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刘先坐生发来短信三则。其中一则是：儿时看水浒，印象是奸官当道，民不聊生。可今天再看，感觉那时的宋朝人真幸福：半残疾的武大郎挑个担子卖炊饼就可以养活潘金莲，不用顾忌城管突袭；军队军官打死个卖肉的郑屠还要亡命逃跑；监狱长的儿子被夺了酒店，要靠武松夺回；国防部长的官二代看上林冲媳妇，还需要骗林冲误入白虎堂那么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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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超群
也说爱国主义
祖国怎么啦？
位居世界老二的中国不仅蒸蒸日上、一枝独秀，且尽管有风吹，但在强大维稳攻势下可以说草不动树不摇。如此佳境，5月8日《环球时报》竟然刊登《捍卫爱国主义，知识精英最关键》的社评，大声疾呼中国“需要为爱国主义正名”，“中国需要一场捍卫爱国主义的公共舆论运动”。
香港要增设国民教育课，有人担心会变成“政治洗脑”。《环球时报》以此为话题，发表感慨：与爱国主义有关的国民教育“在香港受到争议实在不值得奇怪”，因为“爱国主义教育在内地舆论场上都不断遭到攻击”。秀才们惊叹“爱国主义目前在中华文化圈的处境并不妙”，“爱国主义阵地似是整个防线的最薄弱处”，“不断有反爱国主义人士在中国互联网上一时走红”。
爱国主义为什么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困局？秀才们的思维定势是西方惹的祸，“西方对中国的政治攻势咄咄逼人”，“西方舆论在俘获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读了此文，心里一惊。我真是桃花源中人，爱国主义竟遭此厄运，国将不国，以中国人自居的我，将寄身何处？
爱国，似乎从小就在心眼里生了根。最早的教育记得来自连环画，岳母剌字的栩栩如生的图像至今抹之不去，崇拜岳飞忠君报国，痛恨奸贼秦桧卖国、陷害忠良的好坏、爱恨分明的认知，虽然肤浅却印象深刻。
改革开放，思想禁锢放松了许多，对爱国主义有了多元想法。例如春秋战国，人才“国际”间流动频繁，为虎狼之国的秦国出谋划策的商鞅、李斯、韩非子分别是卫国、楚国、韩国人。那时，人们更多的关注是谋生、做事、升官发财，似乎对爱国、叛国的概念不太顾忌。对已成为历史定论的秦桧主张南宋与金国媾和、划江而治的策略，虽然没有岳飞的恢复中原直捣黄龙府来得慷慨激昂，但似乎更为实际，扣卖国贼的帽子有点简单。又对嘉许不已的义和团运动，似乎乱国比爱国的成分还多一些。
由此可见，用原有爱国主义的思维、概念来判断今天社会上的所谓爱国或卖国言行会有失偏颇。动辄说中国人可以“说不”，将中国模式吹得天花乱坠不一定是可喜可贺的爱国主义；鼓吹普世价值，主张不仅要学西方的市场经济也要学西方的民主政治，决不是卖国主义。那些不喜欢呆在中国，又不是因贪污受贿要逃避惩治而要移民北美或西欧的人，尤其是像方励之、陈光诚这类为了避难而跑到美国大使馆的人，也不是什么卖国贼。当然，中国真正像溥仪、汪精卫认贼作父的人是有的，但毕竟是极少数。
所以，我认为《环球时报》在当下以爱国主义为题大做文章，是神经过敏，有炒作之嫌。（ 5月11日）
