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爆炸时,我是离蘑菇云最近的兵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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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弹爆炸时,我是离蘑菇云最近的兵
时间:2010-01-04 21:19来源:未知 作者:兰州老王 点击: 352 次
精彩人生往往是从一个未知选择开始的。沈思明没有想到,1956年他报考天水高级步兵学校的选择,竟然成为开启他精彩人生的一个按钮。 沈思明祖籍安徽蚌埠,典型的江淮男儿。1959年12月,他毕业分配到了兰州军区防化部。从此,沈思明的人生就和防化兵事业生死相
     

 
      精彩人生往往是从一个未知选择开始的。沈思明没有想到,1956年他报考天水高级步兵学校的选择,竟然成为开启他精彩人生的一个按钮。
       沈思明祖籍安徽蚌埠,典型的江淮男儿。1959年12月,他毕业分配到了兰州军区防化部。从此,沈思明的人生就和防化兵事业生死相连,他先担任防化教导大队教官,后参与组建兰州军区防化兵部队,再后来成为防化侦察连的指导员。
        1964年8月,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预定爆炸时间仅剩两个月了,沈思明所在的连,接到命令开赴罗布泊,担负下风向地区监测任务。他的精彩人生就在这一时刻拉开大幕。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再到多次核试验,沈思明和他的战友们在距离原子弹蘑菇云最近的地方,完成了一项项监测任务。
        沈思明的精彩人生中有过这样一幕: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成功爆炸,消息传来,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然而,在距离原子弹爆心不足40公里的沈思明和他的防化连却一片沉静,没有兴奋的大叫,没有挥舞的手臂,他们甚至连路都不能走…… 他们怎么了?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今原子弹的蘑菇云早已散尽,曾经英俊潇洒的军官,也成了垂垂老者。当年,沈思明和他的战友们经历的一切,终于有了水落石出的一刻。
      12月15日下午,距离蘑菇云最近的兵——沈思明,给我们讲述了他和战友们的传奇故事。就让我们跟随这位老兵的讲述,追寻那年如火年代的往事。
  山因他们而有名字
       沈思明是个很普通的老头,穿着厚厚的棉衣,戴着有些过时的帽子,鼻子上架着一副很大的方框茶色眼镜;走起路来,腰挺得很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在普通中透着个性,简朴中流露着自豪。沈思明慢慢地拿出厚厚一摞照片,如果不是这些照片,我很难将他和原子弹爆炸连在一起。
  
       对我们而言,原子弹试验并不是什么秘密,早就知道了。部队平常进行的针对性训练,重点内容之一就是防核辐射。但我们没有想到,让我们进场的命令来得如此突然。由于早有准备,接到命令,我们就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向西进发了。
        过玉门关后就是无人区。茫茫戈壁,天上不见飞鸟,地上不见野兽,灰黑色的石子绵延到天边。我连是防化侦察连,自然是先锋。初进罗布泊,沿途所经的地方,既没有道路,也没有名字。我们所依赖的只有指北针、地图和坐标,每天拿着地图,按照坐标判断方向前进,每走过一段距离就竖立一个标志。
       同现在相比我们的装备简直差到了极点。只有连部配备了一辆嘎斯小车,此外还有几部生活车,拉着全连一个多月的给养。除了这些车辆外,还有些长江750摩托车,算是连里机动力最强的装备了。而我们基本上是徒步前进。
  罗布泊的好多地方都没有名字,我们一边走,一边命名。一天,路边出现了小山包,战士周生祥不顾疲劳,冲上山顶,把一面红旗插在了上面,从此,这个地方就有了名字——红旗山。经过两天的艰难跋涉,我们来到雅丹地貌群,面对千奇百怪的地形,战士们形象地叫做花条山。我们在花条山脚下挖了一个洞,存放了汽油和一些物品,作为一个物资供应点。第二天,我们离开花条山,继续前行。走了整整一天后,才抵达目的地。正巧这里有个小山包形似老头,而此时正是全国上下学习毛主席著作老三篇之时(老三篇为毛泽东主席的三篇短文,即《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战士们从毛主席的文章中受到了启发,就把它叫做愚公堆。
       愚公堆是我们的前沿阵地。以愚公堆为基准,南到青海冷湖,东到甘肃酒泉,北达甘新交界处的星星峡,开辟了8条作业线,设立了280个作业点,收集原子弹爆炸后的各种数据。
  
  离爆心不足40公里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1967年6月17日,中国又试验成功了第一颗氢弹。从此,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核讹诈,“两弹”的成功爆炸,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
       沈思明对当年的一切,记得很清楚。尽管他离开部队时,已经监测过多次核爆炸,但最难忘的还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的情形。在他们防化兵的眼中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是怎样的情形呢?
  
      罗布泊的气候变化大得很。夏天最热时,能烤熟鸡蛋;冬天最冷时,我们的脸上都冻出疙瘩。作为防化兵,自然要穿防毒服。防毒服是完全密封的,一点也不透气,闷得很。尤其是夏天,防毒服里面的气温达到40℃以上,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艰巨的挑战,一天穿下来,靴子中就能倒出半靴子水,身体差一点的战士就昏倒了。穿防毒服是对我们最基本的要求,是测量原子弹的基础,我们拼命练习对防毒服的适应,有的战士白天穿着练习监测,晚上则戴着防毒面具睡觉。
      愚公堆距离原子弹爆心大概是30公里到40公里,绝对到不了50公里。原子弹爆炸前,我们早早就做好了准备。不仅全副武装,而且还在防毒面具上戴了特殊墨镜,否则原子弹的强烈闪光,就会把眼睛灼瞎。戴上这种墨镜,看太阳就像一个鸡蛋黄,前面的路也看不清,无法走路。我们都站在各自的岗位上静静地等待着爆炸时间的到来。
      原子弹爆炸时,先是强烈的闪光,接着蘑菇云慢慢升起。我们曾经看到这样一张照片: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了,人们从掩体里跑出来,把帽子扔向天空,跳跃欢呼(有人回忆说,这张照片是后来补拍的),几年前,电影《横空出世》中也有相类似的镜头。这些欢呼场面我们也非常向往,但这只能是一种奢望。
      原子弹起爆声,就是我们上战场的命令。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收集着各种数据,没有欢笑,没有跳跃,甚至不能走动。
 
  测算原子弹当量
       原子弹试验场在新疆罗布泊,这里是广袤的无人区。然而在它的下风向,却是人口稠密区。为确保下风向地区居民的安全,沈思明他们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随时监测核辐射,并判断是否超标。以此来作为下风向居民是否撤离的标准。防化兵们监测的这些数据,要直接汇报给周恩来总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是下风向的守护神。精彩人生的背后是艰辛的付出。防化兵们守护了下风向的居民,而他们自己却因辐射超标留下了累累伤痕。沈思明的牙齿早就掉光了,头发也没有多少了,眼睛怕光,在冬天也必须戴着宽边的茶色镜。这些都是核辐射留下的……
  
      原子弹爆炸后,我们就开始忙碌了。首先要测量蘑菇云的大小,并以此来推算原子弹的当量。而这个过程的有效观测时间只有十几秒钟,负责观测的战士,必须抓住一瞬间,否则就会前功尽弃。我们很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我记得第一颗原子弹的当量是2万吨TNT炸药,第一颗氢弹的当量是300万吨TNT炸药。
     在40万平方公里内,我们布设的280多个监测点,时刻交换着信息。我们时刻监测着辐射数据。每次核试验结束后,周总理也不休息,一直在等着我们的数据。而在下风向地区,还有两三辆专列、两个汽车团随时待命。一旦接到我们的警报,这些车辆就要迅速出动,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辐射感染区的人口疏散。
     一般来说,原子弹爆炸后,我们还要在观测点上忙碌15天到20天时间,收集各种数据。长时间在核辐射条件下作业,不少干部和战士,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掉头发、视力减退、血小板减少等症状,有些人甚至得了绝症,先后与世长辞。
      我们连历次累计获取各种数据数百万个,填补了一项项空白,为人们更好地研究利用核能提供了数据支撑。后来,我所在的连队被中央军委授予“保障科研模范连”。此时,我已经离开了部队,转业到了甘肃工业卫生所,但我心却依旧和战友们在一起,共同分享着这一荣耀。
 
  牺牲在氢弹爆炸后
       罗布泊是生命的禁区,也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在罗布泊人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识别方向。沈思明的防化侦察连,曾发生了多起迷路事件。那位打着红旗冲向山顶的周生祥,就是因为迷路而牺牲的。说起牺牲的战友,沈思明至今还非常悲痛,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
  
        周生祥是银川兵,人非常聪明能干。入伍第二年就入党了,又被连队评为五好战士。1967年6月17日,我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周生祥就是氢弹爆炸后在监测中迷路而牺牲的。
       周生祥的观测点,离愚公堆有30多里路。那段路大部分是沙漠,不能骑摩托车。所以他们小组3人只能徒步往返。为赶工作,到作业点后往往分头干活了。周生祥工作非常积极,主动承担了难度大的作业,在布点的途中迷路了。我们得到消息后,分成多个小组,在周边展开搜救,等我们找到时,已经过去三天了。炎热的罗布泊,蒸发了他身上的水分,这位年轻的战友就这样牺牲在了监测最前沿。
       我是指导员,周生祥的后事是我亲自处理的。连队给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周生祥的父母周创业、王月娥来到部队,接周生祥“回家”。我和战友们把两位老人送到了火车站,看着他们抱着儿子骨灰上火车的背影,我的眼睛都模糊了。1970年,周生祥的父母又把另一个儿子周跟毛送到了我们防化连。
      在防化连的岗位上,战友们就这样前赴后继,监测着核试验。至今,我眼前还不时浮现出周生祥打着红旗冲向山顶的身影。  
  (本版老照片由沈思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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