日作为“文革”的起点，六月初，中学里就出现了充满暴力色彩的“红卫兵”组织，后来人称其为“老红卫兵”。他们的组织原则就是必须具有较高权势的出身。“红卫兵”留给历史两个口号和极不光彩的行为：两个口号是：“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不齿于人类的行为是，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受害的却是毫无反抗能力的、已经被无端压迫多年的弱者。“红卫兵”们在学校里打校长、老师们，“砸烂”了“修正主义教育体制”还不过瘾，又把多余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上，开始了“破四旧”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动。他们的职责，似乎就是无情地揪出新“黑帮”、毁坏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东西、压迫甚至于处死“黑七类”（在“黑五类”基础加上资本家、“黑帮分子”）。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这些“老红卫兵”。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宋叫什么名字，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要武”。
“818”以后，“红卫兵”名声大振。愚昧、偏见加上无限制的权力，使他们已经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灭绝天良的心灵。所谓的“抄家”，往往要没收和毁坏所有财产，即使是孤寡老人，家里的一切也都要抢走，连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还要伴随着“打人”，更是手段残忍至极。“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说是“剃”，其实是连剃带薅，有时甚至干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连头皮都给撕下来。街上常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还在被游街。更残忍的，还要给“洗”头，就是用浓硷水往伤口上浇。
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8月25日，北京市崇文区榄杆市一带，发生了一件所谓“阶级报复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产主”，据说用菜刀威胁了看押他的“红卫兵”。这个“房产主”被打死。这一事件立刻经过渲染传遍了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正在寻衅的“小将”们哪里肯放过，数千名身着军装、手持凶器的打手们乘着公交专车汇集到出事的街道，在这一带“血洗”了七天，无数人惨遭毒打，许多人死于非命。这就是震惊北京的“栏杆市事件”。
这次活动中，在崇文门附近“抄”一个“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
南宫口胡同的邵家，在清朝做过道台，家里储存了不少香油、白糖。“红卫兵”强迫这家人喝香油、吃白糖，受过此刑的邵忠匡先生说，比险些丧命的挨打都要难受得多。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区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并且这股杀人邪气迅速辐射流传到了北京郊区各县，包括大兴县。
二、“831”事件：杀尽“黑五类”分子
2000年2月29日下午，我驱车来到距京城四十多公里的大兴县大辛庄乡西白疃村。经朋友介绍，我要采访韩玉春老汉。老韩今年六十多岁，改革开放以前的几年，是西白疃大队的书记，他的年龄和处境，应该对那个年代不陌生。
西白疃距离大辛庄村四公里，大辛庄所发生的事件，除了本村的人清楚以外，就要数相邻的村民了。果然，老韩夫妇听说我是来了解“文革”那段惨案的，热情而详细地讲了起来。
他们开门见山地说：“你是不是问‘831事件’？”起先我一愣，不明白“831”是指什么，经老韩解释才知道，大辛庄的惨案发生在1966年8月31日夜里，一夜之间杀了一百余口人，第二天（9月1日）上午，县里来人制止继续施行暴行。
所以当地人习惯地称它为“831事件”。况且官方曾经多次来调查此事，为了叙述简明，也有必要给它冠以名称。
这个名称还纠正了我的一个错误印象。我一直以为屠杀“地富”从大辛庄兴起、持续了好几天。看起来，全县的屠杀活动有先有后，但截止日期似乎都在9月1日这天。大辛庄虽然只杀了一夜，规模却是全县最大。靠近公社的六个生产大队采取行动，它们分别是：黎明、中心、昕生、红升、杨各庄、东黄垡；以公社为单位来说，死的人也最多。其中黎明大队死人最多。
大辛庄公社共管辖19个大队，多数大队没有在当天晚上行动，所以后来也就没有屠杀行为。也有反对屠杀的，西白疃就是其中的一个。
据老韩说，当时的大队书记是李树清（女），贫协主席是李树珍，俩人是堂兄妹，平时很看中邻里关系，不擅长搞“阶级斗争”那一套。李树珍过去是村里最穷的人，在庙里诞生，土改前一直就在庙里居住。有一年要让他当大队书记，他说什么也不干，理由是不愿得罪人。
66年8月31日晚，李树清被召到公社开会，组织开会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兴和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为首的“九人小组”。“九人小组”还包括公社副书记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书记贺云喜（音）因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组”关押着，也险些被杀。
会上传达了高、胡从天堂河农场（劳改农场）带回来的新“精神”，让各大队当晚把“地富”份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李树清回到大队，已经吓得腿软，连忙召集大小队干部商量办法。生产队小队长张万义极力反对杀人，他说：“咱们大队的五类份子连同亲属有二百八十多人，这么多人能杀得过来？咱们都没杀过人，就怕杀一个自己就吓趴下了。再说二百多人要是急了，还不一定谁把谁杀了呢。”
张万义是世代贫农，自己又当过“八路”，所以说话硬气，也敢于直接反对。本来队干部们对于杀人就很犹豫，又被张万义泼了冷水，没有人再主张屠杀。李树清说，在公社的会上还有人提议，西白疃“地富”多，如果行动起来人手不够，外村的打手可以来支援。为了防止外村的人闹翻了西白疃，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大家商定派人把守在村外，一律不许外村人员进入。老韩承认，幸亏第二天县里来人制止了屠杀，否则西白疃是否能顶得住这股潮流也很难说。9月1日以后，还有外村的人来贴大标语，指责西白疃的村干部“胆小怕事”、“向阶级敌人妥协”。
韩夫人说：“这村的‘五类份子’们可吓坏了，好多天都不敢进屋睡觉，生怕被堵在屋里遭到屠杀。他们也豁出去了，说，要是来人杀他们，就和凶手拼命。难以想象，在这种状态生活的人们，要承受什么样的精神折磨！
提起三十几年前大辛庄“黑五类”的遭遇，韩夫人还记忆犹新。她说，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噼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
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各处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一个个叫出去，出去一个杀一个，而被关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杀光为止。有的大队干得很隐秘，行凶的都是那些积极分子，第二天早上出工，许多社员发现来干活的人突然少了，才知道一夜间死了那么多人。
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十六个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把活人就往苇塘拖，用绳子套在脖子上，连拖带勒，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靠近公社的大队，好几个都把“黑五类”杀绝了。
我问，那口井还在吗？她说，没有多少天，井里往外泛着白沫和恶臭，村里人把一部分尸体捞出来，埋在了苇塘，然后把井填了。
老韩夫妇在当时，算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我很想听听他们能客观地解释，人们怎么会变成了野兽，难道不知道婴儿是无辜的吗？他们马上想到了“四清”，想到了那时大讲、特讲的阶级斗争。那时就让“地富”子女斗自己的父母。检举父母的“罪行”的，就受到表扬，奖励去“人大会堂”参观；不愿斗自己父母的，也被划成“地富分子”。说明从很早起（1949年），官方已经开始了违反伦理道德的畸形教育，加上固有的血统论观念，难免丧失了人性。
“到了‘文革’，一个劲儿地宣传‘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毛泽东语录）。至于怎么打，各人的理解就不一样了。批斗也是‘打’，拳打脚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反正上级有了命令，谁也不敢不执行。”老韩不怎么多说残酷的暴行，不久我就明白了他的苦衷。原来他的姑姑一家五口，也是惨死在那天晚上。
老韩的姑姑住在中心大队，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和两个十多岁的儿子，仨人都在上中学。她家还有一个最小的女儿，因为穷，四岁时送给了本公社北贺大队的一户人家。那家虽然也是地主成分，但是北贺村文明些，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老韩的姑父叫韩宗信，地主出身。他从小离开家，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后来投降，55年回乡，有罗荣桓元帅签发的“起义证书”。韩宗信把“证书”悬挂在屋内上方，目的是希望靠它能给自己带来一点儿保护。“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有人检举韩宗信藏了枪，把他拘留了几十天，被害前几天才将他释放。
8月30日，老韩听说姑父回了家，特意去看望他，想不到第二天就得知他们全家的死讯。改革开放以后“落实政策”，中心大队给韩宗信唯一存活的女儿一千八百块钱，算是偿还当初没收她家的房屋和全部动产。
偿还如此少的钱，难免让我感到吃惊，韩夫人却感慨地说：“能得到这点儿钱的人也是极少数，多数人家的家人都死光了，大队想给都没处给。”
人总爱有因果报应的善良愿望。我禁不住脱口而出：“这些作恶的人，没有得到报应么？”
老韩说：“有什么报应？主谋高福兴、胡德福也只是关了几年就放了，‘九人小组’里的其他人，该当干部还当干部，没听说谁受到处分。死了的人，连家属都没剩，谁替他们喊冤？！”
韩夫人说：“反正好几年，外村的姑娘都不敢嫁到大辛庄来，怕给宰了。”可惜，这种报应未必报到了作恶人的身上（不是不报，时候没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三、“革命行动”：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
2000年3月3日中午，我第二次来到大辛庄。
大辛庄是个很大的村子，根据当年成立的生产合作社，划分成四个大队，分别是黎明、红升、昕生、中心，名称也是延续合作社的名称。四个大队的村民住房已经连成一片，没有明显的界限。我要采访的人叫李福荣，住在红升大队，紧挨着黎明大队。老李今年70岁，49年以后就当队干部，四清时罢掉了他的大队书记职务，73年才给予恢复，80年辞去书记职务。这天是个混沌天气，可吸入颗粒物的污染指数是500，空气质量是污染程度非常严重的5级。
走进大辛庄的主要街道，俨然是个繁华的小镇。乡政府、医院、学校的大楼十分醒目，几个商店花花绿绿，路两旁是一个挨一个的摊商。尽管类似的小街经常遇到，但是我走在这里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假如现在是33年前的那天，这该是一条多么恐怖的街道，人们还会是现在的这种表情吗？
老李虽然70岁了，却还很健谈，思路也十分清楚。他告诉我，在8月31日那天，仅仅大辛庄这四个大队，就被杀了106口人，最老的八十多岁，最小的是不会走路的婴儿。四个大队之中，黎明杀了六十余个，人数最多；中心、昕生各二十余个；红升行动慢一些，刚杀死两个人，其余尚未来得及屠杀。
9月1日上午，大兴县付县长刘英武、付华忠来到大辛庄制止屠杀，这四个大队的屠杀活动停止了。但是高、胡二人不向各大队传达县委的指示，附近的杨各庄、东黄垡两个大队在9月1日还在杀，这两个大队共杀了二十多人。
从大兴县十几个公社几乎同时进行了屠杀活动来看，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组织者是县或县以上的领导人物；从县委派人制止杀人来看，起码组织者不是县委或县政府。按“文革”初期的形势来看，说话比县委更硬气的是“公安”和刚刚夺了权的“文革领导小组”（或叫别的名字）。从高、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点（天堂河劳教农场）来看，屠杀指示从公安系统发出来的可能性最大，这与谢富治的讲话也正好吻合。
县委出面制止屠杀，并不是县委有多大权力，当时各级党委已经处于“接受批判”的境地，自顾尚且不暇，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去阻碍过左的“革命行动”？据传闻，此事惊动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了话，命令停止屠杀。作为执政者来说，自己的“太子”、“衙内”们杀些人，他们是容忍的，农村的平头百姓们也肆无忌惮地杀人，他们还不好接受。万一引起动乱怎么办？起码国际影响也不好吧，尤其事情发生在北京。9月5日，两报一刊发表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
这篇社论对于制止滥杀无辜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不大。因为执掌生杀大权的人物，是毛泽东、林彪及其怂恿的红卫兵；受害的一方，是毛泽东划定的阶级敌人及其后代。况且这种压迫、敌视、屠杀行为，从49年以来就建立了，59、61年又两次得以提升，以至喊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低人一等的“贱民”阶级。“老红卫兵”从小受到的教育、耳濡目染的客观事实，都是“一个阶级应该压迫另一个阶级”这一套暴力主张，迫害以至处死“阶级敌人”及其后代，他们认为理所当然。
所以，9月1日以后，虽然大兴县的集体屠杀活动停止了，但是各种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仍然层出不穷，且愈演愈烈。
就在大兴屠杀之后，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大会上还宣布：“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在这种情况下，大兴屠杀根本不可能被否定。
像北京城里的“老红卫兵”一样，大辛庄的打手们杀人的手段也是非常残忍的。
以杀人最多的黎明为例，可略知杀人的过程。他们先把年轻的“黑五类”杀掉，做得尽量隐秘，防止引起暴动。然后是无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后是不懂事的小孩儿。婴儿往往是被噼成两半。有的孩子被孤零零地留在家里，打手们到各家搜，见到小孩就扔到门口的马车上，多数孩子被活活摔死了。死人都被埋在村北边的苇塘里，后来人们管那里叫“万人坑”。有的小孩没被摔死，从“万人坑”里还想往外爬，打手们上去就是一铁锹，再把他打回去。见了女人，还要扒光了衣服。
杀人的借口也与栏杆市相似。策划人煞有介事地说，马村的“阶级敌人”举行了暴动，杀了贫下中农，所以“我们”也要把“他们”杀光。五、六十里外的马村到底什么情况谁也不知道，全是听高、胡二人的谎言和煽动。
马村是北臧公社的一个大队，从8月24日就开始杀人，到9月1日已经杀了34人，还关押着108人准备逐渐杀掉。高、胡二人召开完“动员会”，已是深夜，会上决定各大队当夜必须动手，拒绝执行或把消息透露给“阶级敌人”的，按“反革命”论处。
高、胡在公社大院坐镇，派出干部到各大队查看执行情况。对于参加会议的各大队干部来说，尽管气氛恐怖、压力极大，但是多数人还是不敢轻易杀人。老李告诉我，公社南面8里远，有个西梁各庄大队，那里的队干部在散会以后，认为这种命令有些离奇，竟连夜去中南海、北京市委上访，询问此举是否符合中央精神，因此保住了该大队几十口“黑五类”的性命。因为当年上访的大队书记王世荣还活着，我决定去采访他。
临走，我提出想看看中心大队埋人的水井和黎明大队的“万人坑”，老李说，现在什么也看不到了。井口都被铲平了，已经圈进了人家的宅院；当年的苇塘是低洼地，现在已经被推土机填成了平地，看不出苇塘的痕迹了。
我感慨地说，看见街上热闹的样子，想不出来当年是什么样。老李说：“打人以后的好几年，街上都是冷冷清清，一过傍晚，没人敢在街上走。后来才恢复了热闹。”从老李那里知道极少数凶手，在苦主努力追究下，行凶几年后受到如下处理：高福兴、胡德福分别被判8年徒刑（另一种说法是判14年，在“干校”的6年抵刑期，而且还得到了提前释放，至今还享受着退休待遇）；
黎明大队书记杨万杰被判8年徒刑，服刑时在狱中自杀；黎明大队贫协主席杨景云被判8年徒刑，出狱后两、三年病死；东黄垡大队“文革主任”被判监外执行（时间不详）。
我所采访的人，没有不说对他们的处理真是太轻了。但是，他们没有“老红卫兵”那样的好运，因为他们没有那样的出身。血统论主宰着一切！
趁天色还不晚，我又到了西梁各庄王世荣家。已经77岁的王老汉患了脑血栓，已经很难用语言表达了。提起当年的事，他立刻含煳不清地说了起来，还说到东梁各庄活埋了一个人，正想再往下说，语言障碍更加明显，急得他烦躁不安，谈话只好中断。从他和老伴儿那里得知，当年去公社开会、去市里上访的有三个人，如今两个已经去世，唯一存活的他又是这种状况。珍贵的史料就是这样遗失了。幸亏经村里一位老人的建议，我找到了当年也是村干部的刘尚彬家，他虽然没参加公社的动员会，但是主张并参加了到北京市里的上访。
老刘今年61岁，“文革”那年他27，在大队干部里，还算比较年轻的。据他说，66年8月30日，他们大队组织贫下中农到北京大学参观，下午回到公社，刚一下车，有人就通知大队干部留下开会。王世荣等三人留在公社，老刘带着社员回家。
这个会，就是要各大队屠杀“五类分子”的动员会。会议整整开了一宿，天快亮的时候，干部们才回到各队。会上说，北边有股潮流。“阶级敌人”要杀贫下中农。所以贫下中农要先下手，从8月31日开始，杀光“五类分子”。
西梁各庄大队的干部们研究认为，公社的这种决定有点儿反常，明白自己并没有处决他人的权力。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到市里咨询一下，看看更高的上级是不是也号召杀死“阶级敌人”。他们先到了国务院，没有人来接见。又到国务院设在府右街北口的接待站，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起码七天以后问题才可能解决。他们再到北京市委接待站，受到了李（女）、王二人的接待，而且表扬了他们的举动。这两个人还说，他们只知道马村正在杀人，还不知道大辛庄也开始杀人了。他们表示这么杀人不对，一定要到大兴县去过问此事。
9月1日以后，县长付华忠和军代表刘英武到大辛庄公社给大队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上级禁止屠杀的指示，几个杀了人的大队还很不服气，坚持认为他们做得对。他们甚至对没执行杀人命令的大队干部怀有敌意，指责不杀人的干部向“阶级敌人”妥协。况且，他们强调，即使错了也是执行公社的命令；当初动员会上，也没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
老刘说，得到了明确的指示，他们肯定自己做对了，于是召集“黑五类”们开会，传达“十六条”精神（其中有一条是“要文斗，不要武斗”），让他们安心。这些“黑五类”们，头发都被剪得乱七八糟，又受到了几天的惊吓，一个个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得知自己和家人不会被无缘无故地杀害了，感动得不得了，一个劲地表示，今后一定好好干活，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68至69年间，老刘在大兴县的鹅房干校，见到高福兴、胡德福在那里下放劳动。70至71年，要求处理他们的呼声太大，才给他俩和几个大队干部判了刑。据说在判刑前，高福兴被安排在礼贤公社当干部。86年，对他俩又进行了重新处理，这次似乎减轻了他们的个人责任，强调了当时的环境因素。
四、杀！霸占“黑五类”的妇女
北臧公社位于大兴县的西部，那里的屠杀行动要早于大辛庄，从66年8月27日就开始了。有三个大队杀人，它们分别是：新立村死53人，马村死34人，六合庄死11人，共计98人。
98年出版的《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远方出版社）一书，有一篇张连和先生的文章《五进马村劝停杀》（全文附后），描写了他亲眼见到的杀人现场：
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5间、东厢房三间。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院外运尸体（据说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审问者个个横眉冷对，耀武扬威，个个手持木棒、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他们高声逼迫被审者交出“枪支”、“地契”、“变天帐”；只要说没有或者不吱声，凶器就会伴随着呵斥声雨点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车外运，没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儿，长得非常漂亮，被反绑双手跪在70多岁的奶奶身边儿，非常害怕地看着持棍者，生怕灾难落在自己身上。只见一个持铁棍的年轻男子来到小孩儿身边厉声问：“快说，你们家的变天帐藏在哪儿了？”小孩儿哆里哆嗦地说：“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说着扬起铁棍向小孩儿砸去，正砸在背后的手上，只听“扑”的一声，小孩儿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断裂，鲜血如同水壶往外斟水一样，哗哗地往地上流……接着又逼他奶奶交代……两个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妇女拉进刑场院内，一脚把她踢跪在地上，这时，来了一个手持剪子的年轻妇女，把这位中年妇女的头发剪掉，接着审，她不言语，被两皮带打躺在地……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推出院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锹，又装在车上运走了……他们要一位30多岁的小伙子交出“准备反攻倒算”的枪支，因受刑不过说在家中东屋顶棚内。于是，派出两个人随他回家抄取。到家后一找，顶棚里没有，又指挖房山、影壁、院墙，均未找到。小伙子又被打，他又说在自家坟地内。于是，又带他去坟地，当他们走到街上一个水井旁时，小伙子冷不防一窜跳入井内。他们说小伙子是自绝于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绳子拴牢大四齿续到井里往外捞…………他们在村内东、南、西、北四方设四个监狱，分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监，另设一个刑场，随捉随人，随提随审，随杀随埋，真乃一条龙行事。他们从8月27日夜陆续将“坏人”入狱至9月3日，长达一周的时间，虽然每天都送点儿吃的，但也食不饱肚。在放人的这天，我们来到监禁儿童的地方，有人将生秋茄包子放在孩子们的面前时，个个争抢食之，狼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泪。
2000年3月20日，我见到了张连和先生，表达了我对他当年冒死救出马村的108人的敬意。1966年9月1日，县委书记王振元带领张连和等十余人，到马村劝阻杀人。杀红了眼的民兵们“手持木棒、铁棍，有的还手持铁锹、刀子”对来人“如临大敌，不准前进一步，否则后果自负。原来，马村的杀人干部事先在村子四周设立三道防线，不准出入。”王振元他们硬冲了三次，才被允许排队进入杀人现场。
又与大队书记李恩元谈判，从下午直到半夜，才说服了他们停止杀人。李恩元们反复强调的就是：“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手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和“要求杀绝，不留后患”。
事隔三十多年，张先生想起当年的行动还有些后怕。那个年代，想给谁扣个“帽子”非常容易，向着“阶级敌人”说话，起码算得上“阶级立场”有问题。这种不明不白就送了命的人多的是。和他一起去劝停杀的人中，有的被吓得几乎坚持不住，可见当时的恐怖场面。
我很关心他在文章中写的那个漂亮的小孩和跳井的青年的命运，他难过地说：“都死了。小孩失血过多，不久就死了。那个青年被从井里勾出来，身上扎得乱七八糟，弄到地面，又挨了一阵铁锹、棍棒的毒打，不被淹死也被打死了。”他形容李恩和的外貌，正是我在狱中所见到的“屠户”，据他说关押不长时间就被释放回家。
我又问到县委书记王振元的下落，他说，67年被揪回浙江省乐清县被批斗，从此再也没有消息。张连和曾三次用公函找当地组织部查问，均未得到回音。为了了解北臧公社的情况，我又拜访了“文革”时在大兴县文化馆工作的王哲仁先生，他曾经对北臧公社的屠杀事件做过细致地调查，而且他本人就是北臧村人。
王先生在49年以前就为共产党做事，解放后是北臧村第一届团支部书记、付村长，王夫人是第一届村妇联主任。49至63年间，给老王定为中农，到了63年以后，由于强调了阶级斗争，把他的成分改为地主，为此险些要了他一家人的命。幸好北臧村没有杀人，否则绝对逃脱不了厄运。
提起那段痛心的日子，老王马上想到了54年和他一起学舞蹈的学员。当时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一个家在大辛庄的东安村叫方俊杰，一个家在大辛庄的昕生叫谭润方，死得都非常惨，据说谭润方的女儿也被铡死了。老王至今都十分惋惜。
同样让他们夫妇伤心的是，王夫人表姐一家有四口人住在北臧公社的新立村，也都死于非命。王夫人的表姐夫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处死，从此这一家人就成了异类。幸好两个成年的儿女进城参加了工作，村里的人去工作单位要他们回来，单位没放，总算躲过了这个劫难，可是家里的寡母和弟弟妹妹却没有躲过去。他们上中学的妹妹，就是在放学的路上被活活打死的。
直到今天，王夫人那位幸存的外甥女，还没有从当年的阴影里摆脱出来。55岁了，还过着单身的生活。她想起亲人的遭遇，就失去了生活的热情，自然对家庭也没有了兴趣。
老王的大儿子，亲眼见到了新立村的杀人。66年8月27日那天，他们一帮学生游斗北臧中学校长马泽林，走到了新立村。村干部把村里的“黑五类”们也押来陪斗，让“黑五类”们跪在玻璃碴上，直到碎玻璃都扎进了膝盖。一群打手觉得还不解气，又用棍棒没死没活地朝“黑五类”的头上、脸上乱打。
学生们看出来打手露出的杀气，吓得急忙把校长团团围住保护起来。他们虽然游斗校长，并没有想要他的命。“黑五类”们满头满脸的鲜血，更激起了打手们的兽性，他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黑五类”们连大人带小孩儿全都活活打死了。
行凶的动机，不少都出于个人的恩怨，甚至是为了个人的一点儿私利。有一户姓陈的户主当过伪军，论成分，他家还应该算是贫农。杀不杀这一家，村干部很有争论。陈家的两个儿子跪下央求说：“别杀我们，我们不为父亲报仇。”一个姓田的不由分说，用杀猪的通条扎死了这一家人，原来他欠了这家的钱，为的是能不还。也有的人借过“五类分子”的东西，急于杀人赖帐。
更有甚者，霸占“黑五类”妇女，美其名“给你换换成分”。
行凶的人心态也各不相同。在新立村，有个赶车的把势，在装运尸首的时候，发现一个三岁的女孩儿还有一口气，他看她可怜，为了救她，把她藏在车辕底下。不料在车子的颠簸中，女孩儿苏醒过来，被别的打手发现，过去就把她噼成了两半儿。车把势终于忍无可忍，扔下鞭子不再干了。
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些甚至是打手们精心的策划。比如一帮打手守在被害人的屋门口，把被害人叫出来。被害人刚一出屋，他们就用事先准备好的铁丝迅速套在他的脖子上，两边使劲勒，让他出不了声音就被勒死，然后好接着叫他家的别人。也有的事先在被害人屋门口拉好了电线，人一出来上去就电，为的也是不让他出声，好顺利地杀害他的全家。
最残酷的莫过于对待老人和小孩儿，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凶手毫无顾虑，可以为所欲为。受难者只能眼睁睁地走向死亡。在马村，有一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当凶手们向他们身上扬土时，抱在怀中的小孩儿说：“奶奶，迷眼。”老人无奈地说：“一会儿就不迷了。”
五、结束语
事情虽然过去三十多年了，每当回忆起这些曾经发生在身边的丑闻，总是难以克制愤恨、悲凉的心情。所以愤恨，是因为凶手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他们给全体民族带来耻辱。而且，至今他们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悲凉，是因为人的生命竟会这样轻易地被剥夺，谁能保证，下一个不会是自己？而且，至今没有一个当年的凶手出来道歉或者忏悔。
不能惩恶，谈不上社会的稳定；不会忏悔，就没有进步的可能。最使我困惑的是，一个疑问永远在缠绕：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丑陋的民族吗？
在采访的时候，大辛庄方圆几十里的农民都说，大辛庄可是个好地方，周围都是沙包地，惟独那里是胶泥地，产粮多；那里还是个“文化村”，出过许多“文化人”。
这么一个生活富足、文明程度较高的村落，怎么就变成了杀人魔窟？那里的人怎么了？中国人怎么了？
我想通过一个一个地区的调查，逐步解开这个迷团。
中国是幸运的——看看柬埔寨伟大的共产主义实践
本文载自《一个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国图志》，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
提起柬埔寨，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都知道有个西哈努克亲王。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国内右翼朗诺集团乘西哈努克出访之际，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西哈努克流亡。因为怕得罪美国，一直支持他的法国和苏联都拒绝接纳他。在西哈努克走投无路时，毛泽东收留了他，帮他在北京组织了流亡政府，并收养了这个政府，西哈努克本人也一直继续享受着国家元首的待遇。
几年后，在他的王国上演了一场比文革更惨烈的"革命".他的盟友——柬埔寨共产党政权"红色高棉"推翻了朗诺集团后，实行极端左倾的共产主义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清洗，其残忍度和规模比中国文革有过之而无不及。西哈努克自己的十八个亲人（一个儿子、二个女儿、二个女婿、十三个孙子）被杀害，亲王夫妇遭软禁，不准外出、不准见客、不准通话通邮，如果不是中方关注，他也早已遭殃。在红色高棉统治的短短四年时间，柬埔寨有约250万人口被害（当时柬只有800万人口）。在柬埔寨的中国华侨也未能幸免，70万人中将近一半遭到残酷杀害。
红色高棉垮台后，柬埔寨人建立了红色高棉的"罪恶馆"，将挖掘出来的尸体、骷髅和当时杀人的真实照片陈列出来，供人民参观。相比较中国而言，百岁作家巴金老人早已去世，而他所倡导的文革博物馆至今都还没有建起来，甚至连影子都没有，我从内心更佩服柬埔寨人敢于正视历史的勇气，这也更增加了我对这个和中国有过同样经历的国家的好奇。
华人经济的国家
我们的第一站是金边，导游首先带我们去了"中央市场".它是"金边的地标"、"生活艺术博物馆"，是法国殖民者在 1935年建造的。十字形圆顶建筑，从空中俯视，就像一个巨型电风扇。建筑内部无梁无柱，四通八达，是金边最繁忙的市场之一。市场内各种商品应有尽有：工艺品、珠宝、旅游纪念品、佛像、盗版书、明信片、服装、各种电器、日用品、水果、蔬菜、花卉等等。而中央市场里面的商人基本上都是华侨和中国大陆商人，导游向我们介绍说，虽然柬埔寨90%是高棉民族，华侨只占人口的5%（30多万），但华人控制着国家80%的经济。华人在柬埔寨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绝大多数华人从事商业活动，国家税收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华人公司、工厂、银行。去年中国企业对柬埔寨的投资额比2004年增长460%，成为最大外来投资国，北京向柬埔寨发放了数亿美元的贷款和援助，远远超过美国提供的6200万美元援助。在柬的华人中，以潮州人最多，其次是广东人、客家人、海南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在那里生活了好几代。现任柬内阁中，超过半数以上的部长包括总理洪森的妻子，都有华裔血统。
西哈努克大道上的独立广场中央屹立着"独立纪念碑"，四根巨柱上镌有七层莲花蓓蕾形宝塔，每一层四周的"花瓣"都是精美的"那伽"雕饰。这座独立碑，是纪念1953年西哈努克亲王带领人民赢得民族独立、结束法国长达90年的殖民统治而修建的，后又改为胜利纪念碑，用来纪念那些死于内战的高棉人。
在银阁南面的广场上，我们还看到"柬越友谊纪念碑".这是一座用白色石头垒起来的纪念碑，它被艺术家用刀斧噼出伶俐的线条。纪念碑上三个人紧紧地矗立在一起，一个女人手里抱着一个婴儿。我端详石头上的脸，想起罗大佑的歌《亚细亚的孤儿》："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面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柬埔寨曾是亚洲的孤儿，被抛弃很长时间，尤其在四年的国内大屠杀中，国际社会竟没有人出来阻止红色高棉的暴行，最后还是原红色高棉的洪森倒戈，带着越南人打进来，才让大屠杀住了手，所以柬人提到战争，总会触到心灵的伤痛。
红色高棉——恐怖的回忆
一谈起红色高棉，我们的司机小陈和导游蔡先生就表现出对红高棉及前领袖波尔布特的仇恨，他俩都是当地华侨，司机小陈一家有四人被害，导游蔡先生家中也有三人被害。团中的知识分子与我都极力想听华侨蔡先生亲身经历的故事，旅途车中，在我们不断的提问下，三十六岁的蔡先生尽管不愿回忆辛酸往事，但还是断断续续地向我们述说当年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1975年4月17日是柬埔寨人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红色高棉荷枪实弹的军人们，勒令全市老百姓三天之内必须离开金边，说："你们用不着带城市的东西！三天之内就回家，谁也不准留下！美国人要轰炸金边！美国人马上要轰炸城市了！"开始，一些居民不肯离开家园，采取观望态度。后来敌不过士兵的逼迫，四天之内，200万人口都被强制离开，包括老弱病残。有"东方小巴黎"之称的金边顷刻间成了一座有路无人走、有车无人开、有房无人住的"鬼城".大部分金边人没有料到此行竟是一条不归之路，人们丢下产业，匆匆离去；也有人预感到前景不妙，将金银首饰等细软随身携带。蔡先生父母给兄妹四人随身带了些干粮，没想到这点米日后成了他们的救命粮，使他们与死神擦身而过。为了消灭富人、把所有柬埔寨人统统变成穷人，红色高棉把家具、冰箱、电视、汽车、书籍等生活用品，当作"革命"的对象，通通烧掉，砸掉；货币被取消，黄金、白银、美金成了粪土。那些只带了货币的人没多久就发现，一夜之间这些钞票变成了废纸，在赶往乡下的长途跋涉中只能作手纸用。许多华侨几代人都在金边开店铺做生意，仅仅几昼夜间，他们与金边人一起被迫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地方，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有幸到达目的地的人，一落脚便开始了原始的刀耕火种的日子。红色高棉为了把每一个城里人改造成农民，要求每位"新人"必须重新登记，交代以前的历史，几乎所有人都虚报出身。
那时，男女老少一律只能穿黑色长袍或中国文革式的中山装，妇女不论多大年纪，必须剪清一色的齐耳革命头。不许自由恋爱，婚姻由组织指定配对。家庭也被解体了，成立男、女劳动队强制劳动，"吃"在公社大食堂。刚开始还允许每家领取一天的定量，后来有人私存余粮以备不测，柬共乾脆改为每餐配给，搞彻底的公有化改造。没过多久，粮食的配给越来越少，饭也由干变稀。人们开始以野菜、草根、树皮果腹，很快，连这些"美食"也找不到了，每天都有人饿死，而活着的人连挖坑掩埋死人的力气都没有。最后，因饥不择食，有人开始吃蚯蚓、甚至吃死人肉，全国饿殍遍野。活着的人除了白天种地修渠，晚上还要开会学习。精神脆弱的人看不到痛苦的尽头，还没等到饿死就自行了断，蔡导的那对年幼体弱的弟弟妹妹就是这样死去的。
蔡导的父母一再叮嘱兄弟俩咬牙挺着，说："我们是华侨，祖国会出面来救我们的。"当时有几十万华侨都咬紧牙关，盼星星、盼月亮地盼望毛主席来救他们，因为当时红高棉政权的报纸都刊登了中国派出不少专家团来柬援助的消息。华侨不理解："中国是红色高棉的最大支持者，这些忘恩负义的豺狼为什么要屠杀华侨？难道中国政府会坐视不救？"有一次，蔡导父亲和一群人在山上劳动，看到了中国标志的飞机，许多人拼命挥手、放烟火发求救信号，结果竟被红高棉枪毙了几个人。还有一次，村里一个红色高棉的翻译告诉华侨，离他们不远处有中国派出的建设专家小组驻扎地。村里几个胆大的华侨年轻人冒险去报信求救，结果反而被这些中国人出卖，给红色高棉抓起来。公判大会上，一个自称中国派来的干部带头喊口号："中国政府坚决支持红色高棉政权的革命斗争！支持打击阶级敌人、打击特务反动派！"那几个去求救报信的青年华侨都被枪毙了，这对华侨们来说是一次致命打击，大家彻底失望了，知道毛泽东是支持红高棉的。柬埔寨的华侨成了被祖国抛弃的孤儿。
蔡导一家和华侨们度过了三年八个月地狱般的生活，终于盼到救星洪森领着越南人打进了金边。骨瘦如柴的母亲在解放前的二个月，终于支持不住而活活饿死，临终前一手拉着兄弟俩，一手拉着丈夫，说中国广东老家有她的亲人，一定要逃脱红色高棉的魔爪。父亲总算坚持带着他兄弟俩从地狱爬了出来，可终因积劳成疾，回到金边第一年就得重病去世了。临死前他一直跟蔡导兄弟俩说："我不要死，我要活下去，要看到红高棉会有什么下场？"政府后来的调查统计显示，这期间有100多万人在红高棉的迫害下，死于营养不良、劳累和疾病，华侨就有几十万。
听了蔡导的故事，团里有许多人流下眼泪，好几位老师鼓励他把这种刻骨铭心的经历写下来，教育下一代不要忘记过去。蔡导说，欣慰的是政府要公审红高棉的决定今年又提出来了，我们兄弟俩每年祭祀时，都会把这好消息告诉父母的在天之灵。
"罪恶馆"——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屠杀
在中方旅行社安排的行程中，原本没有参观罪恶馆的活动，我很失望。打听后才知道，原来是怕中国游客参观后回国宣传影响太坏，所以取消了柬方安排的这些参观项目。关于红色高棉的故事，中国尽量避而不谈，政府也不希望人民知道。什么原因？说穿了这是件中国政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打掉门牙往肚里咽"、有苦难言的事情。中方旅行社越是不愿意带我们去参观这些地方，反而越增加了我的好奇心。一到金边，我就向当地导游提出要参观红色高棉的"罪恶展馆"，柬方导游的回答也很简单：只要我们同意，另外增加费用，他们可以安排。幸亏我们是个八人的小团，有一半是知识分子教师，在我的鼓动下，大家一致同意前去参观。
纪念塔共十七层，陈列着遇难者骷髅，8000颗头盖骨按性别、年龄密密麻麻排列着，暗淡的光线下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白光。这样的杀戮场在柬埔寨有二万处。
红色高棉执政的三年八个月二十天，每一天都是在杀人中度过的，其恐怖程度空前绝后。S-21杀戮场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被发掘的，挖出了近9000具尸体。导游说，沟渠对面还有许多死人坑尚待挖掘，但纪念塔实在堆不下那么多头骨。红色高棉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导游顺手拿起几个头颅骨，指给我们看头盖骨上斧头砍出的裂痕，又指着有子弹眼的头骨说，"他们算幸运的，因为痛苦少一些。"最残忍的是对妇女和儿童的暴行：暴徒们倒拎着孩子的双脚，将头对着大树"砰"的一声死命砸过去，至今还能看到大树上嵌着的小孩牙齿。妇女则在遭强暴后蒙上双眼，一丝不挂地遭重棍击毙。团里三位女同胞受不了这样血腥的场面都逃了出去，一个男同胞呕吐着也退了出去，只剩我们四人坚持着看完。
我踩在万人坑旁的泥土上，心里像被一团棉花堵着透不过气来，我本能地深呼吸一下，突然闻到一种别样的气味。仔细琢磨，天啊，分明是腐烂的死尸气味！虽然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直至今日居然还隐隐散发着阵阵恶臭！
下午，导游继续领我们去参观一所中学改造成的集中营（原杜斯兰监狱），现在作为金边唯一的"波特罪恶馆"对外开放。团内一半人吓得不敢再去参观，被安排去商场，我和其余三位教师则坚持去参观。六十三岁的退休王老师是唯一的女性，我问她为什么坚持要参观？她告诉我，她父亲原是一所市重点中学校长，文革中就是被红卫兵整死的。她永远不会忘却这段浩劫的历史，所以也更想知道红色高棉是怎么样学习中国文革的。她跟我观点一样，认为每个到柬埔寨来的中国游客，都应该去参观红色高棉的罪恶馆，因为中国至今还没有建立"文革博物馆"，在这里可以帮我们了解这段类似的历史，反思过去。
1979年在这所集中营关押的全是政治犯及其家属，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老师、工程师，包括躺在母亲怀里的婴儿。当时波特把他们又骗回金边，关在这所中学里全部杀光。这里曾先后处决过近两万人，进来的囚徒差不多全死在里面。洪森领越南人打进来时，生还者仅剩七人。四幢教学楼，间间有冤魂，阴沉沉的。我们站在操场的一块纪念碑前，讲解员告诉我们，你们脚下三米处就是红色高棉当时杀人的万人坑。我顿时感觉一股阴气直逼脚底，浑身直冒寒气。在集中营里，我看到三幅印象极深的照片，一幅是当时外交部长郑璜，被处死的方式是活活捆绑着，把他的内脏挖了出来；另一幅是他漂亮的妻子，被轮奸后用铁钉活活锤打在乳房上；还有一幅是把他19岁的儿子关在一口棺材大小的铁笼里，里面放进剧毒的毒蛇、蜘蛛、蜈蚣。红色高棉的这些法西斯暴徒们还别出心裁地设立了哑巴牢房——目的是为了防止施行酷刑时被害人喊叫，在牢饭里放药，使囚徒变哑巴；十平方米硬塞进了二十名囚犯，永远站立直到死去为止；为了节省子弹，红色高棉的暴徒们用铁镣、刀、棍棒拷打犯人直至死亡；甚至把人吊在烈日下暴晒，再活活剥皮；把婴儿抛向空中，比谁用刺刀挑得准……
集中营每个教室里都陈列着无数的人头照，有的显然是死后补拍的。照片上的妇女，包括小女孩一律齐耳短发，个个脸上显出疲惫、哀戚、痛苦、恐惧和绝望的表情，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是一个惨绝人寰的故事。与这些曾经是活生生的人面对面，站在他们饱经折磨而告别人世的土地上，我的汗毛根根竖起，我的心因痛苦而哭泣。在后来的几天里，一闭上眼睛我就看到森森白骨，沉重的心情久久挥之不去。
当年杜斯兰监狱摄影组长后来坦白说，柬共规定对每个受害人要拍照留案底，重要犯人在处决前后，都要拍照片送给波特与宋成过目。杀人犯都是一些十六岁的波特青少年兵，经过红色高棉的法西斯灌输，这些未成年人成了杀人工具。红色高棉搞政治清洗与中国文革如出一辙，除了整肃党内异己，普通百姓也被以越南苏联间谍、美国特务等罪名疯狂屠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波特仇恨富人、美女、知识分子、侨民，认为他们是剥削阶级、不听话，是革命的敌人。
从杀戮场出来，我仿佛听到成千上万的冤魂在炼狱般地嘶吼和哀号。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之下，暴徒们竟以千千万万同胞的生命为代价，去实现一两位暴君的所谓伟大理想！悲惨的是，这些冤假错案如今连平反都失去意义了，因为绝大多数遇难者全家都被斩尽杀绝了。
波尔布特——其人和毛泽东
参观这二个罪恶馆后，我与同团知识分子老师一直在讨论。大家认为波尔布特深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早在柬共上台前，波特就师从中共，1965年，波特在北京与康生首次见面，两人惺惺相惜，相见恨晚。康生传授的铲除内奸的理论，更激发了波尔布特的阶级斗争观念。1965年11月到66年2月他一直在中国学习取经，当时不少中国领导人接见他，为他打气，暗中援助他。极左理论家陈伯达和张春桥多次教授他"文革"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继续革命"等极左理论。文革时他又多次到中国秘密取经，还得到过毛泽东的接见，那时正是毛对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坚信不疑、豪情万丈的时候。波特像小学生一样聆听偶像的一番"谆谆教诲".他亲眼目睹了中国文化大革命高潮，毛泽东试图消灭一切阶级区别，全国男女老少都穿蓝色中山装和军装；知识被视为万恶根源，学生不读书，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劳动改造；残酷打击各级干部和一切"牛鬼蛇神"，全国搞"文攻武卫".他感到热血沸腾，像是被注了一针强心剂，巴望着早日在柬埔寨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当时毛泽东对红色高棉的经费资金、武器装备提供无偿援助，就像对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兄弟党一样，要什么给什么。在中国的援助支持下，原本弱小势力的红高棉，在几年之内迅速成长，并攻占了金边。
1975年柬共上台后，波特的一号命令与林彪如出一辙，以战备为借口把城市居民全部遣散出城。"革命"先从肃反入手，凡曾服务过朗诺政权、对新生"红色高棉"不满者、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一概格杀勿论。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对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华侨及其它专业人士大开杀戒，焚书坑儒，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然后是种族和宗教迫害，连会说外国话也是死罪。红色高棉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关闭或摧毁所有的教堂和庙宇，佛教徒被迫还俗，回教徒被强迫吃猪肉。
波尔布特还热衷于搞内部清洗。三年多，就搞了五次大规模的清洗，不仅把越南培养的共产党员清除掉，而且把与自己意见不同的法国留学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也清除掉，最后清洗华侨干部与一切他怀疑的人。三年里，这个疯子杀了自己手下十万干部与党员，连自己最亲密的战友宋成也杀害了。波特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正像毛泽东接见他时赞扬的那样："我们想做还没有做的，你们却在实践了".在1978年周总理夫人访问柬埔寨时，还大大称赞他一番，说："中国人民要像小学生那样虚心向红色高棉学习。"杀光人后，波特开始搞变态的社会主义，废除货币、搞文化荒漠、不要城市、不准自由、不准自由来往、不准自由恋爱、婚姻由政权分配、不准宗教存在、一切合作化、军事化。波特首先"禁商从农"，商人被赶离原居地到农村和荒野去安家落户，没有商店，政府就在每个市镇开办一个合作社以代替。废除货币，人们只好进行物物交换，因为波特认为如果不使用货币，美国特务就无法进行活动，就不能用货币收买人心。他还在全国"建立合作社"，农民所有田地、生产工具、牲畜、包括家里一切锅盆碗碟都必须交公，再由公家统一使用。使农民真正成了"无产者"、"穷光蛋"，来杜绝他们的私有观念，让他们丢掉旧包袱，一心一意轻轻松松走上社会主义。柬共还规定全国人民，依年龄、性别，分别住在老人区、儿童区、男青年区、女青年区，夫妇每月可以同住一次。柬共认为：爱情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男女婚姻就如猪狗配种一样，由主人指定，为革命服务。分配的婚姻事前保密，举行革命婚礼时才由政权当场宣布。柬共废除了传统家庭生活，建立起"崭新"的军营生活，男人穿黑衣服，女人留短发，每天起床、劳动、放工、吃饭、开会、学习、睡觉都依上级规定的时间进行。当时柬埔寨国门被封闭，受害者无路可逃，只能束手就擒，惨遭杀戮，整个国家没有商店、庙宇、学校和公共设施。人类文明在柬埔寨降低到历史的最低点。
这些故事，对我们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来说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不同的是，在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柬埔寨走了一条集中国的"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为一体的腥风血雨之路。
被称为"杀人魔王"、"暴君"的波尔布特对柬埔寨国内大多数人来说至今仍是个谜。就连波尔布特的那些党内变节者，至今仍把他比作"圣人"，吃不透他，"莫非他的友善是伪装的？难道他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政治动物，一个真正的信仰者，或两者兼备？"中学教师出身的波尔布特，外表给人的印象是温文儒雅、有修养、待人热情，没有半点残暴性格的迹象和背景。波特1925年出生于磅同省波列斯布村一个中农家庭，家里有一些地，还有牛，生活还过得去，父母生了九个孩子，他是老八。越南入侵时，他的四个兄弟和一个姐姐，还有几个侄子被越南人杀害了，所以他与越南不仅有国仇，还有家恨。他9岁出家当了小和尚，12岁时还俗，15岁才进金边中学，1949年毕业于柬当时唯一的一所技术专科学校，同时以优良成绩获得到法国留学的奖学金。留学法国时，波特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50年与英萨利等十几个留法学生组织了海外第一个"柬埔寨马克思主义小组".他说过：当时他对资本论还看不懂，但他喜爱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及关于农村包围城市和阶级斗争的著作。他是第一个回国参加武装斗争的留法学生，直到后来成为柬埔寨共产主义的超级领导人。据说：波尔布特在临终前，对自己一生的行径毫无悔意。他言之凿凿地称他追求的是共产主义理念，而不是残杀人民，因此"我问心无愧".看来，波尔布特是在死不甘心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在我看来，波尔布特的悲剧根源，客观方面是奉行集权主义，形成一党专政一人专权的结果。主观方面是贪权贪位，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奉行教条盲目、脱离实际，思想僵化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他只关心那个抽象的"人民"，却早已忘记了人民是由一个个有感情有思想的具体的人组成的。只有对每一个人的爱，才有可能使社会走向一个更加进步的未来。那些打着"为人民服务"却在同时大开杀戒的波尔布特之流，不过是用自己的理想在屠杀同胞而已。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波特认为中国也变修了和苏联一样，但他没有像阿尔巴尼亚等国那样大骂中国，因为他需要中国这座靠山，他还需要中国的各种援助，所以才不致于为这件事和中国闹翻脸。
据说波特在后期曾后悔过，他认为自己的社会主义搞过头了。他评价自己1979年前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之后他决定放弃在柬埔寨搞社会主义。他说：在柬埔寨只有红高棉根据地的少数农民支持搞社会主义，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都不支持。而且在国际上支持越南打柬埔寨的国家倒是苏联与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他得知联合国要公审他罪行时，曾表示愿意接受审讯。我想他一定会有话要说，从而使人们能清楚地了解这个极左的共产主义是如何形成和决策的，为什么对国家与民族造成如此灾难性、灭绝性的破坏，以便对国际上现存的极端主义起惩戒作用。没有料到，他突然撒手人间，许多历史教训与历史秘密也随之一起进入坟墓。
洪森——红色高棉的倒戈者
红色高棉的残暴注定了这个政权是兔子尾巴，但是，柬共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地土崩瓦解，却得益于越南的入侵。对于促成1979年越南的入侵，现任柬埔寨王国政府总理洪森起了关键作用。
洪森出身贫寒，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出于对西哈努克的热爱和对"美帝"的义愤，少年时代的洪森投笔从戎，参加了红色高棉，因为他的勇敢与才华，所以从排长一步步晋升到师长。但渐渐地，他发现波尔布特倒行逆施，残酷镇压人民，他的信心开始动摇了。后来洪森因拒绝执行屠杀穆斯林的命令，反过来被红色高棉追杀，遂起倒戈波尔布特的念头。1977年，洪森率部逃亡越南，不到两年就联合越军杀回金边，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1985 年，33岁的洪森成为柬总理。他是柬的强人，也是铁腕人物，洪森说："我的成功在于勤奋，靠的是自学".1990年他完成的首部理论著作《柬埔寨10 年》，获得好评，并曾靠自学获得美国南加州大学授予的法学博士学位。对于这一段历史，文学才子洪森始终有一种"耻辱的隐痛"，由于历史的原因，柬越两国有世仇，洪森的政敌以民族尊严为由，揭洪森伤疤，奚落他效忠河内、引狼入室；还有人攻击洪森以红色高棉的悍将起家，也应为大屠杀承担部分责任。而洪森强调自己对国家的赤诚可昭日月，去越南是无奈的选择。他认为越南是有恩于柬埔寨的，因为当时国际社会并不是不知晓红色高棉的血腥屠杀，苏美中等大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没有人出面干涉，连联合国也视而不见。在鱼与熊掌难以兼得之下，洪森冒死潜入越南，演出了一场类似中国古代申包胥哭秦廷的故事。所以日后人们一提起越军侵略柬埔寨时，洪森总要激动地把"侵略"一词纠正为"解放".无论"侵略"或是"解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越南出兵，红色高棉决不会在短短四年不到的时间里就迅速垮台，柬埔寨人民的灾难还会更加深重。
洪森随后又一手策划了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的投诚。波特死后半年，1998年12月他的左右手乔森潘及农谢便向当局正式投诚。在记者会上，他们为过去的战争和种族屠杀给民族造成的灾难，向全体柬埔寨人民谢罪道歉。满头白发、神情疲劳的乔森潘，声音沙哑，不敢正面回答记者问：谁应当对过去柬埔寨死去的数百万人负责？他唯一欣慰的是，没有重复1991年到金边谈判时被愤怒的群众打得头破血流的场景。而隐姓埋名多年的警察头子杜克也洗心革面，在皈依了基督教以后，主动向柬埔寨政府自首，愿就当年的罪行接受人民的审判。
关于对柬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红色高棉，洪森在1996年答德国记者问时说了一段值千金的话："没有任何政党（包括个人）能用枪杆子长久统治国家的！即使毛泽东再世、斯大林再世、列宁再世、金日成再世，也不能使共产主义在柬埔寨复活！今天柬埔寨的民主多党制是不能取消的，因为这是付出二百多万条生命才得来的历史结论。"
棘手的公审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杀一个人比杀10万个人要有可能受到审判。
——科菲.安南（前联合国秘书长）
这是一段悲惨而又令人尴尬的历史，中、美、法、苏等国因牵涉到各自的利益，都不太情愿翻这笔历史烂账。但这段历史是柬埔寨人民的心魔，审判红高棉就是除却心魔。
中国曾是红色高棉（"赤柬"）最大的精神和物资支持者。当然支持柬共除了意识形态，还有地缘政治的考虑。当时的越南向外扩张势力范围，中国担心它独霸印度支那，对中国构成威胁。而在"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的三方中，西哈努克和曾任朗诺政府总理的宋双，无一有军事实力抵抗越军，唯有红色高棉具备相对的作战实力。在红色高棉后期，中共意识到波尔布特搞的是与文革一样的"极左"路线，但是，同红色高棉反目等于否定了毛泽东，何况与波尔布特私下的秘密武器交易如果抖出去会影响中国的形象。所以明知这是一块烫手山芋，中共还是不得不继续捧着它。1979年，洪森带着越南大兵打回柬埔寨，波特仓皇逃到柬泰边境时，中国一位重要领导人说："红高棉的事管到这里，中国也管够了。"中国开始疏远恶名远扬的红色高棉，并停止了援助。
至于当时的美国在越战中连连受挫，无力增援朗诺，眼睁睁地看着红色高棉势如破竹地推翻了朗诺政权。自打北越和美国签订了在印支停火的协议后，红色高棉开始与越共分裂。在骂越南"修正主义"的同时，柬共堂而皇之地树起了抵抗越南入侵的的旗帜。而美国也不会坐视越共的扩张，尽管柬共的迅速崛起自然是美国没想到也不愿看到的，但是柬共与越南抗衡，为美国出了一口恶气。于是美国转而通过泰国向红色高棉提供武器装备，希望借此削弱越共的势力扩张。有了这一层关系，美国对红色高棉日后践踏人权的胡作非为自然只能是睁只眼闭只眼。
八十年代末，世界局势发生巨变，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共产主义风雨飘摇、沉疴不治。进入九十年代，柬埔寨以及国际社会要求惩治波尔布特的呼声愈来愈高。1998年，气数已尽的波特在森林的小木屋里收听到美国之音播出，联合国要以灭绝种族罪捕捉、公审、起诉他时，心脏病突发身亡。波特留下的阴影一时在人们心中难以抹去，因为死得蹊跷，老百姓不见尸首都不敢相信他真的死了。死于心脏病也太便宜了他，作为残暴践踏人权的首恶，波尔布特应被押到海牙国际战犯法庭去受审。
洪森反对美国试图借审判红色高棉来整人民党和中国，他也知道中国不支持国际审判，强调这是柬埔寨内政。另外按联合国波斯尼亚国际法庭的情况看，这个法庭每年开销达7000万美元之巨，估计完成红高棉审判需十年时间，约七亿美金，这也不适合贫穷的柬埔寨国情。
柬埔寨不担心联合国对红高棉的审判，只是"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与联合国已无心再管审判红色高棉这类事情，所以使审红遥遥无期，这正巧也迎合了柬埔寨人民自己来审判的愿望。
现在，柬埔寨国会已通过了审判红高棉的法令，并将成立法庭，和民间组织来全力推动。五年来，柬埔寨资料中心在全国各地发现了两万个集体屠杀现场，169个红高棉监狱，初步统计被害人数在200万左右；中心收集到60多万页文字数据和3万多张图片，柬埔寨人民将向红高棉提出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灭绝种族罪）。洪森领导的政府强调：审判红高棉不能以损害柬埔寨的和平与稳定为代价。洪森的人民党提出几个原则：为受害者讨回公道；维护柬埔寨主权，维护柬埔寨的和平与稳定局面。此原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按照红高棉中央的地位排列，现活着的被起诉人依次是农谢、英萨利、乔森潘、达莫、盖博和英蒂丽，还有恶名昭著的杜斯林监狱长杜奇。可问题的关键是，以上许多人是直接由洪森策划投诚过来的，当时并得到他与西哈努克亲王的赦免，特别是英萨利等人是直接导致红高棉垮台的有功人。另外还有一个让柬埔寨人民头疼的事是，他们尊敬的亲王，被人民称为"独立之父"的西哈努克也曾担任过红高棉国家的主席。当然，西哈努克马上撇清关系。他说，1975年4月17日红高棉攻占金边后，是毛泽东在北京要他担任红高棉的国家主席，但是回金边就遭软禁，后来他曾两次写信给红色高棉要求退休，一年后离开政坛。
在我最后校对书稿时，看到2007年9月19日一个国际电讯，曾担任前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的副手，以"二号大哥"著称，现年80多岁的农谢在柬埔寨西北部农谢的家乡拜林被拘捕，他被联合国支持的柬埔寨特别法庭指控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造成将近200万人死亡直接受到指控。
人祸的创伤——贫穷和地雷隐患
柬没有天灾，只有人祸，由于连年内战动荡，特别是红色高棉的杀戮，只有十年和平发展时期的柬埔寨比泰国落后二十年，比台湾落后三十年。柬埔寨计划部长莱通说："东南亚除了老挝，柬的生活水平是最低的。"金边市内漂亮建筑多数是寺院，高楼很少。在金边市郊一条公路上，右边是一幢幢独立型的两层小楼房，据说起码十几万美金，左边却是破旧不堪坏的住房与荒地，原因右边是政府卖出去的私人领地，左边是国家未卖出去的土地。由于外国人勾结本地富人抢购土地，这几年土地价格年年猛涨。柬埔寨的街面店铺远没有越南繁荣、数量多。柬自制产品太少，许多东西都是进口的，所以物价很贵。在去吴哥的路上，车辆很少，也很少看到电线杆和电网，可见柬埔寨农村大量缺电。农民的住宅都是破旧的长脚屋，一看就知道非常落后贫困。奇怪的是农民养的牛，皮不尽白色，而且骨瘦如柴，打听原因是热带高温关系。因长期处于战争之中，柬埔寨壮年劳动力中有15%是伤残人士，而且大约有50%是文盲和半文盲，文化低、劳动技能差。柬埔寨的基础设施几乎落后东盟国家二十年，特别是交通、道路、电力、电信设施严重缺乏，金融体系非常不完善。
联合国披露：柬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麻供应国之一，因为执法不严和官员贪污的漏洞，犯罪集团每年出口非法毒品多达 500至1500吨；艾滋病感染率也是亚洲地区最高的国家之一，每55个人中就有1个。在柬埔寨也到处能看到和听到贪污腐败的新闻和故事，听说贪污腐败已成为外商却步投资柬埔寨和国际援助迟缓的重要原因。柬领导人虽然提出反腐败的口号，还计划成立反贪污局，但无奈不少部门"上梁不正下梁歪"，贪官太多，积重难返。
柬埔寨还是一个被束缚在地雷阵上的国家，多年的内战，使柬埔寨没花一分钱就"进口"了众多的地雷。据统计，全世界各地埋设了大约一亿多枚地雷，柬埔寨就有一千万多枚，和平解放后，平民被地雷炸残的已约有六万人。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彻底扫雷，大量的地雷造成土地荒芜，农民有地不能耕不敢耕，使实际耕种地不足20%.在柬的旅游景点到处有人乞讨，大多是小孩和残疾人，许多孤儿与残疾人都是战争留下的"杰作".讨乞的孩子晒得又黑又瘦，一对可怜的大眼晴紧紧盯着你，一双瘦骨嶙峋的小手令人心生怜悯。或许与这个民族信佛有关，我们发现乞讨的孩子很可爱、懂规矩、不强讨，不像中国的讨饭人死活纠缠，有些乞讨的孩子用当地旅游纪念品跟我们换钱。导游劝我们不要怜悯，说："政府不赞成养懒人。许多懒人钻这方面空子，把自己子女弄成可怜巴巴的样子，甚至装残废来博得外国游人同情。有的孩子从小做乞丐，机灵点的孩子一天能讨到十五美金，一个月讨到的钱甚至超过我们成年人的工资，这促使穷人孩子都走这条路。这些孩子将来是我们国家的希望，如果从小养成他们靠乞讨谋生、懒惰的品性，那么我们的民族还有什么希望？" "水上浮村"是一个奇异的部落，二千户居民都生活在水上，村中有浮动的家园、浮动的小卖部、浮动的猪圈、浮动的学校、浮动的警局，还有水上淡水鱼博物馆。村民住的简陋的浮动棚屋，下面绑着竹子，要固定的时候抛锚就可以了。这里的水上街童们也学会了乞讨，他们将洗脸盆当作小艇，追逐观光游船，为了博你一笑，有的孩子将宠物如蛇或老鼠揽上身玩耍。洞里萨湖望不到边，乞讨的小孩就坐在木桶里，拼命追赶我们，想靠近我们的动力游船。他们一只手使劲划水，另一只手用塑料碗不停地往外舀出灌进木桶里的水，木桶看上去马上就要沉了，可孩子们还是摇摇晃晃不要命地追。湖里的浪头很大，随时可能掀翻木桶，我们担心他们掉进湖里，摇手示意他们回去，可毫无办法。几千米下来，看着他们大有讨不到钱就葬身湖底的决心，我们只好叫船主开回去，向靠近的木桶里抛去我们投降的战利品—— 钱、食品、饮料，求孩子们不要再追了。这场不要命的追逐乞讨以我们的失败告终，拿到战利品的孩子们都流露出胜利的微笑，我们也笑着向他们的勇气挥手致意！导游则在一旁再次无奈地摇头、苦笑。
吴哥——悲怆的"高棉微笑"
旅游业是柬埔寨的经济支柱，特别在暹粒吴哥，旅游为当地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光就业机会就十多万人。到暹粒下车后真吓一跳，车站旁密密麻麻全是拉客的人。来接我们的导游叮嘱我们看紧行李，指挥我们一行奋勇突围出车站。我们先在前哨站暹粒安营扎寨，第二天一早上吴哥。吴哥有"铁三角"之称，在吴哥游区你可以发现里面活动人群，主要三种角色：僧人、游人、司机（包括导游）。年轻的僧人身上的金黄色僧袍在灰黑色建筑衬托下显得十分醒目，他们大多能说流利的英语。他们天天来吴哥，因为这里外国游客很多，和他们聊天可以提高英语水平。许多僧人的打算是还俗后买一辆摩托车，做个招揽游客的"摩的"司机。
在七世纪到十六世纪的九百多年里，吴哥王朝创造了最灿烂的古高棉文明。举世闻名的吴哥城（大吴哥）和吴哥寺（小吴哥）就是在这期间建成的。吴哥王朝不仅在柬埔寨的历史上成就非凡，即使在人类文明史上亦是璀璨耀眼。从吴哥遗址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雕刻、艺术均已达到同时期的极至。1296年元朝使节周达观出使吴哥王朝，并写下《真腊风情录》，成为第一个记录了当时的吴哥历史的人。十五世纪，暹罗（泰国）入侵，吴哥王朝迁都到了金边并改国名为柬埔寨，吴哥王城从此也随之被浓密的热带雨林所淹没。直到1858 年，法国生物学家享利？穆奥根据周达观的《真腊风情录》循迹发现了吴哥古城。参观吴哥窟是一场艰苦"跋涉".出了暹粒城，进入吴哥的检票站，游客都需排队进房间拍身份证照，我们等待快速印压成挂牌后方才进得去。随后沿着林间公路一直向北，进入吴哥窟两边都有高大的树林。驶了一段路就被一个很宽大的护墙河挡着，河长5900米，水很清。未跨桥前远看河对面是一堆石头，走近看，原来是一个个佛像的头、精致的石雕，还有那铺天盖地的石刻：仙女、精灵、魔怪在疲惫的我们面前悠然地起舞——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吴哥寺的建筑结构造型鬼斧神工，慑人心魄，其寓意自下而上代表的地狱、人间、天堂、高山也被七重山、七重海一层层地围绕。
吴哥艺术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它的人像、神像、佛像，总带有一种神秘的而又富于魅力的微笑，即所谓的"高棉的微笑".人面眼睛微闭，静观自在，慈祥而法力无边，微妙地体现了佛像的教义精神。吴哥是世界上最大的印度教建筑，工程的浩大，建造时间之漫长，以致到它竣工时，吴哥已进入佛教时代。其结构、比例、均衡、雕塑上的完美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完美的古迹之一，令人惊叹不已。难怪联合国教课文组织评比它为世界十大古迹，并发动美法中印许多国家来帮助穷困的柬埔寨出资修补此古迹。
在吴哥文明隐没的数百年中，丛林像一把巨伞撑在它的头顶，大自然的庇护让它们保持了原貌。而当吴哥古迹被发现后，人的破坏也开始了。大小吴哥古建筑群每天至少有几万游客，除了岁月的自然剥蚀与风化，因游客的手摸脚踏，千年雕琢的花纹开始磨损。小吴哥人为的破坏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小雕像不见踪影，大雕像身首异处，被不法商贩卖到世界各地，然后散落到西方博物馆中。除了明火执仗的强盗，打着考古、保护文物的幌子的"文明" 的掠夺者也对吴哥进行着抢劫。掠夺行为能大行其道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柬埔寨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因受饥饿之苦，无论是在农田里找到一尊雕像的贫穷农夫，或是在深夜从庙里拆下雕像的军人，他们都知道只要把一尊雕像卖给走私犯，便能养活全家好几年。另一方面，吴哥古迹绵延的范围实在太大了，政府没有财力和人力保护好每一寸土地，在一些偏远的寺庙里，观光者甚至会和文物偷盗者不期而遇。看到这些，我真为柬埔寨人心痛，吴哥昔日的辉煌早已不复存在，高棉古国的子孙们也没有足够资金来维修保护，现在只知道靠吴哥古迹拼命来赚钱，我想将来他们一定会后悔的。
在吴哥时，由于我腿残疾不方便，经常放弃走远路爬山等观景项目，在休息处总能遇到导游等华侨工作人员，我抓住这机会不断与他们交谈。我向他们打听过去在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日子，他们向我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成果。我得知十个华侨家庭，几乎一半以上都家破人亡过，他们仇恨红色高棉，更不理解中国为什么要支持援助这样一个邪恶的政权。他们都从父辈那里得知：波尔布特这套革命都是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学来的，他们都称杀人恶魔波特是"毛泽东的兄弟".他们说："三十多岁的柬埔寨人都有这种经历，太多、太惨了！现在的生活好了，政府希望我们忘掉过去的事情，向前看，要看到未来的光明，不要牢记过去的黑暗。"这种话让波尔布特的阴魂及其活着的同伙们听了一定会非常高兴。可是让被害死的二百多万冤魂及其劫后余生的家属们听了一定非常伤心。
是不是苦难的历史就应该忘记？不！我认为辉煌的历史和苦难的历史都不应该忘记。忘记了辉煌历史就会失去信心和勇气，就像埃及人不会忘记金字塔、中国人不会忘记万里长城，柬埔寨人也不应该忘记吴哥王朝；而忘记了苦难的历史只会使苦难重演、生灵涂炭。诚如犹太人不会忘记失去国土和遭受纳粹大屠杀的苦难，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排除万难发奋建国——以色列。
历史再惨再苦，我们都可以原谅，但绝不可以忘记。因为一个忘记历史苦难的民族，是一个麻木的、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不愿反思的民族，谁能保证不重蹈覆辙？还好，柬埔寨人有红色高棉罪恶馆，相比之下，他们比我们中国人更勇敢和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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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闭塞
国际交流压到最低限度。国际新闻一律由新华社发通稿，有倾向性新闻选择新闻解释（按国内政治需要来任意取舍国际新闻）。再由各报一律转发，统一口径，舆论一律，形成“三人成虎”效应。
对国外形势报忧不报喜。对国内形势报喜不报忧。
媒体一律公费办，发行基本公费订，连读报也是单位安排（每晚二小时政治学习包括读报）。
一般读者无从比对选择，不怕你不信。所以老百姓以为“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受苦人等待我们去解放”。欧美百姓生活比我们苦的多。于是产生了幸福感，知足心。
但上层可通过各种文件简报内参资料了解真情。
作用：统治上形成了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上知下，下不知上；内知外，外不知内。
二、行政控制
社会的行政化控制，达到有史以来最严密程度。
古代社会，政权不下乡，只到县一级，文革中，行政权力通过“单位”，一直落实到每个角落每个人头上。
工农商学兵，全国人人都隶属于一个单位（农民归公社管）。单位不仅在经济上控制了个人（农民是工分，工人是工资，外加户粮关系），在行政上也控制了个人（个人诸种自由如长途外出，结婚离婚，搬家迁移，调动工作，上学培训……等等，要经单位批准）。
在政治上思想上也控制了个人（如政治学习，思想汇报，尤其个人秘密档案）。
甚至，单位对个人的控制，还深化到了刑事治安领域。县团级党委有权对员工作出政治处理（轻则发动其他员工开你的批斗会对你进行殴打。中则关进“学习班”“牛棚”－－单位设的变相牢房，剥夺你的人身自由。重则戴上“帽子”使你具有“阶级敌人身份”也即使你沦入贼民阶层从而不具有了生存保障权）。
由于全社会高度统一行政化，因此无论你到哪个地方，都有单位管着你，无论你换了多少单位，所有单位的管理模式都高度一致且前后衔接。
天网恢恢，密而不漏。
三、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顾名思义，是阶级对阶级的镇压。
“解放”初期，土改是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后来全国“镇反”杀了上百万，也算阶级斗争的延伸应用。
此时，“阶级敌人”比较单纯，仅仅指地主富农资本家，新政权的原政敌（历届旧政权的骨干--警长、排长、保长、支部书记长以上－－称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后来，罪名越来越随意，“阶级敌人”范围越来越宽：
从批判“清宫秘史”“胡风反动集团”开始，意识形态跟不上“最高”的思路的人员开始成为“反动分子”。
从“高饶事件”开始，党内政斗失败者成为“反党分子”。
从五七年“反右”开始，知识分子有各种异议甚或无心说错话者，成为“右派”。
从五八年“反右倾”开始，党内对政策有不同见解者，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从六十年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提出后，是凡对党对毛对各级官员不满的人，是凡对社会现实不满的平民百姓，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而生活作风等被认为不检点（如通奸，不遵守纪律）的平民百姓，则成为“坏分子”。
文革中更为混乱，打派仗时各派均称对方为“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分子”。
“解放”前当过地下党或曾被俘的干部战士，多被打成“叛徒、特务”。
文革初期，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被当成“走资派”而被冲击打倒。
红卫兵与造反派在文革中期被压垮时，其中抓了百万人，罪名是“516分子”。
同时有效转移了民众对贫困生活现实的视线（民众以为，生活贫困是因为“阶级敌人”造成的）。
四、群众运动
阶级斗争是采用“群众运动”形式进行。通常分四阶段：
1动员阶段：
先由掌权者（单位领导或上级派下工作组），进行大会宣讲，发放学习文件，群众学习讨论表态拥护，统一思想，形成氛围（把可能的反对意见先行压制处理）。
2检查阶段：
每个群众都必须向上级写出汇报材料，坦白自己平时错误言行，并检举同事平时错误言行。换言之，人人检举他人，人人受他人检举，包括动员子女揭发父母、老婆揭发老公。（当时我们私下归纳为“人人过关，领导把关；群众互咬，领导观战；挑起矛盾，领导裁判”）。温和点的运动里，这种做法叫“批评与自我批评”。狠点的运动里，这种做法叫“阶级斗争时时有处处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3斗争阶段：
掌权者根据群众汇报材料及平时掌握资讯，把群众分类（确定依靠对象、团结对象、打击对象）。再组织前者批斗后者。这样，本质上是领导者掌控一切，但表面上是群众在当斗争主力了。因为会上发言批判、出手殴打、执枪关押、破门抄家的，都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甚至，这支积极分子队伍就叫“群众专政队”（专业公安机关不出面，只作威慑力量）。
4处理阶段：
运动最后结果是提拔一批人（斗争积极分子们入党提干评先），处理一批人（被打击对象被戴帽、开除、判刑）。
一言以蔽之，此术为“挑动群众斗群众”“以群众制群众”。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分而治之，驭下有术。从延安整风发明此术以来，屡用屡灵。
作用：
“群众运动”妙处一：形成群众人人自危的氛围，迫使大家欲求自保，互相提防，互相窥视，抢先告密，讨好领导。织成了一张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天罗地网。使大家“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
“群众运动”妙处二：每场运动在产生一批受害者的同时，也产生了一批得利者－－利益是发泄了内心施虐欲，利益是公报私仇，利益是火线立功入党提干（古称用别人鲜血染红自己顶子）。况且有专门政策规定：即便事后查明受害者中有被冤枉的，最多解脱受害者，但要“保护斗争积极分子的积极性”，也不会追究诬告、打人乃至于杀人者的责任。（这样，“群众运动”始终有群众基础）。
“群众运动”妙处三：积极分子希望多整人－－既可满足内心施虐欲，并使自已这类走运者物以稀为贵。妙在已倒霉分子也希望再多整些人下来－－争取立功减刑，并使自已这类倒霉者有更多陪伴以分轻压力。（这样，巧妙发掘并利用了人性中恶的一面）。
补充：反右运动时，群众互咬尚未形成习惯，上级便往各单位硬压指标，规定被打击名额，达不到则拿单位领导人充数。由于毛时代“运动”每几年来一次，到文革时，中国百姓己习惯成自然，运动号令一下，群众便习惯性地互相撕咬起来。
所以，现在为文革唱赞歌的，许多是当年斗争积极并以此为乐，“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
客观地说，领导者玩弄平民于股掌中，有史以来，以此为最成功。
五、贱民阶层
运动中的倒霉者成为戴上帽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分子。加上“解放”初期已划出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这一批人被打入另册，加上“血统论”政策使其直系亲属也沦入另册，于是，另册人口成为社会上倍受歧视的群体，成了贱民阶层。
当时习惯上称为“05%”。其实，若加上“血统论”拖进的直系亲属，该阶层占人口比例应在20%左右。
贱民阶层成员生存状况极恶劣。不允许入党当官参军上大学。工作要最累的，收入要最少的。平时大家都可以随意欺侮他们。甚至于打死打伤完全无生命保障。运动一来，有理无理也揪出来批斗一番，开会时要在会场前跪成一排。（当时有种说法叫“把监狱放在社会上”让“群众专政”）。
贱民阶层的存在有效保障了社会安定。通过发动“95%”打压“05%”，取得如下效果：
1“转移视线效应”。行政管理上发生的罪责挫折都可以推到“05%”头上。转移了“95%”的视线。
2“排泄渠道效应”。使“95%”可以通过施虐于这些贱民，取得心态平衡。
3“杀鸡吓猴效应”。由于“95%”到“05%”之间并无一道鸿沟，县团级党委就有权给平民“戴上帽子”－－即把你从“95%”划到“05%”中去。于是“95%”也人人自危，生怕自已由于触怒上意而被踢进“05%”。所谓“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表面是对“0.5%”的公开训斥，未尝不是对“95%”的暗示警告。
试想，除最高领导人外，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元帅将军、省市领导、大学教授、劳动模范们都能从座上客翻为阶下囚，那还有什么人敢说自己就肯定不会掉进贱民阶层的深坑里去了
4“地位比对效应”。从理论上讲，一个社会要稳定，社会阶层上最好形成两头小中间大，即有个强大的“中产阶级”。而设置了“贱民阶层”做垫底，在形式上把一般的工人农民抬升到社会“中层”地位。
设身处地，我是一般工农。那么，我通过（眼光向下的）比较、形成了优越感满足感。我通过（对弱者的）施虐，排遣了贫困劳累带来的郁闷感。我通过（亲身体验的）批斗，形成了恐惧感自律感。于是乎，我心态平衡了，我知足了（尽管我贫困劳累）。
补充：另有两个群体，名义上不是贱民阶层，但实际享受的半贱民待遇。
知识分子群体（五七年反右从政治上被搞臭，文革中批斗从业务上被贬低，称为“臭老九”，是“被改造对象”），内控人员群体（通常是归侨。历届旧政权的士兵、警察、甲长、公务员。被发现曾过有对社会不满言论者。刑满释放者。历史不清者。特嫌）。内控人员表面与大家一样，但个人档案内秘密注明“内部控制使用”。他们不被信任而被时刻提防，但他们自己往往并不知道。
六、城乡二元结构
城市居民有户口、粮食关系。凭此发放粮票、布票、肉票、油票、火柴票、肥皂票、糖票、烟票等高达七八十种票证。在市面上，这些基本生活资料光凭钱是买不到的，必须同时凭票证。定量供应（份量在吃不饱也饿不死之间）。
农民无户粮关系（也即不发放以上票证）。于是，离开本乡本土不能生存，进城不可能。死死被捆在土地上了。（农民离乡背井，被称为“盲流”，轻则遣送回乡，重则被公安机关“收容教育”。连“暂住证”的机会都没有）。
城里人无批准，到处流动也不可能（因以上票证是由本地本单位发放。离开本地本单位就没有生活来源了）。死死被捆在单位里了。（文革中期，企业、学校内实行军队化编制－－“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思想革命化、领导一元化”，上面对下面的管制更极端化）。
这就有效控制了人口流动。
人口流动凝固化，使社会闭塞，安定（呆滞）。顺便也阻绝了口口相传的信讯流通，支援了第1点。
七、大锅饭式分配
单就平民的经济生活而言，消费较平均。但这是“等级平均”。
计划经济模式下，社会财富分配行政化。按官本位原则构建成全国统一的经济收入金字塔，经济收入与政治等级严格挂勾。官越大者钱越多，官越小者钱越少。中国有史以来，权力与财富的结合从来没有如此紧密。
同一等级，无论在全国何地，基本上工资收入相同。
但从等级间不平均上讲，比改革开放的今天更甚。毛时代，单从工资上讲，最高级与最低级相差三十馀倍。况且，越往上，其生活私人消费变为职务公款消费的比例愈大。工资收入占消费支出的比例愈小。再何况，权力越大，调用公款合法为自己及家庭服务的途径越多。
在平民中大力提倡推行“一厘钱精神”，艰苦朴素。把追求消费丑化成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变修”了。也起到心理安抚作用。
当时有人归纳其规律：“荣华富贵由上面发出，艰苦朴素从平民抓起”。
八、个人崇拜
动员全部人文领域（新闻、文艺、教育、史学、哲学社科），长期突出两个主题（神化个人与妖魔化其他人）。也即一切功劳归于毛主席，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个人崇拜的形式有许多首创：早请示晚汇报、语录舞忠字操、学毛著积代会、“雷打不动”每天政治学习、创作歌曲百分之百是个人颂歌、小中大学教材一路颂歌，文艺与新闻充满颂歌。报刊上文章大量引用毛语录并且要用黑体字。
把毛之语录称为“最高指示”，高于宪法党章之上。
“爹亲娘亲不如毛亲”，“三忠于四无限”，“毛著，一天不学走下坡、二天不学问题多、三天不学没法活”。宣传媒体天天向人民灌输这种观念。
公安六条规定，对毛与林提意见，即为犯罪（恶攻罪。死于此罪名者不知凡几，如被割喉的张志新与被生取器官的李九莲）。把一切批评扼杀在萌芽状态，避免影响扩散。
“事实要为政治服务”，历史与新闻，不讲真实性，只讲倾向性。
妖魔化国内党内不同政见者（如十次路线斗争之观点，“大批判”充斥全部报纸版面）。
使百姓有一个盼头：我的日子再苦，本地形势再糟，要怪就怪本地官员没搞好，要怪就怪国外帝修反的破坏。但上面有个“大救星”，总会解救我们的。
崇拜类：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让我们共同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为了向毛主席敬献忠心，我们可以牺牲一切
一心想着毛主席，一切为了毛主席
生为毛主席而生，死为毛主席而死
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把对毛主席的忠诚，融化在血液中，铭刻在脑海里，落实在行动上
（三忠于四无限）
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语）
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地步（柯庆施语）
毛主席著作，一天不读问题多，两天不读走下坡，三天不读没法活（门合语）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跟着毛主席，永远闹革命！跟着毛主席，世界一片红！
主席教导光芒照，革命战士逞英豪。
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岁！万万岁！
仇恨类：
谁敢反对毛主席，就全国共讨之，全过人民共诛之（林彪语）
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八亿人，不斗行吗
要斗私批修！
对人民的要求类：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最高指示）
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最高指示）
要斗私批修
党叫干啥就干啥，做一个齿轮与罗丝钉
宁可前进一步死，不可后退半步生，
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林彪语）
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大庆人语）
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先治坡后治窝，先生产后生活。
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
工作指导类：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农业学大寨 工业学大庆
抓革命，促生产。
深挖洞 广积粮 不称霸
要准备打仗
以钢为纲，
以粮为纲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行动战斗化，思想革命化，组织军事化，领导一元化。
亿万人民亿万兵，万里江山万里营！
三面红旗：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
用十五年时间赶英超美（大跃进时期）
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跃进时期）
二年进入社会主义（大跃进时期）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文革派仗类:
向文艺革命伟大旗手江青同志学习
向伯达同志学习，向伯达同志致敬。
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向康生同志学习，向康生同志致敬。
誓作中央文革的铁拳头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文化革命齐造反，革命路上当闯将。
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党是我们的亲爹娘，谁要是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知识越多越反动！
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毛主席呀，毛主席！造反派战士想念你！
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
偷有理，抢无罪，革命的强盗精神万万岁！
文攻武卫，针锋相对
踢开党委闹革命
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低革命头！
打倒彭罗陆扬
打倒刘邓陶
打倒谭震林，反击二月逆流
打倒杨余傅
揪出王关戚小爬虫
批陈整风
揪出黄吴叶李邱
叛徒林彪，孔老二，都不是好东西
批臭宋江这个投降派
批林批孔批周公，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火车）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
这个新生的政权机构，叫做革命委员会好！
解放干部看干部要看大节（忠不忠），不要纠缠小节（生活问题）（林彪语）
国际类：
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
我们一定要解放世界上四分之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
幸福的中国人民深情惦记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美国人民
把红旗插遍全球，插上白宫和克里姆林宫
中阿(阿尔巴尼亚)友谊万古长青
中朝两国用鲜血凝成的友谊牢不可破
中国是越南人民最强大的后盾，中国辽阔的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中国愿为越南人民付出最大的民族牺牲。
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