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89（21）广场四君子

左起：高新、侯德健、周舵、刘晓波


我的1989（21）广场四君子

从4月中悼念胡耀邦逝世开始的学潮，至此已拖了一个半月。对朝野双方来说，都曾经有过机会，但都错过了。说服学生撤离广场的最后一次努力，是在5月27日的“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上，已经决定在5月30日举行最后一次大游行，然后全部撤出广场。

参加这次会议的学生领袖，在联席会议上举手同意了，但回到广场又变了卦。广场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永远指向最激进的方向。要想改变磁场的方向，必须投身到广场的中心位置，才会有发言权，才可以有影响力，才能去踩刹车。我认为，这是刘晓波、周舵、高新、侯德健——后来他们被称为“天安门广场四君子”——宣布参加绝食的主要原因。

6月1日下午，四君子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绝食宣言》。

说起这四君子，倒有两个半与四通有关。周舵是四通综合计划部部长，高新是刚到四通上班的新员工。他原来是北师大的校刊编辑。有一次我到北师大演讲，北师大的校刊上整理发表了当时我和同学的对话，整整两大版。我对文字有一种特殊的敏感，觉得能把一场对话整理得条清理晰、不枝不蔓，得有相当的文字功力。立刻问：谁整理的？答以北师大的校刊编辑。我赞了一句：是个人才。后来周舵便招聘了这个人才。高新到四通报到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跟着周舵到广场去绝食。

还有半个，就是刘晓波，他算是四通家属，因为他的妻妹在我办公室工作，而且他本人也是四通管理学院聘请的客座讲师。

刘晓波后来回忆说：“5月27日在社科院政治学所开过一个会，王丹、柴玲、封从德等都去了，大家都举手同意撤出广场，而且决定当天晚上由王丹、吾尔开希和柴玲他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撤离广场。”

“但是，因为柴玲回广场后变卦，新闻发布会没有开成。”

“就这样，我决定去广场绝食。因为知识分子要用理智的声音说服学生，就必须拿出行动来学生才能信服，否则就没有控制广场的能力，就不能到广场的绝食指挥部去演讲，就不能影响学生。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起绝食。”

我相信，这是他们为了影响学生所作的最后的努力。

6月2日，周舵向我递交了他的《辞职书》以及一封《致万总并公司全体同仁的公开信》，开始参加四君子绝食。周舵在公开信中提到“我们没有敌人！”而且说明“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现在读起来，依然有意义。

6月3日，北京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报道了他们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消息，强调其中有两位是四通公司的员工。

6月4日凌晨，终于开枪了。是四君子组织了广场最后的撤退，避免了更多的年轻生命遭杀戮。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然而，他们却遭到了逮捕、关押、判刑……

就在开枪前的几个小时，我驱车巡视了天安门广场和整条长安街，从朝阳门、天安门、木樨地到三里河。我并不是刻意要亲赴现场，而是因为当晚我出席了在芬兰大使馆举办的一场晚宴。6月9日，我要随中国科技代表团去芬兰访问。6月3日晚，芬兰大使在大使官邸举办酒会，算是为我们饯行。

我在赴宴的路上，途经天安门时，特地让司机小籍把车开慢些，绕广场转了一圈。广场上已经是破败凋零、偃旗息鼓，我明显地感觉到，学生们已经疲惫了，而且是疲惫到极点。也就是说，当局已经完全没有动武的必要，便可以达到“清场”的目的。

这正是我非常不原谅当局的一点：不适当地、过分地使用了不必要的暴力。如果是因为愚蠢，我无语。如果真的如传言所说，是为了“杀20万，保20年太平”，那就是故意杀人了，这是犯罪，绝不能被原谅！

那天酒会的时间拖得很长，我离开大使官邸时，已近午夜。离开元老们决定的“清场”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了。长安街上，除了军车和坦克，已经很少有其它的车辆。我的座车，一辆白色的丰田皇冠，孤零零地行驶在大街上，一片寂静，静得可怕……其实，我们并不孤单，因为我们车后一直有一辆黑车尾随。上了西三环北路，快到家了，小籍为了甩掉尾巴，机警地把车开进一条岔道，并熄灭了车灯。黑车从我们身边驶过，发现目标走丢了，居然掉过车身，在大街上逆行而来，当两车几乎面对面时，小籍突然打开了车的大灯。对峙了大约有一分钟，对方有点不情愿地离开了。我感觉到有一张大网，正在收紧。

是的，就在6月3日的上午，曹思源失踪了。他是在家门口被秘密绑架的，后来被送到了秦城监狱。

我刚睡下不久，又被电话铃声惊醒。是四通的一位员工，记忆中是条法部的刘亚军，在广场附近的现场，向我报告：开枪了！他让我听现场的一阵阵密集的枪声、一波波群众的呼喊。我从电话里能隐约听到他们喊的是：法西斯！法西斯！法西斯！

我欲哭无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